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援西军

1937年3月，我们红4军、31军在陕西省的三原县、泾阳县整训过程中，得到了西北军冯玉祥将军的全力支持，给我们补充了一些武器弹药，全军指战员每人发了一套新棉衣，粮食大部分是白面粉（那时我们叫“洋面”），还有大米。在两三个月中，全体指战员的生活得到了改善，体质得到了恢复，人人都是红光满面，士气更加旺盛。

援西军主要领导合影

当时，友军同我们的关系也非常好。记得有一次，我们几个同志步行去泾阳，县城距离我们住地有两千多米，途中遇到了西北军的车队，停下来非要我们上车，带我们进城去。到城里遇着冯将军的官兵，都主动前来和我们闲谈，并请我们到他们师部去休息，有烟茶招待，总之特别热情。这从一个侧面也体现了我们党的统一战线的成功。

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奉命组建援西军。援西军由第4军、31军、28军和32军组成。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张浩，参谋长李达，政治部主任刘晓（后为宋任穷）。

第4军军长陈再道，政治委员王宏坤，仍是过草地时的班子。参谋长耿飚是由一方面军调来的，我们第一次见到他时，感觉到像他这样有些知识分子风度的官比较洋气，比如会照相等。政治部主任刘志坚在一、四方面军会师时就见过面。

28军军长宋时轮，政治委员宋任穷，31军军长肖克，是一、四方面军会合后调来的；政治委员周纯全我们在过草地前就很熟悉了。

起初，部队驻泾阳县的桥头镇，后移驻口头镇。在这里过大年时，第一次看见放烟火，是本地老百姓自己造的，他们用火药铁屑等一些材料制作，可以放到20多米高。在那里，也是第一次看到自行车，还可以出租，一角钱能骑一天，第二天还可再租。我和黄萍同志那时年轻好奇，觉得挺好玩，就去租车练习。所以，我是1937年1月在口头镇的时候就学会骑自行车的，只是，后来有整整12年的时间再没有骑过。直到1948年到了石家庄后，才又再重新学起。

从口头镇出发后，经过淳化并且在淳化县休息一天，总部通信科在这里召开了一次通信工作会议。当时，我们几个参加会议的同志中，我和黄萍比较调皮。记得有一天中午，总部三科科长海凤阁同志请我们吃饭。海凤阁同志是地地道道的回民，他和我们七八个人围坐在地上。他专门有碗豆腐，待他去接电话的时候，我和黄萍两人搞了些猪油放在他的豆腐碗内，然后装作没事一样，谁也不出声，只顾吃饭，又随便开玩笑讲些山南海北的话。海科长接完电话回来后只顾吃饭，也顺便讲了些援西军通信任务的重要性和艰苦性，估计如果过黄河西去，也可能会遇到像过草地时那样的艰苦环境，当然粮食可能好一点，但气候仍是很冷的，要我们做好充分思想准备。我们齐声应道，过草地那样苦都过来了，这不会比过草地苦的，再苦也要完成任务等等。

说完后，大家都表示领导对我们的关心和热情招待，我们真诚的感谢，并说，好多年都没有吃过今天这样好吃的猪肉了。我接着问海科长：“您光吃豆腐，能行吗？”他答道“满好的”。老黄接着说：“唉呀，遗憾！我们怕您不够吃，所以没抢您的豆腐吃，也不知是什么味儿？”他接着说：“味道很好。”

这时，大家一齐哈哈大笑起来，海科长这才反应过来，可能是我们搞了什么名堂。他顺手揪住我的耳朵问：“你们几个小家伙，搞的什么鬼名堂？”我们说：“没别的，主要是考考你是真‘回民’，还是假‘回民’？”他说：“是真回民。但这次上了你们几个小家伙的当了。”

当时的恶作剧在今天看来是违反了民族政策的，但从这点上也能看出，当时红军中的官兵关系、同志关系，任何时候都是非常亲密的。

休息了一天后，部队继续向西进发，大约十天到达甘肃省镇原县。随军司令部共有两部电台，李金瑞那个台驻城里，对中央各军联系。我们台主要负责与西路军联系，中队长是李白（即电影《永不消失的电波》中李侠的原形），我任分队长，报务主任是黄萍，报务员有顾光泽和张乃建。

那段时间，我们每天24小时都特别认真地呼叫、守听，开始两天，还能断断续续地听到对方台的呼叫，但对方台却听不到我们的信号。两天过去后，就什么信号也听不到了，我们分析，西路军已经遭受到了严重的损失。

西路军军政委员会成员

大约在镇原县住了半个月后，部队向东进发，经过两天行军到达屯字镇，我们4军军部就驻此。这时正逢6月左右，当地老百姓正在收割麦子。

从镇原县到屯字镇的行军中出了个笑话。我们每人都有一匹马，我骑的是一匹白毛马，李白中队长骑的是一匹白毛骡子，有只眼是瞎的。那时，我们都很年轻，一到平原地带就喜欢赛马。从镇原县到屯字镇之间，正好是一个大平原。李白同志抽香烟，他很节约，经常一根烟要分几次抽，抽几口掐灭了下次再抽。他身穿旧大衣，部队休息后继续出发，一上马就扬鞭赛马冲在了前面，突然，只见他的骡子屁股后面冒出一股黑烟来，我和黄萍边跑边大声呼叫：“队长呀，你的屁股冒烟了，快停下来。”开始他听不见，后来，可能是在我们呼叫的过程中他也闻着有股什么味儿，赶紧跳下马来，才发现，是他放在大衣口袋里的烟头烧着了。结果，逗得大家捧腹大笑。

我们军奉命就在屯字镇整训，电台除同党中央军委联系外，各师团驻地距离都很近，十千米左右都用有线，所以工作量相对比较少，每天只定时开机。

平时是上午学习业务，下午自由活动，帮助老百姓收麦子。于是，我们就在收过麦子后的空地上搞了一个足球场和篮球场，每天下午打球，全军还专门开过一次运动会，在篮、足球比赛中，我们电台都是第二名。

那时，无论是打篮球还是踢足球，一律都是打赤足，根本没有什么球鞋，连布鞋也没有。说实在话，就是有鞋，也舍不得在球场上穿。

在此休整过程中，有西路军中被敌人冲散后死里逃生出来的一部分同志陆续到达，如原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就是经过沿途讨饭回来的。另外，我们通信兵中回来的有曾敬亮、龚兴贵等同志，他们在此休息了一段时间后，军部供给部给他们发了服装，不久都去了延安。

位于甘肃高台县境内的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

从我参加红军到长征结束，虽然只有短短五年时间，但却经历了无数次的战斗和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尤其是人世间罕见的过雪山草地这样的经历，可以说是在枪林弹雨和饥饿的陪伴下活出来的。

关于长征的胜利，毛泽东同志有过高度的评价和总结：

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12个月光阴中，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没有！从来没有的。

长征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十一个省的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撒播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

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中国共产党，它的领导机关、它的干部、它的党员是不怕任何艰难困苦的。谁怀疑我们领导革命战争的能力，谁就会陷进机会主义的泥坑里去。

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

我的体会：长征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伟大的胜利，概括起来说就是八个字——“领导、理想、信念、意志”。

（1）党的坚强领导，特别是在最艰苦、最困难的时候，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及时指明了方向。如遵义会议，四渡赤水，过草地等等。

（2）广大指战员都有着崇高的理想，坚信在中国必将实现社会主义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所以，无论遇到什么样的艰苦困难，总是信心百倍的，坚信最后的胜利终将属于我们。

（3）坚定的信念。不管遇到什么艰难险阻，对共产党的领导坚信无疑，决不动摇。

（4）坚强的意志。那个年代里，我们对任何自然界的困难，对任何强大的敌人都是不怕的。越是困难越是艰险，就越是乐观的，从来也不知道什么叫苦。

比如过草地、翻越大雪山，这是世界上任何一支军队也从未见过的。就是那样，每天在行军途中，战士们都是歌声嘹亮精神饱满的。在休整时，还专门举行了以纪念“五卅”运动为主题的运动会，全体人员都是打赤脚参加体育运动会的各个项目：跑5000米障碍，打篮球等等。同时，就是在那么艰苦的环境下，我们还搞文艺演出。

位于四川省松潘县境内的红军长征纪念碑

说实在的，对于这些，当今的一些青年人是无法想象的。上百万的敌军围追堵截，每日天上十几架飞机扫射轰炸，有时被炸弹掀起来的土埋在坑里，爬出来后还哈哈大笑地说“老子死不了”。我们那时，一是不知什么叫苦，一是不知什么叫死。

亲身经历过长征之后，我个人无论在政治上还是思想上，都得到了很大的锻炼和提高，使我对马列主义、对中国革命的认识，在理论上有了很大提高。刚参加红军时，只知道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打土豪分田地，实现耕者有其田，官兵平等，不打人、不骂人等。什么马列主义、社会主义、解放全人类等等，对这些全然不懂。

同时，革命意志更加坚定，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取得完全彻底的胜利，实现社会主义更加坚信无疑。所以，在后来极其艰险的八年敌后抗战中，尤其是在1940年日军对我华北抗日根据地实行惨无人道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以及1942-1943年的严重自然灾荒，所有杨树叶、柳树叶及能吃的野菜都吃光了，每人每天仅有三两小米的口粮，而且每天都在日本侵略军的包围之中，曾多次死里逃生，我的革命意志也毫不动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