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的交大往事

任家聪

国立交通大学在抗战爆发后，为了躲避战乱，被迫迁入法租界。当时租界条件是不错的，国民政府一研究机构在租界内的实验室（瑞金医院附近）还并入交大理学院。然而好景不长，到了1941年的下半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了，日军攻占了租界，交大又一次落入了日本人之手，而我就在这段水深火热的日子里开始了我的大学学业。

1942年上半年，学校的管理颇为混乱。首先是为了不让日本人控制这所学校，校方做了两手准备：一方面是被迫改为南洋大学；一方面让大批学生奔赴重庆。当时国民党政府已在重庆建立了交通大学，又为每位学生出具了一张成绩证明单，以便去内地办理入学手续，同时赴内地的还有许多老师。由于目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已露端倪，有几位教授及讲师也意识到这一点，大家决意留在“孤岛”，开始一种类似隐居的生活。抱着同样的看法，我与几位同学也留了下来。当时交大学生去内地的非常多，一百多人的铁道管理学院，留下的不足二十余人。

由于大部分师资与学生流向内地，学校的教学质量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往往许多时间都是整日的空闲。我有时就去中学兼课，挣些钱来贴补生活费用。当时，清晰地记得1942年上半阶段任课老师中，有一位姓徐的中年讲师讲授“股票与投资”（stock and banking）这门课。他颇有一些家资，又不愿去重庆。时值动乱，课又不多，便投资股票做起了新亚制药厂的股东。还有一位讲授“公文程式”的黄先生，这门课实际是校长办公室的秘书兼任的。虽说课程本身较为枯燥乏味，但他讲得颇有吸引力，语言十分幽默诙谐。有一次，上课过程中，他讲起了清末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初期屡屡受挫，为逃避咸丰帝的责罚，把“屡战屡败”改为“屡败屡战”的典故，并借此说明公文中字序不同所产生的微妙效果。他幽默的授课风格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总之，1942年上半年学校秩序较为混乱，但暑假后情况便有了变化。汪伪政府接收了学校。有趣的是，他们并没有派政府官员来，而是把校内原来的“国立交通大学”木牌撤了，并更换了管理学院的院长。日本人为了显示把南洋大学办下去的决心，增派了两名日本教授（陈均尧，小石光瞿），加强学校因战争所损耗的师资力量。为了不做与汪伪政府同流合污的汉奸，许多先生都离开了学校，其中也包括上面提起的徐、黄两位先生。

至1942年底，交大（南洋大学）彻底为汪伪政府所控制。

【注释】

[1]原载：《同窗回忆录——交通大学1944、1945届毕业同学纪念册》，2003年4月，第162—1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