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形态的演进

近代早期，欧洲发生了一场“军事革命”，它指的是在16世纪20年代以后的150年里，欧洲战争在规模、费用以及组织上的剧烈膨胀。这场革命涉及很多方面，包括步兵的兴起、职业化的常备军的出现、火器的广泛使用以及用于抵御新式炮兵进攻的防御工事的迅速发展，等等。

与此同时，欧洲也开始了宗教改革（与宗教改革力量相对应的就是反宗教改革力量）。宗教和政治问题互为表里、紧密交织，几乎所有国家的战略思维当中都蕴含一种“天定命运”成分，几乎每个民族都自视为新的“上帝选民”。其中，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尤为狂热。关于信仰的力量，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勒庞，在《乌合之众》一书中这样写道：

宗教改革

1517年，马丁·路德发表《九十五条论纲》抨击教皇出售赎罪券，此举标志着宗教改革的开始。宗教改革运动的主张包括：反对教皇对各国教会的控制；反对教会拥有地产；认为《圣经》为信仰的最高准则，不承认教会享有解释教义的绝对权威；强调教徒个人直接与上帝沟通，不需要由神父作中介；等等。宗教改革运动产生了脱离天主教的新教各宗派。

在人类所能支配的一切力量中，信仰的力量最为惊人，《福音书》上说，它有移山填海的力量，一点也不假。使一个人具有信仰，就是让他强大了十倍。

军事革命所带来的新的战争技术与宗教激情结合在一起，诞生了近代早期的总体战。无论是荷兰争取独立的八十年战争，还是发生在德意志土地上的全欧洲规模的三十年战争，总体战的性质都非常突出。八十年战争既有宗教战争的性质——天主教的西班牙想消灭新教的荷兰，又是一场独立战争——荷兰要脱离西班牙人的统治。对荷兰和西班牙而言，信仰都是不能妥协的；荷兰人不能放弃独立的目标，西班牙亦不愿失去自己最富饶的领地，并担心荷兰独立将在其他地方产生示范效应。双方目标的不可妥协性决定了这场战争必将历经多年，直到有一方获胜或双方都精疲力竭、打不下去为止。三十年战争也是因宗教而起，天主教的哈布斯堡家族（西班牙、奥地利）想以天主教一统德意志；同时，嫉妒、恐惧哈布斯堡家族权势的国家，如法国、丹麦、瑞典、英国也趁机加入战争，支持德意志新教国家，以打击哈布斯堡家族。宗教的特性使这场战争难以妥协，不断有新的大国加入则注定了战争的漫长，因为一个国家失败了，又会有另一个国家顶上。

与工业化时代的总体战相比，早期总体战虽然技术手段较为落后，但宗教的激情显然更胜于日后的政治激情，因此战争的残酷性、破坏性有过之而无不及。例如，三十年战争使德意志几乎成为废墟，有的地方人口减少达一半以上，曾经富饶、繁华的城市生灵涂炭，饿殍遍野。到17世纪中期时，许多观察家害怕战争已将欧洲带到了自我毁灭的边缘。德国牧师保罗·格哈特在一首赞美诗中写道：

哦，快啊！醒来吧，从这严酷的世界中醒来吧，在恐惧猝不及防地突降以前，睁开你的双眼吧！

三十年战争之后，欧洲的战争进入了有限战争阶段，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其间具有总体战性质的拿破仑战争是个例外）。

在这一有限战争形态下，参战国家都不追求压倒性的政治目标，如消灭一个重要国家或颠覆他国政权，其战争目的是有限的、局部的，比如为了平衡某一国家过分的权势、得到某一块领土或贸易权利，甚至就是一个承诺——1866年的普奥战争的目的就是使奥地利承认普鲁士统一德国的权利。

不仅目标有限，战争的规模、波及的范围也是有限的。在18世纪，一场战役投入的兵力几乎没有超过10万人的，能够集中四五万人已经属于很大规模了；三十年战争那种就地取材的补给方式已非常罕见，军队通常都是自带粮草。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曾说：“当我的将士们打仗的时候，我的臣民可以不知道。”在一定意义上，18世纪的战争就是王朝战争，是几个有着复杂姻亲和血缘关系的王族内部的家务事。那个时候的战争非常鲜明地表现出了克劳塞维茨的论断——战争是政治另一种手段的继续，战争不是为了消灭对手。

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战争形态依旧表现为有限战争。虽然此时已全无18世纪的政治氛围——王朝战争正在让位于民族战争，但战争目标并没有改变其有限的性质，战争仍然是政治的工具而不是政治本身。所以，在1866年的普奥战争中，尽管普鲁士大胜但却没有进军维也纳，战败的奥地利除了承认普鲁士有权统一德国外什么都没有失去。

欧洲为什么能够在200年的时间里（除却拿破仑战争）保持着有限战争的状态？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宗教激情的消失。三十年战争的结果证明，天主教消灭不了新教，新、旧教彼此之间只有共处一条出路。根据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加尔文教派取得了与路德教派同等的地位，并且规定，1624年元旦日为一切宗教纠纷总解决之期。之后，民族国家的君主们不再像当年的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或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那样，担负着沉重的宗教使命，他们将王朝利益进而也就是国家利益置于头等重要位置。如果说宗教的激情令人疯狂，那么利益的计算则使人清醒。当战争无关信仰而成为一桩有关成本和收益的买卖时，其必然是理性的行为，你死我活让位于适可而止。战争中的双方在彼此的眼中，不再是必须置于死地的魔鬼，而是随时可以放下恩怨的伙伴。

其次是王朝间的共同利益和君权神授的观念。君权神授的观念在基督教的欧洲深入人心，在18世纪，推翻一个合法君主是不可想象的事情。而且，欧洲的王室之间有着复杂的联姻关系，彼此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不仅没有理由置其他王室于死地，相反，他们在面对威胁旧秩序的革命力量时又是同一个战壕的战友。所以，当1793年1月21日路易十六被推上断头台后，整个欧洲王室从中看到的是自己的危险，故联合起来对法国进行干涉。1848年欧洲爆发革命后，俄国、奥地利、普鲁士、法国组成神圣同盟携手镇压，以维护王朝的共同利益。

再次，后勤条件的限制也使得战争难以突破有限战争的框架。铁路出现于19世纪上半叶，真正在战争中发挥作用是在1870年的普法战争。没有铁路，只靠畜力和步行来动员军队和进行保障，战争规模必然有限，而且一进入冬季就需要休战过冬。

最后，封建王朝既没有足够的财力供养一支规模庞大的常备军，也无全民皆兵的意愿。任何时代，军队都是一件昂贵的必需品，但工业化时代的国家显然有更充足的税收支持一支较大规模的军队，而在近代欧洲，君主收入有限，除了英国，几乎所有国家都面临缺钱的窘境，战争基本可以简化为钱的问题——有钱就可以征募到兵源和作战物资，就能将战争打下去，而一旦没钱，就只有求和一条出路。所以，17~18世纪的君主们在打仗时都非常谨慎，极力避免人员伤亡。有人在1677年曾经这样写道：

我们在战争时像狐狸而不像狮子，有20次围攻还不能做一次决战。

20多年之后，又有人写道：

现在的情形常常是这样的，双方各以5万人的大军，彼此互相对峙着，一无所获，然后各自宿营过冬。

另外，封建王朝对于武装大众也持警惕的态度，因为这将导致社会秩序的颠覆。

法国大革命的爆发预示着总体战时代的到来。1792年9月20日，毫无作战经验、临时拼凑起来的法军凭借“保卫共和国”的高昂热情，在瓦尔密战役中出人意料地击败了训练有素的普鲁士职业军队，世人由此见证了革命的激情所带来的巨大力量。诗人歌德对此评价说：

此时此刻世界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你们都可以说是亲自看着它诞生。

1793年，法国的国民公会为了确定“所有法国人均应入伍以保卫国家”的原则，通过了一个法律，其内容是：

青年人应该战争；已婚的男人应该铸造兵器和运输补给；妇女应该制造帐篷和被服并在医院中服务；儿童们应将旧布制成绷带；老人们应抬到公共场所，以鼓励战斗人员的勇气，并宣传对国王的仇恨和对共和国的拥护。

公共建筑物应该改成营舍，公共广场应该改成兵工厂。一切具有适当口径的火器均应移交给部队，在国内的警察应使用短枪和刀剑。一切配鞍的马匹都应集中以供骑兵使用；一切挽马凡不作耕种之用者，都应用来拉曳炮车和补给车辆。

这就是总体战诞生的信号。此后，法国军队的构成和规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到1794年夏天，贵族们在部队军官中所占的比例由革命前的大约85%下降到低于3%；按照花名册，革命军登记有100万人，其中75万人是武装队伍。革命政府还发起了一场政治教育运动，向军队散发了上百万份官方布告、激进报纸，甚至爱国歌单，以引导年轻人的思想。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现象。

在民族主义激励下的法国公民军队打败了欧洲各国职业军人，显示了民族主义和征兵制相结合的巨大威力。换言之，总体战的法国战胜了仍然处在有限战争状态下的欧洲其他封建王朝。法国军队开创的以普遍征兵制、就地补给制和多兵种合成编制为核心的现代军事体制随着拿破仑战争传遍了欧洲，彻底改变了人类战争的形态，使得席卷全民的残酷的世界大战成为可能。

拿破仑战争毕竟发生在前工业化时代，战争在经济动员方面尚不具备工业化时代的总体战性质。所以，拿破仑战争只能算是总体战的雏形。

美国南北战争是工业化时代第一场货真价实的总体战，预示了未来战争的发展方向。南方和北方就像法国大革命一样，都将经济力量和人力的动员与政治意图结合起来，军事技术的进步则使战争更残酷、更血腥。北方之所以胜出，在于其比南方拥有更大的工业基础、更多的人口。但美国南北战争因其内战性质而未能得到外界应有的关注和重视。

1870年的普法战争是首次真正利用了工业化成果的国家间战争，当时的人们往往将其当做是下一场战争的模板，并据此得出结论——工业化时代的战争是短促的。其实，这场战争短促的特点主要不是源于其工业化的成果，而是其目标的有限性——俾斯麦对战争实施了高度的政治掌控。

事实上，技术和工业革命对战争的影响远远超出了19世纪晚期政治家与军人们的想象力。武器的进步迅速提高了战场上的杀伤力，同时蒸汽机使国家能在越来越远的距离上分散、供应军队，毫无疑问，战争的规模和残酷性将因此而大大增加。至19世纪末，美国和德国的工业化加速发展；同时，法国、奥匈帝国，甚至沙皇俄国，也加入到了西方世界经济力量扩张的浪潮。西方的经济力量和工业化进程不仅为20世纪灾难性的总体战提供了资源，也使得战争在一定程度上难以避免。取代王朝政治的民族主义思潮更驱使着从政治家到将军、从资产阶级到普罗大众都变得鲁莽狂热、渴望战争，将其视为一种可接受的，甚至是必要的选择。

第一次世界大战宣告了总体战时代的正式来临。一战之所以被称为总体战，首先是因为它的手段和规模。工业化带来了很多新的杀人武器，铁路使更多的军队在短时间内投入战斗，军队的后勤需求更加复杂和庞大。所以，一个国家的战争能力越来越依赖它的工业实力和技术水平，最终决定胜负的是一个国家或者国家联盟的经济和人力资源，即综合国力。换句话说，总体战更像是一场全能竞赛，18世纪有钱就能打仗的时光已经过去了。总体战对国家工业能力的依赖恰好说明了工业时代战争与农业时代战争的区别，前者需要的是钢铁、石油、粮食，即供养一支庞大军队并使后方百姓不致饿死的能力，拥有这些资源，就能够将战争进行到底，就能够赢得胜利。

其次是它的战争目标，它所进行的战争动员。在这场战争当中，关于开战的理由，开始出现了日后司空见惯的神圣化自己、妖魔化别人的现象。德国人说，为了保卫祖国，反对沙皇制度，捍卫文化发展和民族发展的自由，在被迫的情况下，我们用纯洁的良心和纯洁的手，拿起宝剑。俄国声称，自己被迫作战纯系抗议斯拉夫兄弟的尊严受到奥匈帝国的侮辱。法国总统说，法国再一次为人类的自由、理性和正义而斗争。英国强调，德国破坏了庄严的国际条约，英国是为了捍卫比利时的中立，反对强大民族欺凌弱小民族。这些美丽的辞藻反映出，随着大众政治的兴起，民众由政治和国家命运、前途的旁观者变成了积极的参与者、决定者，战争不再与人民无关，当权者既需要给人民一个冠冕堂皇的战争理由，标明战争的正义性质，同时它也需要把人民的力量动员起来。既然战争双方有好与坏、善与恶的分别，那么战争的目标就必然是一方彻底压倒另一方，是“完胜”，而不会是适可而止或妥协让步，曾经支配了欧洲政治的均势原则没有了市场；对于战败的对手必须严惩，因为它们是邪恶的化身，当年维也纳和会战胜国与战败国欢聚一堂的和谐的场面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在总体战时代，战争有利于拥有更强大工业基础的一方，因而超级大国对中等强国有明显的优势；如果一方打总体战，另一方打局部战争，那么获胜的更可能是总体战的一方，哪怕其实力弱于局部战争的一方，这就足以解释为什么在争取民族独立的战争中西方殖民者都以失败告终。

如果说有限战争可以成为灵活有效的政治工具的话，那么总体战未免伤筋动骨、难有真正的赢家，即便是战争的胜利者亦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