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化交流的新发展

文化软实力是一个国家的文化诉求，是国家或地区通过相互间联系、合作和吸引而非强制的方法使对方自愿产生认同的一种特殊影响力。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文化与经济、政治交织在一起，对经济政治的影响更加深刻，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作用日益重要。软实力不仅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主导国家兴衰存亡的关键因素，所以“文化成了一种舞台，上面有多种多样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势力彼此交锋。文化决非什么心平气和、彬彬有礼、息事宁人的所在；毋宁把文化看作战场，里面有多种力量崭露头角、针锋相对”^[83]。“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文化比任何时候更重要的时期。”^[84]

与之相应，世界各国文化交流的速度、规模都在空前增长，与其早期形态相比，文化全球化时代的文化交流发生了质和量的巨大变化。

（一）文化的独立性空前显现

在国际关系的早期，物质暴力充斥着国际关系，支配着国家命运的兴衰沉浮。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战争是大国解决国际体系结构与权力再分配、利益再分配和观念再分配之间不平衡状况的根本手段。由此，以军事实力为核心的硬实力一直是国际政治斗争的主旋律。在世界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决定对立双方战争成败的基本因素是：军事力量＋军事战略＋国民意志。“过去，对一个大国的考验是其在战争中的实力。”^[85]在这一漫长的世界历史进程中，大国的政治家们很少注意文化力量的国际竞争作用。即使文化偶也被运用于国际政治斗争中，国家争斗的“硝烟”中也弥漫着文化的较量，但正如汉斯·摩根索所言：“文化帝国主义在现代所起的典型作用，是辅助其他方法。它软化敌人，为军事征服或经济渗透做准备。”^[86]文化常常是隐身于政治、军事力量的背后的，为国家“硬实力”起着呐喊助威的作用。作为殖民主义的一种辅助手段，文化方面的侵略和扩张主要是服务和依附于国家现实的经济、政治等方面的现实利益而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易言之，相对于军事、经济的地位，文化软实力的作用并不突出。

冷战后，世界大国地位的获得不仅取决于该国所拥有的强大政治、经济和军事能力,也取决于该国拥有的强大文化软实力。后者不仅是国家综合国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是国家政治、经济和军事战略资源能够得到充分组织和动员并发挥最佳效能的不可或缺的重要保障。“文化力量为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力量增添分量”^[87]。文化作为一种软实力、一种精神的力量，直接关系着一国的国际影响力、国际竞争力。特别是随着世界范围的文化交融、交锋的日益广泛，国际文化竞争不仅浮出水面，由“隐”变“显”，由幕后走向前台，而且逐渐被推到国际政治舞台的中心。文化领域越来越成为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较量的主阵地。

如果说早期资本主义向世界扩张的过程是以经济全球化为龙头、文化全球化为依附的话，那么当代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则是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全球化并重甚至是两者交织发展的。文化开始从过去政治的婢女地位中解放出来。文化的地位空前提高，其独立性并充分彰显出来。诚如汉斯摩根索所指出的：“文化帝国主义的东西，是最巧妙，并且如果它能单独取得成功，也是最成功的帝国主义政策。它的目的，不是征服国土，也不是控制经济生活，而是征服和控制人心，以此为手段而改变两国的力量对比。”^[88]

（二）文化外交成为文化交流的主要形式

文化交流形式多种多样。国内有学者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把它分为种族之间的交流、民族之间的交流和国际交流三种形式。^[89]种族之间和民族之间的交流常常是指发生在一国之内跨种族和跨民族的文化交流，而国际间的交流则常常是指主权国家政府之间的交流，包括外交和宣传领域，以及经贸、文化科技等的交流，它也是跨种族、跨民族的交流。无论是何种形式的跨文化交流，都可以归纳为三个不同的交流层次：跨文化人际交流、跨文化组织交流和跨国家的文化交流。跨文化人际交流主要指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人之间的交流，相互交往的人可以是不同种族、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人；跨文化组织交流是指不同文化背景的两个组织之间的交流；国家之间的跨文化交流主要是指不同国家之间利用各种大众传媒进行的信息传播和交流活动。

二战以前相当长的一段期间里，文化作为一种满足人的精神需求的娱乐活动，通常游离于经济之外，更多的是文化人从事创造性、个体性的活动，人们从事文化交流或是出于对文化的好奇，或是为了加深彼此之间的了解。过去的文化交流多为种族之间的交流、民族之间的交流，即多为民间行为、自主行为，文化交流的目的单纯，带有很强的非政治性。

冷战结束后，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文化“软实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增强“硬实力”的合法性、感召力和影响力。从某种程度上讲，“软实力”比“硬实力”更有优势，因为“软实力”总是容易让人内心折服。“国际文化交流中的竞争，关乎意识形态主动权的得失，如果我们不能形成自己的文化优势，就无法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高扬社会主义文化理想，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捍卫国家文化主权。”^[90]文化作为与政治主权和经济主权相对应的权利，日益成为国家间主权斗争的重要砝码。哪个国家的文化成为国际社会的主流文化，哪个国家就有可能成为国际权力斗争的赢家，就将有可能掌握未来的世界。越来越多的国家已认识到，文化交流不仅是建立起国际信赖与认同，塑造一国和平、负责的国际形象的有力工具，还是传播一国政治理念，扩大国家影响力的重要载体和执行对外政策的重要方式。于是，文化交流开始受到国家和政府的强力推动。跨文化交流不再是单纯地为了“交流而交流”，“文化交流逐渐采取了新的形式：对思想和文学、艺术、科学作品进行交流，在这方面，公共权力打算至少像对产品和商品的贸易那样行使控制权”^[91]。许多国家意识到运用文化战略去配合实现国家利益的重要性和有效性，开始把文化“软实力”这一新的权力源泉纳入到国家政治发展的战略轨道中来，并将其作为实现国家对内、对外目标的重要内容和手段。文化与政治的联系空前加强。

正如美国社会学家罗兰·罗伯森指出，一切国际政治都是文化性的，我们正处在全球范围的文化政治时期。在传播全球化时代的今天，文化对国际政治的重要作用越来越大。政治与文化的结合与联姻，不仅成就了国家政权存在的合法性依据，奠定了国家权力统治的道义基础，同时也使文化交流从一般的交往行为上升到国家政治行为的战略层面上来，从而促成了所谓的“文化外交”。随着文化在国际交往中的地位迅速提升，文化外交正在成为各国总体外交的重要内容。利用文化提高本国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已成为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大国的一项战略选择。文化外交也由此成为世界文化交流的一项最主要形式。

在美国，文化外交是被当作美国外交的“第四维度”来看待的。如美国负责教育和文化事务的国务卿首席助理菲利普·赫库姆克斯指出，“除了政治、经济、军事问题之外，教育和文化事务是现代国家外交政策的第四，也是最人道的部分”^[92]。在德国，文化外交被视为外交的“第三支柱”。1966年，时任德国外交部部长的威廉·勃兰特首次明确指出，文化关系是除政治和贸易之外国际关系的“第三个层面”，文化应与政治和贸易一起并列为对外政策的“三大支柱”。而在法国，文化外交与政治和经济外交地位则被同等对待。法国前总统希拉克曾说：“文化是与经济、环境和社会并列的可持续发展的第四大支柱。”^[93]就中国来说，“对外文化工作作为我国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我国对外关系中继政治、经济之后的第三个支柱”^[94]。

（三）文化交流范围的全球化

文化的传播离不开传播工具，传播工具的每一次改进都促进着文化传播的广度和深度。在工业社会以前，人们的生产方式受地域的制约，交通和通讯也不发达，由此造成了各地域之间的交往范围十分有限。

18世纪末期以来，商品的大量输出、世界市场的大力开拓和交通与通信技术的不断革新，使得人类交往和信息传递的时间大大缩短，不同文化体之间的联系日益广泛，有些甚至遍及全球。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纷纷建立了信息高速公路，信息时代、知识经济时代向人们显示出无穷的诱惑力。信息革命在文化全球化中的作用更为直接、显著，它不仅从根本上变革了通信工具和交流手段，在更大范围、更多领域，以更快捷的方式实现了不同文化的交流，开辟了文化传播与文化交流的新时代，同时还为文化交流在当代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有利的物质条件，是当代跨文化交流的“催化剂”。

一是以数字技术革命为代表的科技革命推进了文化互动的发展步伐。过去人们之间的信息传递主要靠的是信件，一封信到达目的地少则几天，多则数天。但通过数次科技革命，人类发明了电报、电话、电影、电视等通信手段，这使得信息的传递只需要几小时、几分钟。尤其是卫星传播和远程电话、光纤技术以及全球互联网的发展，更使文化生产和传播的形式跨越了民族文化和民族国家的界限，几乎实现了“零距离”的即时传输。如果说，19世纪殖民时代西方发达国家向落后国家输送文化信息尚需借助于枪炮的威力和传教士才得以实现的话，那么今天足不出户，在小小的键盘上“弹指一挥间”即可实现文化信息超时空的瞬间传递。

二是文化交流的空间被大为压缩。空间是人类生存的坐标，也是文化建构的坐标。如在上一章中所说，由于受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和空间距离的制约，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交流仅限于周边区域内。电子传播技术的发展，使当今世界进入了以数字化、网络化为核心的信息革命时代。借助互联网、信息高速公路、计算机等文化交融的新平台，人类得以冲破文化交往的时空约束和壁垒，超越民族国家的疆界，在全球范围内全方位、立体化地进行自己的文化选择、文化传播与交流。也就是说，日益发展的信息技术革命使人类信息传播的全球化由梦想变成现实，它使信息发布和信息接收实现了双向意义上的全球化覆盖。不同的文化体之间的联系变得更为频繁、广泛和直接，不再是过去那种偶然的、少数人参与的行为。

三是人类文化交流进入新媒体时代。加拿大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曾以传播工具的改进为标志把人类划分为口头传播时代、文字传播时代、电子传播时代三个不同的时期。与口头传播时代和文字传播时代不同的是，以互联网为标志的电子传播时代，文化交流的时空距离被极大地压缩了，世界连成了一体，人们通过网络实现了信息的交流与共享。在这个无国界、跨种族的空间里,借助于计算机网络媒介等强有力的技术平台，人们就可以和陌生人实现文化信息的无间断交流与传递。而这在以往，国际间的文化互动主要是通过面对面的直接交流来完成的。对于这一文化景观，蒂姆·奥沙利文(Tim.Sullivan)是这样评价的：“这一进程的核心在于传播技术和媒介网络的出现，它们使世界范围的交易、旅行与互动变得更快、更密集、更相互依赖。”^[95]

总之，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发展对文化的最重大的影响就是，它不仅压缩了文化交流的时空距离，还改变了文化交流和传播的方式，使不同地域的人们在精神生活和文化生活方面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全球互联与沟通，文化交流与传播得以在更大范围、更多领域、以更快捷的方式得以实现。相应地，文化也从过往那种浅表层面的交往逐渐深入发展延伸到深层面的交往。戴维·赫尔德指出：“20世纪晚期文化互动和文化交流在地理规模、直接性和速度等方面已经经历了一系列决定性的转变——不仅出现了具有历史独特性的技术，而且形成了不同形式的文化生产和互动的制度化。”^[96]

（四）美国文化霸权主义“异军突起”

所谓霸权，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指国际关系上以实力操纵或控制别国的行为。文化霸权指的是国家借助历史、政治和经济力量，加强并运用文化力量来制约和影响世界事务和其他国家内部事务的发展过程。其实质是巧妙地在文化掩盖下争夺世界政治、经济主导权。^[97]文化霸权主义是世界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必然结果。在近现代的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由于欧洲资本主义最早开创了人类文明史的发展进程，因此欧洲国家凭借坚船利炮，不仅建立了以宗教为轴心的经济政治秩序，而且还依仗强大的武力，建立了以自己为中心的国际文化秩序。占据世界文化舞台中心地位和主导地位的欧洲发达国家，对“异己”的非欧洲文化强力推行文化入侵和征服，妄图削弱东方国家的本土文化认同，重塑其人民的价值观和行为。如果说在二战前世界的文化帝国主义推行者主要是西欧国家特别是英国的话，那么二战后尤其是冷战后，美国则取代了英国的殖民宗主国地位而成为文化霸权主义的主要代表。美国文化霸权主义，用英国学者汤林森的话说，就是指世界各地古老的、传统的和本土的文化被来自美国铺天盖地的商业文化冲击得支离破碎和不复存在的过程。^[98]二战结束后，欧洲发达国家因惨遭战争蹂躏而成了战败国，从此一蹶不振。美国则借此良机一跃而成为世界强国。而苏联在冷战中的败北，则促成了美国世界独一无二的“龙头老大”地位。经济军事硬实力的发展，在为美国争取到无限荣光的同时，也日趋激发出美国称霸世界的文化欲望和野心。冷战的胜利使美国人认识到“赢得冷战胜利，不是因为军事强大或因为外交官的技艺高超，而是凭借美国制度赖以为基础的民主思想的力量”，因此在当今国际政治斗争的舞台上，美国要继续保持世界的霸权，仅靠经济军事等“硬实力”是不行的，还需要强有力的文化软实力的支持。布热津斯基在其《大失控》一书中就曾赤裸裸地说：“削弱民族国家的主权，增强美国的文化作为世界各国‘榜样’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力量，是美国维持其霸权地位所必然实施的战略。”^[99]“软实力”的提出者约瑟夫·奈也特别指出，美国的全球影响不能仅仅依靠经济实力、军事力量和威慑能力，美国的领导地位必须要依靠软实力来维护，也就是说，要靠美国的生活方式、文化、娱乐方式、规范和价值观对全球的吸引力来维护。简言之，美国的领导地位只有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上，才是更坚稳的。^[100]“过去，像法兰西这样的帝国依靠农业和人口的优势维护自己的统治；后来，不列颠利用较大的工业优势和航海实力变成全球性的帝国。将来，美国的权威不能建立在军事力量或经济统治上，美国还必须依靠榜样的力量来实施领导。而且如果这样做的话，美国的价值观、生活方式和文化就是最有说服力的武器。换句话说，最有说服力的武器是美国的软实力。”^[101]

为推行文化霸权主义，实现世界的“美国化”，在“文化外交是美国军械库中最有威力的一件武器”思想的指导下，美国在不断动用其“硬实力”对不愿臣服于其统治的国家进行武力打击的同时，还调动其能动用的一切文化力量和资源，通过各种文化手段和管道，为美国文化行销到世界上任何角落“保驾护航”。“一是在理论层次上推行以西方中心主义为基础的人文、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宣扬西方社会制度和价值观。二是在大众文化层次上通过各种文化媒体传播它们的文化，例如通过电视、国际互联网络、书籍、刊物、广告使广大民众耳闻目睹。三是在文化性的物质产品以及人们的衣食住行等日用品方面大做文章，使人们的环境和生活方式西方化。”^[102]此外，美国还利用在国际组织中的主导地位和一些国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谈判的时机，试图采用迂回、间接的方式把自己的文化价值嵌入国际性机构、国际制度中，达到影响世界的文化发展走向的目的。美国文化霸权主义的推行使得美国文化及文化产品如滚雪球般地涌向世界其他国家，在获取巨大经济利益和商业利润的同时，也为美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文化影响力。在当今世界，不但发展中国家的文化身受美国文化侵蚀之苦，就连欧洲发达国家如法国也不堪美国文化侵害之祸。其中，“一些国家，再也不能讲述自己的故事了，他们的市场九成被并不反映他们生活的美国形象所占领”^[103]。在文化全球化到来的今天，美国已完全取代欧洲国家成为文化霸权主义的唯一推行者。

美国文化霸权主义是19世纪西方殖民主义在当今时代的延伸。文化霸权主义的实质是在经济全球化高涨的情况下帝国主义采取的新式殖民主义。“在今天的世界里，可以把这些事实与帝国主义及其历史和形式联系起来看。当代亚非拉国家虽然政治上已经独立，但在许多方面仍然受人主宰，没有主权，跟欧洲帝国直接统治的时代没有两样”^[104]。虽然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殖民本质没有改变，但其文化殖民的内容、形式、手段则发生了显著变化。如果说，早期的旧式的文化殖民主义是通过赤裸裸的、野蛮的武力征服实现对他者文化与意识形态上控制的话，那么美国的文化霸权主义则是采取了一种更隐蔽、更灵活、更巧妙的方式，披着合法的道德外衣，通过文化渗透、消费方式的推广以及把西方社会美好图景的放大等软性手段实现的。它对人们的影响是全方位、多层次的，同时也是最为深远的。在当代，美国“全球资本主义在文化上的流动超过(而且必须超过)欧洲中心主义的资本主义”^[105]。美国文化霸权主义是文化殖民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正像有学者所说：“文化帝国主义作为一股强大的潜流顽固地盘踞在文化全球化之内，并且在文化全球化的外壳下以新的文化殖民形式继续发展下去。”^[106]

（五）文化的融合与冲突日趋增强

“文化是对话，是交流思想和经验，是对其他价值观念和传统的鉴赏。”^[107]文化交往的全球化，打开了文化主体的视界，使文化主体能够打破狭隘的民族性或地域性的视阈，用一种全球的眼光来环顾世界与审视自己的文化，在多元文化交往中坚持、保护前人的文化成就的同时，以开放的文化心胸吸纳、消化来自不同国家的文化元素，并能够将异质文化的有益营养进行良好的再加工，转换为具有自身文化特色的文化养分和新的文化特色。不同文化的成员在取长补短的互动中不仅丰富了自己文化的内涵，还在文化的不断交融中形成一些基本的世界共识。

人类文化的不断丰富与发展是通过文化的交往实现的，而交往的过程必然伴随着文化的冲突与融合。文化的冲突与融合是一对矛盾，它们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从文化发展的规律来看，正是它们之间的对立与统一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

关于文化冲突，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一文中说：“新世界冲突的主要根源不再来自意识形态或经济因素。人类的最大分歧及冲突的主要根源将来自不同文明的差异。未来的世界格局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以下七八种文明的相互作用：西方文明、儒家文明、日本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斯拉夫东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可能还有非洲文明。”“西方国家的普世主义日益把它引向同其他文明的冲突，最严重的是同伊斯兰和中国的冲突。”^[108]

美国学者赛义德也指出，西方资本主义文化霸权对第三世界国家文化的控制，激起了非西方国家捍卫自己文化主权的力量，因此抗拒西方文化霸权将是后殖民时代国家政治冲突的长期内容。^[109]文化冲突是在文化交往全球化背景下多元文化交流、互动的逻辑演进的必然现象。当今世界的文化矛盾与冲突是全球性的。从时间维度上看，主要表现为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张力，如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封建文化与资本主义文化的冲突；从空间维度上讲，主要表现为不同民族、不同国家间在文化上因其各自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而存在着的文化冲突。这其中以下列三种矛盾为最：

第一，全球文化与本土文化之间的矛盾。世界的普遍交往把每一个民族都融入世界历史的进程中，“每一民族同其他民族的变革都有依存关系”^[110]。文化全球化的发展为各民族、各国家文化的传播、交流提供了空前的机遇，同时也造成了对本土文化的严重冲击。一方面是全球文化价值的日益趋同。文化全球化以统一的市场化消灭民族的差异性，它打破了民族文化相对静止和孤立的封闭状态，并激发出本土文化新的活力，从而使文化的趋同性不断增强。另一方面则是日益增强的民族文化认同。文化认同是国家认同的基础。“文化之所以成为当今世界‘一个至关重要的大事’，是因为文化已经直接关系到，或者说已经成为一个民族国家生存发展的根本利益之所在。”^[111]因此，面对全球化对本土化的冲击，本土文化为维护自己的生存不断抗衡全球化的文化侵袭。全球化与本土化的矛盾已经成为一个世纪性的而且不得不加以解决的重要课题。

第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文化矛盾。在资本逻辑和文化单线进化论逻辑的双重作用下，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强势文化不仅凭借强大的经济、军事等硬实力和文化传媒优势，垄断了大部分的世界文化市场，造成了全球范围内对强势文化产品的“单向依赖”，而且还通过强势文化形式的“文化输出”战略，使得弱势文化在强大的文化市场中丧失了对传统价值观的偏好和坚守，从而引发弱势的发展中国家为维护本国文化特性和世界文化多样性而掀起的文化抵抗运动。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把对本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作为维护自己民族存在的武器，对外来文化采取排斥的态度，而对自己的文化加以保护，视之为自己生存的象征”^[112]。

第三，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矛盾。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制度如同水火，是根本对立的。进入21世纪以来，为实现“历史的终结”，西方国家加大了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西化”、“分化”的步伐。早在1989年，时任美国前总统的布什就曾在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上呼吁：西方各国要打好一场没有硝烟的“新的世界大战”，可能要用二三十年时间，届时将有可能融化掉社会主义，从而建立起一个以西方文明为指导的新世界。^[113]为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利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及其在全球化中的主导作用，通过经济贸易、文化交流等活动，利用信息技术和国际互联网络等，多方式、多手段地加大西方文化的输出力度，极力向他国，尤其是向社会主义国家输出其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政治体制，传播其意识形态，试图实现西方文化的全球化。

不同文化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既以隐性的方式存在，也以显性的方式存在；既以对抗的方式存在，也以非对抗的方式存在。总之，文化的碰撞与共存是世界文化发展过程中互为条件的两个方面，构成了文化全球化进程中的两道主要风景线。

总而言之，世界正在进入文化软实力竞争的时代。作为正在融入世界体系的社会主义发展中大国，中国更应重视利用对外文化交流来建设国家的文化软实力。这就要求中国一方面要在战略上形成共识，另一方面又要在战术上形成共为。只有这样，才能在文化日趋开放的经济全球化时代，切实提高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增强中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国际文化交流中的竞争力。

【注释】

[1]Joseph S.Nye，Jr..The American National Interest and Global Public Goods.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78，No.2，2002.

[2]Joseph Nye.“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in the Information Age”，Foreign Affairs，Fall，1998，p.86.

[3]Joseph Nye.“The Challenge of SOR Power”，Time Magazine，Feb.22，1999.

[4]﹝美﹞约瑟夫·奈:《美国霸权的困惑——为什么美国不能独断专行》，郑志国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9页。

[5]﹝美﹞约瑟夫·奈:《美国定能领导世界吗？》，何小东、盖玉云译，军事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25页。

[6]﹝美﹞约瑟夫·奈:《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吴晓辉等译，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7～8页。

[7]﹝美﹞约瑟夫·奈:《美国霸权的困惑——为什么美国不能独断专行？》，郑志国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9～10页。

[8]〔美〕约瑟夫·奈：《美国定能领导世界吗》，何小东、盖玉云译，军事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25页。

[9]〔美〕约瑟夫·奈：《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吴晓辉、钱程译，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11页。

[10]〔美〕约瑟夫·奈：《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吴晓辉、钱程译，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11页。

[11]Joseph S.Nye Jr.Soft Power：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New York:Public Affairs, 2004.pp.10-11。

[12]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软实力课题组”:《软实力国际借鉴》，《瞭望》2007年第11期。

[13]Hans Morgenthau.Politics Among Nations: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纽约：阿尔福雷德诺夫出版社，1985，10。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35页。

[15]〔美〕肯尼思·沃尔兹：《现实主义思想与新现实主义理论》，袁明主编:《跨世纪的挑战——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第216页。

[16]John J.Mearsheimer，.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p.82．

[17]〔日〕星野昭吉：《变动中的世界政治》，刘小林等译，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294页。

[18]〔美〕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杨岐鸣等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45页。

[19]熊介:《无政府状态与世界秩序》，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15页。

[20]Mark Beeson,Alex J.Bellamy.Globalisation,Security and International Order After 11 September. Australian Journal of Politics&History，Sep2003,Vol.49 Issue 3．

[21]Frank Ninkovich.The Diplomancy of Ideas：Foreign Policy and Cultural Relation.New York，1981.

[22]格里芬：《后现代精神》，王成兵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61页。

[23]〔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15页。

[24]洪朝辉：《中美“乒乓外交”过程中的“蝴蝶效应”》，《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9年夏季号，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第155页。

[25]蔡拓：《全球化与政治的转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36页。

[26]〔德〕尤尔根·哈贝马斯：《作为未来的过去》，章国锋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15页。

[27]唐晋主编：《论剑：崛起进程中的中国式软实力》（壹），人民日报出版社2008年版，第63～64页。

[28]《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词典》，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4年版，第532页。

[29]王志珂：《福柯》，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95页。

[30]郑乐平：《超越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论新的社会理论空间之建构》，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65页。

[31]〔英〕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赵力涛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54页。

[32]梁凯音：《对中美关系中的中国国际话语权问题的研究》，《东岳论丛》2010年第7期。

[3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8页。

[34]中国大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版，第199～200页。

[35]王晓德：《美国文化与外交》，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

[36]马丽蓉：《西方霸权语境中的阿拉伯—伊斯兰问题研究》，时事出版社2007年版，第376页。

[37]﹝美﹞约瑟夫·奈：《美国定能领导世界吗？》，何小东等译，军事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25页。

[38]〔英〕菲利普·史密斯：《文化理论：导论》，张鲲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40页。

[39]梁守德、洪银娴：《国际政治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38页。

[40]杨洁勉等:《国际合作反恐:超越地缘政治的思考》，时事出版社2003年版，第116页。

[41]Stephen Krasner(ed.).International Regimes.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3，p.1.

[42]陈东晓：《试论国际制度的本质特征及其与美国霸权的互动关系》，《国际政治研究》2004年第3期。

[43][美]约瑟夫·奈：《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吴晓辉、钱程译，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第37页。

[44]Steven D.Krasner.International Regimes.N.Y.Cornell Cornnel University Press.1983.

[45]黄硕风：《综合国力新论：兼论新中国综合国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

[46]《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95页。

[47]〔英〕斯科特·拉什、西莉亚·卢瑞：《全球文化工业：物的媒介化》，要新乐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6页。

[48]卢新德：《文化软实力建设与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年第3期。

[49]刘轶：《政治意图、文化软实力与文化产业》，《江淮论坛》2009年第5期。

[50]胡锦涛：《在中国文联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6年11月10日。

[51]〔意〕保罗·巴尼奥利：《一个未完成的政治思索:葛兰西的〈狱中札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76页。

[52]《列宁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78页。

[53]陈越编:《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38页。

[54]〔美〕乔纳森·H.特纳：《社会学理论的结构》，吴曲辉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24页。

[55]〔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林荣远译，华夏出版社1997年版，第239页。

[56]〔美〕乔治·洛奇：《全球化的管理——相互依存时代的全球化趋势》，胡延泓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版，第137页。

[57]〔意〕葛兰西：《狱中札记》，葆煦译，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5页。.

[58]参见〔法〕让·马克·夸克：《合法性与政治》，佟心平，王远非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12～36页。

[59]Robert J.Art.A Defensible Defense:America's Grand Strategy After the Cold War”.International Security，Vo1.15，No.4(Spring 1995)，p.7.

[60]转引自王普丰：《高技术战争》，国防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8页。

[61]潘一禾：《文化安全》，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8页。

[62]杨阳：《浅析文化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现代国际关系》2002年第4期。

[63]于炳贵、郝良华：《全球化进程中的国家文化安全问题》，《哲学研究》2002年第7期。

[64]转引自孙晶：《文化霸权理论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68页。

[65]吕芳、殷存毅：《认同政治与国家的衰落———兼评亨廷顿的新作〈我们是谁?〉》，《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5期。

[66]〔意〕安东尼奥·葛兰西：《论文学》，葆煦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页。

[67]《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6～327页。

[68]《李大钊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55页。

[69]《江泽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30～2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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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沈壮海主编：《软文化真实力》，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8页。

[73]〔美〕约翰·费斯克：《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许静译，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161页。

[74]关世杰：《国际传播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27页。

[75]《软实力国际借鉴》，《瞭望新闻周刊》2007年第11期。

[76]王岳川：《中国软实力与文化安全》，《光明日报》2010年7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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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彭姝祎：《法国对外文化活动及其启示》，《对外传播》2010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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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李彦辉：《日本从“经济大国”到“政治大国”的图谋》，《高等函授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3期。

[81]吴咏梅：《浅谈日本的文化外交》，《日本学刊》2008年第5期。

[82]包霞琴、藏志军：《变革中的日本政治与外交》，时事出版社2004年版，第87页。

[83]〔美〕爱德华·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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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Joseph Nye.Soft Power.Foreign Policy，1990（F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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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美﹞汉斯·摩根索：《国际纵横策论》，卢明华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90页。

[89]关世杰：《跨文化交流学——提高涉外交流能力的学问》，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49～52页。

[90]任仲平：《文化强国的“中国道路”——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人民日报》2011年10月15日。

[91]〔法〕路易斯·多洛：《国际文化关系》，孙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页。

[92]同上，第7页。

[93]谢安良：《宁波打造文化强市系列解读之一：向文化强市进军》［EB/OL］.中国宁波网，2011年12月30日。

[94]孙家正：《提高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能力》，《求是》2005年第24期。

[95]〔美〕约翰·菲斯克等：《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李彬译，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102页。

[96]〔英〕戴维·赫尔德：《全球大变革——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杨雪冬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5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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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John Tomlinson.Cultural Imperalism.1991.

[99]赵鲁杰，何仁学：《美国全球霸权与中国命运》，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94页。

[100]转引自〔加〕马修·弗雷泽：《软实力——美国电影、流行乐、电视和快餐的全球统治》，刘满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6年版，第5～6页。

[101]〔加〕马修·弗雷泽：《软实力——美国电影、流行乐、电视与快餐的全球统治》，刘满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6年版。第9页。

[102]杨金海：《文化帝国主义与军事帝国主义》，《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9年第4期。

[103]转引自郑园园：《2001，法国电影丰收年》，2001年1月18日。

[104]〔美〕爱德华·赛义德：《赛义德自选》，谢少波、韩刚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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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赵俊：《文化全球化分析——国际关系视角下的文化全球化》，《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

[107]〔美〕欧文·拉兹洛：《多种文化的星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05页。

[108]〔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

[109]徐贲：《走向后现代和后殖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89页。

[1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6页。

[111]张杰：《文化自觉、文化战争、文化立国———世界“现代性”进程中的文化三部曲》，《南京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

[112]郑小云：《文化认同与文化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61页。

[113]转引自郑杭生：《美国民主价值观的虚伪性》，《人民日报》1999年6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