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川幕府时代的城市

（一）德川时代封建体制的特征

1600年，在关原之战后，德川家康取得了优势地位，使全日本的大名都成为自己的臣属。1603年，德川家康从天皇那里取得了“征夷大将军”的名号，在江户建立了德川幕府。

鉴于室町幕府时代尾大不掉、内轻外中的弊病，德川家康加强了幕府本身的力量。幕府本身有400万石的领地，所属家臣——旗本武士拥有300万石的领地，两者相加拥有700万石的领地，占全日本3000万石领地的四分之一。同时，幕府垄断了金银矿的开采与货币铸造，并控制了江户、大阪、京都等大城市的商业税收。此外，德州幕府还将亲信配置于各战略要地，以监视地方大名。旗本与御家人可以组成10万军队。这是当时任何一个大名都无法与之抗衡的。幕府还制定了参觐交代制，要求所有大名必须轮流在江户与领地各驻扎一年，妻子儿女都要常住江户，还要承担幕府的军役与重大工程。又发布“一国一城令”，要求所有大名领国只能保留一座城池。当然，大名在领地内有行政、经济、军事全权。如此强大的经济与军事力量，再加上一系列的制度保障，使日本在德川幕府统治近三百年的时间内，国家相对稳定，没有发生大的战乱。

德川幕府时代，为了挟天子以令诸侯，仍然在表面承认天皇的权威，给予天皇10万石的封地，以供日常开支，并颁布《禁中并公家诸法度》，对天皇朝廷以及同诸侯的关系进行多种限制。

这一时期，日本全国人众被分为士、农、工、商四个等级。

士为武士，为四等级之首，连带家属，占日本人口的十分之一。其中武士之间也分等级，多达20多级。最低一级为没有主君与俸禄的浪人。武士有带刀以及拥有对其有冒犯的普通民众实施“格杀勿论”的权力。

农村的农民是封建经济的基础，所以幕府制定了严格的制度，通过检地与户口调查确立了一户一作人制度。农民除了要交纳各种杂税苛捐之外，没有就业、迁徙、出卖土地等自由，幕府还在村落实施邻里“五人组”联保制度，执行没收武器的“刀狩”制度。没有土地的佃农称为“水吞”，没有参加村政的权利。

工商业者，大都居住于城下町，人数不多。只有拥有资产的“地主”、拥有房舍的“家持”才能参与町的管理事务与选举工作。

四个等级的人士在衣食住行方面都有诸多规矩，不得僭越；连日常用语都有严格的规定。

在四个等级之外，日本尚有一个特殊的群体——贱民，他们被称为“秽多”、“非人”，在居住、职业、通婚自由方面都受到了严格的限制。

为了维护强调忠孝、义理、奉公等观念的儒家思想以及神道佛教，幕府禁止基督教传播，并严厉锁国。对外交往被限制在长崎的出岛，只有中国人、朝鲜人、荷兰人可以在这里同日本进行贸易。

总之，德川幕府建立的是一种以主从关系为核心的封建等级制度，其把一切都固定化、僵化。但这其中也有一些积极的变化，那就是德川幕府确立了全国的统一秩序，废除了以前林立的关卡、兴修了很多全国性的道路、统一了货币等，这些都有利于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另外，德川幕府的封建等级制度并不同于西方：

首先，在思想上，德川幕府以世俗功利的儒家思想为主导，以神道与佛教辅助。这同等级封建制国家一般以宗教思想为主导不同。

其次，雇佣劳动普遍存在。在经济上，德川幕府承认商品经济的发展，大商人同各藩的诸侯以及幕府与旗本御家人关系密切。而且在农村，庄园制度已经瓦解，农村已经以小农经济为基础。

第三，在政治上，从全国而言，德川幕府时期等级封建制度占绝对统治地位，但是从藩国内部来看，政治的最终落脚点是乡村农民与城下町的町人。普通农民虽然没有自由，但是有地的农民与有资产的町人可以参与村、町事务的处理，而且也并不绝对禁止迁徙与职业的转换。这也同中世纪西方僵化的封建政治不同。

所以，就日本幕府时代的社会体制而言，其思想结构类似于中国，在政治、经济结构方面，既有类似于欧洲中世纪的成分，也有类似中国古代社会的成分，从这一点来说，有的中国学者将其称为半欧半亚不为无理。^[19]

（二）德川幕府时代城市的发展

德川幕府时代的日本存在有260多个封国，在每个大名的封国内部，城下町是该封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的中心。就日本全国而言，江户、大阪、京都又是当时全日本的中心。

因为四公六民或者六公四民的租税，领国的一半收入都被集中到了城下町，供大名以及家臣团消费。商人、手工业者等也被集中到城下町。这样，城下町就自然成为领国的经济中心与消费中心。

由于德川幕府严格执行《一国一城令》，很多大名经过权衡，将城下町搬迁到了领国的重心所在地，一般都是交通便利、地域开阔、便于掌控整个领国的地方，而不一定是地理上的中心。战国以前留下的枝城基本被废弃，但也有很多枝城作为经济贸易中心继续保持繁荣。

由于维持城下町的经济对于大名而言非常重要，所以，大名都注重完善城下町与领国其他地方的交通建设，以城下町为中心，向四面八方新修筑了很多道路。此外，还迁徙大量商人到城下町，给予他们很多特权，免除他们的地税，鼓励商业的发展，设置了很多米盐市场，组织同业行会，废除领国内的关卡。为了便于防守，城下町一般都建于内陆，但是为了保障交通与商业的往来，一般都附设有一个外港，比如静冈与清水凑、鹤冈与酒田港、金泽与金石港、福井城与三国港、仙台与盐釜、姬路与饰磨津等。

由于德川幕府的幕藩体制是一个既有割据又有统一的机制，所以，它的经济发展既有地方性，也有全国性。首先在各藩国，各诸侯将领国近半的财富与大量的人口集中到城下町，因而商品需求量极大，为了购买生活必需品，城下町居住的人众需要大量的货币。其次，由于参觐交代制，各国大名需要两年一度带领大量随从到江户觐见将军，而藩国的生产物品有限，这就需要更多的货币。近畿以西以及靠日本海的北陆地区和东北地区的大名都将大阪作为转运中心，他们先将藩国生产的米与土特产转运到大阪，换成在江户生活所需的物品以及货币，然后再前往江户。大阪于是就成了最大的转运中心，各藩都在大阪建有库房，并派出人员长期驻扎料理。大阪随之出现了很多从事运输、汇兑的商人与手工业者，并成为“天下的厨房”。^[20]而江户也因为参觐交代制，集中了大量拥有高消费能力的人口，成为最大的消费城市。

日本在16世纪后期的人口大约为1800万，到18世纪前半期达到3000万左右，城市人口大约占一成到一成五，其中城下町人口占绝大多数。就江户的情况而言，日本学者吉田东伍根据幕府末年输入江户的粮食为140万石、又据当时仅仅对市民的户口调查显示，市民人口在1725年左右为50多万，再加上武士及其家人、役人以及贱民，认为当时江户的人口超过了100万。^[21]而1801年，伦敦只有86万人口，巴黎为54万人口，维也纳为25万，柏林为17万。^[22]

19世纪前后，作为城下町，金泽大约有10余万人口，名古屋也有10万左右，鹿儿岛有7万左右，广岛有7万，仙台也有6万多。其他的，德岛、福井、秋田在4万左右，福冈、甲府、彦根、鸟取、高知、会津若松、松江、米泽、姬路、高田、高冈、山形、弘前等在2万到3万左右。

港口城市中，人口最多的自然是大阪。在1625年，其人口为24．9万多，1783年达到49．9万。以后，由于城市饥荒，幕府采取疏散人口政策，到幕末时期，下降到32万。传统港口城市——鶭，在1751年人口为5万，长崎约4万左右，其他的，兵库、尾道有2万左右，河港——伏见有3万多人，日本海沿岸的酒田、敦贺、小浜、新、青森等在1万—2万之间。

作为三都之一的京都，作为老的经济文化中心，在织丰统一以及德川幕府时期又恢复了繁荣，整个幕府时期，其人口在40万—50万。

宿泊町也就是驿站城市，由于幕府以江户为中心向四面八方修建了五条街道——东海道、中山道、奥州道、甲州道、日光街道，这些道路沿路都有驿站，因而有些驿站因其区位优势也发展了起来，不过，宿泊町一般规模不大，有1万—2万人。

此外在一些寺庙神社附近也兴起了一些门前町，不过规模都不太大。

（三）德川幕府时代城市的管理体系

1．城下町的建设

关原之战后，胜利的德川家康一方将反对派大名联盟的首领石田成三、小西行长处死，同时对于反对派联盟的大名给予没收、削减封地等处分。德川家康将这些土地转封给了自己所属的有功的大名与家人、臣属，总计有630万石之多，占全日本耕地总收获量的五分之一。德川家康还根据与自己的亲疏关系，将臣属于自己的大名分为亲藩、谱代、外样三个等级。其中亲藩是与德川幕府有血缘关系并在将军绝嗣时有权继任将军的大名；谱代则是在关原之战前就已经臣属于德川家康的大名，有权参与幕政；外样则是关原之战后臣属于德川家康的大名。德川家康将亲藩、谱代大名安排在战略要地以及繁华地区，对外样大名进行监视。外样大名一般都地处偏僻，而且无权参与幕府政事。

与此同时，前文说过，德川家康为了削弱大名的实力，避免地方势力坐大，颁布了《一国一城令》，规定大名必须放弃、平毁领国内的其他城池，只能保留一座城池。

德川家康的这些政策使日本的政治版图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尽管日本当时是等级封建制社会，统治者调动人力、物力的能力没有中央集权制国家强大，但是此举对以后日本的经济发展、城市发展仍然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伴随着这些政策的强有力的实施，出现了很多转封的大名，同时在很多领国内也出现了新城下町的建设工程。

同以往一样，大名在转封之际一般都将自己的家臣团带走，还有一些公职人员也必须随行。为了尽快在当地扎根，同时也为了生活便利以稳定军心，必须迁徙大量的町人。对于普通町人，有些地方为生计所迫是自愿相随，大部分地方则是被强制跟随。

早在德川幕府之前，此类事例已经屡见不鲜，最典型的莫过于丰臣秀吉大阪城的修建。当年，丰臣秀吉看中大阪位于关西平原的中心位置，且有在淀川出海口的绝佳位置，决定在大阪为自己营造一个根据地。他在营建大阪城的同时，命令南面港口城市——鶭的居民搬迁到大阪，从而将大阪由原来的石川本愿寺寺前的一个小小门前町塑造成了日本屈指可数的特大型城下町。

再如原来在北陆春日山城、1607年被移封到福岛的崛久太郎，他在福岛营建高田城的时候，将原来的城下町的居民全部搬迁到福岛。伊达政宗在移封到仙台的时候，也将原来岩出山的居民全部迁到仙台。

为了尽快形成对领国的经济控制，强化新的城下町经济功能，大名在进行人口搬迁的同时，也进行经济集中。很多诸侯在移动的时候，也将不少集市一并移动。比如有些诸侯规定，只有城下町才有酿酒的权利，其他地区一律不得酿酒。

作为配套措施，在交通方面，由于一国一城制度的规定，所以，大名必须改变领国内原有的交通结构，以城下町为中心，营造新的交通网。除了新修改建道路之外，由于水运非常重要，因而又大力疏浚河道、港湾，建造新的码头，以吸引商人船舶入港，甚至拆除附近其他港口的设施，逼迫商人船舶入泊新的港口。

在为新的城下町聚集人口、形成人气方面，大名的措施是软硬兼施，除了上述威逼措施之外，还采取了很多利诱的手段。比如当时很多商人为大名经常颁布豁免债务以及高利贷的所谓“德政”类政策所苦，经常倾家荡产。为了吸引商人的到来，大名特地宣布在城下町不实行“德政”类政策。很多大名还规定搬迁到城下町居住的商家一律免除宅地税。还有些大名在城下町免除市场税、废除专卖垄断等，以营造一个自由交易的氛围。在初期，几乎所有大名的城下町都实施自由贸易政策，鼓励外地商人入住或来此交易，以繁荣市场。

城下町的建设，有些是平毁原来的建筑，完全建一座新的城下町；有些则利用原来的町或以其为核心，在周边建设发展，或紧连其发展建设。有些城下町周围有土墙、壕沟这样的防御工事。但很多新的城下町则只在位于中心地区的大名的住宅——天守阁与侍从室周围设有城墙与壕沟。城堡的修建，一般是将天然地形与人工改造相结合，易守难攻。而且为了显示大名的威严以及便于行使对领国的统治权，很多城下町都修建在平原的中心部位，如大阪、和歌山、彦根、姬路、冈山、仙台、弘前等。

城下町的规划一般依据地形，采取正四边形或者长方形，呈棋盘状，所以，町内直角相交的道路很多。为了防御敌人长驱直入，有些还有意识使道路弯曲，或者设置丁字路，以利防守。过境道路通过城下町时，一般都不通向城下町的大门，而是在一定距离之外曲折通过。城下町的主要街道一般为三到四间宽。^[23]

大名的中心城堡一般设有三道城墙，在城墙的堡垒上建有供瞭望、防守、储藏兵器与粮食的城楼，城楼一般都涂以白色。其中最主要、最高的城楼称为“天守阁”，通常是三层三重，也有五层八重的。为了表现领主的威严，主城楼都修得巍峨壮丽。最中心的部位一般用于存放兵器与粮食，用夯土墙；由内向外的第二道城郭内是大名居住地；第三道城郭内是政厅所在地。

2．城下町的格局

在居住方面，城下町的结构显示出典型的封建等级制的特点。在居住区域的划分上，一般分为“侍屋敷”（武士居住区）、“寺社区”以及“门前町”、“町屋”（普通商人工匠等居住区）。

金泽城下町

在“侍屋敷”内，武士一般根据身份禄米的差异而居住于不同面积、不同区域的住房。重臣住在外壕以内，一般都有庭院。普通武士则集体驻扎在“町屋”的外侧，以时刻防御外敌来袭。由于武士团分工很细致，有骑兵、步兵、火枪兵、弓箭兵、御膳兵等，且分别驻扎在不同的区域，所以，尽管大部分城下町武士的数量远比町人要少，但是居住的面积远比町人区大。据日本学者的研究，在江户，武士町的面积占总面积的三分之二以上，长冈也有三分之二，在人口较为稀少的北陆地区的金泽，武士町的面积是町人区面积的三倍。西南的鹿儿岛是七分之四，熊本是四分之三。^[24]

町屋区域同武士的“侍屋敷”有严格的区分，在武士区域是不容许建店铺的，武士同町人不能混住。在町屋区设置严格的管理，大道上一般都设有木门，夜间禁止出入，有要事者，比如生病请医生、生孩子请接生婆等，也必须持有相关的手续、证明方能出入。

町人根据职业的不同集中居住，具体有两替町、吴服町、传马町、盐町、米町、油屋町、八百屋町、茶町、纸屋町、木材町等。散发气味的鱼市场一般放在里町，马市一般放在大路的末端。大商人居住在中心部位，他们控制市政。依次往下是有房产的小商人、工匠、租地者、租房者、秽多（贱民）。只有有地有房者有市民权，但同时也承担市民的义务，无地无房者以及贱民无任何权利，但也不承担任何义务。

城下町兴起之后，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市场的繁荣，供应日常需要的店铺商业逐渐取代了定期不定期的集市，米、鱼、蔬菜等市场繁荣起来。城下町在初期为了招商，实行自由贸易政策，但是，当地大商人随着势力的增强，逐渐同大名的权力相结合，驱赶外来客商，实行区域专卖，以牟取垄断利润。各藩的政策也都是奖励输出，限制输入。^[25]

町人区中尚有匠人町，由于匠人町对于门面的要求没有商业町高，所以，一般都设在小巷里面，或者道路的尽头。它们有瓦町、金屋町、磨屋町、土町、大工町、锅屋町、桶屋町等。在城下町成立之初，匠人们都集中居住，后来也逐渐与商人们混住。

由于寺社的建筑高大坚固，而且人多嘈杂，大名一般将寺社区置于城下町的外围，作为一道防御屏障。城下町寺社的数量，据统计，姬路有68所，高田有30所，弘前有20所。

在日本古代社会，除了士、农、工、商四个等级之外，不属于“民”的尚有贱民系列的“非人”、“秽多”。他们一般居住在城下町的最外围，尽管城下町在膨胀发展，但这一群体始终在最外围。他们一般从事一些军用品的制造以及耕作工作，此外还做监狱看守、囚犯的押解、刽子手、城市卫生等工作。他们由专门的首领管理。江湖艺人入城，要先取得他们头领的容许。有些藩将他们的部落同刑场一起设置于城下町的入口处，起第一道防线的作用，以防卫敌人以及农民的“一揆”（暴动）来袭。

除了武士之外，幕府设有町奉行与寺社奉行，从事町以及寺社的管理。在町奉行之下，町设有专门的町役人组织。町役人的首领一般都是豪商，且与幕府关系密切，属于特权商人，因而被町奉行选中为首脑，且经常世袭。在商业发达的町，町役人也由拥有房地产的町人选举产生。町内最基层的组织是五人组或十人组，每组有组头。五人组在成员有婚姻、养子、继承、遗言、废嫡等事务时要出席，以作为公证。遇组内成员有作奸犯科之事时，负有连带责任。

町人见到武士必须下马，在武士通过时必须摘下顶戴头巾。不得过所谓奢侈的生活，不得住两层以上的住房等。另外，还不许结党，禁止向他国迁徙等等。城下町所谓免除房地产税的政策也是不彻底的，有些地方在城下町建立初期为了招商采取了这些优待措施，到城下町形成气候之后就改变了政策。还有些地方，商人虽然免除了房地产税，但是还有其他徭役负担。

（四）江户与大阪

在德川幕府时代，江户与大阪是两个类型不同的城市。江户是武家町，在城市发展与管理方面显示出典型的封建等级制特征；而大阪是市民町，在商品经济的影响下，在城市布局与管理方面有着更多的近代因素。

在室町幕府中期，由太田道灌正式营造江户城，由于这里背靠关东平原，水陆交通方便，便开始发展。1591年，德川家康移居江户，在他的苦心经营下，江户逐渐成为关东地区的中心。1600年以后，随着德川幕府统治秩序的确立，江户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江户除了幕府直辖的八万旗本以及两万御家人之外，还因为参觐交代制，集中了全国300诸侯的二分之一。又由于大名的妻子以及侍卫等都要留驻江户，因而江户集中了全日本好几成的财富。相应地，大批寻求生计与发展的商人、工匠也相继到来，从而导致江户畸形发展，江户遂成为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巨大城市。

幕府末期的江户

全国各地的大名都在江户修建住宅，考虑到居住、玩赏、隐居、火灾等因素，大名的住宅一般都在3处以上，有上屋敷、中屋敷、下屋敷、藏屋敷、抱屋敷等。像因州鸟取的池田家就造了10处，长州的毛利家建了9处，纪州的德川家置了8处。大藩在江户的常住人口多达七八千人，小藩也有数百人。

幕府对各藩藩主根据其封地的大小给予一定的宅地。营造面积最大的是尾张藩，有21万坪，最小的为麻生藩，有1800坪。在住宅的修造方面，藩主们哪怕再困难也力争豪华，尤其重视外观。幕府的旗本因为财力比不上大名，住宅相对俭朴。

由于诸藩互相攀比，导致天下不堪重负，地方民众不断反抗。幕府中期以后，由于火灾频发，很多奢华住宅都化为灰烬，幕府以此为契机，屡下节俭令，限制大名新建宅邸的规格、高度、装饰等。

武家的住宅主要集中在江户的西北部，也就是山手一带，这一带地势较高，靠近山地，风景优美。市民主要集中在东南部地区，这一带地势低洼，易发水患，但地价低廉，而且由于靠近河川，交通便利，适合做生意。

至于町人的房屋，幕府为了维持等级秩序，以禁止奢侈为名，只让町人建两层以下房屋，且只能用板顶草顶。后来因为大火频发，尤其是1657年的大火，死亡数万人，幕府才开始提倡“土藏造”，也就是板筑夯土墙中置有板芯，使用瓦顶，墙壁大都涂成黑色。这种房屋有一定防火功能，且比较美观，之后逐渐在商业区日本桥一带流行开来。不过普通町人的住宅仍然是简陋的草房、板房。江户还有很多面向出租户的长屋，更是狭小简陋，仅能容身，多家共用一个厕所、水井，排污设施缺乏，卫生条件极差。^[26]

江户的五条街道都以日本桥为起点。街路的宽度为五间。在品川、板桥、内藤新宿、千住都设有木门，有道路奉行管辖。又开了五个港口，日本桥成为人员与物资的集散地，整个城市以水路交通为主。

陆上交通方面，在江户市街，只有武士可以乘马，普通市民只能步行。至于轿子，原来也规定只有武士阶层才能使用，后来扩大到病人、老人、小儿、妇人。但是由于城市扩大，违反规定的人很多，屡禁不止。到幕末，轿子就是江户市民普遍的交通方式。货运当时用牛车或用大八车（人力车），马是驮物而用的。一直到1866年马车才被作为运输工具使用。

在面积方面，武家地面积在幕末时代有11692591坪，寺社为2661747坪，町为2696000坪（20%）。可见，武家土地占绝对优势。^[27]

由于关东落后，江户的主要物资都从遥远的关西运来，因此大阪到江户的船运非常发达，有很多船运屋——巡船。1782年后，幕府鼓励成立“仲间”行会组织，以减少弊病。行会在幕府财政困难之际经常献金，商人因此聚集了大量财富。

在管理方面，武家一般由大目付、目付管理。寺社由寺社奉行管理，町地由町奉行管理。三个系统平时独立，但在遇到涉及各方的问题时也会联合办公。町奉行是管理町人的，一般由旗本担任，有3000石俸禄，一般为3名。随着江户的扩大，町也逐渐增加，在1714年有933町，1792年1168町，1847年1685町。一般情况下，一町有90户，350人左右。

在町奉行之下设有“与力”、“同心”，“与力”的禄米是200石，“同心”俸禄微薄，所以另外给予一些土地作为弥补。尽管奉行人选屡屡更换，但是“与力”、“同心”经常世袭。他们同各町民的自治组织配合，行使对町民的管理权力，维持秩序。武家地设什番，分为幕府设的公议什番、大名设的大名什番、旗本共同设的组合什番，其中旗本的组合什番有669所。町地设“自身番”，每町一所，在1853年有1016所。番头一般由商人担任，住在町的木门附近，晚上10点关闭木门。此外还承担其他日常事务，如处理火警、防范盗贼等。町奉行之下是町年寄，一般为世袭。町年寄之下为管理一町乃至二十町的町名主或町役人。然后是终端组织——市民五人组，由成员选举产生，一般都是由大商人或者有影响力的人出任。

明历三年（1657）发生大火灾，万石以上大名的房舍被烧掉500余座，旗本是770余座，寺社是350多座，町屋是400余町。烧死人口数万，伤者不计其数。幕府以此为契机进行了街道改造，以大目付北条安房守和新番头渡边半右卫门为首制定改造计划，主要是拓宽道路，将日本桥大道（原为5尺八寸）拓宽到10间（一间为1．8米），本町大道拓宽到7间（原为6尺5寸），其他的是5间、6间，1间的叫大巷道。普通巷道都在这以下了。又拓宽了芝、浅草地方的壕沟，拓宽了神田川，修建了京桥、铁炮洲、赤坂、小石川、小日向的防火墙（板芯外涂泥巴，上加瓦片盖住），并设置了18处广小路作为防火设施。另外迁移了不少大名的住宅以及寺社，架设了很多桥梁，使江户市街面积比以前扩大了数倍，这以后基本上没有再扩展。后来，只要发生火灾，幕府的措施都是将大名、旗本的住宅向外移动。而市街地也随之膨胀，到幕末，达到了2000余町。由于没有采取根本性的措施，火灾仍然频繁发生。幕府也成立了消防队——町火消（1658），驻扎于江户的四个地方，以随时出动；并命令大名、旗本要承担其房舍周边地区的救火任务。同时将在隅田川以西地区的町人区以每20町为一个单位，组织48个小组，每4到9组为一个单位，从事救火工作。但总体而言，在防火方面，幕府一直没有采取根本性的解决措施。一直到明治年间进行了大规模的防火改造，这个问题才基本解决。

在江户，旗本、御家人带上家属至少有20万—30万人，各大名与家臣以及家属也有30万—40万，町人有50万—60万人。^[28]

幕府时期的大阪三乡

大阪与江户不同，大阪属于经济中心，因而町人占压倒性多数。武士主要来自各藩管理设在大阪的库房以及买卖事务的人员，数量有限。

自从德川幕府建立、政治中心迁往关东地区以后，大阪反而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当时关东地区比较落后，所需要的大部分物资都要从关西转运。而当时的陆路交通非常不便，在物资运输方面，海上交通占了绝对优势。江户到大阪的航线为南海路，大阪到长崎的航线为西海路，从下关经过日本海到松前（北海道）为北海路，奥州到江户为东海路。由于当时的航海条件，再加上大阪的物资集散功能，西北日本乃至北海道运往江户的物资都要经过大阪，再转运到江户，所以，当时大阪的货物吞吐量尤其是米的运输量极大，据日本学者统计，在高峰时段达到3000万石，占当时日本全国米产量的一成左右。

各藩的大名在江户生活，除了米的需求之外，还需要大量的货币，他们将藩内的米以及土特产运到大阪，在这儿兑换成现银。大阪就此发展起了发达的金融业务，成为全日本最大的金融中心。当时日本的大部分藩国都在大阪开设了办事处、仓库，从事中转汇兑业务。大名在财政艰难之际也经常向大阪商人融资借贷。

在这种情况下，大阪就迅速发展起来。1703年达到了601个町，家屋数为17279间，人口有35万多。在1738年更是达到52．6万多人。此后虽然幕府因为饥荒、城市米骚动等原因强力疏散城市人口，但到幕末时大阪仍然有30万人口。

因为货物运输与金融兑换等方面的收入，大阪的大商人鸿池善右卫门的财富与一般大名无异，而且还被授予了武士专属的带刀权力。其他像天王寺屋五兵卫、平野屋五兵卫等皆富可敌国，他们都在江户开设了分店。由于国内市场狭小，为了避免恶性竞争，大阪商人也成立了行会——二十四组一类的组织。

在城市管理方面，自大阪1619年成为幕府的直辖领地以来，幕府任命的最高统治者是城代，其地位相当于谱代大名，其下设两名町奉行。町奉行的下面分三组，设物年寄。物年寄在大商人中选出，没有薪资，但拥有货船300艘、茶船200艘的调拨使用权，所以好处多多。物年寄一般世袭担任，但是由于商海沉浮，某家族长期世袭的情况也不常见。每个町设有町年寄，他们不是役人，也没有薪资，只是可以免除徭役而已，还可以得到町中给予的一些礼金等。大阪的商人一般不愿意被选为町年寄，而是让店伙计出任。由此可见，町年寄权威不大、油水不多。町年寄选举一般在有房地产的町人中进行，按得票多少，最后由物年寄定夺，上报町奉行。显然，在大阪城市的基层组织方面，地方自治色彩更加浓厚，在这一点上，大阪同江户以及其他城下町不同。^[29]当然，同其他城下町一样，大阪也处于幕府封建势力的强力控制之下。

（五）德川幕府统治后期的社会矛盾

进入18世纪中期以后，德川幕府统治下的社会危机开始呈现，而且愈演愈烈。

在农村，德川幕府统治初期实行德政，执行轻徭薄赋的政策，农村租税大部为四公六民，农民的经济负担大大减轻。各藩也都注意开垦荒地、兴修水利。再加上社会稳定，因而这一时期的农村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与此同时，商品经济也发展起来。尽管藩政府力图垄断商业贸易，将集市以及某些产品的制造集中到城下町，但是，由于民众需要的增长，各地还是出现了大小不等的集市，集市旁边也出现了很多固定的店铺。各藩政府也只能由压制逐渐转向驰禁、解禁。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在近畿的很多地方也出现了很多分散的手工工场。与此同时，农村也出现了两极分化的现象，尽管土地不许买卖，但是，兼并土地的现象还是普遍出现。到幕府时代中后期，随着财政问题的加剧，幕府开始加强对农民的盘剥，逐渐由四公六民增加到五公五民，最后上升到六公四民，这使农民的生存能力大大下降。借高利贷的现象普遍出现，使贫民原本艰难的生活更是雪上加霜。由于实行长子继承制，不仅贫民家庭，中等人家的二子、三子等也开始离开家庭前往城市谋生，从而导致城市人口大增。但是到18世纪中期以后，由于城市频繁出现饥民暴动，幕府开始在城市执行强制疏散人口的措施，逼使饥民归乡。这使得农村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农民“一揆”开始频繁爆发。

而城市在经历了幕府初期的大发展后，也出现了深刻的社会经济危机。

就人口而言，江户在18世纪中期的享保年间达到100万以后就停止了增长。冈山的町人口在1667年为28000余人，1707年达到30600余人后就逐渐下降，到1768年为23000余人，1812年减少到21000余人，1868年明治维新前夕更下降到2万余人。^[30]福井在江户初期人数超过4万，也是屈指可数的大城下町，但是以后逐渐下降，到德川幕府中期下降到3万余人，到1847年，总人口为33000余人，而町人只有2万人。^[31]作为北陆地区最大城下町的金泽在1657年人口为68000余人，1710年为64000余，1843年为5万多人。其他如浜松、大垣等城下町以及鶭、长崎等商业城市也都是如此。

但是，也有人口增加的城市，尽管增加数量较少、增长较慢。比如萨摩藩首府鹿儿岛，1772年总人口为59000余人，到1826年达到72000余人。久留米在1699年为8000多人，到1858年为11000多人。富山在1676年总人口为23000余人，到1841年为26000余人。

诸如下关、新等地则因为海路交通的变化，人口急剧增长。新在1680年为2500户，到1843年达到5754户，下关到19世纪前中叶也达到2万多人。^[32]

在阶级关系方面，城市两极分化现象加剧。城市里拥有房地产的人减少，租房户大大增加。在长崎和鶭，租房客达到80%，大部分城下町的这一比例在50%—70%之间。在城市出现了很多大的房地产主，他们专门靠租房赢得巨额收入。由于幕府与各藩都出现财政困难，所以，除了多征地租、加强专卖等之外，就是克扣武士的俸禄，从而导致了武士阶级的穷困。很多武士不得不变卖或抵押家产、向商人借高利贷。有些武士被逼无奈，只得接受商人的订货，从事家庭手工业，有些武士夜间掩脸在路边从事买卖交易。在有些藩，连高级武士也在后院种桑养蚕制丝，然后卖给批发商。武士的贫困也激化了他们同领主的矛盾，以致有些武士恨主如仇。

与此同时，城市骚乱与抢米风潮也日益增多，从18世纪中期开始到幕府垮台，有记载的城市抢米风潮有200多次。1781年因为水旱蝗灾，出现大饥馑，米价上涨6倍，江户出现大规模的饥民暴动，米店、问屋以及富豪的住宅被打砸。参加暴动的人群中，也有相当数量的役人、浪人。到19世纪中期暴动达到了高潮，最著名的就是1837年大阪大盐平八郎的暴动，这次暴动虽然一天内就被镇压，但是迅速蔓延到摄津、越后、周防等地，影响极大。

为了挽救危机，幕府也曾经进行了数次改革，如1716年的享保改革、1787年的宽政改革、1841年的天保改革。改革内容无非是厉行节俭、提高地租、废除行会、疏散城市人口等。这些改革虽然也曾收到了一时的功效，部分缓解了社会矛盾，但是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1854年，在美国的武力胁迫下，日本开埠。之后，由于外贸输出增加，再加上日本的金银比价同国际没有接轨，西方人在日本大做黄金投机买卖，物价更是有增无已，社会矛盾趋于激化。

西洋殖民势力的入侵打破了日本原有的社会平衡，围绕着如何处理同西方国家的关系、如何捍卫民族独立，权力结构多元化的日本社会出现了激烈的争议，朝廷、幕府、各藩国、各阶层的意见都不一致。再加上幕府内部又出现了围绕将军继承问题的争吵，政治局势开始动荡。尊王攘夷派、公武合体派、倒幕派等纷纷登台，幕府逐渐失去了对局面的控制。

在幕府统治摇摇欲坠之际，也出现了一股积极的势力。东亚文明的现代性以及东亚社会在思想上以世俗功利的儒家思想为核心、以多神信仰的佛教以及其他宗教为辅助的一种思想结构，使得东亚社会比较容易认识到西方文明的先进性，并且很快就能够找到一条正确的现代化之路^[33]；东亚在农业经济领域以租佃经济为主导，在手工业、商业领域以雇佣关系为核心，这就使得东亚社会对资本主义的雇佣生产方式并不陌生，转变起来也较为便捷；东亚国家在政治上有一套强有力的行政机构，使得东亚社会有很强的动员人力与物力的能力，也使得整个社会能够在政府的领导下全力以赴地、以运动的方式走现代化之路。日本在思想上与经济上同中国等东亚国家差别甚小，只是在政治上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集权的中央政权，尽管如此，其藩国内区域性的行政统一已经形成，并形成了一套现代性很强的、有效的行政机构，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已经是呼之欲出。

因为东亚文明的现代性，所以尽管日本社会在如何对付西方现代势力入侵、如何捍卫民族独立方面意见不一，但是从理性的世界观出发，无论是幕府还是大多数大名，在很快认识到西方的先进以及自身的落后之后，便开始了学习西方、开国进取，通过现代化来强大自己以捍卫民族独立的道路。

在这种情况下，西南一带一直受幕府压制的外样大名，利用社会矛盾激化、幕府统治者疲于应付的时机，开始了大规模的富藩强兵活动。以萨摩、长州、土佐等藩为首，他们积极同西洋近代势力接触，派出留学生，同时引进西方的机器设备，开办纺织厂，并积极开展对外贸易。在军备方面，引进洋枪洋炮，用西法训练军队，创办近代兵工厂，试验枪炮轮船的制造工作等，成绩斐然。这一系列措施既改变了藩内的财政状况，又增强了本藩的实力。更重要的是由于日本的割据环境，西南诸藩变成了近代化势力的根据地，在富藩强兵的活动中成长出了一批近代化派，如高杉晋作、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等人，他们利用幕末的风云变幻，纵横捭阖，结成了萨摩、长州、土佐、肥前四藩联盟，并联手倒幕，最终在1868年推翻了德川幕府的统治，建立了由现代化派控制的明治政权，日本的历史由此进入了近代，一个新的时期开始了，日本的城市发展也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