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林生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经过民主化改革，实现了经济发展、社会繁荣，迅速崛起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日本的发展，无疑在亚洲甚至是世界范围内，成为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争相学习或效仿的对象。然而，在已经步入21世纪的今天，人们却发现在亚洲最发达的国家日本，一种奇怪的政治现象——“世袭政治”仍然存在并且活跃在当今日本政坛上。可以说这种现象，正在某种程度上侵蚀着日本民主的基础。
一、日本“世袭政治”的现状
日本“世袭政治”，是指“世袭议员”在日本政界占有很大势力，并且相当程度上影响着日本内政和外交的政治现象。本文探讨的“世袭政治”主要指“世袭议员”对内政的影响，即主要研究对象是国会的“世袭议员”问题。“世袭议员”，一般意义上指接替三代以内亲属的位置并借助其影响或力量而当选为国会议员或地方议员的政治家。这种“世袭”，不仅仅是家产和名望影响的继承，更重要的是包括选举地盘即后援会、政治资金管理团体等的继承。“世袭议员”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的世袭议员包括其亲属是中央和地方的政治家和官僚，而狭义上的世袭议员，仅指继承的亲属是前国会议员。
首先，从日本首相的“世袭”人数来看，2009年9月民主党党首鸠山由纪夫入主首相府，作为“四代议员”造就了日本历史上的第一对“爷孙首相”。两年前，在《日本国宪法》正式颁布实施60周年的2007年9月，福田康夫当选为日本第91任首相，日本宪政史上首次诞生了第一对“父子首相”，也可以说是日本历史上第一个“父子继承式”的“世袭首相”。事实上，21世纪以来的5位首相，全部都是狭义的“世袭议员”，除了四代的鸠山和二代的福田之外，其他三位都是第三代世袭议员。其中高举改革旗帜的小泉已于2008年9月正式宣布引退，次子小泉进次郎接班并于2009年大选中顺利当选，小泉家族也跻身于“四代”政治世家。安倍晋三之所以52岁就成为日本战后最年轻的首相，不可忽视的就是其显赫的家族背景。父亲是前外相安倍晋太郎，祖父安倍宽是帝国议会众议员，外祖父是日本第56—57任首相岸信介，外叔祖父是第61—63任首相佐藤荣作，所以，安倍晋三也可以说是一个“爷孙继承式”的“世袭首相”。麻生太郎也是“根正苗红”，家族显贵。妹妹信子是宽仁亲王王妃，父亲麻生太贺吉是自民党众议员，曾祖父麻生太吉是帝国议会众议员、贵族院议员，外祖父是日本著名政治家、自民党创始人之一的前首相吉田茂，岳父是前首相铃木善幸，所以麻生太郎可以说既是一个“父子继承式”，又是一个“爷孙继承式”的双料“世袭首相”。
冷战结束以来，荣登日本首相宝座的12位首相中有10位是“世袭议员”，严格地说只有村山富市和森喜朗不是“世袭议员”，而森喜朗的父亲和祖父也是长期担任地方的町长，广义上也有将其视为世袭的。1955年至今，日本共有25位首相，其中父亲或祖父是国会议员的有鸠山一郎、宫泽喜一、细川护熙等10位，冷战后上台的就占9位。需要指出的是，从吉田茂到海部俊树（鸠山一郎除外）的16位首相，虽然出身于非门阀、非富豪的平民阶层，但他们中不少与住友、三井、鹿岛建设、大正制药等财界的名门以及天皇家族结有姻亲关系，成为所谓的“闺阀（裙带）议员”。
其次，从内阁的“世袭阁僚”人数和比例来看，2008年9月24日成立的麻生内阁，被媒体和在野党称为“世袭内阁”、“少爷内阁”等，继安倍内阁之后也被讽刺为“公子哥内阁”。原因在于，麻生内阁成立时18位成员中有11人是“世袭阁僚”，4天后国土交通大臣中山成彬辞职，金子一义继任后，“世袭阁僚”一度达到了创纪录的12人，超过了福田康夫改造内阁时的9人，即全体内阁成员的三分之二是“世袭议员”。其中麻生太郎、小渊优子、中曾根弘文、鸠山邦夫、森英介等5人的父辈或祖父辈是首相，另外有3位的父亲或祖父官至内阁大臣。即使是高举“反对世袭”的民主党鸠山内阁，仍有4位“世袭阁僚”（其中北泽俊美是县议员的二代，属广义上的世袭）。
从“1955年体制”建立后的鸠山内阁到2009年麻生内阁的约55年间，日本内阁共有26届，包括改组内阁在内共组阁74次。从表1可以看出，每五年内阁中“世袭议员”的平均人数在逐渐增加，20世纪50年代后期约为2～3人，60年代约为4.2人，70年代增加到约5（4.7）人，80年代一举达到7.8人，90年代增为8.3人，21世纪的前10年中，自民党政权时进一步升为9人，民主党建政后才降为3人。
若从内阁中世袭成员的比例来看，除去1989年宇野短命政权的特殊情况外，1955年鸠山内阁的世袭议员比例约为16.7%，70年代田中内阁增为21.5%，80年代的中曾根内阁时达到35.2%，90年代进一步平均增为39.5%。2001年1月，日本中央省厅机构改革后，内阁成员也相应减少了2～3名，所以在“世袭议员”绝对人数增加的情况下，内阁成员的世袭比例显著提高，小泉内阁的世袭比例达到47.8%，福田内阁的比例是50%，麻生内阁则进一步飙升为64.7%，即麻生内阁约每三个人中就有两个是世袭议员。现在的鸠山内阁，才又回到16.7%的比例。
表1 历届内阁“世袭议员”人数[2]
注：第一行为每届内阁的平均“世袭议员”人数，第二行为每5年内阁的平均世袭人数。1975年因内阁没有改组，所以是1970—1974年的平均数。
第三，从日本国会议员的“世袭”比例来看，据资料显示，由于战后民主化改革，在和平宪法下选举产生的参众两院议员绝大多数是新人，“世袭议员”很少。从战后初期到20世纪50年代末，每一届国会选举中新当选的议员，其父辈或祖父辈也是国会议员的少则两三人，多则也不过五六人，在众议院500多名议员、参议院250多名议员中占不到1%。20世纪60年代随着战后初期从政的年迈政治家陆续谢世或引退，由其子嗣继承议员位置的现象开始凸显。1963年11月第30届众议院选举中当选的511名议员中，“世袭议员”人数剧增为15人，与上届相比，差不多翻了两番[3]，世袭比例上升到2.9%。桥本龙太郎、小渊惠三和西冈武夫等人都是本届初次当选的“世袭议员”。此后，“世袭议员”逐渐递增，每一届众议院或参议院选举，新当选的国会议员中都会有十几、二十来人出自“政治世家”。
1980年，众议院511名议员中有“世袭议员”140名，比例为27.4%，1990年512名中有145名是“世袭”，比例略提高到28.3%。[4]1996年实行新的小选区比例代表制后，世袭人数一度有所减少后，2000年第42届众议院选举以来，世袭人数又有所增加，而且由于比例代表选区削减了20名代表，众议员总数由500人减为480人，故世袭比例也就相应升高，2005年第44届众议院中世袭议员比例达到26.3%，三届的比例平均超过25%。[5]2009年第45届大选中，仍有90位“世袭议员”当选，约占众议院全体的18.8%，接近两成。
由于日本众议院具有相对优越性，有实力的世袭候选者大都去竞选众议员，故参议院的世袭议员相对较少。2007年第21届参议院选举后，242名议员中有35人来自政治世家[6]，世袭比例约为14.5%。
第四，从各政党议员“世袭”的比例来看，执政党自民党比例最高，民主党位列第二。根据原众议院议员上田哲等人组织的“民意TV”对2000年和2003年众议院选举的调查结果，自民党和民主党当选议员的“世袭”比例分别超过了50%和25%，分别为52.3%、51.6%和25.6%、27.3%。[7]2009年众议院大选，尽管有70多位“世袭候选人”落选，但自民党仍有55名世袭议员当选，占自民党议席的46.2%，民主党有32位世袭议员当选，在308个议席中约占10.4%。民主党党首鸠山由纪夫就是政治世家出身的第四代政治家，干事长小泽一郎也是第二代的“世袭议员”；沦为在野党的自民党，出任新总裁的谷垣祯一，仍是一位第二代的“世袭议员”。
世袭政治现象，固然不是日本所独有，众所周知，欧美各国也有一些子承父业的现象，英国多年来上院一直存在着世袭贵族，美国也先后出现过两对父子总统，美国国会中也有约5%的议员出自政治家族。但是，比较而言，像日本“世袭议员”这样一支活跃于当今日本政坛上的数量多、比例高、势力大、影响广的政治家群体，恐怕在当代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中是绝无仅有的，其体现了浓重的日本政治特色。
二、“世袭议员”产生的原因
一个民主发达的日本，缘何出现这种带有封建性的“世袭政治”现象？缘何在实现经济大国的目标后居然渐变成了一个“世袭政治”大国呢？是传统文化的“遗毒”，还是现代民主制度的“漏洞”？难道日本是现代西方民主在亚洲“南橘北枳”式的产物吗？个中原因值得我们去深入思考和探究。
第一，日本传统文化中家族制度的影响根深蒂固。拥有上千年封建历史的日本，家族的历史源远流长，家族观念、家族传统影响深远，潜移默化中支配着人们的精神生活和行为方式。作为一个生活共同体的“家”，是以家业为中心、以家产为基础、以家名为象征，以直系的纵式延续为原则的。[8]传承家业，光宗耀祖成为每一代“家长”的终极使命。所以即使是现代的日本政治家，亦往往难以脱出这个精神窠臼。
于是，连近代民主的产物“国会议员”，也像日本歌舞伎、茶道、花道等传统技艺一样，成为“代代相传”的职业。在日本政界“父职传子”的世袭现象屡见不鲜，政治世家不断涌现，在仅有约120年（1890年第一届帝国议会众议院选举）议会史的日本，4代政治世家并不罕见，3代政治世家约达60家，麻生首相甚至被舆论视为是第五代“世袭议员”。政治世家出生的第4代“世袭议员”代表之一——民主党党首鸠山由纪夫的曾祖父鸠山和夫，在明治政府开设国会两年后的1892年第二届众议院大选中就当选为议员，截至2009年，鸠山家族四代六人作为参众两院议员在职年数高达135年，超过了日本议会的历史。
这种“政治家业”的传承，明显地表现为政治家对子女的精心栽培、教导或扶植。“平民宰相”田中角荣曾多年坚持不让自己的女儿田中真纪子从政，可是在实际的外访和接见各国政要时却经常带着她。老田中在扶植赘婿田中直纪（原名铃木直纪）当选国会议员后，还是于1993年7月，即临终前5个月，带病上阵去自己的选区声援真纪子，最终真纪子以最高票当选为众议院议员，田中的“家业”得以“延续”。据说田中角荣去世时，他的上衣口袋里装着两件东西：一块祖传的怀表和女儿以最高票数当选议员的新闻报道复印件。[9]前外相中曾根弘文，其父就是赫赫有名的总统型首相中曾根康弘。在中曾根康弘出任首相后，就让长子弘文1983年从公司辞职担任自己的秘书，跟随他遍访世界各国，参加过与美国总统里根、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和前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等著名政治家的会晤，积累了从政的经验和资本。3年后，弘文当选参议员，成为中曾根家族的“二代传人”。
“政治家业”的继承，具体表现为三大“法宝”的代际传承，即日本政坛常说的世袭议员当选要靠“三盘子”：“地盘”（Jiban）、“脸盘”（Kanban）和“钱盘”（Kaban）的继承。“地盘”广义上是票田，狭义上是选举之际的支持基础、集票组织，个人后援会是其核心。田中真纪子的最高票当选，无疑是在前首相田中角荣的“地盘”上才能产生的“奇迹”。“脸盘”是“招牌”，代表知名度，“家名姓氏”和“家系门第”是祖先遗业、家的象征，代表身份和地位，作为家的传统之一，在现代政治社会生活中，仍然成为世袭子弟可以继承的“政治资本”。铃木直纪入赘田中家改姓“田中”，实际上已经也是继承了“家名”的资本。前首相桥本龙太郎之所以在26岁时成为当时最年轻的众议员，41岁成为继田中角荣之后最年轻的大臣，也成为日本历史上第一对“父子厚生大臣”，毋庸置疑，其父前厚生大臣桥本龙伍的名望和人脉，是他走向成功的重要阶梯。“钱盘”是议员经济实力的象征，包括政治资金和家庭财产，特别是大量政治资金的无税继承，实际上已经异化为私人“家产”。
第二，国民对精英政治某种程度的认同和“知恩图报”的传统心理。日本封建的所谓“士农工商”等级社会，存在着严格的身份等级制度。法律规定，每个人从娘胎里就被确定了自己的族籍，出生后被闭锁在狭隘的身份等级的圈子里，不论本人能力和表现这样，也永不能越出自己所世袭的阶层。[10]由于传统意识的影响，日本普通国民、特别是在一些农村地区，人们崇拜、敬畏名门望族或强势人物，相当程度地认可精英政治。2008年9月26日—10月5日，日文雅虎网就“世袭议员增加有问题吗？”进行了舆论调查，55092票中认为“很有问题”、“有点问题”的否定意见占57%，而认为“没什么问题”和“完全没有问题”的肯定意见居然也占到了45%。[11]这种结果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民对“世袭精英”的认同。
“知恩图报”的传统心理，强化了这种“世袭政治”的生态。在集团主义和家族制度的影响下，一个地区社会变成了一个模拟血缘关系的“大家庭”，“忠孝思想”和“恩情主义”会影响到其中的每一个人。他们一旦得到某一政治家的关照，成为其支持者，日本人就会表现出对这个“家长”强烈的“忠诚心”和“报恩意识”，长久支持这个政治家或其后继者，一般不会轻易改换门庭。田中角荣即使是1983年因“洛克希德案”被判有罪，而其家乡新泻的人为了报答田中的恩情，依然执着地支持田中，当年以220761票创造了日本选举史上的记录。十年后的1993年，在田中的后援会“越山会”解散后，田中真纪子仍然以超过对手2万多张选票的绝对优势当选众议员。一些选民直言不讳地表示，他们就是冲着田中角荣才投真纪子票的。
第三，选举方面的制度“规定”或“漏洞”，显然是造成“世袭政治”的一个主因。一方面由于日本选举制度和选区划分相对固定，无论是战后长期以来实行的中选区制度，还是1994年选举制度改革后的小选举区比例代表制，相对稳定的选区，为议员长期经营“地盘”，建立稳定的后援会，实行家族式垄断创造了有利条件。在中选举区制度下，每个选区为了选出2～6名议员，选区内部往往不仅会有不同政党候选人的竞争，也会有同党内部特别是自民党内不同候选人的竞争。而改革后的选举制度为了体现所谓政党本位或日政策本位，300个选举1人的小选举区，实际上是以往“多个诸侯”的地盘，如今变成了“一个大王”的领地，无形中进一步强化了日本选举政治中强烈的个人色彩，甚至是家族色彩。27岁的卡车司机之子横条胜仁是民主党推出的新人，东京大学法律系毕业，一毕业就考取律师，年轻帅气，资质优秀。然而，选前他在车站拉票，每天都会碰上坦诚的选民当面表示不会投给他，这些选民会略带歉意地说：“抱歉，但这里是小泉家的地盘。”[12]
另一方面，日本选举制度对世袭子弟继承“三件神器”没有任何限制性规定。如果说“招牌”或“名望”继承属于精神遗产，无需进行实质性限制的话，那么地盘继承、政治资金继承就是实实在在的物质遗产。在议员多年经营的固定选区，形成了一个以后援会为基础，地方议员为中坚，政党总部和政界要人为协助的庞大的支持组织和人脉关系，后继者只要是“血统正确”，不问政见，亦无需能力检验和党内预选，而是直接出马父辈或祖辈的选区，继承留下的“后援会”组织。至于前辈留下或转赠的上亿的政治资金，虽是“遗产”，可是根本不用缴纳高额的遗产继承税，便“凭空”得到一笔令普通人望尘莫及的巨额政治活动资金。
此外，现行选举制度下候选方式的规定，亦有利于世袭子弟参选。日本国会选举的候选人分为个人名义和政党提名两种方式。如若以个人名义参选，获胜机率往往很小；而政党提名，一般需要得到拥有5名国会议员以上或在最近的众议院选举或参议院选举中得票在2%以上的政党推荐。世袭子弟可以凭借长辈或亲属的关系，轻而易举地得到政党的提名。有了政党支持，比普通候选人获胜机会大大增加。据市川太一教授的问卷调查，“世袭议员”在初次参选时就得到政党提名的达到82.5%[13]，比赛未开就已领先一大步。
第四，政党政治和派阀政治也是“世袭议员”产生的重要的制度诱因。日本政党政治的主要特征就是“1955年体制”下自民党一党独大长期执政。比起在野党，一直在位的自民党议员更有条件利用手中的权力，建立稳固的地盘，谋求充足的政治资金，保证自己连续长期当选。无须说长期执政成为自民党议员建立稳固地盘的重要基础，有了固若金汤的地盘，议员“世袭”才有条件成为可能。
日本议会政治下的政党角逐，同样奉行“数量原则”，“数量即力量”，自民党为了在国会获得2/3以上的多数以保证当朝执政、顺利决策，选举时的最高目标便是增加人数、壮大议员队伍。在改革后带有浓厚小选举区色彩的制度下，各党纷纷推出实力人物，展开“你死我活”的角逐，政党竞争愈加激烈。为了保证“数量第一”，占有得天独厚优势的政治家的后代成为培养的苗子，至于是否具有作为政治家的水平则不是优先考虑的问题。
同样，日本的派阀政治也助长了政治家“世袭”之风。日本自民党内派阀林立，派系竞争激烈。虽然派阀属于党内非正式组织，但实际上每个派阀都有一套完整的组织机构，有加入的组织手续，也经常开展各种活动。为了获得党和政府内的职位、政治资金，各派纵横捭阖，拉拢老手，挖掘新人，以扩充实力。特别是能与现职议员展开竞争的“世袭”子弟，成为各派争相猎取的对象。前厚生相桥本龙伍去世后，社会党实力人物江田三郎表示要从参议院的冈山地方区移至原桥本龙伍的众议院冈山二区。当时自民党内议员都因慑于江田的声望没人敢与之抗衡，最后新任首相佐藤荣作经过权衡，拍板定夺：“让龙太郎接班！”结果，桥本龙太郎凭借“世袭”优势，继江田之后以高票当选，成为佐藤派门下的一员得力干将。
第五，“金钱选举”、利益交换是“世袭政治”久盛不衰的经济动因。日本选举成本的性质姑且不论，但数额蔚为壮观。据统计，日本竞选国会议员的花费数以亿计。20世纪70年代后期，尽管规定限额在2000万日元以下，但实际上一次成功的竞选往往需要1亿日元；到了20世纪80年代，竞选连任的自民党议员要花费2亿日元，有“二当一落”的说法，即“两亿当选一亿落选”，而新出马的竞选者则需要耗费3亿日元，甚至在某些选区有“五当四落”的说法。[14]巨额的选举费用，对于那些从先辈继承丰厚家产和大量政治资金的“世袭者”来说算不上什么，可对于一个普通收入的国民来说，无疑是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无须说上亿的选举资金，就是连参选的300万（众议院小选举区、参议院选举区）或600万日元（众参两院的比例代表选区）保证金，对于平均月薪30多万日元的工薪阶层来说，也不是个小数目。况且，胜算不高的普通参选者，不仅数百万的保证金可能由于得票数太低会被没收，而且还得面对为了参选而辞职后的失业窘境。
在“高投入”的背后，国会议员无疑是个名利双收、令人羡慕的“高产出”职业。“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利益驱动下，致使不少人还是想着让子嗣或亲属来继承这个“特殊职业”。根据《国会法》第35条规定，议员经费应不少于一般职的国家公务员工资的最高额。依此标准，日本国会议员的薪金，每月约为138万日元，加上年终津贴，一年约2200万日元左右。在西方发达国家中也是最高的。此外还有文书、通信、交通、差旅费每月50万、立法事务费每月65万、政党补助金一年1000万，还可以由国家支付3名以内秘书的工资，并且还可以享受其他如公车、住宿、交通等免费或优惠措施，应该说待遇是相当优厚的。[15]特别是因为拥有数额庞大的政治资金，连新当选的国会议员，每年开销也不下近亿日元。只要动动脑筋或手脚，将其中一部分用于个人支出，就是一笔可观的收入。于是，在参众两院国会议员的身后，相应地诞生了一支由议员子弟或亲属组成的庞大的秘书队伍，这支“国会议员后备军”，在积累政治经验、增加知名度的同时，当然月薪平均也约达70万～100万日元，远远高于普通人的工资水平。
后援会与政治家的“利益交换”的惯性，是造成世袭政治的一个最重要经济原因。“猴从树上掉下来还是猴，但政治家如若落选就是普通百姓了”，自民党大佬大野伴睦如是说。为了保证当选，议员的个人后援会在选举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亲缘、地缘、利害关系等组成的后援会，一方面为候选人拉票，另一方面也为政治家筹集政治资金。作为回报，政治家总是想方设法为后援会的个人、团体及本地区在全国资源的分配上争取更大份额。这种利益交换“链条”一旦形成，就会相对稳定地运行下去。尽管由于社会经济环境变化和选举制度改革，后援会的利益基础有所松动，选票出现了一定的“分散化”和“流动化”倾向，但是原有利益结构并未发生根本改变。为了维持原有的利益“输送管道”不致断裂，后援会总是在老一代政治家引退或去世后，要求拥立其后代子嗣来接班，以维护或扩大自己的既得利益。因此，在后援会要求或影响下，成为“世袭议员”的人，不在少数。据市川太一的问卷调查，“在继承众议院位置时，对你极力相劝并影响较大的是谁？”回答结果是父母占25%，后援会占25%。[16]前首相桥本龙太郎在当选议员若干年后回忆道：“父亲死后，后援会曾提出由我或母亲出马……我很快就下决心改行投身从政。”
总之，“世袭政治”产生的原因有多个方面，概括起来，既有传统社会文化的影响，又有现实的政治制度和经济条件方面的因素，可以说后两者是最主要的决定性原因。
三、世袭政治的影响及其评价
日本的“世袭政治”到底对内政造成何种影响？我们又作何评价呢？舆论、学界和世袭政治家褒贬不一，见仁见智。的确，对于“世袭政治”这一复杂现象，究竟好坏与否，我们不能一概而论，但是我们需要从整体上把握其关键要素，分析其因果关系，作出一个性质与事实上的基本判断。
就“世袭议员”的积极方面，学者与媒体的观点不外乎是，其一当选的“世袭议员”年龄相对较轻，精力充沛；其二是“世袭者”自小耳濡目染，政治嗅觉和政治觉悟比较高；其三他们有稳固的选举地盘，能够专心从政，敢于说话，不怕打击。还有人认为：“政坛‘世袭’现象使日本国内的利益集团格局和运作体制保持了相对稳定，从某种意义上看，对日本的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17]然而，日本国民对“世袭政治”向来颇有非议，舆论总结出世袭政治的四宗罪：一是良莠不齐，素质平庸；二是不知民生，远离民众；三是垄断政治，扼杀活力；四是诱发腐败，败坏风气。[18]
概而言之，日本“世袭政治”的弊病主要在于如下几点。
第一，“世袭政治”扭曲了民主的精神和价值观，有损于国民对政治的信任。美国政治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曾指出：“选举是民主的本质”。日本式“世袭”的问题恰恰在于，其通过所谓的“民主选举”，披上了一件合法的“外衣”。所以才会在舆论调查中出现毁誉参半的结果。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民主既是普遍的，又是特殊的，它具有某些特定的核心要求，其中最重要的应该是：定期、公平、带有竞争性的选举。据《每日新闻》的调查，2005年众议院选举中，166名“世袭候选人”当中133人当选，即当选率为80%，新候选人当选率为59%，而非世袭候选人的当选率仅为38%，前后相差悬殊。[19]鉴于上述“世袭”与“非世袭”议员之间存在的一系列不平等，人们不得不怀疑日本选举的“公平性”。这种非公平的竞争，必然会打击国民对政治参与的热情，失去对政治的信任，侵蚀民主制度的基础。
第二，阻塞了人才选拔的渠道，不利于政治家素质的提高。政治家子弟之所以能够年轻当选，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凭借继承了父辈的“地盘”、“脸盘”和“钱盘”。而对于那些“三无”人员（指无继承的选举地盘、无知名度、无经济实力）来说，能跳跃国会这个“龙门”，实属凤毛麟角，而且不得不付出足够的艰辛。素有政治改革“理论家”之称的前经济企划厅长官田中秀征，从1972年第一次参选到1983年当选，整整花去11年的时间，可是随后的1986年大选曾一度落选，1996年作为企划厅长官的田中，却依然以4万票的差距输给了小坂家族的“第四代传人”、前外相小坂善太郎的儿子小坂宪次，56岁的他，才华未及展露，不得不黯然告别“世袭者”盘踞的政坛。
“世袭议员”中固然不乏年轻有为者，但在没有经过激烈竞争的条件下，“世袭体制”往往会产生不少缺乏韧性、能力平庸之人。安倍内阁中被讽刺为“药膏王子”的赤城德彦就是一个典型。其祖父赤城宗德曾是安倍的祖父岸信介内阁的农林大臣。在祖辈“同朝为官”之后，2007年安倍在前农相松冈利胜因金钱丑闻上吊自杀后，又任命赤城德彦继任农相，孙辈们“当朝执政”。然而，上任不久的赤城被曝出政治资金丑闻，处在风口浪尖上的赤城，居然满脸贴着药膏出现在电视和记者面前，这副十足的纨绔子弟的“愚蠢形象”，对参议院选举形势严峻的自民党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同年9月，这位执政刚一年的战后最年轻的首相安倍以“健康原因”突然辞职，又是一年后的“世袭首相”福田康夫依然是撂了挑子。这些禁不起挫折的“草莓族”，给人的感觉是，政权得来全不费工夫，而弃之也就“毫不珍惜”了。日本国民不得不怀疑这些“世袭子弟”们是否能够真正胜任政治家的大任？
退一步讲，人各有志，有些“世袭子弟”的理想本不是干政治家这一行。前自民党副干事长久野统一郎曾在日本道路公团任职，1990年继承亡父地盘当选众议员。他说“我父唯一的过错是让他儿子当了众议员”，“我不善在他人面前讲话，也不适合当政治家”，“我是怀着对母亲的孝心”而参政的，因此是“错误”的。他不顾“后援会”的再三劝阻，毅然告别政界。他还说：“我儿子也对政治不感兴趣，让他竞选议员，只会增加苦恼，没有其他。”[20]
前首相福田康夫也是在石油公司一干就是17年，曾说过“没有打算干政治家”，因此还娶了一位发誓“不当政治家的老婆”的、原众议院议长樱内义雄的外甥女岭贵代子，可是阴差阳错，在原准备接班的弟弟早逝后，他还是被推上了政治前台。而那些“三无”人员像自民党的干将山崎拓，为了竞选议员，只好3年内一家一家地走访了3万户家庭；民主党的松泽成文，由于租不起宣传车，雇不起美貌的宣传小姐，只能是凭借自己的“耐力、毅力、体力”，每天一大早就站在车站进出口处宣传自己的政见。[21]无须说，在这种政治闭塞的社会下，更多的希望靠“努力、实力和能力”以求在政治上施展才华的人，只能是“望洋兴叹”。每日新闻的编委牧太郎撰文大声疾呼：“世袭现象实属恶劣……其阻断了社会的流动性，出身决定了人生。”[22]
第三，“世袭议员”不知民生，漠视民意，难以形成有效的决策。大多数的世袭议员生长在东京优裕的环境中，而选区却在地方或农村，即使可以通过调查，了解一些现实差距，可是对民众疾苦鲜有切肤之感，更提不出卓有成效的方策。这些长期“生活在云端上的人”与普通民众的隔阂日渐加深，日本著名的评论家堺屋太一将这种现象称之为日本政治的“凡尔赛化”。由于日本这种“世袭”的权力传承，淡化了“世袭议员”头脑中“主权在民”的思想意识，容易让他们曲解民主政治的真意，迷信数量优势决定一切的所谓原理。例如安倍内阁下台之前，屡屡在国会凭借多数强行通过法案，表现出典型的傲慢无礼，实则是漠视民意的充分体现。
第四，强化了“利益诱导”，诱发了政治腐败。“世袭议员”与后援会这种“特权与票源”的互惠关系，实际上也是“权力交换选票，国民税金兑换个人政治资金”的过程。议员为了保证选票，首先是必须花掉大量的政治资金去维持运营庞大的后援会组织，竞选等于“竞钱”的恶性循环，成为日本金权政治愈演愈烈、久治不愈的原因之一。其次是“世袭议员”为了筹集大量的政治资金，又必须利用既有的人脉和势力从中央为选区、某一集团或个人谋取各种利益。这种“兔死狗烹”的危机意识和相互依存的“利益绑定”，僵化了决策体制，使得“世袭议员”们往往囿于后援会的意向，局限于部门或局部利益，很难独立提出高瞻远瞩、富有创见的政策，而哗众取宠、小恩小惠的短期行为，实则损害了普通国民的整体利益，牺牲了国家的长远战略。无怪乎，有人将这些“世袭议员”称为“税金盗贼”。
四、“世袭政治”的趋势及其对策
冷战结束以来，日本的“世袭政治”一度大有愈演愈烈之势。在安倍、福田两位“世袭子弟”唐突撂下挑子之后，麻生家族的传人又披挂上任，建立了一个新的“少爷内阁”。紧接着，曾高举改革旗帜、严厉谴责特定邮政局长的世袭现象和自民党旧体制的前首相小泉纯一郎，居然公开宣布自己引退而由儿子进次郎接班，凡此种种令日本国民大跌眼镜。人们在怀疑日本政治家诚信与良心的同时，更关注“世袭政治”的发展趋势与日本政治的前途。
2009年众议院大选，当时最大的在野党民主党为了“夺取政权”，高举改革旗帜，盯住自民党的“政治软肋”——“世袭政治”问题大做文章，以期赢得国民的更大支持。2009年4月17日，时任民主党干事长的鸠山由纪夫在东京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公开承诺：“我宣布，民主党将把禁止或者限制世袭议员正式列入竞选公约”。民主党的限制方案是（1）修改“公职选举法”，禁止继承资金管理团体；（2）在党章中规定禁止政治家的子嗣在同一选区参选。[23]同日，民主党副党首冈田克也尖锐地批评：“世袭问题是导致自民党走向死亡的病灶所在，它让自民党失去活力、人才匮乏”。5月25日，民主党野田佳彦干事长代理在BS11频道的电视节目中表示，为了限制“世袭议员”，在本届国会中将向众议院提交“政治资金规正法修正案”，禁止亲属间继承政治资金管理团体。6月9日，民主党的常任干事会正式决定，从2009年众议院大选开始对本党的候选人进行“世袭限制”，禁止现任国会议员“三亲”[24]以内的亲属在同一选区竞选。
“世袭议员大本营”的自民党内意见不一，但反对意见明显占据上风。以自民党选举对策副委员长营义伟为首的部分干部和年轻议员，鉴于自民党身处“险境”的危机感，力主在党的内部规定中限制亲属在同一选区内竞选。然而，来自各方大人物的反击喷涌而出。时任总务大臣的鸠山邦夫作为“四代传人”，其矛头直指民主党，连自己的哥哥也不例外地将一军，他挖苦道：“这些内容很不彻底……（民主党代表）小泽一郎、（干事长）鸠山由纪夫和我本人鸠山邦夫都退大选，那才叫彻底”。少子化担当大臣小渊优子认为：“仅以世袭为理由评定好坏与否，实在是粗俗无礼。”[25]前外相高村正彦甚至套用邓小平的话来反对民主党的主张：“不管黑猫白猫，能抓到老鼠就是好猫。无论是世袭，还是靠打拼，只要能服务于国民，那就是好的政治家。”[26]森英介法务大臣抱怨道：“从大正十三年（1924年）我们一家就保有议席……只因身在这样的家庭就被排除在外，实在是不合理。如得到选民的理解就行。”盐谷立文部科学大臣干脆以宪法为挡箭牌，认为“限制违宪”，即《日本国宪法》第22条规定的关于职业选择的自由。首相麻生4月15日在官邸对记者也表示出慎重的态度：“如果拥有被选举权，谁都可以参选，很难加以限制。”
6月11日，自民党改革实行本部部长武部勤向麻生首相提交了咨询报告。报告指出，“在现职议员引退的选区对世袭候补不予特别对待”，在“公开严格选拔”的条件下，世袭候补可以得到党的公认；报告还明确指出，禁止新的世袭候选人继承资金管理团体等，并且提议创建“候选人金库”登录制度，以广泛培养和选拔人才。针对武部勤从2009年众议院大选开始实施限制的建议，麻生首相仅表示要让细田干事长去研究。实际上自2月以来的关于“限制世袭”的论争，还是以“不限制”而告一段落，至于何时实施，只能是拭目以待。
由此看来，在自民党“世袭议员”盘踞的内阁、国会和党内，自主实施根本性的“限制世袭”措施，实在是举步维艰。然而，随着众议院大选的临近，自民党为了保住政权，赢得选举，又不得不出台一些不痛不痒的举措。在野党民主党，也难说是心甘情愿“自我净化”，之所以抬出这个多年来存在的老问题，毫无疑问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借与自民党叫板，来抬高民主党的人气，趁着麻生内阁低迷的支持率，一举赢得大选，建立以民主党为主的政权。即使是按照民主党的限制措施，也是针对本党现职议员引退后的情况而言的。当下情况，仅仅是敲敲警钟而已，与明文立法限制世袭政治还有相当距离。更何况退一步讲，虽然选举公约表明限制直接继承资金管理团体，实际上不少政治资金是经过其他政治团体迂回继承的；即使更换了“地盘”，“世袭议员”还可凭借继承家产的“钱盘”和先辈的“脸盘”等，依然会遥遥领先于那些“三无人员”。刚刚上台执政的民主党，面对诸多棘手的难题，多大程度上能推动限制世袭的举措，不容乐观。总之，短期内日本的“世袭政治”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
那么，如何摆脱“世袭政治”的怪圈呢？关键的问题是，不能归咎于传统文化的影响，亦不能指望上述各政党打出的那些治标不治本的措施，而是要从制度上降低“非世袭人员”参政的门槛，引入充分的竞争机制，完善政党体制和选举制度。具体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加以考虑。
第一，从选举制度上，可以通过修改或制定法律，限制政治家子嗣在同一选区参选，甚至是限制同一个政治家在相同选区连续候选。当然，包括禁止世袭子弟对政治资金团体的继承。
第二，在党内引进预选制度，对志在从政、欲获得政党提名的候选人进行必要的公开测验，通过笔试和面试，吸纳有能力、资质的人加入候选队伍，而不是以出身门第、人际关系为主要标准，给每个人以公平的政党提名机会。这样就可以有效扩大政治人才的来源，防止政治家职业的世袭化。
第三，修改《公职选举法》，大幅减少或取消候选保证金，允许参选失败的候选人恢复原职。对于保证金制度，日本共产党批判道：“全世界别无他例的高额保证金，是妨碍自由参选的、反民主主义的东西。”根据国立国会图书馆的调查，设有选举保证金制度的英国仅为10万日元、加拿大才8万日元，日本是两国的数十倍，而美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根本没有该项制度。[27]比起保证金，恢复原职将打消普通参选人的后顾之忧，对于一般的公司职员或其他职业的人参政从政是非常有利的。
第四，完善日本政党体制，避免非理性的恶性竞争，摆脱与个人或局部利益挂钩的“竞钱体质”，回归执政理念与政策合理性的论争。在国家整体性发展与地区差异逐步减小或消失的情况下，原有的“地区利益反馈”机制出现障碍，国内政策的空间也呈现出一种相对的“饱和状态”。如何重塑日本政治家与选民之间的利益关系，构筑以政党为本位、理念和政策为本位的支持对象的政治基础结构，是解决“世袭政治”的根本思路，也是日本新时期突出的政治改革课题。
总之，上述任何一项措施的实施或制度的构建均非易事，亦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世袭政治”的减少或消除有赖于以能力本位、政策本位的政党制度框架的形成，有赖于日本民主制度的完善。对于既得利益者来说，毋庸置疑自我改革是一件“伤筋动骨”的难事，所以，需要包括在野党在内的各方的竞争和压力，进而言之，民主制度下日本国民的意愿和手中的选票，无须说是改革的原动力。然而，正如京都大学教授比喻的那样，自民党和民主党就像是“咖喱米饭”和“米饭咖喱”，没有大的区别，有的只是“调料”的多少而已。面对这样单调乏味的菜单，在“人们对自民党不满，对民主党不信”（前首相小泉纯一郎秘书饭岛勋如是说）的心态下，无怪乎即使对获胜的民主党，国民也是期待很大而信心不足。调查认为“民主党能够改变日本政治”的只有32%，低于表示“不能改变”的46%（《朝日新闻》8月31日至9月1日紧急实施的电话舆论调查）。在这个转型时期，只能是通过政党之间的角逐，提高政策力度和行政监督，逐步完善日本的政治体制。
（作者：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副教授）
【注释】
[1]本文为教育部2009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民主的危机——当代日本‘世袭政治’问题研究”的成果之一，项目批准号09YJAGJW010。
[2]海部之前的数据参见市川太一著：《“世袭”议员研究》，日本经济新闻社1990年，第30页。宫泽以后的数据是笔者根据有关资料统计得出的。
[3]吴寄南：《日本新生代政治家：21世纪“日本丸”掌舵人》，时事出版社2002年版，第258页。
[4]［日］市川太一：《“世袭”议员研究》，日本经济新闻社1990年版，第36页。
[5]［日］小林吉弥：《世袭首相连续四届的当代实属可悲》，《SAPIO》2008年12月17日。
[6]［日］《国会议员白皮书：参议院世袭·血缘关系》、《选举——JANJAN全国政治家数据库》http://www.senkyo.janjan.jp/diet/dietinfo/relation/relation.php/2/
[7]本统计为广义“世袭议员”，参见第二代、三代世袭议员数据库，http://www.notnet.jp/data01index.htm
[8]李卓：《家族制度与日本近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页。
[9]王志俊：《从海部俊树到福田康夫》，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238页。
[10]吴廷璆：《日本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23页。
[11]《世袭议员增加功过参半？》，http://polls.dailynews.yahoo.co.jp/quiz/quizresults.php？poll_id=2716&wv=1&typeFlag=1
[12]高国珍编译：《日本世袭政治：司机之子拼小泉之子》，《联合报》2009年3月16日。
[13]［日］市川太一：《“世袭”议员研究》，日本经济新闻社1990年版，第273页。
[14]［日］江田五月：《国会议员》，讲谈社1985年版，第20页；王新生：《政治体制与经济现代化——“日本模式”再探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40页。
[15]［日］本田雅俊：《现代日本的政治与行政》，北树出版2001年版，第27—28页。
[16]［日］市川太一：《“世袭”议员研究》，日本经济新闻社1990年版，第268页。
[17]陆洋：《家族传承的力量与“世袭政治家”的未来》，《瞭望东方周刊》2005年2月1日。
[18]冯武勇：《日本的‘世袭政治’究竟咋回事？》，《看世界》2007年第11期。
[19]［日］白户圭一：《国会议员的世袭限制会是怎样？》，《每日新闻》2009年5月3日。
[20]［日］《世袭议员主宰日本政治》，参见《生活时报》2000年6月23日。
[21]吴寄南：《日本新生代政治家：21世纪“日本丸”掌舵人》，时事出版社2002年版，第280页。
[22]［日］牧太郎：《不宜声张：恶劣的世袭现象》，《每日新闻》2007年9月18日。
[23]［日］《产经新闻》2009年4月18日。
[24]“三亲”包括父母、祖父母、曾祖父母、子女和配偶、孙子和配偶、曾孙和配偶，以及姨舅姑叔伯和其子女等。
[25]［日］《对民主党的世袭限制批评迭出》，时事通信社2009年4月24日。
[26]［日］《世袭的争论点浮现》，《读卖新闻》2009年4月26日。
[27]［日］《全世界别无他例的高额保证金》，《新闻赤旗》2005年8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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