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国力的历史性

综合国力的历史性

不同的历史时期，国家实力构成要素的重要性不同。强调这一点，是因为自从约瑟夫·奈提出“软力量”这一概念之后，“软力量和硬力量谁更重要”就成了很多人争吵不休的问题。但是，如果完全不考虑历史条件和环境限制的话，这一讨论就显得毫无意义。

在农业时代，自然资源和人口作用突出，军事力量是衡量国家实力的最重要指标。孟德斯鸠认为，看一个国家治理得好不好，就看这个国家人多不多^[19]。这句话对了一半，因为人多除了靠战乱少、治理好，还得看国家有没有足够的自然资源来养人。在撒哈拉沙漠，就算把发达国家政府搬过去，也很难治理出大量人口来。中国历史上，中原王朝在很长时间内都对北方的游牧民族占据优势，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能打得起长期大规模战争，像汉武帝征匈奴，10万骑兵需要数倍的步兵来运送给养。那为什么北宋之后中原王朝丧失了对周边少数民族的军事优势呢？主要是因为中原地区农业发达后摆脱了尚武阶段，不再单纯强调物质力量，国家实力资源分散；而北方民族从游牧阶段进入了农牧结合阶段，实力大涨之余还把大部分资源用于武力扩张。此消彼长之下，中原地区的军事力量相对下降了。

在工业时代，除了军事力量之外，经济实力和科研能力作用突出。从军事领域来说，热兵器时代需要国家投入更多的军费以维持武器装备的更新换代；从经济领域来说，科技研发和创新能力是经济增长的基本要素。100多年前洋务运动开始的主要目标是“自强”，学西方列强制造和引进坚船利炮，但随即发现没有钱实在是万万不能，于是必须把“求富”也列为主要目标。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钢产量几乎成为国家实力的代名词。因为机器和武器都是钢铁造出来的，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都需要钢铁产业来支撑。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希望“赶英超美”的时候，大炼钢铁便是主要工作之一。

在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文化的普世性及其建立有利的规则和制度、控制国际行为领域的能力是关键性权力之源”^[20]。到了这个时候，很多问题不是单靠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就能解决。所以在以往起决定性作用的有形力量地位有所下降。评判一个国家能力强弱的标准逐渐变成在世界舞台上设立议程和号召国际社会合作的能力。如今，中国给美国造成的最大挑战可能不是经济竞争或者军备竞赛，因为中国在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上距离美国还有相当大的差距。但是在设定国际议程方面，中国表现得越来越积极，远的有上海合作组织，近的有“六方会谈”。柯庆生（Thomas Christensen）认为美国对此是喜忧参半：一方面中国的新外交可以帮助美国解决许多难以独力处理的国际难题（比如朝鲜问题）；但另一方面中国由此获得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则将撼动美国独一无二的霸权^[21]。

由此可知，很难说哪一种国力要素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力量来源。比方说，很多人认为“地大物博”是成为大国的必要条件，很多人认为近代以来西方列强的崛起主要建立在对殖民地的掠夺之上，“印度是大英帝国皇冠上最耀眼的明珠”。但实际上，地大物博也好，殖民地也罢，并不是在什么时代都是对国力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因为，荷兰最强盛之时面积也超不过现在中国一个省，而德国崛起的时候并无半块殖民地。

约瑟夫·奈认为，不同时期，世界大国所具备的国家实力要素是不同的，或者更准确地说，同样的国家实力要素，在不同时期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

表7．1　17—20世纪国家实力要素变化表^[22]

通过上表可以看出，一个国家要成为大国（尤其是具有领导地位的超级大国），不同的历史时期所需要的资源类型是不同的。从发展趋势来看，国家强大所需要的资源类型越来越多，世界强国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