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的战时岁月

美国1941年12月7日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通过时任美国国会图书馆馆长并于此前刚刚受命兼任美国政府核心宣传机构事实与数据办公室(Office of Facts and Figures，OFF)主任的麦克利什的关系，施拉姆志愿加入战时服务。一个月后的1942年1月，施拉姆来到华盛顿特区工作。除了一些其他工作，他参与起草了罗斯福总统“炉边谈话”(fireside chats)的讲稿，这些谈话通过收音机对全美国人民广播。具有高度爱国热情的施拉姆同时也负责美国政府与美国各大学的联系工作，鼓励大学在战争时期多作贡献。事实与数据办公室负责收集民意，制作广播节目和其他爱国讯息，审查美国媒介内容，并监控外国广播和其他媒介的讯息。战争爆发时与其他学者一起被征召到事实与数据办公室的，还有一位来自明尼苏达大学的新闻学教授拉尔夫·纳夫齐格(Ralph O．Nafziger)。此后近25年的时间里，纳夫齐格的学术工作与施拉姆非常相似，偶尔还会有所交叉(see Rogers＆Chaffee，1994，especially pp．20－24，see also chapter 8，pp．165－167)。

战争期间，施拉姆在华盛顿与许多社会和行为科学家一起工作，其中之一有爱荷华大学的前同事乔治·斯托达德。另外一位是从事公众对战争态度调查性研究的方法论学者伦西斯·利克特(Rensis Likert)，这项研究成为他为美国农业部所作的农业调查工作的延伸。事实与数据办公室的顾问还有拉斯韦尔(见第二章)和拉尔夫·凯西(Ralph Casey)，后者曾与拉斯韦尔合作分析了20世纪30年代的宣传和公众舆论(Lasswell，Casey，＆Smith，1935;see Rogers＆Chaffee，1994，pp．17－20 on Casey and Schramm)。凯西是明尼苏达大学新闻学院的院长。在事实与数据办公室，施拉姆与斯坦福大学的学习心理学家恩斯特·希尔加德〔Ernest R.(“Jack”)Hilgard〕也有着广泛的联系。作为外国人，拉扎斯菲尔德(见第三章)担任了施拉姆所在的事实与数据办公室一个下级单位的顾问(每周工作几天)，同时也担任了斯托弗在五角大楼主持的美国陆军情报与教育研究所的顾问。研究所雇用了几十位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主要从事(1)美军中的士气、种族态度与其他态度的实地调查研究，以及(2)军方训练电影效果的实验研究。这些实验研究由来自耶鲁大学的霍夫兰(见第五章)主持。

施拉姆住在华盛顿郊区，与政治科学家加布里埃尔·阿蒙德(Gabriel Almond)、著名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等人合租汽车上班。米德为国家研究委员会主持着一项关于营养行为的研究项目，该项目资助了勒温的爱荷华饮食习惯改变实验，例如劝说家庭主妇为家人提供腺肉食品(如肚、心、肝等)。［7］米德、希尔加德、利克特、施拉姆等人是每月在华盛顿饭店举行的例行午餐会的组成人员，午餐会讨论跨学科的社会科学研究，施拉姆通常会主持这些聚会。

二战期间的华盛顿是社会科学家们大展身手的好地方。美国的敌人似乎代表了那种彻头彻尾的邪恶。如果不能说没有，至少也少有社会科学家会反对这场战争。美国的战争目标将这些学者团结在共同事业之中，将他们带到同一个地方，并在这里形成了一个维持终生的关系网络。赢得战争胜利需要运用跨学科方法研究问题，常常与传播研究密切相关，因为这场战争在很多方面看起来都是一场“文字之战”。传播也被看作是战争动员的基本手段，通过号召美国人民志愿服务、厉行节约以及其他方式聚集国家资源，以赢得战争。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许多重要方面为传播领域的建立创造了条件，施拉姆后来对学生也经常强调这一点。

战前不久的1934－1940年^[2]，纽约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一位官员，约翰·马歇尔(John Marshall)召集了一个由十二位学者(a dozen)组成的研讨会，每月聚会一次探讨传播新领域的问题。这个被称为“洛克菲勒传播研讨会”的聚会包括拉扎斯菲尔德(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广播研究项目由该基金会资助)、拉斯韦尔(他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的战时传播项目也由该基金会资助)以及其他一些著名学者。在一次研讨会上，拉斯韦尔提出他的传播研究五问题模式:“谁对谁说什么通过什么渠道取得什么效果?”(Lasswell，1948)。［8］这个简单的框架主导了整整一年的系列讨论，并成为研讨会最终报告的组织性原则——这份报告1940年曾在华盛顿政府官员中广泛流传。

那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已于1939年9月在欧洲爆发，美国将会卷入战争则是显而易见的事情。洛克菲勒传播研讨会报告认为，美国应该使用大众传播媒介应对迫在眉睫的危机:鼓励美国公众爱国奉献，解释国家的战争目标，反制敌人的宣传。报告指出，很有必要进行传播研究，以改进政治公共传播项目的效果。因为马歇尔资助了广播效果研究、报纸杂志的内容分析和电视影响的调查，他需要一个足够大的词语涵盖所有这些媒介。在邀请学者们参加1939－1940年洛克菲勒研讨会的信件中，马歇尔使用(或者创造)了“大众传播”(mass communication)这个术语。［9］

在华盛顿待了不到两年，施拉姆回到了爱荷华城。事实与数据办公室已经重组为后来成了美国情报局(U．S．Information A-gency，USIA)的战争情报局(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OWI)。美国国会重新思考了民主国家中宣传机构的角色，并削减了战争情报局1942－1943年的预算。战争情报局内部因此士气低落，施拉姆也是如此。1943年中期，施拉姆回到爱荷华城，带回了作为研究领域的大众传播的最初构想，以及能够藉以实现这一想法的一系列学术关系。

爱荷华大学的官员们将施拉姆看作是一位有前途的学者和管理者。施拉姆前往华盛顿的那些年里，爱荷华作家工作坊仍在成功运作(实际上，它的成功延续至今)。不过，施拉姆的继任者保罗·恩格尔(Paul Engle)教授很好地指导着工作坊，对施拉姆本人而言，华盛顿的工作经历也使他怀疑自己是否还能够与爱荷华的学生们再次愉快地谈论梅尔维尔和乔叟。1943年回到爱荷华城时，施拉姆36岁。大学管理层就请他担任学校图书馆馆长而探他的口风，施拉姆婉拒了。随后，新闻学院的院长F.L.莫特(Frank Luther Mott)辞职就任密苏里大学的院长。尽管职业背景那时被认为是成为新闻学教授的必要条件，而施拉姆只有报纸兼职经历，但这并没有影响管理层向他提供新闻学院院长的职位。

施拉姆提交了一份学院发展计划。计划要求新闻学专业要从传授如何做的操作性训练拓宽到同时包含社会科学的课程，如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等等。施拉姆同时建议创设大众传播学的博士项目，［10］并建立报纸阅读研究所作为新闻学院的组成部分。按照施拉姆的规划，博士项目将会是一个涉及新闻学和各种社会科学、演讲学在内的跨学科项目。很显然，华盛顿的15个月使施拉姆有了很大的转变(在明尼苏达，凯西和纳夫齐格在明尼苏达大学新闻学院也做了同样的改变)。施拉姆作为英国文学教授离开爱荷华，但他返回时却带来了一个传播研究的构想。要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实现这一构想，施拉姆将会遭遇各种各样的困难。此时在爱荷华提出的建议，主要成了施拉姆后来在伊利诺斯大学更大规模革新的一次预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