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语言研究的脑科学视角：失语症
在有记载的文献中，失语症的研究最早始于公元前Edwin Smith，他在自己的外科文稿中曾经用"无语"(speechless)一词对类似于失语症的患者进行了描述。真正将失语症症状与脑损伤联系起来的文献则始于Hippocratic Corpus(也叫Hippocratic Collection)[1]。15世纪开始，对言语障碍的案例报道陆续出现。到了18世纪，人们开始探讨失语症的病因问题。Morgogni通过对失语症的脑解剖发现，患者多存在右侧偏瘫和左半球病变现象，于是将失语症的病因之一归纳为右侧偏瘫和左半球病变并存。不过，就失语症是否与大脑组织的病变有关，Morgogni未有明确答案。到了19世纪，失语症的病因研究常被列入与智力相关的课题范畴。虽然当时对失语症的认识具有导向性错误，但由此而展开的与智力、记忆相关的研究则在一定层面拓展了人类对大脑的认识。
真正开始引起学界关注失语症的是法国解剖学家Broca先生。
1861年，法国神经解剖学家、外科医生Paul Broca收治了一位51岁危重病人，其症状表现为21年来不会说话，只会说一个字"Tan"，但却能很好地理解人们的话语。后来人们给这名患者取名为"Tan"正是这个原因。这个病例引起Broca的极大兴趣。他对该患者的各个发声器官进行了认真检查，结果发现他的发声器官完好无损。出于职业的敏感，Broca开始联想到当时曾在学界广泛热议的问题，即人的言语可能与大脑的损伤有关。Broca认为，Tan之所以无言语能力可能与他的大脑某一部位的损伤有关。有了这一假设，他开始细心观察并详细记录病人的情况。由于Tan是一名危重病人，他入院一周后便不幸身亡。Broca对他的大脑进行了解剖，结果发现患者的左脑额叶第三脑回有一个鸡蛋大小的组织发生病变，据此，Broca坚信这个区域的病变就是导致这位患者没有语言的根本原因，并由此推断，这个区域就是人类大脑中掌管语言的功能区。第二天，Broca将他的这一发现在人类学会议上公布于世。这个惊人的发现当即产生了轰动效应，它打破了长期统治人类思想的颅相学，也打破了言语能力来自至高无上的精神的邪说。从此，神经学界将失语症的病因转向大脑左半球相关部位的受损上来。Broca的发现为言语能力的来源奠定了物质基础。几个月后，Broca又连续收到几个类似病例。1883年，他发表了震惊世界的论文"我们用左脑讲话"(Nous parlons l'hemisphere gauche)。后来，为了纪念他在人类大脑及语言学界所作出的卓越贡献，人们将这一语言区以他的名字名为Broca区。之后，Broca为了宣传自己的学术思想，曾赶赴英国讲学，并在后续的论文中大胆地推断这就是掌管人类语言的语言中枢。不料他的思想学说却受到当时正在雄心勃勃地为建立自己学说而到处演讲的Hughling Jackson的全盘否定。失望之余，Broca从此再未发表相关论文，反而辗转于非洲进行人类学调查研究。今天，虽然在临床上人们惯于将Broca区发生病变的失语症患者称为Broca失语症，然而，当年Broca使用的专业术语则是Aphemie。直到1864年之后，Troussearu发现用Aphemie一词描述这一病症存在不妥，于是改用了Aphasie一词并一直沿用至今。
继Broca之后，失语症界另一位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先驱人物便属德国神经学家Carl Wernicke了。Wernicke之所以引起世界的瞩目，是因为他在1874年发表的论文"失语症症状的复杂性：神经学基础上的心理学研究"(The symptom complex of aphasia: a psychological study on a neurological basis)中描述了一位左颞上回后部病变引起对言语理解困难的病例。Wernicke认为，右利手的言语行为在大脑的左半球有两个特异区，一个在第一颞回，构成听觉语言中枢(auditory verbal center)，一个在第三额回后部，构成语言运动中枢(verbal motor center)。不同的部位发生损伤就会引起不同类型的言语障碍。后来，人们将Wernicke发现的听觉语言中枢命名为Wernicke区，将患有相关失语症的病例称为Wernicke失语症，又叫感觉性失语症(receptive aphasia)。
Wernicke还推测这两个中枢之间一定存在一定的联系，如果二者间的联系中断，就会产生第三种失语症，即传导性失语症(conduction aphasia)。1884年，传导性失语症经Ludwig Lichteim得到了临床证实。Wernicke的发现修正了Broca的学说。之后，Wernicke又陆陆续续收集了一些病例。他发现这些患者的脑损伤部位与Broca的观点并非完全吻合。这使得Wernicke再次对Broca的学说产生质疑，并由此引发了1908年长达数月的失语症大辩论[2]。
Marie是这场大辩论的重要参与人之一。就失语症而言，Marie与Broca却有着截然相反的观点，主要反映在Marie认为左额叶的第三脑回与语言功能完全无关。Dejerine是这场辩论会的另一位名家， Dejerine在这场大辩论中则极力维护Broca的学说。Dejerine推测，阅读障碍可能是因为大脑左半球的角回区发生病变，从而影响了理解书面语言时需要的图像信息，导致患者阅读困难。
于此同时，欧洲的另一舞台上也上演着以失语症为主要话题的学术会议。大会云集了德国众多失语症学者，包括Kussmaul，Pick，Brodman，Gutzmann，Bonhoeffer，Kleist，Mayendorff，con Monakov，Heibronner，Goldstein，Oppenheim等。
19世纪后半叶和20世纪初，失语症的临床病理研究达到了鼎盛时期，此时大脑功能定位说逐渐占据了统治地位。此后，定位说学派与反定位说学派相互博弈，从而推进了对失语症的认识。
注释
[1]见Hippocrates，Hippocratic Corpus：http://en.wikipedia.orgwikiHippocratic_Corpus.
[2]有关这场大辩论的详细情况详见Hong Gabriel的《二十世纪法国失语学界记事》，http://www.ling.fju.edu.tw/neurolng/french.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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