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面前的“失语”

第一节　危机面前的“失语”

1956年10月23日，当布达佩斯爆发危机的消息传到华盛顿时，美国政府相当意外。甚至连专门负责情报收集和分析并向政府提出政策建议的中央情报局，也和白宫、国务院一样，顿时不知所措。当然，这并不等于说美国对匈牙利可能发生骚乱事件的迹象毫无察觉。事实上，早在1956年4月以前，中央情报局的欧洲分部已就匈牙利可能会发生骚乱事件发出过警告。^[1]不仅如此，苏共二十大后，许多政策分析人士对波匈两国知识界的躁动不安亦了如指掌。不过，直到10月23日，美国政界确实无人预料到在匈牙利会爆发这样暴烈的一场危机。^[2]

此时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正全身心地忙于竞选连任，突如其来的匈牙利事件令他极为不安。据他本人回忆说，从当地时间上午8点36分到下午6点17分，他一共主持了23次会议，几乎每次会议都与这场危机有关。^[3]当晚10点15分，艾森豪威尔在华盛顿雪端敦克饭店举行的木器工人工会的年会聚餐上发表演说中谈及东欧局势，声称，“那些武力暂时能扼杀抗议的地方，解放的日子可能推迟。但是全部历史证明，对自由的怀念不会由于惧怕枪炮而泯灭，对自由的爱比暴君的威力更为持久”。^[4]国务卿杜勒斯对事件持一种谨慎乐观的态度。一方面，他乐于看到东欧局势发生动荡。刚获知此消息时，杜勒斯曾欣喜地对身边的人说：“我是不是跟你们说过，我们对南斯拉夫的经济援助……会得到十倍的回报？……波兰和匈牙利的人民，他们的领导人，已经看到了可能脱离莫斯科的前景！我们让他们保持了对自由的渴望。这已在南斯拉夫见效了；还会继续在波兰和匈牙利收到成效。共产主义这块巨大的铁板正在碎裂！”^[5]但另一方面，他对东欧国家能否通过暴力方式反抗并摆脱苏联的控制又深感怀疑。所以，翌日一早，他在就事件作出的公开表态中，仅是轻描淡写地称，“我们今天非常关注波兰和匈牙利的局势。”同天晚些时候，在白宫举行的一次大选筹备会议上，应邀前来参会的一个美籍匈牙利人代表团要求国务卿依据《联合国宪章》与《对匈牙利和约》就匈牙利局势发表评论，杜勒斯仍然重复了以上的表述，称“我们的政府对匈牙利局势表示谨慎的兴趣和关注，并且完全同情匈牙利人民为了重获自由和独立而作出的努力。”^[6]

不过此时，白宫其实并不清楚匈牙利究竟发生了什么。23日下午，匈牙利学生开始游行后不久，美国驻匈公使馆代办斯潘塞·巴恩斯（Spencer Barnes）曾向总部发回一份电报，就局势作了简要通报。电文断断续续地写道：“在贝姆雕像前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要求苏军撤出、恢复纳吉领导职务、组建新政府、实行自由选举、恢复多党制。游行秩序井然但情绪高昂……口中喊着‘向波兰学习’……大约5点时，人群分散开，向国会方向走去……17点45分有几百人的队伍走过美国公使馆前，喊着‘跟苏联军队一起滚出去’。详报随后发送。”^[7]不想此电发出后，布达佩斯全城电讯设施遭到示威者袭击，华盛顿与驻匈公使馆就此断了联系。后来公使馆于23日午夜发出的所谓“详报”，国务院是在两天后即25日下午4点半才收到。与此同时，中情局与其在布达佩斯仅有的一名情报人员亦失去联络，因而也未能向当局提供任何情报。^[8]24日下午3点49分，国务院收到了美国驻苏联大使波伦从莫斯科发回的电报，不过波伦在这份电报中同样没有提供什么新的信息，只是汇报了当天在比利时摄影展上遇见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的情况。波伦称自己没有机会与他们交谈，但对方的表情是他见过“最阴郁的一次”；波伦还特别补充说，在当地时间下午5点以前，莫斯科电台对匈牙利的局势始终保持缄默，这使得他难以推知到底发生了什么。^[9]而此时，国际媒体中却充斥着对事件各种各样混乱不堪的猜测。美国之音广播电台也没有什么特别具体或可靠的材料，只是多报道了60条有关东欧地区（特别是罗马尼亚境内匈牙利人居住区）骚乱蔓延的新闻。^[10]据艾森豪威尔回忆，这一天白宫是通过布达佩斯的无线电广播写的“零碎的新闻报告”，开始“点点滴滴地接到在匈牙利发生新冲突的消息”。^[11]所以，除了借鉴此前不久发生的波兰事件，美国决策者此时确实很难找到什么新的线索或思路。

25日早上6点半，华盛顿与驻匈公使馆重新取得联系。不到一小时，国务院收到了巴恩斯于24日正午发出的一份电报，由于信号不稳，电报只是草草提到市内各处激烈巷战、苏联坦克在街头行进、布达佩斯电台宣布全城戒严等情况。^[12]很快，国务院又收到代办巴恩斯于此后不到一小时内补发的另一份电报，专就“当前匈牙利局势”向总部作了详细的汇报。^[13]就在此电发出不久，一支游行队伍来到美国公使馆前，要求美国给以援助。由于没有收到来自华盛顿的任何消息，巴恩斯回应说，公使馆只是驻外机构，无权给以答复，此事当由美国政府和联合国决定。^[14]随后，他在下午3点发回华盛顿总部的电报中，建议美国政府尽速发表一项紧急声明，就苏联出兵布达佩斯“提出强烈的外交抗议”。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此时巴恩斯内心非常焦急，他在电文最后写道：“过去24小时里，几乎每一个发言的人都提到‘给我们武器’、‘给我们外交援助’、‘美国人准备在此时刻为我们做些什么？’，我认为在目前这种情形下，这一抗议非常紧要。”^[15]

然而，白宫的决策者并不这么认为，他们似乎更愿意将苏联的军事介入作为一个事实接受下来。25日，杜勒斯在给美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发去的电报中这样写道：“如同在波兰一样，我们对任何国家的人民为从苏联的统治之下争得国家独立和自由所采取的一切行动表示欢迎……不过，无论他们多么勇敢，手无寸铁是难以对付苏联坦克的。因此，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希望减少流血，确保卡达尔—纳吉政权不去采取报复措施”。^[16]同日晚些时候，艾森豪威尔在纽约麦迪逊广场公园发表的竞选演说中，首次就匈牙利事件正式发表声明。他说：“美国认为，匈牙利当前的事态发展再次表明，匈牙利人民长期以来对自由怀有强烈的渴望……美国对苏联军队的干涉感到遗憾”，并将通过一切和平的力量向匈牙利人民提供帮助。^[17]

虽然美国政府自己不愿对苏联军事干预匈牙利进行抗议或作出什么强硬的表示，不过，它开始考虑如何通过联合国出面来作出反应。24日，杜勒斯在与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亨利·C.洛奇（HenryC.Lodge）的一次谈话中表示，应提请联合国安理会对于“苏联动用军力对他国争取独立和人权行动进行镇压”的情势予以注意，他希望洛奇考虑一下并尽快提出。^[18]次日，艾森豪威尔、杜勒斯、洛奇开始同英、法两国驻联合国代表就安理会可能做些什么和苏联入侵匈牙利的合法性等问题举行会谈。

无论是艾森豪威尔还是杜勒斯，都在竭力避免公开作出任何美国可能卷入匈牙利事件的表示。国务院多数苏联东欧问题方面的专家也一致认为，在此阶段，美国所能做的便是密切关注局势并保持沉默。

10月25日，由比姆领导的机构间组织苏联及相关问题特别委员会就波匈局势召开会议。会议集中讨论了哥穆尔卡10月20日和纳吉10月25日分别发表的两个讲话。会上，委员会成员对哥穆尔卡的讲话表现出浓厚兴趣，称其“是与过去的根本性决裂”；而对于纳吉关于承诺与苏联就撤军问题举行谈判的讲话，与会者则对其真实意图表示怀疑。在他们看来，纳吉完全听命于莫斯科，缺乏哥穆尔卡的独立倾向。^[19]波伦于同日发回的电报中亦持此观点，其中写道：“鉴于纳吉召来了苏联军队，至少从表面上看来，匈、苏两国政府并无明显分歧。”^[20]国务卿本人对纳吉亦无甚好感。在他看来，纳吉与苏联人是站在匈牙利人民对立面的“另一伙”。他在26日发往各驻外机构的函电中评论说：“无论军事后果如何，事件无疑加强了人民的力量，削弱了（匈牙利）政权并撼动了苏联占领军的地位。”^[21]

次日上午，艾森豪威尔召集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讨论匈牙利局势。会上，艾森豪威尔坦言，自己对于苏联领导人是否真的害怕西方介入表示怀疑。他提醒与会者认真考虑，鉴于苏联对其东欧卫星国的控制“已大为弱化”，它会否诉诸“非常极端的措施”，甚至不惜挑起一场“全球战争”，来确保对匈牙利的控制。艾森豪威尔强调，美国当前应对此种可能性保持“最高度的警惕”。^[22]杜勒斯也认为，如果苏联任由匈牙利局势继续发展下去，“必定会危及它对所有东欧国家的控制”，如果苏联不愿看到这一结果，那么它就只有一个选择，即采取军事镇压。经讨论，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一致认为，美国必须设法让苏联清楚地知道，美国无意插手隶属苏联势力范围内的东欧事务。总统裁军事务顾问哈罗德·史塔生（Har‐old E.Stassen）提议，应即刻向莫斯科发出此类安抚信息，清晰地阐明美国不会采取任何可能威胁到苏联安全的行动来推动东欧国家走向独立。^[23]史塔生这一建议的假定前提同1953年国务院政策计划署提出的一个观点是基本一致的，即认为苏联需要将东欧作为确保其自身安全的战略缓冲带，如果苏联的安全能够得到保障，不排除东欧有赢得独立的可能。^[24]会后，史塔生就此问题又给艾森豪威尔写了一封信。信中称：“苏联人可能在默默猜测，如果自己失去了对匈牙利的控制，美国就会把这个国家拉入北约。在他们看来，这将对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或许，对美国来说，比较明智的做法是：以某种方式向苏联表明，我们只是希望看到匈牙利像奥地利那样实现中立，无意将其拉入北约。”^[25]

艾森豪威尔对史塔生的建议动了心。当天下午5点50分，他在与杜勒斯的电话中，指示国务卿在其定于翌日发表的演说中加入“诸如此类的表述”。^[26]不过，杜勒斯本人对史塔生的这一提议并不赞赏。在他看来，这么做无异于在意识形态方面对苏联作出巨大妥协。故此，他在将史塔生的建议加入讲稿时，特别删掉了其中有关中立的提法和无意将东欧纳入北约这样的保证。^[27]27日晚，杜勒斯在得克萨斯州达拉斯城关于世界事务委员会上发表的演说中，就美国对匈牙利问题的原则立场首次作了公开表述。他说：“美国希望各卫星国家获得独立，但我们没有隐蔽未宣的目的。我们衷心希望这些国家的人民——我们自己的民族生活有许多成分是从他们中间来的——应该恢复他们的主权，应该有他们自己所选择的政府。我们没有把这些国家视为潜在的军事盟国（着重号系笔者所加）。我们把他们视为友人，是一个新的、友好的并且不再四分五裂的欧洲的一部分。”杜勒斯进而表示，如果这些国家能取得成功，依靠其自身力量获得自由，“将大大有助于稳定整个欧洲、西方和东方的和平”，美国会“利用自己的富源帮助它们度过经济调整时期。”^[28]

然而，即使是这样一个经过“淡化”处理的表述，仍然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因为在此之前，艾森豪威尔政府凡涉及对东欧政策的官方声明都蕴涵着这样一种假定，即东欧国家一旦获得独立，将会被立即纳入西方阵营——加入北约自然亦是其应有之义。因此可以说，杜勒斯的这一声明实际上表明美国已背离了先前对东欧的政策立场。^[29]

如前所述，早在1952年大选期间，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就曾把和平“解放”东欧这些“被奴役国家”、把共产主义从欧洲“推出去”，作为与民主党争夺总统宝座重要的政治和宣传筹码。他们公开宣称，杜鲁门时期遏制共产主义的政策对于作为自由世界领袖的美国已不再适用，要想迫使苏联退出欧洲，唯有采取更为强硬的立场。其实，1953年8月（即艾森豪威尔上任刚过半年），总统的心理战顾问、前自由欧洲委员会主席C.D.杰克逊（C.D.Jackson）曾就“解放”政策可能遭遇的困境向总统发出过警告。他说：“当我们要在铁幕背后采取行动时，面临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假如真的有严重的麻烦出现的话，我们打算把它推回到什么地步？挑起大屠杀，既不道德亦无效果，因为它不仅会杀掉最好的人，也会毁掉我们自己在铁幕后面那些民众心目中的形象。”^[30]所以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杜勒斯的这一声明，对拓清“解放”政策的实际内涵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在公开发出了美国不会插手东欧的信号之后，华盛顿似乎很不放心。为确保苏联确实“听到”并“领会”了其中之意，次日，美国驻联合国代表亨利·洛奇（Henry C.Lodge）受命在安理会会议上特意引述了杜勒斯发言中的上述内容。29日晚，杜勒斯又给波伦发了封电报，训令他务必向包括朱可夫在内的苏联领导人传达以下这段同达拉斯讲话几乎无甚二致的话：“美国在希望卫星国家取得独立方面并没有不可见人的目的。我们的真正愿望是，这些人民——我们自己的国家生活有很大一部分源于他们——的主权应当得到恢复，他们应当有他们自己自由选择的政府。我们并不把这些国家看作潜在的军事盟国。我们把他们看作朋友，看作一个新的、友好的、不可分割的欧洲的一部分。我们深信，他们的独立（如果立即给予的话）将为稳定西欧和东欧即整个欧洲的和平作出莫大的贡献。”^[31]当日下午，在莫斯科庆祝土耳其国庆举行的招待会和阿富汗大使馆的招待会上，波伦遵嘱将此信息传达给了到会的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和朱可夫。^[32]即便这样，白宫领导人仍感惴惴不安。两天后，艾森豪威尔在其广播讲话中谈到关于向东欧新独立的政府提供经济援助时，又亲自重申了美国不会把东欧国家视为潜在的军事盟国这一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