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的记忆

6342班　刘炳玉

那是1968年的冬天，文件下发，告诉我们68届毕业生从1968年12月1日起毕业时，我们心里充满对北京工业大学的眷恋，对即将分手的同窗依依不舍，同时又对到哪里去工作有些迷茫。当通知我们一起到山西部队时，心里又那样的愉悦，毕竟我们还能延续一段时间在一起。

在1969年1月底我们登上去西北的列车到达盛产煤的大同后，汽车把我们接到部队的营房。由6341班、6342班及一系63级的部分男生和几个二系、三系的同学组成4665部队十二连，分三个排，每个排四个班，男生女生各两个班。连队领导、各排长、司务长、炊事班长都是现役同级的军人，我们的同学任副排长及正副班长。连队成立了革命军人委员会，我记得是九人组成，我是其中一员，而且成立了连队“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正是在部队这段时间的锻炼为我们参加工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增强了我们的组织性、纪律性，树立了不怕吃苦、敢于面对困难、实事求是、团结的作风，同时也了解了工人农民的不易，形成了勤俭节约的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

1968年毕业前全班同学和军宣队及工宣队的合影

西北的风硬而且伴有沙尘，冬天比北京冷很多，我们穿的棉衣、棉鞋都显得很单薄，第一次出去干活风吹透了棉衣，风刮起的沙粒打在脸上生痛，我们坚持住了，没人叫苦，没人埋怨。

我们也进行军事训练，内务、打背包、队列步伐、出早操、射击、投弹、紧急集合等。有一次清晨3点多集合哨声响起，大家惊醒后，快穿衣服，快打背包，冲向集合地点。在五公里的越野拉练的过程中，由于天黑又是跑步前进，大家都气喘吁吁。眼前有一道沟，男的一跃而过，女的就不行了。怎么办？那就由两个男生架一个女生飞跃过沟。这样就保证了全排的整体行动。只有团结一致才能做到整齐划一。回到营房后，我们的队伍站在那儿就像一支败兵，有的背包散了，被子抱着或扛着，检查寝室就更乱，鞋、袜子到处都是。有的人只穿一只袜子……后来大家都有了很大进步，当然和正规军人还有距离，但我们明白了只要努力去做就会做好。我们进行射击训练是卧姿半自动步枪。在实弹射击时每人五发子弹，我记得四十五环以上是优秀。女同学比男同学的成绩要好。在投真手榴弹时曾发生一件让我们不能忘记的事。真的手榴弹比教练弹要轻，拉弦后爆炸时间是七秒，拉弦后要立即投出。我们站在齐胸战壕中。男生一般投三十至五十米远，女生一般在二十至三十米。男生先投，女生后投，大家在后边安全线后看。一个突然发生的情况让我们惊了，由于过度紧张，有一女生手榴弹拉弦后只扔出几米远，就在爆炸的一瞬间，连长一箭步把她按倒在战壕内，手榴弹炸了，没有伤到任何人。我们惊出汗的同时，也深深地受到了教育，有责任感、有担当、有爱心的人在突发情况时就能做出舍己保护别人的举动，我们的内心深处受到极大的震动。我们的连长后来当了团参谋长，再后来转业到内蒙古一个县当领导。这件事我深深地记在心里，我工作后总愿意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去帮同事们。

1969年的春节过后，我们连到附近的村里帮农民把粪挑到地里，看似很简单的劳动，会很轻松，其实不是。村里的地是梯田，要走之字形的路，即便只挑两个半筐粪走上去也很累，挑一趟就大汗淋漓，解开棉衣扣，大口喘气，只想坐下休息。一个上午最多挑两次。我后来还看到那里在地里锄草的老人都是膝盖绑上鞋底在田里一边爬一边锄草。地又不肥，看来产量也不会高，那里的农民实在不容易，不由得让我想起“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再有那时是计划供应，每个人每个月的口粮都是有定量的，所以一直到现在我很珍惜每一粒粮食。

我们在那里确实干了不少农活，我们种旱田、菜地、水田，管理瓜地。1969年大家都知道中国和苏联在边境发生了军事冲突，形势紧张，部队有调动，所以把我们十二连调到部队的五四农场。大约是1969年4至5月份，我们从营房打起背包出发，徒步去农场，距离大约五十华里左右。我们唱着革命歌曲、呼着毛主席的语录走在土路上。在行进的路途中大家需要方便一下，没有厕所怎么办，结果是连长一声令下“男的右边女的左边，不许向对面看”，男生无所谓，女的就有些难为情了。可在那种环境下也就顾不了这许多了，休息片刻又出发了。步行几小时后我们到达农场。住的地方不够，有的班只能去马棚，略经打扫也就住下来了。连长问谁会种菜，我和另外两个人承担了这个任务。要种的是菠菜，我们参加过一期农村“四清”，把从农民那学的一些知识运用到实际中，翻好地做好菜畦，筛出一部分细土，放好水撒上波菜籽，把细土撒上，不能太厚，就等出苗了。在北京的农村，这春天种的菠菜叫火叶菠菜，上年种的越冬的菠菜叫老根菠菜。其他的菜，如西红柿、黄瓜、茄子、豆角、胡萝卜等是调走的部队种的，我们只做管理。还有十二亩西瓜、十二亩香瓜，也由我们管理。再有不知多少亩的旱田也由我们管。

我们去种玉米，既没有耕地播种的农具，也没有马和驴等大牲口，基本上就是人拉肩扛。我们男同学拿铁锨，女同学背书包装玉米种子，一男一女配合劳作。到了地里，男的一字排开，男的前边挖坑，女的紧随其后往坑里扔三四粒玉米种，然后用脚把土蹚平再踩几下。因为那个地方降雨很少，土地干，水分含量很低，也就是墒情不好，我真不知道玉米种子能否发芽。我们没干一会儿鞋里就灌满了土，由于出汗脸上也沾满土。心里也在祈祷，老天就下点雨吧，一是玉米可发芽，二是我们也可以休息一下。但是大同那个地方就是雨少。当玉米、大豆长出苗后，那一片片绿色真好看，一眼望不到边，就像巨大的绿色的毯子。空气也格外好，不但新鲜，而且还有那绿色的淡淡香味。我们开始给它们锄草，站地头，那一头看不到边，不知要多长时间才能锄到头？大家高呼着毛主席的语录“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一人一垄，每个人都低头弯腰往前，争先恐后，谁也不想落在后边。就这样一直到了地的那一边，很多人腰都没直就躺下了，那腰就像要断了一样，过了好一会儿才坐起来。会吸烟的，抽袋烟再歇会儿，不吸烟的已经往回返锄了。就这样干了一段时间，把地锄完了。真是练了身体和意志，为以后参加工作打下了不怕苦、不怕累的坚实基础。　

我们管理的十二亩西瓜和十二亩香瓜及菜园都趋于成熟，虽然来的时候就宣布了纪律，不能随便去摘，但是随着不断飘来的瓜香，大家变得不安分了，开始跟司务长说情，求他摘俩西瓜来吃，经不起大家的鼓动，司务长给办了，这一下开了口子就收不住了。我要讲讲大同的天气，夏天白天温度高，但是晚间温度很低，睡觉要盖棉被，值班要穿皮袄，真有点“早穿皮袄午穿纱，抱着火炉吃西瓜”的味道。由于温差大，西瓜熟了就是好吃，很甜。因为我们夜里要值班，两小时一班，全连男的排班，一人一班。于是我们常利用值班的机会特别是后半夜，跑到瓜地去摘西瓜和香瓜，然后放到自己班的宿舍藏起来，吃过午饭和晚饭后回到宿舍再去吃瓜。女生不值班，所以她们就没这个条件，有时就跟同排的男生要。其实连里领导早就察觉到了。我记得有那么两件事：一件是晚上熄灯后，指导员查哨，当走到二班门口时听到屋里有叮叮当当的声音，拿手电一照，只见大通铺上的被窝里露出一排脑壳，趴在那儿吃西瓜，是他们吐西瓜籽到脸盆里发出的声音；还有一件是连长有一天集合队伍，在前边摆着不少已破损的香瓜和咬过的香瓜，连长讲：不熟的你们就不要摘，不会辨生熟的不要随便摘，你要摘了就要吃了，不能扔了浪费。他指着那些香瓜说，把它腌成咸菜也要吃了。连长真的有些生气了。就这香瓜腌的咸菜我们吃了相当一段时间。这件事给我的教育是深的，因为在那计划经济的年代，物资是匮乏的，所以不能浪费。即便是物质多起来也应注意节约，我不仅牢牢记在心里，用在实际中，并教育我的后代。这样的中华民族优良传统要永远传承下去。

我们种过水稻，那是1970年的初春，我们连调到阳高，天气还有点凉，我们就开始整理稻地，每畦地里放上水，要把地平整，用一根方木（30公分见方）一人压着，前边四个人用绳子拉，往返多次把地搞平为止。因为天冷，我们上边穿棉衣，下边穿裤衩光脚下田，在水田里拉那方木很费劲，水里还有薄冰，上来休息下边要用雨衣围起来，腿和脚都麻木了。

1969年在山西大同接受“再教育”时留影

水田整好了，插秧时告诉我们是按秧。把育好的苗连土一起铲起来，大约长40公分、宽25公分、厚5公分的泥坨上面是稻秧苗，大约十几斤重，一只手托着，另一只手把掰下带五六棵苗的泥坨按在平整好的水田里，比如说“横五退六”就是秧苗横距五寸、前后六寸，每个人六至十行，退着按苗。还有运苗的，他们用筐抬到田埂上，再给按秧的人。一天下来托泥的一只手都抬不起来，第二天还是照样去干。为什么按秧而不是插秧呢？那是因为当地的地硬，苗缓得慢，按秧苗缓得快。秧插完后，苗缓起来，杂草也长了，既要锄草又要挠秧，就是拔掉杂草，又要把秧的根部的土挠松，开始挠秧手指甲都秃了，后来就用脚豁豁，达到秧根土松了就行。但是我们没有等到稻子的收获就分配工作了。

在部队我们不只干农活，我们还干过挖煤的工作，卸过火车，装卸过汽车……我们所在部队有一个煤矿，我们连的男生曾被安排去煤矿挖煤，女生留在师部做毛主席像章。正是挖煤的经历使我们了解到这个行业的很多知识。煤矿下井分竖井和斜井，我们的矿是斜井。挖煤的地方叫礃子面，走人和运煤的通道叫巷道。我们到礃子面后要先打眼放炮，把煤炸下来再装翻斗车，然后用电机通过钢丝绳把翻斗车拉上井，空车放下井。在礃子面用风镐打眼，然后装上炸药，接上电线，然后到安全地方起爆，爆后得让安全员去检查有无死炮，就是没炸的炮眼，如有就要排除，安全后再去装车。我感受最深是打眼，打上边的可以用肩扛顶着，打中间的就有难度，必须用肚子顶着，把五脏六腑震的翻来翻去，难受得很。下井干干净净，上来只有白眼球和牙是白的，洗过澡，吃过饭就休息了。有一天下井又给叫回来，让打背包回营房。我们一问才知道，因周副军长来视察，询问我们连在干什么，当他得知男生去挖煤，立即命令把我们调回，他说：“他们是国家的宝贵人才，出了问题谁来负责？”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知识分子是“臭老九”，在接受“再教育”的情况下，周军长能讲出这样话，他对国家的忠诚、他的战略眼光、他的胆量、他的担当、他无畏的勇气……让我们感动，让我们佩服，让我永远记住了。他代表了正义，充满了对我们的期望。在以后的工作中，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一往向前，不管取得什么成绩，我都感到是对国家、对人民应有的贡献。

我们卸过火车，一个车皮五十吨煤末，四个人两个小时要卸完。我们一开始认为这还不容易，把车厢一边的厢板撬开，人在上面用大铁锹往下推，很快就能干完。没想到看着容易做起来难哪！开始还行煤末哗啦哗啦下得很快，也不用我们费太大劲，四个人挺高兴，心想这还用得了两小时？容易卸的弄完了后就得一锹一锹往下扔，这可费了大劲，先还速度较快，后来速度越来越慢，四个人全身出汗都湿透了，特别是四个犄角的煤末，一边两人一锹一锹倒着往下扔，卸几锹歇一小会，再接着干。最后是强弩之末了，往下扔一锹喘一口气，还好总算卸完了，四个人只剩下喘气了，都要瘫了，但在限定时间内完成，心里还是很快乐。我们也帮大同水泥厂运原料、石头，那就是装卸汽车。每个人发一副皮手套，石头用双手一块一块往车上扔，一车没装完手套就破了，没手套也要把工作完成，一天下来看我们的双手看不见指纹，全磨没了，十指肚只剩薄薄的一层皮，红的就像鲜血欲滴。那真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啊”。人生就是要自己不断地积累经历和阅历，那是成长的资本。

我们宣传队由在校时各方面的文艺骨干和各班的活跃分子组成。我们排练一些节目，有舞蹈、快板、三句半、唱歌、样板戏选段……有很多节目是我们自己编的。我们到工厂、农村、连队去演出，在当时还是很受欢迎，凡是去演出的地方都会组织人来看。那时电影就是“三战”和“八个样板戏”及苏联的几部，文化活动的贫乏造成了只要有演出就会有很多人观看。

我们在连队的生活就说说一日三餐吧。我们每月的生活费是每人13．5元，粮食定量是每人每月45斤，我们的工资是每月45元。在营房时每天听号音起床（在其他地方听哨声），出早操后刷牙、洗脸、收拾内务，听哨声吃早饭，上午学习或劳动，吃午饭，下午还学习或干活，吃晚饭。然后是一段自由活动时间，班务会，洗漱完睡觉。日子就这样日复一日有规律地延续着。我们认为挺好，一日三餐能吃饱，不用计算，已经很高兴了。大同冬天的菜就三种：圆白菜、土豆、胡萝卜。是这样储存的：先挖一个竖井，有两米左右深，然后在底部不同的方向水平挖几个洞，同一种菜放在一个洞里，井口盖好，天好时放放气，这就是冬天的菜。我们刚到部队时师部配给每人十五斤羊肉，买好冬储菜，我们就安顿下来。饭菜安排及采购是司务长的事，做饭是炊事班长的事，各班轮流去做饭。三顿饭前全连都要集合，唱一首革命歌曲，值星人员下命令“开饭”，在营房有餐厅，各班顺序进，每班围一桌，全部到位后一声令下“坐下”，班长分菜，主食随便吃。在农场每班围一圈，吃饭不准讲话。吃饭也有学问，如早餐窝头、熬粥及咸菜，要想多喝粥，不是一上来盛一满碗，而是先盛半碗凉的喝得快，然后再盛一满碗，这样你喝一碗半，别人只能喝一碗；如要喝汤那么只要“紧摇溜边快下抄底慢起”就能盛上一碗很稠甚至冒尖的汤。这些都是司务长教我们的，可享用一生了。我们都生活在北京，很会吃也会做，比如吃羊肉馅的包子，蒸熟后再用油炸更好吃。杀猪做灌肠、酱猪蹄、猪头、糖醋排骨、红烧肉……司务长也很会节约，带我们去收完甜菜的地里捡拾小的、不要的、落下的、没挖出的甜菜，洗净切碎去煮熬，把渣和多的水分去掉，收好作为糖用。我们在部队过节多，元旦、春节、五一、七一、八一、十一，每次过节都要做很多种菜，每班一瓶白酒、一瓶葡萄酒，大家吃个足，喝个足，女生不喝白酒就和男生换葡萄酒，吃完有很多人去帮刷碗，就是一个和睦大家庭。如吃饺子，司务长把馅和面发给各班，谁先包完谁先煮，大家各显本事，做面结儿的、擀皮儿的、包的，谁都想先煮，头锅饺子二锅面嘛，最后煮的恐怕要吃片汤汆丸子了。吃面条也是各班做各的，也是先后煮。

我们连养了猪和一只羊，都有专人来养。当要杀第一头猪的时候，连里让男生出杀猪的人，大家谁也没杀过，不知道怎么杀。我记得有女生问这猪怎样杀？有人开玩笑说，先卸掉四个蹄再杀，她问为什么，回答是避免杀时它跑了，她信了。司务长说你们没人杀就别吃了。所有男生相互看了一会，你推我我推你，最后有人站了出来，杀猪人定了。那从圈里把猪逮出来吧，逮猪也不容易，几个壮汉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累得气喘吁吁，才把猪按倒用绳捆住，七手八脚把猪抬出圈、抬上杀猪案子。开始杀的时候，四五个人按着，一个人搬着猪头，一刀没捅着心脏，不但偏了还捅破了皮，第二刀还是一样，第三刀才达到杀死的目的。司务长拿出针线把破皮的地方缝好，把一只后腿拉开一块皮，用铁通条把猪的全身捅了个遍。得用嘴把猪吹起来，谁的肺活量大就得上去吹，猪吹鼓了，一大锅开水烧开了，把猪抬入开水锅来回翻几回，开始拔猪毛，都收拾干净了砍下猪头、猪蹄，开膛破肚取出下水，猪就杀完了。大家都看了全过程，长了知识。那些吹过猪的人有很长时间不习惯吃猪肉，总感觉嘴里有生猪肉味。

我们在部队每周日吃完早饭从上午9点到下午3点是自由活动时间，外出要请假，而且有人数限定，每次每班一至二人，可以到大同市内去转转看看。大同有著名的云冈石窟，我记得是北魏时期开凿的，和龙门、麦积山、敦煌一起是我国四大著名石窟。外出人员都说去大同市内，但不少去了石窟。这件事连里知道后提出批评，有些人不理解，认为“条条大路通罗马”，拐一弯去了大同有何不可。连领导讲要实事求是，也就是诚信，去大同市内要直去直回，如要去别的地方必须请示得到批准方可。不能外出的人，有的在驻地周围散步、聊天、呼吸新鲜空气，有的打扑克、下象棋，有的谈男女朋友（避开大家）。下午3点班务会，饭前全连集合，领导点评。过了一段时间全连一起去参观了云冈石窟。

我们在阳高的最后的一段时间，稻子已经长得很高了，我们做过两次拔草挠秧，但还没吐穗。到了1970年8月份就有分配工作的消息，那时并不知道去向，还让每人填分配志愿表，基本上都填“服从分配”。那个时代，有几位各方面都符合要求的同学被分到军工企业，去了天津、岳阳、西安、大同……有个别的去找爱人，去了武汉、营口。8月20日和部队的战友一一惜别，回到北京。从此走上了各自工作岗位。

这段经历时间不长，但在我们人生中留下不可磨灭的记忆，教导我们吃苦耐劳，敢于面对困难，勤俭节约，忠于自己的事业，做一个诚信有德的人。

刘炳玉，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1968年北工大化工系毕业，毕业后到部队农场劳动锻炼。1970年8月从山西大同回到北京，分配到北京化工五厂，从基层干起，当段长、车间技术员。1978年10月北京市化工五厂和化工研究所合并成立北京市化学工业研究院。1979年—1980年在北工大化工系化学班进修学习，毕业后回到原单位从事科研工作，历任研究室主任、分厂厂长兼支部书记、化工八厂总工兼副厂长、北京市化工研究院副院长。所从事的研究是国家“六五”、“七五”、“八五”重点科研项目，其中聚苯醚开发与生产项目获得北京市科技进步一等奖，在此基础上又对生产工艺进行了改进，并获得北京市科技进步三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