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里来的“读书人”

村里来的“读书人”——内地大学生村官生存现状

记者／蒋昌昭

洪凡路成为一名大学生村官时，他清楚地记得报道当天的情景。8月，阳光炙烈。在闽西内陆小镇，被副热带高气压笼罩下的酷热，街上载客三轮车无精打采地躲在阴凉中。市里的组织部黄姓工作人员带着洪凡路闯进镇里的一次例行会议，在简单的握手寒暄后，洪凡路正式被“交接”，开始了大学生村官生活。

从2014年8月到2016年8月，洪凡路成为中国内地22万名大学生村官之一。两年期满后，他通过选调生考试，被当地的镇党政办录用。洪凡路离开村官岗位，陆续又有一批大学毕业生成为该市各村村官。

洪凡路出生、生长于该市的另一个村庄，距离工作所在的村子有30多公里远。除了四年大学在城市学习之外，洪凡路又回到他熟悉的农村，但他对所在的地方并不熟悉。在“十里不同音”的闽西，他只是镇上一个“听得懂方言，却因发音声调不同，只能用普通话和村民沟通”的村外人。

作为大学生村官的两年里，洪凡路周旋于上级（包括村长、村书记和镇领导）和村民之间，两年下来晒黑了很多。作为村长助理，作为一个大学毕业生，他没有资源也没有队友。

和洪凡路不同，一些大学生村官最终并未真正进村，而是被缺少人手的乡镇政府征走，成为基层政府的一员。去年7月，大学生村官吴涛就被“截留”到了镇政府机关里，起草工作总结、收发文件，甚至成为与当地媒体对接的宣传员。

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安纯人呼吁，加大对大学生村官的多元支持力度，为他们在农村干事创业营造良好环境。“目前大学生村官融入村民较难、发挥作用有限、出路仍然偏窄等问题依然突出。”

随着耶鲁村官秦玥飞在今年2月当选2016年“感动中国十大年度人物”，今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工作的意见》。意见中提到实施基层服务项目，继续组织实施大学生村官等专门项目，每年选派一批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当月，两厅亦印发了第一份专门针对乡镇政府服务能力建设的文件——《关于加强乡镇政府服务能力建设的意见》，意在推动建成运转有序、服务高效的乡镇政府管理体制。大学生村官这个具有内地特色的群体，在寂静了数年后又开始在内地获得关注。

不同于秦玥飞的特殊身份为其带来的超高关注度，内地22万大学生村官则默默无闻地在中国最基层的社会中，学习走上社会的第一课。

“土土的”村官要“从政”

第一次到镇里报道时，洪凡路实在是太紧张了。等待领导办理手续期间甚至跑了几次厕所，“太臭了。”他一辈子也忘不了那个场景。

镇政府的设施条件有限，一年后才解决了水压不稳定的问题，然后在每层楼建了浴室，避免了20多个男女只有一个洗澡间的尴尬。

学习工程造价专业的他本可以选择在龙岩城市发展集团从事本专业工作，但因为父亲生病，他选择了离家更近的镇子，“我爸很同意，学而优则仕。”

临别前，与土地打了近50年交道的父亲给了他自己经验的忠告：碰到事情你不要往前冲 ，不要得罪太多人。不要给别人乱承诺，得罪人了不好。

洪凡路对此不置可否，但他还是“嗯”了一声。

“福建省委组织部面试时，问我为啥当村官，我回答一方面照顾父母。而且我是从农村走出去，农村需要改变。”近三年后，他对这句话诚恳地表示——“七分真，三分假”。改变农村的正义感，那是你自己到村里自觉形成的东西。 想为村里做这些实事，但你不得不接受农村一种特殊的处事原则，顺应它，就会自然而然做出些事情。

“村官工资低、土土的，也许还要走‘从政’这条路。”这是洪凡路在决定报考大学生村官时对该身份的第一印象。他眼中的“从政”就是以后能考入“体制”内，成为公务员。如果没有考上公务员或者选调生，乡镇的事业单位是大学生村官政策的“兜底”选择，但这也意味着上升的“仕途”没了着落。

后来，洪凡路和各地区新村官在市委党校完成岗前培训，被各县、区组织部接走，又进行了几天的会议和领导面谈。这之后，洪凡路就去了村子。

被卷入的“意外”

去往村里的那天是周五，洪凡路和村里的干部打了个照面，村主任向洪凡路介绍了村子情况，下午就回到县城，准备度过周末。

星期日一大早，村领导就打电话，“小洪快下村，村里面有人吵架  ，赶紧来！”

早在周五，村主任和洪凡路前往已经取缔的非法采砂点进行安全检查，采砂车已经压得村桥出现了裂痕。电话匆匆挂断后，洪凡路以为是村桥发生断裂。

进村后，村子里围着一圈人，场面混乱：有个小孩去河边捡田螺，在非法采砂点附近掉下去，发生了意外。

三个采砂点的老板跑了一个。家属要求赔偿，县里的领导给了指示，不可以激化矛盾，尽量摆平。

对刚走上工作岗位没几天的洪凡路来说，现场是一种窒息，一触即发的感觉，但他只能在领导后面，听着、看着。

通过多方电话联系，其中一个老板被找到，最后达成了赔偿24万的协议。

第二年，同一个月份，又有一个小孩发生了意外。暴雨后的夏天，河水大涨，一位父亲带着小孩去河里捕鱼，结果两个相继落水，小孩被冲走。

“诸神显灵了。”村子的老人们开始念叨。

村里的领导班子成员都外出培训了，这是26岁的洪凡路第一次和村民面对面处置突发事故。“事情你也大概调查清楚的，就是个意外，政府的救助只是基于人道主义。”村书记在电话里说道。

洪凡路和三个家属坐在屋子里，外面围着一群宗族亲戚。一旁的孩子母亲哭得很伤心，洪凡路的眼泪也下来了，“那样的场景，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小洪，你是我们村村官，你要站在我们这边啊。”一位村民小声地说道。

“尽力为你们考虑了。我们已经联系了领导、义工、红十字会，我们能做的一定给你做。我们没有理由给你补偿的，政府会组织学校给你捐款。”

“这件事在天黑前必须解决，解决不了，上头（县里）就会派人下来了。”镇领导在与县领导沟通后把消息告诉给洪凡路。

“你把能做出的事情写出来。”村民提出要求，洪凡路在与领导电话沟通后仔细写了下来。

两个月后，洪凡路在村子里工作时，孩子的家属对他说道，“其实那一天，你眼泪掉下来，我也知道你是真心为我们考虑，你是好人。”最后，在洪凡路的协调下，乡政府从民意考虑，给予了遇难家庭一定的经济补贴，并帮忙处理了丧葬事宜。

闽西内陆一村庄，大学生村官洪凡路曾在此做过两年村官。油菜花景色是他在职期间关于革命展览馆的景观设计成果之一。

为政府征地，与村民博弈

大学生村官的两年，是洪凡路寻找“平衡点”的两年。

洪凡路被安排进村时，村里正打算筹建红色革命旅游村。早期的革命前辈曾集体在村里驻扎、休整。县、镇领导也都相继考察过，认为革命前辈住过的土屋、留在墙上的留言，都应该保留下来。

政府雇佣当地村民成为小工，村民们可以在农闲时获得劳动报酬。修缮土屋、建成文物展览馆的计划很快得以实施。

村主任家里有自己的生意要做，“监工”的责任就落在了洪凡路头上。按照计划表跟领导汇报下工程进度，联系下工料老板，看看设计图纸。他觉得这和他大学时候学的专业还挺像的。

“26岁的小伙在村子里做事，资历还是太年轻了。”村主任说。洪凡路一直显得很谦卑，一会儿对村民们说辛苦了，一会儿又招呼别人吃点东西。但政府安排的任务，他必须做快、做好。而干活的村民们有自己的节奏，不紧不慢，偶尔休息下抽根烟，然后聊上几句。

按图表规划，建成后的革命烈士纪念馆门口的几亩地里春天种油菜，夏种向日葵。政府就需要向村民征地。村子里山多地少，沿河而生的土地蔓延开来。这里的村民们以种香菇为生，沿河的土地潮湿、肥沃，村民给喜阴的菌类搭上黑色的塑料网，做成香菇棚。

“征地难度大，领导就叫我去。挨家挨户拜访，坐着聊，耗着。”洪凡路谈到当时的情景时，还面露难色。

政府嫌黑色的香菇棚搭在纪念馆前太难看，各级领导到来时也都反映过类似情况，但村民却认为征地补贴太低，不愿意政府征地。“香菇一亩地一年收入两三万，征地后我就断了生计了，你说我要选哪一个？”一位村民对政府的建议不为所动。

洪凡路一户户串门，给村民们讲建设红色革命旅游的文件精神，“什么这也是做公益、香菇黑色大棚太难看了，以后成为旅游点开饭店之类的全说一通。”

“政府把补贴定死死的。后来，领导只好换一种方式，征地不成就向村民租地，然后返租给他们种油菜花、向日葵。”这样一来，土地有租金收入，村民种花时还能挣一份小工收入。

洪凡路起草了租种油菜花、向日葵的协议。“一亩地（租金）四千五，政府财力有限，压得死死的，我没有办法。”村民也理解洪凡路的难处，并不找他麻烦，只是抱怨几句。谈成四五户之后，就很好谈了，随后其他人见状也就签了。但一位农户始终不肯合作，洪凡路继续做他的思想工作。他给村民递烟，这位大伯接了烟点了说，“小洪啊，我家就这块地了，没田就没收入了啊。”

村领导想办法，决定置换一块地给这位村民种，村民有点执拗，嫌地太远不去。“最后也是没办法了，大家就不再做工作了。”

四月份，油菜花败了之后，田里准备种上向日葵。洪凡路就帮腿脚不便的寡居老人下地整田、插苗。老人特别开心，以后洪凡路下村子时，老人就给他糖瓜吃，问租地收成打到卡里没有。

老人家想要多一点补助，洪凡路很为难。老人说他家的地比登记的面积大一点，洪凡路就组织工作人员量了一下，最后每个季度多给老人补了几十块钱。

每隔一段时间，政府相关部门就会组织革命教育旅游。一位党校的带队老师在给各乡镇政府工作人员讲述红色历史，其中包括多位大学生村官。革命旅游村建设是洪凡路当村官时投入精力最多的项目之一。

被借调的无奈

“我们想为村里做点事 ，但是来了之后，有时也感到很无力。”

洪凡路慢慢熟悉了村里的工作，开始考虑村里的发展问题，比如搞旅游、搞农家乐、采摘草莓等等。洪做好了设计图，安排了地让村民种植草莓，做采摘园，但最终规划流产。原因是镇里不支持，按规划，镇里要出钱建条水泥路通到山里 ，“富民强村”的计划，项目的审批权掌握在镇领导手里。“农家乐想要保证农民收入是很难的，你吸引不了太多城里人过来。”

村民说政府出的项目，如果没有达到收入要求，希望政府进行补贴，领导就不敢同意，“搞不好，项目做不成反而更穷了，政府承担不了这个风险，就没做下去。”

在厦门市某镇的大学生村官吴涛也反映，市委组织部要求每个村官做一个“富民强村”项目。“去年11月开始做报表，今年8月中期汇报，11月结项。”

该镇同一批四个村官合作一个旅游观光路线项目，顺便带动周围的农家乐。“我们四个，大学的专业一个是新闻学、一个交通管理、两个学财务的，刚好配合起来。”

因为在厦门电视台有过实习经历，吴涛联系了电视台旅游相关的栏目组来过村子里进行农家乐拍摄，节目播出后，周末便有人联系到了那家农家乐老板。但大学生村官们要独立完成一个项目却很难。吴涛坦言，从去年7月工作以来，自己就被截留在镇政府，主要做一些文件报告和党员档案工作。村子里书记打电话来时，他就开着父母给的二手本田车去村子。

一次，当地电视台要来采访村容村貌改造项目，需要一些改造图纸、设计作为效果图素材。吴涛问施工方要图纸时被拒，“说要图纸，先和你们村领导联系，最后经过村主任同意了才给我。”

长期研究农村建设的厦门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朱冬亮是“海西大学生村官工作状态调研团”学生团队的指导老师。早在2008年，9个学生小分队分赴福建9地市33个村展开调研，这也是福建省首次对大学生村官状况进行调研。

调查显示，高达62.5％的大学生村官在最初的一段时间里感觉“无事可做”。在大多数村干部眼中，大学生村官最大的帮助就是“写报告”。一村干部在接受采访时说：“像我们村最缺的就是笔杆子，这对村里很重要，像写个什么材料、汇报都由村官写。”

被借调也导致村子对大学生村官的重视程度不够。朱冬亮在山西某县村子里调研时，在一次会议上，与会的每个人都被介绍之后，在一旁记录的大学生村官就被村书记给忽略了。

江苏省大学生村官研究所对全国31个省份的4528名大学生村官进行调研后发现：有66.7%的大学生村官认为他们所在地区的村官被借调现象严重。

不过，对于被借调的现象，洪凡路所在的县组织部干部科科长黄洁表示，大部分情况下，村子条件有限，村官只能安排在乡镇居住。“在镇里面，和领导沟通得充分的话，可以替村里上下协调。刚毕业，他没有那么方向性 ，但是理解了政府的运行机构后，可以更好地在村子里组织工作。”

长期被“借调”也反映了大学生村官组织和劳动关系上的“两难”，“领导叫我们干吗就干吗，每个事情必须要做好，没完成被提醒说问责，甚至会影响到之后的出路问题。”洪凡路表示。

一个普遍的事实是，内地大学生村官，组织关系上，其党团关系和干部人事关系档案保留在所在县区的组织人事部门，工作绩效的考核也由相应的部门负责；劳动关系上，他们与所在乡镇签订劳动协议，并且由所在乡镇财政承担其工资与福利发放；而工作关系上，他们作为村两委工作人员参与村日常工作，直接领导是村两委干部，而非雇用他们的乡镇政府。这种非典型的雇佣关系，让洪凡路常处在两头为难的境地。

如果没有转为选调生，基层经验用处不大

去年三月，村子里开了个党支部大会，商议讨论洪凡路的入党事项。在场的村党员代表全票通过。“这个不用讨论什么了，我们的村官在村里做了很多了，我同意。”一位村民党员代表说道，下面的其他人纷纷附和。那一天，洪凡路很开心，他觉得只要真心做事，不偏不倚，到最后村民就会理解你、尊重你。

做村官两年后，2016年8月，洪凡路通过选调生考上了镇党政办，正式进入体制。“我们的直接想法是，一旦你没有转至选调生、公务员，两年的基层经验等于浪费了。”洪凡路说道。

内地大学生村官服务期一般为二年或三年，合同期满之后会面临人生的二次择业，出路问题成为困扰大学生村官和当地组织管理部门的敏感议题。 

2009年4月，中央组织部等12个部门下发《关于建立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工作长效机制的意见》，明确了大学生“村官”任职期满后的5条出路，即留任村干部、考录公务员、自主创业、另行择业、继续学习。2010年5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办公厅印发 《关于做好大学生村官有序流动工作的意见》，进一步明确五条出路的相关政策规定，提出有序流动的工作指示。

吴涛的父母在厦门市的某区公安系统里工作。学习广电专业的吴涛有机会进入一家电视台工作，但他的父母均建议他选择大学生村官一职，除了认为电视台工作繁重，没有稳定的休息日之外，大学生村官期满后在公务员考试上有所优势。

根据大学生村官期满后的相关政策，政府会专门开放某些编制岗位给期满分流的大学生村官，其录取比例亦普遍高于一般的公务员考试。有些岗位是有基层工作经验人员才可填报。“以我了解到的情况，去年厦门市的48个大学生村官，考上了10个公务员。我们镇有三个去年到期的村官是第二次参加省考。”吴涛介绍。

此外，村官期满分流，在创业上政府会扶持，考取研究生也有相应的加分政策。但相比于进入公务员这条路上的竞争优势，其他途径的分流意愿远低于考公选择。
但另一方面，大学生村官两年内在村子里做出的成绩好坏，并不能直接体现在村官合同期满的考试上，大学生村官在村子里所做的事情并没有制定好一个比较完整的评价与权衡指标。

洪凡路一位学姐，在去福州选调生考试的前一天晚上，还在为村子申请一条公路填报材料。这位女大学生村官第二天一大早坐了几小时大巴赶去福州考试时，因为准备不足、状态不佳最终没考上。反而是长期截流在镇子里的另一位村官最后考上了选调生。“我们在村子里做的事情是加分的标准，但是分数是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加的。”洪凡路并不隐晦这点。

（文中部分人名为化名）

□  编辑  李克难  □ 摄影  蒋昌昭  □ 美编  黄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