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德瓦尔:“创新体系必须是开放的和灵活的。”[2]战后巴西知识产权体系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巴西成立了以经济效益为导向的研究机构。尽管巴西的学术机构就建立于19世纪，但完全按照市场规律运作的研究机构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出现。1951年，巴西成立了国家研究委员会，主要负责人文和自然科学领域的各项研究，并先后承担了巴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和原子能开发利用等重点工作的智力支持。这一时期成立的机构组织结构还很松散，研发内容比较单一，不成规模。由于缺乏明确而有力的知识产权引导政策，大学和传统的科研机构依然是专利申请的主要来源，由于缺乏企业参与难以真正进入市场。
第二阶段是上世纪60年代末到80年代末，在整个拉美地区“进口替代工业化”风潮的影响下巴西的知识产权进入高增长时期，尤其是70年代中期公立大学、科研院所和专业部门培训迅速成长壮大，知识产权领导机构设立，巴西于1985年在政府内成立科学技术部，并直接领导了知识产权在应用研究领域的创新和商业化运作。可以说，巴西的知识产权保护在这一阶段真正步入制度化道路，当然，由于受到“进口替代工业”背景的局限，这一时期的创新仅仅发生在专利技术领域而且仅仅是在电子和信息产业等高科技方面，其他领域的发展则相对缓慢。
第三阶段是90年代至今，这一时期巴西受新自由主义和新结构主义等思潮影响，在知识产权政策和应用领域出现了许多新变化:技术研发领域的政府性投入逐年缩减，私有化推动下的知识产权与原有国有企业脱钩，等等。
由于巴西在根本上还是发展中国家，财力有限，知识产权研发投入不足，1999年巴西研发支出仅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0.91%，即便如此，巴西用于知识产权研发的开支超过90亿美元，占整个拉美地区总额的62%，而整个拉美地区1999年知识产权研发总支出与韩国同年知识产权研发支出持平。从产业结构上看，巴西的知识产权不像发达国家和其他几个金砖四国主要集中于制造业领域，而主要用于初级产品生产以及与初级产品相关的领域。80年代中期，巴西的研发取得专利55%集中在自然资源和农牧业领域，33%用于服务业相关的行业，仅有12%分布在制造领域。巴西奉行的是极端自主的“防守国家主义”[3]，技术自立的战略方针即“政府干预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巴西模式’”。[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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