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的融合

我们该如何对待这些现象呢，比如说在阿姆斯特丹的摩洛哥女孩玩泰式拳击、在伦敦表演的亚洲说唱、爱尔兰人的硬面包圈、中国人吃的本属于墨西哥的玉米面豆卷以及在美国过狂欢节的印度人，或者“墨西哥的女学生穿着希腊式的长袍、跳着邓肯的舞蹈”(Rowe＆Schelling，1991，p.161)?我们又该如何理解彼得·布鲁克(Peter Brook)导演的《摩诃波罗多》呢?或者是阿里乌斯派的姆努什金(Mnouchkine)以日本歌舞伎的风格为巴黎观众在太阳剧院表演的莎士比亚戏剧?文化的经历和体验——不管是过去的还是现在的——都不能简单地搬到文化单一性和标准化的方向上去，这并不是说，同时、同步的全球性文化这一概念(Schiller，1989)是不恰当的。恰好相反，它在根本上还不够完备，因为它忽视了反方向的情况——即，非西方文化对西方已经形成的影响，它轻视了全球化动力的矛盾性，忽视了当地对西方文化的接受所起的作用——比如说西方元素的本地化。它也未能看到非西方文化之间相互发生的影响，它没有为像“第三文化的发展”这样的融杂的文化留有余地，比如说使用民族乐器演奏的流行音乐。同时，它也高估了西方文化的同质性。而且还忽视了一个事实，就是如果我们检验西方文化的脉络传承的话，就会发现，很多来自西方的标准和西方的大众文化工业自身，其实在文化上也具有融杂的特征，南北文化相互渗透的几百年已经产生出跨洲的融杂文化。欧洲和西方的文化只是这个全球化融杂、融合的一部分。直到14世纪，欧洲还是“东方”文化影响的接受者^[11]，这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西方霸权始于19世纪，是近代的事情，也有争论说这是从工业化以后才开始的。

用一个术语来描绘这种相互间的关系，就是全球文化的“克里奥耳化”(creolization)^[12](Hannerz，1987)，这一文化来自克里奥耳语和语言学，克里奥耳化自身就是一个奇特的、融杂的术语。在加勒比海和北美洲，它代表着非洲和欧洲混合(如新奥尔良的克里奥尔人的烹调，等等)。在拉美，criollo^[13]这个词原本就是表示在拉美大陆上出生的欧洲后裔^[14]。克里奥耳化意味着从加勒比海这个窗口看世界，其迷人之处一部分就是它抗拒了19世纪的种族主义，抵制了随之而来的对不同种族之间通婚的憎恨，比如白人与非白人之间的婚姻。那时候人们认为，不同种族之间的混融、通婚会导致人种衰退，因为在每一次混融中，都是低级的要素注定占据支配地位。首先，通过强调和突出混血(mestizo)的因素，克里奥耳化凸显了深藏其后的东西，并且对跨越边界有了限定;其次，它还隐含了一个与“西方化”概念相左的观念:西方自身也可以看作是融杂的，西方文化也可以看作是一种融杂混融的文化。

拉丁美洲有一个术语叫“mestizaje”(混合)，指的也是跨边界的混合。然而，从20世纪初期开始，它也作为一个霸权的精英意识形态发挥过作用，其意思是把拉美各国从总体上“漂白”，或者是“欧洲化”:把欧洲的元素都保留在上层，通过人口和文化的逐渐“漂白”，拉美就会实现现代性(Graham，1990;Whitten＆Torres，1992)。这两个混合的概念(克里奥耳化和混合)都有一个局限，就是都局限在后16世纪美洲的经验之上。

另外还有一个术语——“世界的东方化”，指的是“一个显著的全球化过程”(Featherstone，1990)。用埃灵顿公爵的话说，“我们全都变得有点儿东方化了”(引自Fischer，1992，p.32)。正是“东风压倒西风”的话题让人不由得想起苏丹·卡里耶夫^[15]、毛泽东和阿卜杜勒－马利克^[16]，在中国和亚洲其他新型工业国家崛起的大背景下，产生了21世纪是“亚洲的世纪”和亚洲的文艺复兴的看法(Park，1985;Ibrahim，1996)。

这些术语——克里奥耳化、混合、东方化——都为理解全球性的混融打开了不同的窗户。在美国，跨文化意味着，欧洲裔美国人接纳黑人文化的特征，而非洲裔的美国人接纳白人文化的元素。作为一个普遍的概念，跨文化恰如其分地描绘出了长远的、全球性的不同文化间的渗透和全球性的融合。然而，需要进一步澄清的是，这些术语是在哪些文化的相互作用和交叉下的情况下使用的，比如在“全球化的融合”这个词(global mélange)当中，对全球化各种关系中事实上的不均衡、不对称和不平等就没有予以足够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