艰苦的抗战岁月

从1937年底起，我军在太行山麓、晋中南大地连续打了几个大胜仗。

1937年12月左右，日军驻太原第20师团长川岸之三指挥步兵2000多人，飞机数架，骑兵配有平射炮、曲射炮等，从平定、昔阳、榆次、和顺、太谷等地分路向我772团“分进合击”。经过六天激战，我军将来犯的日军全部击败，共歼敌600余人。

雕塑：英勇抗日的八路军

1938年2月左右，日军分别向我长生口、神头岭、响堂铺发起进攻。在这几次战斗中，我们都取得了很大胜利，歼灭敌人2000多，光运输车就炸毁了181辆。

长生口、神头岭、响堂铺三次伏击战，是我国抗日战争史上颇有影响的“三战三捷”。

连续几次战斗的胜利，我们的晋南根据地对于华北日本侵略军来说，似芒在背，如鲠在喉，使得他们日夜不得安宁。

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和游击战争的普遍开展，特别是在军事上的重大胜利，搅得日军心神不宁。为解除我军对他们的威胁，1938年3月左右，日本大本营决定对我晋东南根据地进行大规模围攻。

敌人以108师团为主，并集结16、20、109师团以及酒井旅团各一部，有步兵、骑兵、炮兵、工兵等总计约30000余人，由榆次、太谷、洪洞等县，还有平汉路上的邢台县、平定县、邯郸、长治、涉县以及临汾等地，分九路同时向我129师围攻，妄图把我129师主力“合击”消灭在平定县、榆社、武乡县等地区。

在这次围攻中，敌人一方面以维持会名义散发反动传单，对老百姓进行欺骗宣传；同时，更加疯狂地对我根据地人民进行奸掳烧杀。

日军所到之处无一幸免，只要登高往下看去，满目皆是硝烟弥漫的村镇。在河滩上，常常可以看到被河水冲到岸边的尸体和破桌椅、门窗等，当时，凡是来不及逃走的老百姓，无论老少男女均被日军杀害，就连刚生下的婴儿和七八十岁的老人都无一幸免。

这种情形，在山西的武乡等县特别严重。这些都是在粉碎敌人围攻后，我们直接参加帮助老百姓掩埋尸体，收拾和修补房屋时亲眼目睹的。

这次反围攻，尽管敌人的武器装备精良，兵力多于我军数倍。但由于我军在刘师长、邓政委的直接指挥下，事先作好了充分的战斗准备，同时，打下良好的群众基础，如各部队、师直机关都派干部到地方去做宣传动员工作；政治部还专门印了宣传材料发到连队；部队普遍发起了“看谁执行命令最坚决、最勇敢，节省弹药多打胜仗，多捉俘虏，多缴枪，严守战场纪律”的竞赛；举行了粉碎敌围攻的誓师大会。有的地方如武乡、辽县等地方政府，还专门组织了反围攻总动员实施委员会（武委会），召开各抗日群众团体联席会，制定反围攻计划，很多村庄还召开群众大会。

八路军反“九路围攻”的战前动员

当时，我们电台除了坚守值机圆满完成通信任务外，还专门抽出几个干部党员到驻地村庄去做宣传工作，戳穿敌人的欺骗宣传，控诉日军的残暴罪行。

经过这些宣传，军民群情激昂，都积极投入反围攻的各项准备工作中。战前的准备工作非常具体，如动员群众在日军进村之前运走和埋藏好一切粮食，赶走家畜、骡、马，以至收起锅碗盆，拔出磨心，掩埋水井等，实行彻底的“坚壁清野”，使敌人来到后没有吃的、没有喝的、没有用的。

经过深入细致的工作，根据地的群众全都被动员了起来，大家自动组织运输队帮助我军运粮食弹药，报敌情、当向导、抬伤员，组织民兵埋地雷，破坏日军必经的公路，捉汉奸和敌探等等。

正是由于这些，因此尽管敌人兵力众多、装备优良，但仅仅不到半个月的时间，日军对我晋东南的“九路围攻”便以伤亡4000多人的代价而宣告彻底失败。我军重新夺回了和顺县、榆社县、辽县、武乡、沁县、沁源、安泽、屯留、长治、壶关、襄垣等18座县城，将日军赶出了晋东南。

1938年三四月间，就在日军向我军发起“九路围攻”的时候，我奉命携带电台到秦基伟、赖际发支队（简称“秦赖支队”）。从辽县出发，经过一天的行军，第二天下午到达支队部。王树声同志见了我就说：“这下好了，有了电台，我们就可以打胜仗了。你赶快架线和师部联系。”

我架好线后，很快就与师部G171电台叫通，并将译电员邓玉林同志送来的电报立刻发往师部。约两个小时后，师部回电：“敌人已向和顺县、榆次县一带进发，你们要准备反击。”

天刚黑下来，部队就从和顺出发。到达阳光占附近的一个小村庄时，天已大亮。部队刚吃过早饭不一会儿，就发现敌人的大部队已经向我围击过来，情况非常严重。王副司令当即命令，部队所有后勤人员、马匹迅速突围，向榆社方向撤退。突围时，所有骡马除马夫外，与其他人员分开行动，机关、包括首长都不准带马匹，译电员随电台一起走。

王副司令员严肃地说：“情况非常严重，你们一定把电台保护好，必要时，将电台联系的密码符号吃下肚去，千万不能落到敌人手里。”

我立即将已发和未发出的电报稿全部烧掉，按照原定方向撤退。

冲出村后，只有我们电台和译电员及保护电台的一个武装班单独行动，走出不多远，就发现前面有敌人。因这一带山深林密，我们就利用地形隐蔽，和敌人“捉迷藏”，走走停停，直到后半夜才到达目的地。

当时，我的所有行李、干粮全在马背上，马已不知跑到何处。天快亮时，饲养员王连（山西人）带着马找到了我们说：“很危险，差点被敌人发现。”我说：“你辛苦了，赶快抓紧时间搞饭吃，休息一下。现在敌情如何还不知道，待首长来后才晓得。把马喂好，但所有行李都不要取下来，随时准备出发。”

后来，经过两天两夜的苦战，我们终于粉碎了敌人的这次进攻。

“秦赖支队”相当于一个旅，下设三个大队，每个大队相当于一个团，我的电台随支队由太行区经过白晋铁路，前往晋察冀边区一带活动。

那时，过封锁线都是夜间。白天，部队进行到离铁路线15千米时，就地休息，待天黑后再出发，一般在午夜12时左右就能通过铁路，然后再跑出去15千米路才能休息。

部队通过铁路时，从出发点直到休息地，这段路程约二三十千米，全是跑步行进。一般情况下，我们在通过铁路时，都要在铁路两头设下埋伏，若遇敌人出来，就要把敌人击退。而大部队则从中段跑步通过。总之，通过铁路封锁线是相当紧张的，也很累。

当时，这一片辽阔的大平原都是敌占区。敌人在这里搞联防，每个村都设有维持会，一个村发现情况，所有村都要敲钟。有一次，我们的一个侦察员进村找向导，结果，被维持会抓住交给了敌人。所以，我们在这一带虽然都是夜晚行动，但仍很紧张，稍有不慎，就会中了敌人的埋伏。

一天晚上，部队已连续行军了四天，非常疲劳，有时人走着走着，就打起了瞌睡。由于没有向导，决定临时就地休息，派人进村找向导。谁知，大家刚一坐下，就都睡着了。这时，侦察员气喘吁吁地跑来向首长报告说，这个地方离孟县县城仅一千多米，城内有日军一个联队。部队立即起身跑步撤离危险地区。

又是一天的行军，我们进入了晋察冀边区根据地，来到一个叫长治镇的地方。这个村子很大，据说有3000多户人家，横穿村子的一条正街很长，我们走了约30分钟才出村口。部队在此休息了两天，这里每天晚上都有文艺活动，主要演山西梆子、晋戏。

晋察冀边区政府颁发施政纲领

一天晚上，我和黄萍、刘周映去看完戏后已是深夜，肚子很饿，就想着去找家饭馆吃点东西，可连走几家，都说太晚了，没有吃的，直到快出村子时才发现了一家小饭馆。我们进去问：“有什么吃的么？”老乡说：“没别的，只有炒面。”我们讲：“炒面我们天天吃，谁还跑到这里吃炒面？”

因我们平时吃的，不是玉米就是小米炒熟后磨成粉做的干粮，想到饭馆里能有点猪肉、牛肉吃吃，结果还是炒面，真不想再吃了，但肚子却又实在饿，老黄说：“管他的，炒面也吃点吧。”

坐下后老乡来问：“同志，你们吃什么面？”我们问“你有什么吧？”我们想，无非就是玉米或小米吧，还能有别的什么呢？老乡说：“有肉丝炒面、有鸡蛋炒面，还有白菜、土豆炒面。”

我们一听很稀罕，都说“来份肉丝炒面吧”。不大一会儿，炒面端上来了，每人一大盘，很便宜，两角钱一份。大家都说“好香啊！”这就是我第一次吃山西的炒面。

还有第一次吃饺子。我过去只知道有包子。到了山西后，1938年过春节时，老百姓都在包饺子，我们也不认识，就问老乡，你怎么做这么小的包子？老乡答：“这不是包子，是饺子。”不过，至今我也没搞明白，为什么把这个叫“饺子”？

过年时，我们单位的司务长也买回一些羊肉、红萝卜，分给大家包饺子。可我们大多是南方人，不会包，我就把这些东西做成饼吃。老乡见我不会包，就把他们煮好的饺子端来一碗请我们吃，还提醒要蘸醋和大蒜末，结果吃起来觉得味儿不错。从此，我就学会了吃大蒜，但饺子至今还不会包，只会擀皮儿。

前面说到通过封锁线。接着，我们部队就到了宁武一带活动。

有一天，发射机因两只10管原件老化，电台无法与外界取得联系了。当时我心里非常焦急，怎么办？这里离师部太远，还要过封锁线，就是花钱买，也只能找关系到敌占区去，但这不是几天就能办到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向晋察冀军区求援，但到军区有两天的路程，顺利的话，来回得四天。

我决定立刻派报务员吴明显前去。吴明显是经过长征的老红军，延安通校毕业的。我们同军区通信处的同志虽然互不认识，但那时无线通信有个最大特点，就是见面虽不认识，但在通报中都互相了解，也很熟悉。我给通信处长钟夫翔同志写了一封信，说明实际困难，请予解决。

吴明显出发后，我仍然一直在苦想，部队正处在非常时期，通信联络一个小时也不能中断哪！这整整四天的时间，通信怎么办？当时没有有线，完全靠无线，假若一旦发生战斗可怎么得了呀！

突然，我灵机一动：有了，把用干电池的31管拿来试试看。可是，31管的高压不能超过45伏，低压是3伏；而15W手摇发电机一起动，低压就是7-8伏，这怎么办呀？逼上梁山了，先试试再说。我把31管接上，叫摇机员动作千万要慢，听我的指挥。

开始很慢很慢地摇，我右手按着电键，左手拍拍天线，一拍一松，安培表针来回摆动，手离开天线后表针直立不动，就说明是正常的。随着马达表上一个字一个字地上升，平时，用10管时，表针一起就要到7或8，这次试验最高到5.

我心里暗暗高兴，试着呼叫师部G180台，嘿，通了！问对方我台信号怎样？答，音量很尖。这时，心里特别兴奋，亲自去向桂干生和秦基伟司令员汇报，说试验成功，同师部已经联系上了。桂干生同志说：“看看，逼上梁山，办法就来了。”秦基伟同志也开玩笑地说：“还是我们本家子有办法。看来，不管遇到什么困难，只要我们开动脑筋，敢于试验，就有办法战胜它。”

吴明显同志责任心很强，日夜兼程来回两天半就完成了任务。军区通信处长钟夫翔同志给了我们两只全新的10管。

当时，我就在心里想，用31管可以同师部电台通报，那么，用一只10管，它的功率肯定比31管大。因为两只10管就是15W，如果用一只，也就是7.5W.过去，我们用2.5W的干电池还可以同总部延安通报，这样，改为一只10管后，还可以有一只备用的。所以，我们决定只用1只10管，功率7.5W，一呼叫师部电台，说音量很好。

从此，一直到1941年前，我这个台都是以7.5W的功率工作。直到1941年1月，我奉命调任决死一纵队后才改用15W的功率工作。

我们支队在晋察冀边区的孟县、平山、行唐等地区配合边区打了几次小的战斗，主要任务是牵制敌人，保证主力部队顺利地粉碎敌人的进攻。

一个月后，我们完成了任务，仍要通过白晋线返回太行区。不过，这次过铁路，可不像第一次那么顺利了。

靠铁路附近有条小河，河水不是太深，我们冲过铁路就下到河里。谁知，部队还没有过完河就被敌人发现，两头的敌人以密集的机枪、火炮向我们轰炸围攻，情况非常紧急。这时，敌人的一发炮弹打来，挑收发报机的一名战士身负重伤。见此情景，我一边叫通信排长派人抢救伤员，一边挑起担子就向河对面冲去。

过了河，就是一个笔直的土山坡，约200米高。一头骡子驮着备用电池和其他器材，还有全队的给养和运输员的行李等，份量很重，连续三次向上攀爬都未成功，最后一次爬到半坡时，却又突然滑到河里。这时，骡子已疲惫得站立不起来了，但器材决不能丢失。猛然间，不知哪来那么大一股力气，我冲到河里，连马鞍带东西两手猛地一甩，扛到肩上，一口气冲到了山顶。

这时，我们与敌人的距离已渐渐拉远，敌人的枪声也开始稀少，但天还未明。排长向我汇报说：“伤员已抬上来了，只是他们自己的行李全部丢掉了，你的马和小姚他们也不知现在何处。”我说：“别的都不管了，只要收发报机、手摇马达在，就是胜利。”说完，我扛上150多斤重的器材继续向原定方向前进，同时命令排长负全责保护好机器，并将伤员送交给卫生队。

天明时，我们离开铁路线已有十多千米，到达了游击区。正在这时，秦基伟同志从后面走了过来。他见我扛着那么重的器材箱，便问：“怎么一回事？”我便将冲过铁路时，骡子从山坡上滑下后负重伤不能行走、我的马被冲散现不知在何处等情况向他作了简要汇报。秦司令员说：“赶快放下东西休息，整个部队都在休息搞饭吃，你这样会把身体搞垮的。”

随即，他叫警卫员立刻去供给处找阎处长要了一匹骡子，交由电台驮器材用。秦基伟对我说：“你的马可能随供给处一起走的，我们赶快查一下，实在找不到时，再想办法从别的单位抽调一匹给你。你一定要好好休息一下，现在先不要架线工作，因部队一个小时后又要出发。”

说实在的，从突围到现在，之前根本不觉得累，可这一休息下来，反倒感到特别疲劳。一方面，是由于一天一夜没有停步；另一方面，扛着150多斤重的器材上那么高的山坡，前后跑了大约15千米，这时候，整个人简直就像瘫痪了似的，全身疼痛难忍，躺下就爬不起来了。

勤务员小李把饭端来，扶着我坐起后喂给我吃。秦基伟同志见我那样疲劳，立刻让警卫员跑步去把自己的那瓶酒拿来，并对我说：“你喝几口，解解乏。”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休息，吃了饭，又喝了几口酒，我很快就恢复了体力。

临出发前，小姚把马牵来了，我一上马背不到十分钟，就又睡着了，还做梦。那个年代，因夜间通宵不停地工作，对我来说，全靠白天或夜间行军时在马背上休息睡觉，已成习惯了。另外，就从这件小事上也充分体现出，部队首长对通信人员在生活上是特别关心的。所以，我们在面对艰苦与困难的时候，工作的积极性都特别高，总是想尽一切办法完成任务。

部队回到太行区后，召开营以上干部总结大会，秦基伟司令员在大会上点名表扬我说：“这次，我们支队两过封锁线，完成了任务。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电台队长秦华礼同志在最困难的情况下，开动脑筋克服困难，创造性地完成了任务。在过白晋铁路线时，在敌人的追击下，不顾自己安危，亲自背上150多斤重的器材，上山跑了近15千米的路，保护了电台机器和全部器材，这种精神是值得大家学习的。”

会后，秦司令员以支队名义对我进行了通报表扬。

1938年农历四五月间，我们部队在山西昔阳、平定一带活动，这段时期相对比较平静。于是，我们就利用暂时没有仗打的空隙，在离平定城敌人据点十多千米外的一个村镇进行休整。

村子旁边有条小河，水不太深，一般齐腰。河里的鱼和甲鱼（我们叫它“王八”）很多，这倒成了我们改善生活的好东西。

每当天晴出太阳时，甲鱼都会慢慢爬到河边的石头上晒壳，到了中午，就又都钻进岸边的沙坑里。不过，钻进沙里的甲鱼看不清头的方向，不太好捉，万一被它咬住手，会把手指头咬断。

山西平定乡村风光

于是，我们就认真观察它活动的规律和特点：一般情况下，甲鱼上、下午时，大多都趴在石头上晒壳；中午12时左右，就钻进靠岸边的沙坑里。这时，沙滩上就会出现个小小的圆坑，水有点浑。为了搞清楚这家伙头的方向，我们找来老乡烧炉子用的铁火棍，从圆坑的正中间轻轻向下一捅，力量重了，它会立刻钻进石洞里去，就无法捉住了。所以，一定要轻轻地向下一捅，这时，它的头就会动一下，知道头的方向后，再用手从它的后面慢慢地插下去，然后猛地一把抓起来，丢进准备好的铁桶里，就大功告成了。

就这样，每天中午12时左右，只要天晴，我就和老黄同志分工去捉“王八”、摸鱼，其他同志，如吴明显、万友林他们，就留在家里值班。正常情况下，每天准能捉到两三只，再买上两只公鸡回来，一块儿烧着吃。

做的办法很简单，水在锅里烧开时，将活的甲鱼放进开水中，用盖子盖住，闷上不到10分钟捞出来，掀开背壳，将内脏取出冲洗干净后，和已杀好的鸡一起放在锅里煮。那时，调料只有一点葱、辣椒，连生姜也没有。不过，这已经很好了，只要天晴，每天都可以吃到。

甲鱼鸡汤烧好后，我就让通信员去请秦基伟、桂干生，还有机要译电员邓玉林他们一起来吃。有时，秦基伟还会带瓶酒来。在这一两个月休整期间，我们的生活大为改善，主食当然仍是玉米，小米很少。

平时，我们电台和首长们的关系相当好。秦基伟很喜欢下象棋。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在平定县外围与敌人战斗，从头一天天黑一直打到第二天下午4点多，才击退了敌人，激烈的战斗打了一天一夜。刚停下回到村里，秦支队长就要和我下象棋。那时，我们下棋有约定，不准悔棋，手一离开棋子就不能再动。结果，连续两盘，他输给了我。这时，警卫员来叫吃饭。他说：“下完这盘再说。”我的肚子也确实饿了，就说：“咱们来个君子协定，棋子就这样摆好，谁也不准动，吃完饭后继续来。”他说：“好，就这么定。”谁知不巧，正在吃饭时，侦察员回来报告，有一股敌人约100多人已经出城，正向我们的方向开来。结果，饭没吃好，棋也没下完，部队就立即转移了。

那时，我们电台每月有10元钱的夜餐费，我是二级报务，每月的津贴有13元。而其他部门和各级领导干部，都没有任何津贴。结果，一些爱吸烟的首长，如桂干生、秦基伟、张南生（政治主任）、黄以人（作战科长），有时没有烟抽了，就跑来叫：“老秦，卡点油。”他们把向我要烟抽，叫作“卡油”。我就给他们几盒。那时在山西地区，市面上的香烟有“娃娃”牌、“五台山”牌，质量还可以。

我们电台由于工作的特殊性，每到一处，首长们都很关心，同时，我们也很尊重领导，工作上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问题。可以这么说，除个别特殊情况外，每次无论大小战役、大小战斗，我们的通信保障任务完成得都很好，所以，电台经常受到首长们在战役、战斗结束后总结时的表扬。

不过，有那么一次，差点出了问题。

那是在反扫荡中，我们转移到山西平定县附近的一个村子，村名不记得了。那天是吴明显值班，我和老黄出去买菜，准备做饭。不料，就在我们把刚杀好的鸡下锅烧时，敌人进村了。我立刻抱上收发报机向村外冲去。

当时，为了行动方便，几乎所有前方部队的无线装备都是一个整木箱，上面是发报机，下面是收信机，用一个帆布套或皮套装好，一遇紧急情况，背上就走。

那时候，作为电台台长，除了要保证完成通信任务外，保护机器、特别是15W手摇发电机（简称“马达”）不受损失，也是自己的首要职责，其他一切由政治委员（以后改为政治指导员）负责。我们的要求是：只要人在，机器马达必在。所以，每逢遇到紧急情况时，我是其他一切都可以不管，但拼着命也要把机器保护完整。

开始时，老黄想连锅端着跑，可是锅太烫了，他急中生智将洗脸盆往锅上一扣，把锅翻过来，连汤带肉倒在洗脸盆里，端着就向村外冲。谁知，刚出村口，敌人的飞机就开始轰炸，他就地趴下隐蔽时，连盆带鸡肉全部抛出去一米多远，幸好人没有受伤。

到了天黑时，人员都会合了。一见面，大家又惊讶、又好笑，那时人们好像不懂什么叫死，都冲着老黄开玩笑地说：“你要是死了，既丢了鸡肉，又丢了人，叫‘双丢’，那就太糟糕了。”我说：“得了，以后这样的事，可千万不能这么干了，多危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