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农村经营”的视角探讨东亚农村振兴政策

谷口宪治

前　言

全球化（globalization）进程始于20世纪90年代。1995年，作为推动全球化的国际机构WTO成立，它给予全球化进程以制度和组织上的保障。与此同时，WTO各成员国农村不得不直接面临农业生产成本的竞争。为维持农业经营和农村生活，他们必须采取相应对策、并寻求政策支持。

本文主要内容是利用由日本农村振兴政策思考得出的“农村经营”的分析方法来探讨全球化时代东亚农村振兴政策这一课题。因此，第一，阐述全球化时代日益严峻的农村问题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特殊农村振兴政策的理想模式及其理论背景；第二，以中日韩三国为研究对象，把握全球化时代东亚地区农村的相似性与不同点；第三，从日本的“农村经营”视角审视全球化时代东亚农村的振兴政策；第四，举出全球化时代中韩两国农村振兴政策的实例，从“农村经营”视角加以剖析；第五，从“农村经营”的角度就东亚农村的振兴政策加以归纳总结。

一、全球化时代农村振兴政策的特点

（一）全球化时代农村问题的特点

本文所述全球化不仅仅是指经济活动的全球化，还包括信息、文化、技术等方面的全球一体化，根据市场规则，企业的活动成为全球化主体，这拉大了各国之间的经济差距，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际上人们都强烈批评全球化带来的这一负面影响。^[1]换言之，按照市场规则实现经济效益的理论依据是“依靠看不见的手来主导经济”，为了实现这一点，就要求“政府有必要尽量减少行政干预”，因为以上理论成立的前提是“所有经济主体采取合理的经济行为、享有同样的信息，从而能够迅速完成经济活动”。而目前的社会现实是，在信息不对称的前提下、采取各种行为的经济主体依然存在，完成经济活动需要大量的时间，从而产生许多社会经济问题。如果把农业作为振兴农村的支柱产业来考虑的话，由于资源、商品流动性和信息、货币、人力物力财力以及土地情况的不断恶化，农业成为最难以发展的产业。如果考虑农作物及耕作方法的地域特征，东亚是以湿润的季风气候为主的水稻农业区，由于要进行集中的水管理和除草作业，所以要求集约型劳动，这与在干燥气候条件下不需要太多除草作业、以个别劳动和旱地农业为主的欧美地区有所不同，后者采取的是土地集约型发展模式。^[2]也就是说，由于农业本身的资源、产品的流动性差，加之东亚的农业受自然条件的限制而迟迟不能推行机械化，只能进行集约劳动。以上这些状况与要求忽略时间因素和环境净化作用的全球化浪潮是格格不入的，因此农村经营和农村生活问题就变成了整个社会的重大问题。

（二）全球化时代农村振兴政策的特点

全球化时代为应对农村问题而采取的农村振兴政策必须要结合时代和地区的特点，在此，笔者将农村振兴与农业发展等同视之，以经济发展理论、内生发展理论的研究成果为基础来进行考察研究。

经济发展理论从生产力发展的“物”的要素中加入了“人”的要素，J.A.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rter）认为发展是一种自律性内在变化：“所谓‘发展’，就是从经济本身孕育出经济生活的循环与变化，而并非是受到外部冲击而产生的经济变化，只有‘依靠自身’的经济变化才是对‘发展’的正确理解。”^[3]然而，若将这种发展“进行重组（Durchsetzungneuer Kombination）”——即使用“发行新货币”、“应用新的生产方式”、“打开新的销路”、“找到新的原料或半成品产地”、“采用新的组织方式”等方法，使重组对象实现如同“企业家”那样的生产、销售、组织革新的发展。^[4]该理论根据合理的、创造性高的企业家精神，将自律的、内在的变化因素进行理论化。经济发展理论一直以来都以欧美诸国为研究对象，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以亚洲为研究对象，它强调事物的内在发展。这种内在发展（endogenous deve lopment）的概念首先在1975年的联合国经济特别总会中出现，在瑞典的达格·哈马舍尔德财团的报告之中使用。西川润认为“（这种发展论）否定了将人片面的视为‘经济人’和将社会片面视为经济利益驱动体的发展观，它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注重对文化的继承以及与其他人和其他集团的交流，从而实现对人类和社会的创造性的发展”，因而西川将之定义为“并非单纯表示经济发展，而是与文化和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概念”^[5]。

这种内在发展的发展理论最初被视为“对现代化论的对抗”，因为它“颠覆了从欧美起源的资本积累理论和现代化理论，用全人类发展的新的人类形象取代了后者中追求经济利益的人类形象”^[6]，在20世纪80年代它确立了“主张地区差异的地域主义”这一范例。到了80年代末至90年代的全球化时代，“经济增长促进人类的开发与发展（humandevelopment）”这一范例又被“地域经济兴起导致的全球化系统的变革”所取代。同前所述，就“产生差距和差别的世界体系”的全球化社会需要纠正的地区经济兴起这一点来说，关于其中的内在发展的具体组织形态，西川认为“这与参加、合作主义及自主管理等概念相联系”，特别是“合作社（合作经济体）主义”将“作为推进经济内在发展的组织原理而发挥其机能”。西川还认为“合作社主义”和“地区经济”的兴起对于“全球化体系”的“变革”非常重要，它们的地位无法替代。在全球化时代，农业最不合适作为支柱产业，而对于将农业作为支柱产业的农村，就必须使之认清“合作社主义”和“地区经济的兴起”对解决由此而产生的问题起到的重要作用，它们常常被视为“安全网”^[7]。

二、全球化时代东亚农村问题现状和农村振兴政策

（一）世界背景下亚洲农业的特点

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较，以中日韩三国为中心的东亚农业和农村的现状及特征如表1所示。

表1　全世界谷物的收获面积与生产量（2001年）

注：黑体字都表示亚洲各国、表格中越往右单产（t/ha）越高。
资料来源：谷物的收获面积与生产量都来自［日］农林水产省《世界的主要农林产物的生产·贸易统计》。
2004年的农业人口出自［日］总务省《世界的统计》2004年。

上表中的谷物包含了稻米，还有玉米及小麦等，因此，以稻米为主的亚洲和以麦类为主的欧美所比较的并非同一种作物。由于亚洲人均种植面积较小，所以是劳动集约化农业。加之土地单位产量低，亚洲国家农民的粮食人均产量就低。这主要是因为高温多湿的亚洲季风气候区的农业需要除草作业，采取集约劳动，而非精作区的欧美则处于低温干燥地带，无需花费大量劳动去除草。这也就是两者的不同点。亚洲农民多种植水田，而欧美农民利用发达的农业机械耕种易种的旱地，这导致了欧美国家农民的人均谷物收获面积和人均谷物产量增多。^[8]就是说，虽然亚洲的日本韩国的土地生产率较高，但是法国、英国、德国、美国、丹麦等欧美国家的土地生产率更高。特别是亚洲的农业又容易受到自然环境因素的影响，可以说这在要求快速反应的全球化时代是一个难以改善的缺陷。

（二）东亚农业和农村的现状

1.东亚的农业人口推移

关于全球化时代东亚农村的现状以及东亚农业人口的推移情况如表2所示。

表2　世界范围内东亚农业人口的推移

注：与表1相同。
资料来源：［日］总务省《世界的统计》各年。

如上表所示，若以爆发“亚洲金融危机”的1998年为分界线来观察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进程中的东亚农业人口推移状况，我们对比前后七年间的状况不难发现，相对于其他国家，日本和韩国的农业人口在急剧减少。在韩国，农民并非居住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和其他副业，而是将土地出租出去，迁居到首尔等大城市生活，这导致了韩国农村人口的高龄化相比日本有过之而无不及。^[9]观察对比其他的亚洲国家在1998年前后七年间的情况，虽然它们的农业人口也在减少，但是相对欧美诸国，农业人口的减少率较低，它们采取了如同表1所示的小规模的、以家庭劳动经营为中心的经营形态。

2.日本

我们现在来探讨日本农业和农村的现状以及所要面对的课题。第一个课题是日本人口的老龄化不断加剧、农村村落的功能弱化、条件不好的山区村落面临消失的危机。这主要是因为战后二十岁左右开始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到20世纪90年代都成了老人，山区村落人口开始自然性减少，且这种趋势越来越明显。经济高速增长期，村落人口由于社会原因导致的外流和减少曾经是个严峻的问题，从1970年《过疏法》制定到现在，人口的自然性减少成为村落难以为继的大难题，这被称为“过疏的第二阶段”。第二个课题是WTO这一保障国际经济活动自由化的组织成立之后，以中国为首的海外国家的廉价农产品大量涌入日本国内，以往设在农村的缝纫和电子工厂向海外转移，农业经营环境以及农民从事副业的机会缩小，农村生活的经济基础开始下降。第三个课题是，由于地方财政困难导致对农村居民的社会援助减少。公共事业的缩减使得当地农村的建筑业者必须进行经营重整；地方政府为了提高经营效率进行区域合并，直接导致了人口稀少地区居民得到的社会公共服务变少。

解决这些难题的办法随之产生。人们改变了一直以来仅仅关注农业生产层面的习惯，开始将目光转移到农业的其他功能，例如为本国居民提供安全、安心的食品消费以及保护环境和国土区域等。1992年，日本制定了面向21世纪的《新食品·农业·农村政策的方向》（新政策），以此为契机，日本开始广泛使用包含农业诸多方面的“食品·农业·农村”这一词组，在1999还制订了《食品·农业·农村基本法》。

三、“农村经营”的坐标轴与农村振兴政策——以日本农村振兴政策为例

（一）关于重振日本农业和农村的“农村经营论”观点

在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老龄化的情况下，廉价农产品的进口和农户从事副业兼职机会的丧失以及地方政府支持力度的下降，村落的功能也会持续下降。在这样的前提下谋求重振农业和农村的政策就要打破以往的条块分割式的对应政策，要以地区全局观念谋划农业地域经营政策。这里结合地域重振的观点界定了“农村经营”这一概念，具体内容参照图1。要维持发展农业经营，就需要与个人或者组织共同谋求经营的收益，这就要求与地区内部的其他运转良好的非农部门的个人或组织协同合作，它们将带来副业兼职机会，是农业的有益补充。抓住提高区域经营的机会就要求各经营体利用区域内的人力物力资源，尽可能地从事产品加工来扩大产品的附加值，创造出区域内产品附加值总量增大这一区域经营发展的经济基盘。在这里，如将区域内购买趋向设为α，将区域外购买趋向设为（1-α），假定（0≦α＜1），那么得出区域乘数效果如下：如果将区域内基础产业的新收入设为ΔY，那么最终创造出的收入Y=ΔY+ΔY*α+ΔY*α2+……=ΔY［1/（1-α）］，根据这个等式，区域内购买趋向a的值越大乘数效果［1/（1-α）］也就越大，作为Y的区域内总量的区域附加值相应地就越大。在这样的区域内将附加值扩大的经营界定为“农村经营”。地方政府根据以上观点来推行农业扶植政策，在本地的农村全局总览式地调整各经营主体，依据区域振兴状况来扩大重振农村的可能性。

图1　农村经营的概念图

（二）以“农业经营”为指导开展振兴农业和农村重组

1.小规模农业经营的组织化——农业的集体经营

1952年，日本的《农地法》出台，作为战后农地改革成果的自耕农主义自此受到法律保护。1970年的修正法案坚持了土地租借被认可的基本理念。但即使如此，直到现在，国会还常常围绕着是否要扩大土地利用者权益的问题发生辩论。根据2005年的农业调查报告显示，都府县经营耕地的农户平均每户占0.946ha土地，北海道农户平均每户占16.361ha土地，如果要扩大规模，前者采用租地方式进行、后者采用买卖方式进行。虽然与其他国家相比日本农业经营规模依然很小，但是采取集体经营农业方式来扩大生产规模这一点则十分引人注目。农业的集体经营最早出现在岛根县。最初是小规模的农户之间共同使用机械，以村庄为单位进行共同劳动。这样做是为了降低成本、获得政府补助。其后，因为农村土地租用变得合法，由个别农户租用土地发展到为了农业集体经营而租用土地。随着这些组织经营体的法人化，安定下来的它们就变得越来越庞大。从2007年4月开始，作为使经营更加安定的一项对策，政府将作为政策支持对象的组织经营体列为“旗手”，而没有成为“旗手”的作为个别经营体的农户们开始组织集体经营，后来这种状况在农业经营规模较大的东北地区开始急速增加。在以岛根县为代表的小规模农业经营地区，像这样的集体农业组织既发挥了地区维持组织那样的维持农业经营和农村生活的作用，又发挥了重振村落的作用。

2.推动地区内非农企业对农业的渗入以及促进多产业融合

农业经营者的老龄化和农村其他企业向海外转移，使农村陷入了难以维持农业经营和村落功能低下的恶性循环之中。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推动地区内非农企业对农业的渗入和多产业的融合。对农业的渗入就是例如依托农业特区制度，使用由于财政危机而导致公共事业削减后土木建筑业闲置的许多大型机械来发展土地利用型农业；或者涉足由于经济不景气需要经营重整的产业；还包括利用闲置的设施发展设施完备的农业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就很有必要开发农作物的好的栽培方法和能够充分利用自然条件的好的技术，特别是要制定出土地利用型农业的良好发展战略，因为它是关乎产业能否持续发展的关键。以上举措并不是说一成不变的，即在原来的地区种植原来的农作物，而是要根据近年来的市场需求种植绿色农产品和有机农产品，开发新型农业。以上措施会使本地的闲置土地消失，同时又会让非农业企业得到发展从而继续雇佣农民兼职，这对于从事兼职的农户来说既维持了农业生产又利于农村的生活安定。这样做的效果会使得区域内的非农企业重新整合经营业务，迈向多产业间的融合。以岛根县江津市樱江町为例，原来与林业相关的企业开始从事本地不可或缺的垃圾处理业，同时该企业还利用荒废的中学旧址或者停业的温泉旅馆从事社会福利事业。这样做的话，又会在地区内创造出许多就业机会。

3.发现和利用地区资源，创造“本地产业”

虽然地区内农业的持续经营出现了困难，但将地区内的物质转化为资源从而推动地区产业发展的举措也正在实施。以岛根县云南市的农产品小规模的集散和贩卖为例，通过云南农协管辖的1市2町的合作，将老年人无力贩卖的农产品进行集中收购，然后在本地的车站、松江市购物中心的卖店和兵库县尼崎市的超市等小的集散地，每月举行两次特卖会，这样就实现了本要处理掉的那些农产品的产值，其金额高达6亿多日元。依赖本地运输业者购入的专用运输车，约每十分钟就能在集散场所完成一次装卸。当地农协的事务局还会依据扶植当地农业的相关政策开展技术指导、推行研修和表彰制度。另外又以先前提到的樱江町的桑茶生产联盟为例，虽然樱江町过去养蚕业盛行，但是后来却由于人口过于稀少和老龄化严重导致了“有地无农”状况的出现，当地的“农地闲置”和“高租地率”情况一度被全国关注。后来到这里农村生活的外地人采取了与当地人完全不同的农业经营方式，他们注意到了在水田中大面积种植的桑树以及当时刚刚被认定为绿色健康食品的桑茶，进而开始了桑茶的加工制造和贩卖，这种在本地的创业产生了诸如充分利用闲置土地、创造就业机会、使农业持续发展等一系列效果。第三例也是出现在樱江町及其附近地区。那里建成了一个被称为“中国太郎”的以江河为中心、充分利用自然资源的观光休闲区。类似这样，设立可以体验乡村生活的水上教室和农家民宿同样也能达到利用自然资源实现经济效益的效果。

4.建立立足于为本地提供公共服务的公益组织，推进地区的再发展

由于村落功能低下导致的村落合并会产生行政机关的社会服务水平低下，那么此时就有必要设立一些提供补充的社会服务型、促进地区振兴的公益组织。广岛县和岛根县设立的常年为当地居民服务的公益组织就是很好的范例。在广岛和岛根，虽然近年来实行了村落合并，但是从县中央到县的边缘地区遍布着各种提供补充的社会服务的公益组织。它们充分利用地区的资源，提供改善经营、医疗福利、文化学术和保护环境方面的社会服务，同时还提供各种信息，开展使当地居民增强自我能力的培训活动。第二例要谈到樱江町设立的一些公益组织。它们以外来人员为主开展活动，服务于“农家乐”产业，找寻和处理无人居住的农舍，与在人烟稀少地区独自居住的老年人保持联系、为他们提供信息，承担了广泛的公共服务职能，是行政机构的有力补充。

四、中国的农村振兴政策中的“农村经营”

（一）中国各地农村的经济基础

把农村居民的收入按来源进行分类统计的话，可以得到反映中国农村经济基础的表3。

表3　按省区市分类统计农民收入来源

注：斜体字是2007年的数据，其他是1999年的数据。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0年、2008年。

从业已开始全球化的1999年和2007年来看，各地农民的拆迁收入和财产收入没有在表中反映出来，但它们尚不及表中统计的两项收入的全国平均值的十分之一，可见自营业收入和务工收入才是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从表中数据来看，虽然各省区市经济数据都在增加，但是增加途径不一样。在外资企业较多的北京、上海、广东和江苏，农民的收入主要是务工收入；而中部内陆地区则主要依靠农业经营和农产品加工的自营业增收；西部的内陆地区，收入水平较低，务工机会少，自营业收入所占比重高，当地农民主要依靠农业和本地资源从事自主农业经营活动。

（二）西北内陆地区的农村振兴政策与“农村经营”

为了消除中国农村地区的经济差距，1978年的改革开放政策中就有利用企业活动开展“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内容。到了90年代，作为“先富论”这一指导思想具体化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出台。1996年5月，国务院召开了全国扶贫协会会议，通过沿海经济发达省份与西部经济落后省份签订省际协议的方式来推行农村振兴政策。结成对子的有：北京市和内蒙古自治区、江苏省和陕西省、浙江省和四川省、山东省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辽宁省和青海省、福建省和宁夏回族自治区。根据省际交流协议实现了诸如“菌草产业”这样的农业产业化经营。在此期间，提供农村资金支持的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小额贷款组织和农村商业银行等农村金融机构都被重整。2006年，国家还根据农村振兴政策出台了《农民专业合作社法》。^[10]

宁夏回族自治区盐池县开展“农村经营”，推行农业振兴政策如图2所示。

图中所示盐池县位于宁夏东部，北接内蒙古、东连陕西、南靠甘肃，属于半干燥地区。这里一到冬天寸草不生，农民多以养羊为业，但因为地下蕴藏着石膏和煤炭而引人关注。此地农村发展的所需资金不是由政府开设的金融机构提供的。1996年，该县仿照孟加拉乡村银行设立了小额贷款的金融机构，并从中获得与政府金融机构无异的资金支持、开始进行农村振兴。在该县，由于交通不便，加之要对有贷款意向的村庄进行信用调查，来决定贷款的额度，贷款还款都需要时间，所以每月只能进行一次访问。虽然每年10.2%的贷款利息高于银行6%的贷款利息，但是推广人员宣称其他劳动报酬少、不固定，相对这种贷款能取得的较高金额来说，其利率并不高。这种小型的金融组织并非只是单纯的提供小额信贷，它还会提供促进农业和农村生活向前发展的技术支持。在实施这些计划的同时，它也会开展对妇女的扫盲工作，通过这些举措会获得许多的社会生活信息，进而推动农民的人权意识的提高。此外，该组织还提供开发利用柳树的技术和开采石膏的资金，使地区资源得以充分利用，从而创造出就业机会，提高地域内产品的附加值，促进农村经营和地区开发。

图2　宁夏回族自治区依据农村振兴政策开展“农村经营”活动

资料来源：盐池县小额贷款服务中心《盐池县小额贷款的介绍》、《盐池县小额贷款服务中心报告》2007年。

结　语

本文从“农村经营”的视角探讨了全球化时代维持和发展今后东亚农业的方向。笔者以处于条件不利地区的岛根县和中国西北内陆的农业和农村为例来进行研究，这些地区具有典型性，就好像在世界范围内看日本和东亚一样，所以应该说并没有脱离考察目的。区域内部劳动者每天进行经济活动的范围不过是方圆100公里的所谓“一日往返经济圈”，但他们仍然可以通过提高地区内农产品附加值来巩固农业基础、振兴地区经济。

从2008年年末开始的全球经济衰退可以看出以信用为基础的虚拟社会的脆弱性，今后，人们不得不更重视构建以实体经济为基础的安定社会。本文关注的是依赖于自然条件的常见的实体产业——农业，笔者认为应正确评价东亚农村所蕴藏的人力物力资源，使之发挥出作用，东亚农村带着问题向前发展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如何维持和发展东亚农村和农业将成为区域内居民的重要课题。

（作者：日本岛根大学生物资源科学部教授；杨宇翔译）

【注释】

[1]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将全球化释义为：“运输、成本和信息成本降低，国家间人为的阻碍被消除，国家间资本、信息、资金和劳动得以自由转移。”同时他还表达了对“全部依赖于市场的市场原理主义”的担忧：“如果没有得到适当的管理，全球化不仅不能带来巨大的收益，反而会导致极大的负面效果。”他表示这个结论的根据是：“由于信息存在不对称性，市场并不完善，亚当·斯密那看不见的手也就不能发挥作用，因而市场竞争并不能使资源得到有效配置。”（［日］薮下史郎、荒木一法编著：《斯蒂格利茨早稻田大学讲义录——关于全球化的再思考》，光文新书出版2004年版，第19—39页）。佐和隆光则认为：“全球化并不是单纯的经济现象，而是包括政治、技术、文化等方面，人类社会各个侧面同时进行的，全球规模的‘均质化’过程”。它的原动力是“信息技术的革新使短期资本在瞬间流入世界各地”。在佐和隆光的《市场主义的终结》（岩波新书出版2000年版）的《第五章全球化的光与影》中他写到：“即使认定自由的市场经济会使资源‘有效分配’，但另一方面它却对收入两极分化、保护环境、消除社会不公等问题无能为力。”以上观点都认为纠正全球化的“阴影”需要设立“某些机构”。解决全球化带来的问题，新古典经济学派的理论主张是政府减少经济干涉的“市场原理主义”，其前提是“信息完备、经济行为主体行动合理、资金得以瞬间移动”，但外界批评这种理论对现实社会不适用。［日］金子胜、儿玉龙彦：《逆系统学》，岩波新书出版2004年版；［日］新庄浩二：《产业组织论》2003年版。

[2]［日］河村能夫：《全球化与地区农业及农业政策的展望——以东亚型农业和农村为视角》，《农林业问题研究》第41卷第4号，第3页。

[3]J.A.熊彼特：《经济发展的理论》，（盐野谷祐一、中山一郎、东烟精一译），《岩波文库（上）》，岩波书店1977年版，第174页。

[4]西川润：《以人为本的经济学》，岩波书店2000年版，第91—97页。

[5]西川润：《以人为本的经济学》，岩波书店2000年版，第3—4页。西川在论文中还特别介绍了鹤见和子的“内发自成的发展论”，即“对于落后的社会来说，停留在对先进社会的模仿是不够的，要以自己的社会传统为基础将外来的经验与本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来实现发展。”

[6]西川润：《以人为本的经济学》，岩波书店2000年版，第32页。

[7]金子胜提出了为对抗全球化而构筑“安全网络”的战略。他认为：“随着市场的扩大，一直以来建议位于上方的团体设立‘安全网’的举措需要改变了。取而代之的，是从全球化水平到地区的水平、从国家水平到地区的水平，在位于下方的团体张开‘安全网’的战略”（P68）。他还认为，“即使是对于市场，要以其中共同的需要和相互信赖为基础，积极张开‘社会交换’这一张网”（P87）。后者的具体形态是“志愿者的配给制度……地域的‘货币共同体’……合作团体、直销网络、工人联盟、中小企业的联系网络”（P87），（金子胜《安全网的政治经济学》筑摩新书出版）。同样地，原洋之助也认为：“全球化的资本主义与各地域的文化传承存在对立……西欧文明的普遍性与亚洲文明的特殊性存在对立。”原洋之助《经济发展的固有理论》京都大学学术出版社、2004年版p.vii。

[8]［日］河村能夫：《全球化与地区农业及农业政策的展望——以东亚型农业和农村为视角》，《农林业问题研究》第41卷第4号，2006年版第4页。

[9]［日］石田信隆：《韩国农业的现状与日韩FTA》，《农林金融》2004年7月，第380—398页。

[10]［日］谷口宪治：《中国西北内陆的“菌草产业”》（载《菌蕈》2009年3月、4月）；谷口宪治、郑蔚：《中国西北内陆地区农村小额金融组织的扶贫机能与管理系统》。《岛根大学生物资源科学部研究报告》，预定2009年发行；郑蔚、谷口宪治：《中国合作化政策的发展原因及其政策构造论的考察——以中国农村信用合作社为例》，载《合作经济研究》2003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