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问题”的再现与“柏林会议”

第三节　“东方问题”的再现与“柏林会议”

1871年以后的欧洲，目睹了新崛起的德国取代了法国在欧洲政治舞台上的地位。但是，一个复仇欲望强烈的法国和一个不甘寂寞的俄国并不接受德国的地位，虽然俾斯麦声称德国已经满足了。因此，欧洲局势依然危机四伏。而此时的“东方问题”又引发了欧洲列强间的角逐，并深深地影响着欧洲的稳定。

一、德国统一后的欧洲政局

1.德法关系依然紧张

俾斯麦依据《法兰克福和约》强制法国接受了苛刻的割地和赔款的规定，从此两国处于相互敌视状态。俾斯麦虽让法国蒙受耻辱，却未能使法国屈服。特别是法国国力的迅速恢复以及所表现出的复仇决心，时刻提醒着俾斯麦。他到临终前仍不能理解，为什么法国人能够接受滑铁卢的失败，却不能容忍色当的投降。1875年，一件偶然的小事几乎让俾斯麦准备对法国再进行一次惩罚性的军事行动。当时一个比利时狂人，写信给巴黎大主教，主动提出愿为暗杀俾斯麦而献身，大主教把信件转给了俾斯麦。他便抓住这个机会，小题大做，并刻意渲染法国践踏了比利时的中立。俾斯麦的意图很明显，就是让媒体之争，转化为外交危机，最后导致武装冲突。

但是，俾斯麦未能如愿以偿。当时的英国政府向柏林发送了外交照会，而沙俄向柏林派出了特使，两国均向俾斯麦明确表示：他们不能像以前那样支持，甚至默认德国对其邻国采取的可能进攻。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俾斯麦不得不放弃惩罚法国的“大赌博”（Supreme Gamble）计划，转而改口称，使用战争来解决国与国之间的分歧是荒唐的。^[31]

2.德国与奥地利结盟

俾斯麦领导下的德国并未打破欧洲的均势，也没有能让帝国从此高枕无忧。实际上，从1871年开始，俾斯麦就不得不应付欧洲可能出现的两大潜在危机：一是法国重新恢复其实力并伺机寻求报复，二是可能出现的法俄联盟。基于上述考虑，俾斯麦首先要做的是与奥地利达成某种协议，消除前嫌，结成军事同盟。此时，维也纳政府中唯一的强硬反对俾斯麦的前外交部长比斯特已下台，接替他的是亲德国的安德拉西。在新外长安德拉西的努力下，奥皇约瑟夫彻底放弃了与德意志帝国对抗的意图，并且把奥地利的发展方向确定为巴尔干地区。但这一政策有可能与俄国的既定利益发生冲突，因此奥地利需要一个强大的盟国。环顾四周，德国是唯一可以依赖的国家，这样，奥地利有了德国做靠山，而俾斯麦找到了一个欧洲大国作盟友。

3.“三皇同盟”的形成

1872年，年迈的奥地利皇帝约瑟夫在安德拉西的陪同下访问柏林。此事纯属双边交往，可是忐忑不安的沙皇俄国担心被孤立，也匆忙访问了柏林以示两国的传统友谊。这样，“三皇同盟”便形成了。严格地讲，这不能算是什么“同盟”（Alliance），在外交上只能称为“友好、谅解”（Entente）。但是，三位皇帝作出许诺：在欧洲事务中相互合作，以共同保证欧洲领土的现状；协商合作解决东南欧洲地区所出现的问题；积极努力去遏制任何动荡的发生（包括革命）。因此，“三皇同盟”可以理解为是“神圣同盟”的翻版，但俾斯麦并不满足于这样一个同盟，因为他的目的不是挑起一场欧洲大战。

4.俄国重返欧洲舞台

法德的战争危机刚刚解除，俄国总理哥恰科夫却发表了一席不太合时宜的讲话，宣称“维护欧洲的和平是沙皇陛下的责任”。这一声明可以看作是沙俄韬光养晦时期的终结，他已走出克里米亚战争的阴影，并重新开始了积极的外交政策。实际上，借助普法战争的机会，早在1870年10月的伦敦会议上，俄国就以非正式的方式宣布废除1856年《巴黎条约》所规定的黑海中立化的条款。当时的法国已经是四面楚歌，而英国又处于毫无准备的状态，因此俄国实际上推翻了1856年《巴黎条约》对他的束缚。俾斯麦虽然没有明确表态，但是，他那丰富的政治阅历，也让他对俄国产生了防范之心。而真正让俄德关系变化的是1875-1878年突如其来的“东方问题”危机和随后召开的柏林会议，因为俾斯麦没有像俄国所期待的那样支持沙俄的要求。

二、“东方问题”以及各国的外交努力

1.“东方问题”的再现

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之后，奥斯曼帝国内部相对平稳。1869年苏伊士运河凿通之后，从欧洲到东方的航程大大地缩短了。从1856年后开始恪守“光荣孤立”政策的英国，此时更希望在保持欧洲均势的同时，有一个较为稳定和开放的奥斯曼帝国，以确保地中海东部和中东的安全与稳定。但不久帝国内部的矛盾开始表面化。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德国和意大利的成功统一，极大地鼓舞了巴尔干地区人民，特别是塞尔维亚人。1815年就获得独立的塞尔维亚人，根据1867年的公约，要求奥斯曼帝国的势力从贝尔格莱德撤走。因此，到了1873年，奥斯曼帝国对塞尔维亚仅保留着名义上的统治。

当时，从克里米亚战争失败中恢复过来的沙俄，正热衷于支持泛斯拉夫运动。这个运动的策划人就是1864-1877年间沙俄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使——依格那提耶夫。1875年7月，奥斯曼帝国境内的赫茨果维那人举行起义，随之斯拉夫人也积极响应。毫无疑问，这一涉及面广泛的斯拉夫人起义，不完全基于民族主义情绪，而是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社会背景。

在奥斯曼军队镇压起义遭到失败后，奥斯曼政府又因财政困难和管理不当，宣布财政破产，不能再偿还所欠国外的债务及利息。军事上的无能和财政上的破产，预示着奥斯曼帝国可能迅速解体，并将深深地影响着欧洲政治的稳定。

2.各国的外交努力及其困境

与前三次“东方问题”在欧洲事务中所激起的波澜一样，如何处置这次“东方问题”，已不单纯是奥斯曼帝国的国内问题，而是影响广泛的国际问题，更准确地讲，是欧洲问题。根据1856年的《巴黎条约》，英国、奥地利、普鲁士当时都许诺，保证奥斯曼帝国领土与主权的完整。虽然保持一个多民族帝国的完整，有悖于民族解放的原则，但是，如果奥斯曼帝国解体，将意味着欧洲的动荡甚至战争。^[32]

（1）《安德拉西照会》（Andrassy Note）

面对危机的再现，奥地利在德国的支持下与俄国进行协商。两国代表于1875年12月30日起草了一份照会，然后由奥地利外交部长安德拉西于1876年1月30日正式递交给奥斯曼政府，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安德拉西照会》。^[33]照会正式要求奥斯曼政府进行某些改革，其中包括：第一，敦促奥斯曼皇帝给予所统治地区完全的宗教自由；第二，改革其境内的租税征收制度；第三，将直接税应用在当地的经济社会需要上；第四，改善当地农民状况；第五，成立一个由穆斯林和基督教徒组成的混合委员会，该委员会不仅负责征求欧洲国家提出的改革建议，而且有权监督奥斯曼政府所许诺的改革进程。

与此同时，根据欧洲协调的原则，从1875年12月30日到1876年1月30日，德国、奥地利和俄国也在征求法国、意大利和英国的意见。法国和意大利表示完全赞成这一照会，但英国政府对此托词不应。这一方面是因为1856年以后，英国国内政治一直处在“孤立主义”的影响之下；另一方面是英国传统上怀疑欧洲大陆国家总是怀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发人深思的是，19世纪的英国，像极了当今的美国，总是认为自己比别的国家更高尚、无私和守法。实际上他们的所作所为，暴露出许多被后来英国外交家尼科森称为的“民主国家外交的弊端——不负责任、缺乏认同、思想偏激和孤陋寡闻”。虽然拒绝了照会，英国政府同时也表示，照会上所要求奥斯曼帝国的某些改革，是恢复这一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关键。于是，德、俄、奥三国要求奥斯曼帝国，根据《安德拉西照会》迅速实行改革，如果拒绝的话，三国将支持巴尔干的民族主义运动。但英国对待《安德拉西照会》的漠然态度，被惯用阴谋的奥斯曼政府所利用，他们宣布只答应《安德拉西照会》中的前四项，并有意拖延改革的时间，等待有利时机的出现。

（2）《柏林备忘录》

由于初期的外交努力收效甚微，加之奥斯曼政府与起义的斯拉夫人的战争日益扩大，俾斯麦于1876年5月13日向欧洲六个主要国家和奥斯曼帝国政府递交了《柏林备忘录》。该备忘录的核心内容是：第一，明确要求奥斯曼政府与起义军立即停火两个月；第二，奥斯曼政府拨出预算重建家园并履行所许诺的改革义务；第三，如在停火休战期满之后，列强所提出的要求仍没达到，即可采取外交手段之外的措施。法、意、俄、奥均赞成德国提出的《柏林备忘录》的主要内容，只有英国表示反对。理由是《柏林备忘录》的内容过于专断，并没有事先与奥斯曼政府协商，就匆忙提出如此重要的要求，实在失之谨慎。

（3）英国的单边主义政策

实际上，从一开始伦敦就对德、俄、奥三国的行动颇为不满，认为他们这样做是对英国的蔑视。索尔斯伯里后来写道：“维护大英帝国的伟大是我一生的追求。”为了表示自己的尊严和独立性，英国政府于5月19日表示，它不能接受《柏林备忘录》。之后，于5月24日派遣英国舰队前往海峡地区附近的比斯卡湾，停泊待命。为了防止重演克里米亚战争的悲剧，毕格斯菲尔德首相指示舰队绝不能轻率行事，必须接到最明确的指示后，方可采取行动。他后来承认：英国绝不能被拖入战争，如果确实要进行战争的话，也必须要明确所要实现的目的。

正是由于英国的骄傲、孤立和自私，德、俄、奥三国的协调计划最终被放弃，阻碍了欧洲列强在“东方问题”上的合作。如果英国放弃其傲慢与短视，与其他欧洲国家协商行动，那么，奥斯曼政府就不得不接受备忘录的要求，作出必要的让步。如果奥斯曼中央政府与所统治下的异教民族进行对话和妥协，结果必将避免或减少大国干涉或操纵的机会。当然，如果从一开始，德、俄、奥三国就与英国等国先行协商的话，其外交努力也将会是另外一种结果。就在欧洲列强相互猜疑、犹豫不决之时，俄国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使依格那提耶夫，却极力诱使奥斯曼帝国与俄国单独签订了一项类似《塞克莱西条约》的协议。

（4）影响外交的新因素

与此同时，巴尔干半岛的局势急剧恶化。1876年6月30日，塞尔维亚正式对奥斯曼帝国宣战；转天，门的内哥罗也同样向帝国宣战。作为报复，奥斯曼军队对包括保加利亚在内的所有反抗势力进行残酷镇压。此时，欧洲的局势变得不仅难以驾驭，而且更难预料战争的结果。这是当时英、德等欧洲大国的政治家所不曾预料的问题。

就整个局势而言，包括俄国在内的欧洲国家都急于和平解决“东方问题”。但是，正如毕根斯菲尔德在英国议会中指出的：“不幸的是，这个世界包括的不仅是皇帝和政府，也包括一些秘密社团和革命党人。这些秘密组织一直致力于武力推翻现状，特别是在像奥斯曼帝国这样的国家里发难，制造出最难以预料的后果。”^[34]就在最需要克制和冷静的时候，5月，从保加利亚传出了大屠杀的消息，奥斯曼军队对那里的起义者包括平民实施了极其残酷的镇压。这一消息并不是来自驻君士坦丁堡的英国使馆，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巴尔干到底发生着什么。

最早报道这一消息的是一名叫艾德文·皮尔斯的人，他是英国《每日新闻》驻君士坦丁堡的记者。虽然英国政府更加相信自己从正式渠道所得到的消息，但是《每日新闻》的报道让英国公众，包括部分欧洲舆论，对奥斯曼帝国十分反感，一时间口诛笔伐，沸反盈天。就连英国前首相格莱斯顿在读完报道后也义愤填膺，奋笔疾书，写了一篇题为《保加利亚的恐怖和东方问题》的文章。文中呼吁“英国政府与其他欧洲国家一道，把土耳其的暴政驱逐出保加利亚和一切发生暴行的地方”。媒体发表的这些措词严厉的文章及其带有感情色彩和夸大成分的报道，给英国政府带来了不小的压力，因为英国此时正在考虑与有关国家的政府认真谈判。但这正是19世纪后半期，欧洲外交活动中出现的新问题——新闻媒体和利益集团对外交政策的影响。

（5）欧洲大国间的离心与合作

当时，英德两国是欧洲最强大、最有影响的国家。英国政府希望与德国联手解决“东方危机”，既能保全奥斯曼帝国的完整，又能推动其内部改革，尚可确保欧洲的稳定。同时这一建议如果被德国接受，英德同盟将有望形成。这一联盟也将解脱俾斯麦的切身忧虑——即英法接近以挑战德国的既得利益。但是，年迈的德皇威廉一世却疑虑重重，他担心英国人刻意让德国卷入一场与其外甥——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的战争中去。此时的俾斯麦也不希望把俄国激怒，因为防止俄、法接近一直是他大外交的目标。^[35]幸运的是英德同盟虽没有变成现实，“东方危机”却有缓和的迹象。1876年9月21日，英国政府向其他欧洲国家提出了停火的三原则：第一，维持塞尔维亚和门特内格罗的现状；第二，给予波斯尼亚行政上的自治权；第三，保加利亚进行政治改革。为了表示此建议不是强加给奥斯曼政府，英国政府建议欧洲国家应与奥斯曼政府间签订一个协议书。

与英、德等国不同，沙俄一直希望肢解奥斯曼帝国。9月28日，俄国提议如果君士坦丁堡政府拒绝上述的英国提案，欧洲国家即刻组织包括联合舰队在内的军事手段介入干涉：如波斯尼亚暂由奥地利占领，保加利亚由俄国接管。但奥斯曼政府仍然故意拖延时间，试图利用欧洲列强之间的分歧，来达到“以夷制夷”的目的。然而，10月15日，沙皇特使伊格拉犹夫抵达君士坦丁堡，并于30日向奥斯曼政府递交了一份最后通牒，限令48小时内停止对塞尔维亚的战争，否则俄国大使将即刻离开君士坦丁堡，两国进入战争状态。

毫无疑问，俄国的强硬态度是得到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列强共同默认的。11月2日，奥斯曼政府屈服，接受俄国所提出的停战建议。这样，欧洲大国的代表们才开始与奥斯曼帝国的代表讨论如何解决“东方问题”。

（6）第一次和会的调解努力

第一次君士坦丁堡会议是在1876年12月23日召开的，它是在英国的建议下，由六个其他欧洲大国，加上奥斯曼帝国共同参加的。此前，德国、俄国、法国、奥地利和意大利都赞成英国于9月21日提出的停火三原则。奥斯曼政府一方面颁发了一部包含欧洲政治、法律原则的新宪法，另一方面拒绝接受改革的具体要求。1877年1月18日，奥斯曼帝国的180位代表所组成的大国务会议公然拒绝了英国建议的停火三原则。欧洲的代表们随后离开了君士坦丁堡，他们的协调努力被证明是无效的。

由于奥斯曼政府拒绝接受改革方案，和平之光似乎熄灭了。君士坦丁堡之所以表现得异常顽固，一方面是仍然相信英国会支持他的立场，对英国的这种信任主要来自英国首相毕格斯菲尔德1876年11月9日在伦敦市政厅的讲话；另一方面，则是来自一个正在衰亡的帝国所固有的腐败管理和盲目自信。

三、“东方问题”导致英、俄军事对抗.

就在君士坦丁堡会议召开的同时，俄国已经开始了军队的战前动员，英国情报部门估计战事一触即发。不久前，沙俄高级官员已经流露出“俄国想要的就是海峡地区”。1877年1月31日，格恰科夫强烈要求奥斯曼帝国与俄国进行两国间的谈判，并明确告知，如不能谈妥，战争将是解决两国分歧的唯一手段。不久，沙皇也派遣依格那梯也夫前往伦敦，向英国解释俄国的动机和有限的忍耐，并希望能够得到对方的理解。

英国政府盛情接待了俄国特使，并且于3月作出了最后的和平努力。他要求1856年《巴黎条约》签约国的驻英使节参加在伦敦举行的会议，并与英国外务大臣德比一道签署《伦敦协议书》。此协议书实际上是由俄国代表提议的，要求奥斯曼帝国的军队解除其战争动员，而随即实施其所承诺的各项改革；如果奥斯曼政府接受这些条件，俄国也立即解除军事动员包括停止其他战争准备。一时间，几乎所有的欧洲国家都以为和平可以保全。然而，奥斯曼政府公然拒绝接受《伦敦协议书》，理由是他不能接受外国政府指手画脚。

4月31日，沙俄对奥斯曼帝国宣战，在这之前，俄国依据1月15日的密约，取得了奥地利的中立许诺。而英国政府已经变得优柔寡断。长达半个世纪的“东方问题”，已经变成无人能解决的周期性痼疾。毕格斯菲尔德首相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写道：“我真希望这场战争能让俄国人和土耳其人一起沉到黑海海底去。”^[36]尽管如此，这位年迈执著的英国首相还是决心应对这场战争，因为谁也不敢承担可能产生的不测后果。首先，他让外相德比发给沙俄特使一份近似最后通牒的照会，明确警告俄国远离英国的利益范围，如苏伊士运河、波斯湾和博斯普鲁斯海峡。这些条件被毕格斯菲尔德称之为“英国外交政策的纲领和行动的基石”。同时，由于看到俄军的胜利推进，7月份，英国内阁决定，如果俄国占领君士坦丁堡，英国将立即宣战。

虽然俄国表示接受英国的强硬劝告，但在攻陷亚美尼亚地区和保加利亚一部分之后，俄军已经完全控制了战局，占领君士坦丁堡似乎指日可待。1878年1月5日，俄国军队转而占取索非亚，20日又拿下了亚得里亚罗堡。无奈之下，1月31日，奥斯曼政府与俄国签订了一项临时和平草案，规定保加利亚成为自治大公国。担心多民族的奥斯曼帝国的解体可能会带来的连锁反应，2月5日，另一个多民族帝国——奥地利建议召开欧洲会议，英国提出有条件参加，那就是，俄土条约的每一条都必须提交全会讨论。

俄国政府此时仍执意要完全实现自己的既定目标。3月3日，俄国强迫奥斯曼帝国签订了不受欢迎的《圣斯塔芬诺条约》（Treaty of St. Stepheno）。此条约的主要内容是：①塞尔维亚在扩大领土范围后，成为独立国家；②门的内哥罗在兼并了波斯尼亚的一部分后，也成为独立实体，完全脱离与奥斯曼的隶属关系；③奥斯曼政府应实施君士坦丁堡会议上提出的改革方案，并将改革措施应用于所统治的巴尔干领地，而且在俄皇共同监督之下执行；④奥斯曼帝国撤出其在多瑙河上的要塞。条约中最惊人的就是建立一个大保加利亚国，其领域南起爱琴海，西到阿尔巴尼亚山脉。^[37]最让英国担心的就是该条约意味着从根本上结束了奥斯曼帝国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存在，进而俄国确立了对他的保护，并继而掌握了对巴尔干地区的控制。

这一条约虽然扩大了保加利亚的势力，但却损害了整个巴尔干地区的稳定。而真正的深层原因是英国不能接受奥斯曼帝国被他国控制，也不能容忍俄国在这一地区的肆意扩张。早在1859年，以英国政治家罗瑟尔为代表的外交政策制定者们明确表示，均势原则对英国有着特殊的含义，那就是保卫欧洲中小国家的权利——独立。当然，这并不是来自于英国人的特殊美德，而是出于外交政策的根本原则。对于大英帝国而言，反对在欧洲出现任何支配性大国是自然法则。^[38]

当毕格斯菲尔德在内阁会议上宣布“英国正在接近战争”时，他有意矫正前任首相格莱斯顿的自由党在“东方问题”上所奉行的消极态度，从而给英国外交政策一个新的方针。根据当时形势，毕格斯菲尔德首先指出英国应该遵循新帝国主义的外交政策。他指出：英国不仅是欧洲大国，而且也是东方大国。他的论据是，从1875年11月，英国政府就以400万英镑的价格从埃及国王手中收购了他的苏伊士运河股份；另外，1877年1月1日，英国女王维多利亚已被正式宣布为印度的女皇。为此，在俄军渡过多瑙河之前，英国政府要求沙俄作出许诺：尊重英国在埃及以及苏伊士运河地区的利益，并不允许君士坦丁堡及两海峡被任何欧洲大国单方面占领。

面对俄军在战争上的节节胜利，英国外交大臣德尔比告诫沙俄政府，凡俄土双方所签订的条约，均不得违背1856年和1871年协议的原则；如有违背，英国则不予承认。与此同时，英国停留在两海峡附近的舰队受命驶入达达尼尔海峡，以表明英国将不惜以武力贯彻其主张的决心。

此时的俄国也不甘示弱，他发表声明说，如英国军队逆海峡而上，俄军将进入君士坦丁堡，以保护各族基督教教徒及俄国的根本利益。就在英俄冲突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时，奥地利政府在德国的支持下，再次建议在柏林召开欧洲列强的全体会议。3月4日，英国政府首先表示同意，但附加一条件，即凡俄国与奥斯曼帝国所签订的一切条约，都必须要在全欧洲列强会议上予以重新讨论。

由于俄国的财力已近窘迫，兵力亦告不足，此外，外交上得不到德、奥两国的全力支持，因此，愿意与英国进行谈判。5月30日英、俄两国在伦敦签订《英俄协定》，并表示俄国政府将派出特使赴柏林参加欧洲和会。

四、“柏林会议”及其主要内容

1878年6月13日，在俾斯麦的主持下，召开了19世纪重要的会议——“柏林会议”，旨在解决“东方问题”及其引发的英、俄军事对抗。

1.“柏林会议”

欧洲六强——德国、英国、俄国、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与奥斯曼帝国的代表，都出席了柏林会议。有人将这次柏林会议称为19世纪中仅次于维也纳会议的最重要的国际会议。参加会议的代表，足可以说明此次会议的重要：德国代表为首相俾斯麦，英国代表为首相毕格斯菲尔德和外长索利尔斯伯里，俄国代表为沙皇特使科尔恰夫和施瓦洛夫，法国代表是外交部长瓦汀敦，奥地利代表是首相安德拉西，而意大利代表为资深外交官科迪公爵。这些代表大都是当时欧洲政治舞台上一流的政治家。会议上的最大争议主题就是“巴尔干界限”，如果限定在保加利亚南部边界，英国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7月13日，《柏林条约》正式签订，它在以后的30年里成为处理“东方问题”的主要法律依据。该条约包括近期和远期目标：近期目的就是废除俄国与奥斯曼帝国之间的《圣斯塔芬诺条约》，以防止英、俄之间的战争；远期目标就是解决巴尔干的问题，并让签约各方都感到相对满意。《柏林条约》的近期目标无疑是达到了，但远期目标显然没有实现。这一问题逐渐演变为巴尔干问题，在1912-1913年发生了两次危机之后，最终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亦称为第三次巴尔干战争。

2.《柏林条约》的主要内容

国外学者称柏林会议为新帝国主义时期的第一个最重要的国际会议，会上所签订的《柏林条约》对以后欧洲政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主要内容有下列几点：

第一，重申塞尔维亚、门特尼哥罗和罗马尼亚的独立；放弃大保加利亚的计划，改为由三个部分组成。其中，以前规定的保加利亚国只限于多瑙河和巴尔干中间一带，这样，保加利亚国处于奥斯曼帝国的宗主权（suzerainty）管辖之下，但被承认为自治的国家。

第二，波斯尼亚和赫茨果维那两州仍在名义上构成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但实际上划归奥地利统治。从领土收获上讲，维也纳政府是最大的利益获得者。但奥地利也就成为斯拉夫民族解放运动的主要攻击对象，并成为沙皇在南欧地区推行泛斯拉夫主义的主要阻力和竞争对手，从此，俄国与奥地利两国的矛盾开始有了质的变化。

第三，俄国不仅得到了1856年失去的比萨拉比亚地区，而且还获得了在中亚的三个战略地区：喀斯、阿达汗和巴图木。虽然沙皇宣布比萨拉比亚湾为自由港湾，但在1886年，他又随意地关闭了该港口。

第四，关于海峡问题，仍规定不许军舰通行，多瑙河划为中立区，欧洲国际管理委员会仍然保留，同时，保证法国在圣地的既得权益，并维持现状。^[39]

3.《柏林条约》的影响

不难看出，由欧洲大国所支配的《柏林条约》为以后的欧洲动荡埋下了祸根。就地缘利益而言，英国、奥地利两国获利最大，如英国占领了塞浦路斯岛，加强了对地中海的控制；但是它并不准备卷入欧洲的纷争中去。同样，奥地利获得了波斯尼亚和赫茨果维那，为以后与俄国的对抗埋下了种子，而这种冲突随着德国的卷入，变得更加危险与可能。在19世纪末的新帝国主义时代，对外扩张是本质，而妥协是烟雾。欧洲大国间的相互猜疑和倾轧，不仅牺牲了民族自决的原则，而且缺少正义、民意和长远考虑。这种处理欧洲危机的做法最终导致了灾难性的结局。

《柏林条约》也同时加剧了后来巴尔干地区的诸多冲突，并伴有大国的背后角逐；例如，保加利亚、马其顿、塞尔维亚以及波斯尼亚诸问题，皆与柏林会议的决定有关。学者们关注《柏林条约》在欧洲外交史中的地位，也是因为以后大国间关系的变化始于此会议。俾斯麦在会议上鼓励法国向北非推进，最终导致法国占领了突尼斯。同时奥斯曼帝国得以保全，也出于俾斯麦的努力。1878年之后，德国与奥斯曼政府的关系日益增进，终于形成了帝国境内亲德势力膨胀发展。同样，奥地利在柏林会议上的成果，也有赖于德国的支持，转而为德奥联盟奠定了基石。被称为“俾斯麦外交体系”的核心部分——德奥同盟，从1879年到1914年的35年间，在欧洲大国的纵横捭阖中起到了中枢作用。但是，俾斯麦所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由于他在柏林会议上没有积极支持俄国的要求，1878年后，感情受挫的俄国转向别处寻找同盟，以后的法、俄接近可以追根至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