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周恩来将军返回延安和谈判终止——至少是暂时终止——主要的注意力已集中到国民大会及大会可能通过怎样一种类型的宪法。早有迹象表明,国民党的反动分子反对通过一部符合政协决议精神的宪法,并且正在为基本上原封不动地通过1936年的“五五宪草”而努力。国民大会逐步制定了程序规则,会上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有一位代表甚至在发言中为了一个问题而和蒋委员长争辩起来。有迹象显示,国民党内的反动分子的坚决努力将迫使蒋委员长采取强硬的立场,如果要通过的是一部和政协决议大致相符的宪法的话。
除了宪法的问题外,还有如共产党所声称的国民政府进攻延安的可能性问题。11月下半月,任何可能进攻延安的计划显然都已被放弃,因为共产党方面没有再对此种行动进行宣扬。就在这一时期,在就军调部内中共方面人员将在何种条件下撤退这一问题进行讨论的过程中,共方委员叶剑英将军告诉我,国民政府召开国民大会的行动是向政治破裂迈出的一步,而如果国民政府进攻延安则将导致军事上的破裂,从而使得任何进一步的谈判的可能都化为泡影。叶将军接着阐明了共产党的战略。共产党所以从若干大城市撤出,是因为他们所想得到的不是局部的胜利,而是全面的胜利。共产党从以往五个月的经验中得知,国民政府没有足够的兵力在华北和东北同时发动攻势。这个政府正在拼命抓丁征税,而在共产党的兵力多少是完整无损的情况下,政府军已经遭受到了重大的损失。和平的最大障碍是“CC”集团、秘密警察和国民党黩武分子。他希望我仔细研究时局,并设法说服国民党政府,使他们相信和平解决的必要。
我说,任何一方诉诸军事力量都是极端错误的,我认为,当前的局势不可能以武力解决,我不同意任何一方采取军事行动。
叶将军的话多少可以表明共产党可能采取的策略。共产党对于国民政府的不信任达到了极深的地步,已经不愿重新谈判,除非能够使国民政府相信共产党是不可能用武力摧毁的,或是国民政府由于经济的恶化而陷于崩溃,或是国民政府愿意按照共产党可以接受的条件进行谈判。
11月30日,共产党驻南京代表团的一位高级代表董必武先生通知司徒雷登博士,据他所知,周将军并未答应要为美国的调解征询延安的反应,并且坦率表示,他不信任美国的调解努力。然而,他却同意就这一问题向延安发一份电报。和董先生就美国调解所作的评论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同一时期中国某些小党派代表对我表示的意见。他们说,他们觉得,共产党确实希望美国继续进行调解。但是,由于共产党未能答复我关于由我参加调解是否适宜这一直截了当的问题,也由于国民党反动分子的态度,我的处境变得日益困难。我觉察到,国民党反动集团正把我看成是一个不受欢迎但又是不可缺少的角色,因为继续把我牵连进去,这些反动分子就可以在愿意谈判的伪装下干他们那种不民主的勾当和展开军事行动,从而使我处于一种有损于美国政策的境地。
12月1日,我和蒋委员长举行了一次长时间的会谈,这次会谈暴露了双方在应该遵循何种途径才能在中国实现和平解决的观点上存在着很大的分歧。蒋委员长问我,在目前形势下,在共产党不回答我关于美国调解的问题,拒绝参加国民大会而且拒绝进一步谈判的形势下,应该怎样行动。
我的回答如下：据我看,整个春季国民政府对共产党的善意的完全不信任,已经被共产党对国民政府为和平解决分歧而提出的任何一项建议的善意绝对不信任所代替。在最近举行的谈判中,我和司徒雷登博士发现,已经不可能使共产党相信国民政府的善意,甚至不可能使他们相信我们自己行动的公平正直。在我看来,国民政府提出的甚至是最宽大的一些办法,特别是蒋委员长10月16日提出的八点建议中所主张的办法,都已经由于军事行动而失去了作用——八点建议则由于在宣布这项建议的同时对安东和烟台发动了进攻而失去了作用。这时我所能看到的可以取得共产党的合作以建立一个代议制政府的唯一希望,是遵循如下的方针：由国民大会通过一部符合政协原则精神的宪法,接着就成立共产党和民主同盟都拥有席位的国府委员会,并对行政院实行真正的改组。向国民大会提出的宪法草案看上去和政协精神似乎大体一致。如果这部宪法获得通过而没有因为阉割自由派人士所坚持的保障条款而使修正案遭到破坏,如果采取确定的步骤把这部宪法付诸实施,如果还采取了前述的其他步骤,如果国民政府又派出一个代表到延安去邀请延安参加这种活动程序,我相信,共产党人将处于一种软弱的地位。当然,还必须停止军事行动,只有自卫性质的行动除外,但必须是真正为了自卫而不是为了报复。我以为,最好是由国民政府通过私下的方式就这些问题和共产党人接触,以避免共产党照例指责国民政府为了对外宣传而采取单方面行动。
关于经济局势,我接着指出,据传军事开支这时正消耗着国民政府预算的百分之九十(这个数字还有争议),从而在我被催逼着提出由美国政府提供各种贷款的同时,使国民政府为支持广泛的军事努力而造成了财力上的真空。一旦财政崩溃,国民党就将陷于危险境地,而共产主义的蔓延将获得肥沃的土壤。国民政府中从事实际战争的军事将领们完全不习惯于考虑财政上的限制;在美国军人看来几乎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也是我本人多年来念念不忘的国民经济这个因素,对他们却是无所谓的问题。共产党人对于迫近的危机十分清楚,而且在制定计划时是加以考虑的。和这种经济问题直接不相容的是国民政府军事将领们的这样一种观点,即,这种问题是可以用武力加以解决的。我不仅从军事的观点不同意这种观点,而且觉得,不必等到有足够的时间来证明这种观点是否正确,彻底的经济崩溃就会出现。自从美国海军陆战队撤走以后,国民政府没有能力保证天津和秦皇岛之间铁路的畅通就是一例。另一个例子是,被认为是为国民政府军队所收复的河北省若干地区,却布满了共产党的司令部。
最后我把当前的局势作了一个概括。我说,共产党已经是一支大得不容忽视的军事和社会力量,即使不考虑为了摧毁他们而必须采取的手段的残酷性,要靠军事行动消灭他们也多半是不可能的。因此当务之急就是把争取他们参加政府的努力继续下去,而且应当小心从事,切不可让军事行动破坏谈判的进行。
在一个多小时的发言中,蒋委员长作了如下的回答：他坚信,共产党从未打算和国民政府合作。他们仰承苏联的鼻息,他们的目的在于瓦解政府,并影响其对外政策。他认为必须摧毁共产党的军事力量,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要解决共产党的问题也就不会有多大困难。目前的局势已不同于同中共军队作战的初期,因为现在有了可以用来自由调遣兵力的道路。因此,他有信心能在八个月到十个月的时间内消灭共产党的军队。
在简略地提到经济形势时他接着表示,虽然城市的局面比较严重,但是中国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农业人口为基础的,而在两年左右的时间内还不至于会有我所指出的那种崩溃的危险。
蒋委员长接着又说,满洲最有价值的部分在长春以南,他认为国民政府在那个地区可以站稳脚跟。他将自我克制而不向哈尔滨方面进军,因为他以为,只要不采取这一步骤,苏联就不会对国民政府采取敌对行动。最后他谈论到苏联的反应问题：他的经验和信念都是,如果中国政府能显示出它的力量,苏联就会默认和平安排。他引证了苏联在国民政府夺取安东之后的反应,并且表示,只要国民政府表现强硬,苏联人就会在谈判和安排中和中国政府合作。他相信,只要苏联还严重地陷身于德国,他们就要避免在远东招惹麻烦。
蒋委员长接着提到,他已年届六旬,他的活动能力和精力已不如往常,因而必须很快结束他作为一个领袖的角色。但是他认为,他对中国人民负有责任,不彻底解决共产党问题就决不能交出统治权。在这方面,他接着说,我不应该认为我的使命仅仅局限于在国民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之间起撮合作用。既然共产党已经表明他们不愿意合作,我的任务就应该是促进和发展现政府在中国和在远东的稳定。美国政府应该考虑到目前的局势而重新确定其对华政策。(其实他的意思显然是,不能再认为把共产党当作政府的组成部分来考虑是切合实际的了。)在结束他的谈话时他说,他将尽一切努力通过和平谈判来使共产党参加政府,并愿意考虑我和司徒雷登博士为此而提出的建议。
关于他涉及美国政策和中国共产党的那种言外之意,我简短而坚定地重申了我的观点：这样大一个共产党集团是不容忽视的,我认为在这个国家面临一场彻底的经济崩溃之前,国民政府已经没有能力把它摧毁。我并没有谈论我认为是最值得忧虑的问题——那就是国民党崩溃的可能性,以及人民对国民党对于这个国家的地方政府管理不善所感到的显然是日益增长的不满。
在这一时期,在和蒋委员长以及国民政府其他领导人交谈时,我总是竭力强调国民大会通过一部符合政协决议精神的宪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这至少可以成为朝着在中国建立代议制政府迈出的第一步。12月4日,我向俞大维将军表明了这些看法,并且指出,要共产党人参加国民大会的唯一机会,是国民政府必须真正有所改变。例如,国民政府应该通过目前的宪法而不作任何破坏性的修正,不添加任何玩弄花招的措辞。如果接着就改组国府委员会并为共产党和民主同盟留出职位虚席以待,如果接着就开始改组行政院,共产党就会被置于十分困难的处境。我说,在采取这些步骤的同时,蒋委员长应该私下派出代表到延安去和共产党人商讨他们前来参加国民大会的方式。我认为,他应该避免发表公开的声明,以免引起共产党方面通常会作出的不信任和怀疑的反应,而尤为重要的是,政府方面还必须伴之以停止军事进攻的行动。而困难之处在于,政府方面却可能会诉诸已经被过分滥用的“自卫”措施,因而我希望,政府方面的军事将领们不要只想着报复,因为这会破坏共产党参加政府的一切可能性。
我对俞将军谈到了蒋委员长对于经济形势的意见和他关于八个月到十个月摧毀共产党的说法。我说,我完全不能同意这样一些观点。我告诉俞将军,进出口银行最近拒绝了由我提出、得到国务院同意的、为粤汉铁路和河南北部黄河大桥提供贷款的申请,这家银行为这一行动提出的理由是,“缺乏充分可靠的偿还前景”来证明这两笔贷款是不合理的。当俞将军说到他不明白为什么和政府的军事行动毫不相干的贷款竟会遭到拒绝时,我解释说,这是因为考虑到了国民政府的性质、公开的贪污和这个政府的军事政策。我指出,国家咨询委员会和进出口银行先前已经一致决定,只向一个实现了和平并在其政府中实行了明显的改革的中国提供贷款。
在我和俞将军之间所作的这次谈话中,我提到了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所发有关周恩来将军和我之间几次会谈的一份报告的电讯,这份报告是我应蒋委员长的请求而交给俞将军的。我指出,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蒋委员长请求允许他看到我和周将军最后几次会谈中的一些有关部分,而我并没像以往那样事先征得周将军的许可,因为他已经返回延安。尽管交给俞将军的部分只包含周将军为他返回延安一事所提出的理由,但是这种宣扬却使我处于一种向国民政府通风报信的不光彩地位。俞将军为这种宣扬表示歉意,并说,他并不知道那则新闻电讯中所引述的“权威性消息来源”是谁。
12月4日,董必武先生发来一份备忘录,其中包含着周恩来将军发来的一份电报,其内容如下：
由于“一党操纵”的国大之召开,政协协议已为蒋介石主席所撕毁无遗,国共两党间已“无谈判的基础”。然为符合全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民主之愿望,本党“主张”,如国民党立即解散正在开会的“非法”国大,并恢复1月13日停战令时之军队原防,则两党“仍可重开”谈判。乞将上述各点转致蒋主席。
12月5日,我的办公室将这一份备忘录的副本未加任何评论地交给俞大维将军,并由他转交蒋委员长。
周将军的电报没有答复我希望共产党对我的调解活动明确表态的请求,而这份电报是不现实的,因为它提出了显然不能指望国民政府会接受的条件。
司徒雷登博士和我在12月5日讨论了这份电报。他认为,周将军的声明等于是表示共产党接受了蒋委员长要以武力解决争端的挑战,他主张,应该直言不讳地告诉蒋委员长,如果他坚持奉行武力政策,美国的援助将全部撤销。他认为,反过来还应该告诉蒋委员长,如果他改革国民党并在民主的基础上扩大政府,他就可以指望在军事和经济事务中得到美国的援助,但是,必须在美国的监督下实行这些政治改革。
我回答说,我已经向蒋委员长强调说明,美国不会支持武力行动,一旦蒋委员长确实奉行改革的方针,美国将考虑宣布一项新的政策。我怀疑冲突在任何情况下能由单方面停止,因为国民政府永远声称是为自卫而战。国民政府为保卫漫长的重要交通线而面临的巨大任务要求使用大量的兵力,因而只要有敌对的共产党部队活跃在战场上,只要蒋委员长仍然倾心于从军事上摧毁共产党的政策,就不可能对国民政府军队实行任何程度的复员。在能够对国民政府军队实行任何值得重视的复员之前,首先必须对共产党部队的最后处置作出决定。
我对司徒雷登博士详细叙述了我为破坏反动集团在政府内的权势所作出的种种努力,并且指出,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但是,共产党却在以他们的行动为反动分子直接效劳。当司徒雷登博士谈到蒋委员长必须一劳永逸地和反动集团决裂并认为这样做的可能性确实存在时,我说,我对这种可能性深表怀疑,特别是由于蒋委员长已经确信诉诸武力的政策是唯一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并由于他完全不相信共产党,怀疑他们参加政府的目的。我又说,无论什么时候蒋委员长作出让步,我认为都是违背他自以为是的心愿的,因此,在危机的时刻,他总是接受他那些反动伙伴的影响。我觉得,这时的共产党对于我们实际上已经是远不可及,而且实际上已拒绝了美国的调解。
当话题转回到对于一项新政策的考虑时,我说,什么样的新政策都难以提出,除非我们知道了对于这样一些问题的答案：(1)共产党对于我个人的态度;(2)国民大会所通过的宪法的类型;(3)实施这部宪法的方法;(4)国府委员会和行政院的改组;(5)为共产党参加政府而留的门有多宽,是怎样的门。
这时,司徒雷登博士向我提出了他关于一个三点计划的美国对华政策的设想：在国民政府军队整编方面提供军事援助,在经济领域内提供技术性援助,在政治领域内提供专门性咨询。我同意这三点,但是怀疑这项计划在目前条件下是否能够实现。只要共产党还把他们的军队留在战场上,就不能指望国民政府作进一步的复员。问题在于是否能在战场上创造一种和平的气氛,以便于沿着政治和经济的路线所作的努力能够有所进展。我以为,技术性的援助是应该提供的,并且引述遭到进出口银行否决的为粤汉铁路的恢复和发展提供对华贷款的问题为例。我希望在我答应重新向美国政府提出提供这项贷款的建议并敦促许可以前,能够通过某种可接受的宪法。但是,对中国政府的有限的支持却有两个弊端,因为这会使反动分子和军人集团得到鼓励,并因此而使国民政府的改革、一党支配政府的废除和为共产党重新参加谈判敞开道路变得更加困难。为在这利弊得失之间取得某种适当的平衡,乃是这时我最操心的问题。
12月初,蒋委员长告诉司徒雷登博士,中国政府有聘我充当顾问的意愿。司徒雷登博士告诉他,由于中国正在进行着内战,他不认为我会对这一职位加以考虑。12月9日,在和司徒雷登博士讨论这一问题时,我告诉他,在这个时候最好的回答应该是明确的一个“否”字。既然我作为一个得到美国政府全力支持的调解人尚且不能影响中国政府,那就没有理由指望我的顾问工作能够在政府内部促成多大的良好反应。后来和蒋委员长讨论到这个问题时,我断然拒绝了要我作为国民政府的顾问继续留在中国的邀请。面对着一场内战,一个美国人是不能接受这样一种职位的,否则美国在中国的立场将会陷于尴尬的地位,因为我作为一个顾问的工作势必会使我以前为调解而努力时所采取的行动前功尽弃。
12月9日,在和中国前驻华盛顿大使、立法院副院长魏道明交谈时,我重复了我的这些观点：必须通过一部健全的民主宪法并改组政府,以作为达成一项和平解决的一种可能的手段。我指出了以武力消灭共产党这种政策的危险性,并且强调了在国民党内实行改革以便加强该党和吸引人民支持的必要性。
尽管我曾劝告政府领导人在向延安派遣和平代表团的问题上不要公开张扬,有关这一计划的消息仍然被“泄漏出去”了。共产党的反应是很难令人鼓舞的。我觉得国民政府可能是故意泄露这一计划,以试探共产党的反应。看来虽然共产党先前似乎曾经表示希望停止战斗,但是现在他们认为,如果不满足他们提出的条件(回到1月13日的军队原防并解散国民大会)就不如继续打下去。我认为,共产党这个时候的做法实际上只能使国民政府内反动的政治和军事集团感到高兴,这个集团正在让共产党来为它的利益效劳。
12月13日,司徒雷登博士告诉我,蒋委员长在前一天对中国的局势深表苦恼和困窘。蒋委员长表示希望得到美国的帮助,使中国变得强大、现代化和有效率,他声称,当前首要的问题是改组政府的问题,并且表示,希望在这方面获得提供咨询更甚于获得贷款和物质援助。蒋委员长还表示,他相信我能提供巨大的帮助,使中国摆脱由来已久的无效率,使这个国家有正直的政府并有一支有效的军队。
我对司徒雷登博士说,基本的问题是能够在哪些地方为中国作出贡献。我正在为解决两个问题而斗争——国民政府中反动派的权势,以及由于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极不信任而产生的和共产党打交道的困难。我说,抵御共产主义的无上良策是由中国现政府完成足以赢得民心的改革。我谈论了在国民政府内部的反动集团所拥有的破坏性势力,并说,蒋委员长本人对这个反动集团的感情是如此之深,关系是如此之久,以致要拆散他们之间的姻缘是极其困难的。据我看,解决的办法似乎是要求加强蒋委员长领导下的自由派力量,而同时削弱反动派的影响。在中国发表一项攻击反动派的声明,只能是极大地鼓励共产党,而在美国发表一项声明却会得到广泛的报道,并以不受多大歪曲的形式在整个中国产生反响。这样一项声明必须是强硬有力的,必须能向美国人民阐明当前的局势,必须能使中国的反动分子一清二楚地看到不祥之兆,并且必须能使自由分子的地位得到加强。但是,在宪法获得通过而国民政府为实施宪法和改组政府而采取步骤以前,却不应该发表任何声明。
提到蒋委员长想要美国提供咨询的愿望时,我指出,为陆军和海军提供咨询的机构已经存在,问题是如何实际运用这种机构,这种机构现在正由于内战而失去作用。国民政府急需解决的问题之一是把它的财政工作置于健全的基础之上;其他方面包括建立稳健的预算和全面整顿税收系统。美国顾问要能在这些问题上有所帮助,就必须被授予足够的权力,而且能直接接触政府中的决策大员。但国民政府的腐败现象并不能由于有人充当顾问就被肃清,而只能由于有一个有效的反对党的存在而被消除。
司徒雷登博士在前一天曾向蒋委员长提交一份备忘录,内容是关于美国的技术性援助和咨询的问题,其中包括一项重新开放华北两条南北向铁路(平汉线和津浦线)的计划。司徒雷登博士告诉我,蒋委员长接受了有关这两条铁路的想法,并且表示愿意为此而和共产党人接触。我对司徒雷登博士说,我不相信共产党会同意这项铁路建议,因为他们出于对政府的不信任,会把这项建议看成是向共产党地区调运军队的掩护。但是,我认为,铁路问题是一个至关紧要的问题。我认为,从津浦线开始可能比较现实,因为这条线不穿过共产党的心脏地区;如果这项实验获得成功,就可以形成足够的相互信任,以便于在其他地区推广这一办法。要成功地完成这样一项计划,就必须真诚地保持和平,而要做到这一点却极为困难,因为双方都会遇到难以数计的误解。
司徒雷登博士说,蒋委员长希望和我们讨论由美国人为中国政府体制的现代化充当顾问和实行监督,以便建立一个进步的民主政府的问题。
在促进把中国的自由主义集团加强到有影响的地位这一想法方面,我抓住和中国小党派及社会贤达交谈时的一切机会,强调小党派团结起来并在中国组成一个自由派集团以充当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平衡势力的必要性。在12月18日的一次交谈中我就对罗隆基博士说过,中国的自由主义分子应该联合在一个单一的自由主义的爱国党派之内,致力于人民的福利,而不是小党派领袖的私利。我说,这样他们就能够对政局施加影响,而这种影响将随着这个党派获得职位和受到赞助而增长。这样一个党派可以站在两大政党之间,而任何一个大党如果得不到这个自由主义党派的支持,在正常情况下,就不可能采取有决定性的步骤。我接着说,现在小党派人士听任自己陷入四分五裂的状态,因而也就无力影响局势,无力防止政府使用武力,无力防止共产党促使经济崩溃。在这可悲的局势之中,中国人民单独承受着这场悲剧的全部重负。
我提到了共产党方面恶意的歪曲宣传,我说明,我之所以留在中国,是希望我的存在能有助于通过一部真正的民主宪法,固然,不能指望我为这种恶意歪曲的洪水所淹没而永远保持沉默。我说,过去我常常觉得,国民政府愿意有美国的调解,是为了给它的军事行动充当盾牌,现在我觉得,共产党已不再需要美国的调解,但如果正式拒绝这样一种调解,又担心因此而陷于不利的地位。因此,我说,正像以往我一度为国民党所利用,现在我已经在为共产党所利用。我曾经向共产党问过一个简单的直截了当的问题,而至今我并不认为我已经得到了答复。但是,我不能听任我被任何一方当作一种便宜来利用,更不能听任美国被耍弄而陷入使它的正直遭到怀疑的境地。当罗博士谈到有迹象显示共产党打算收复一些地区以加强其和谈地位时,我说,我不想充当战场上的裁判。我指出,我作为一个谈判者的作用,实际上已因最近共产党拒绝一切国民政府建议的行动而遭到了破坏,这种行动恰恰是迎合了国民政府内反动派的需要,而我的主要反对者总是来自他们中间。
接着,罗博士对共产党的意图发表了如下的看法：如果政府的改组没有共产党参加,和谈的可能性就会减少,因为共产党会把单方面的政府改组看成是表明不要共产党人参加政府的确凿证据。他不相信共产党的两项条件是不可变更的。第一项,解散国民大会,很快就会被事态的发展抛在后面;而第二项,回到1月13日的驻军位置,在提法上对于恢复军事位置已不如对于保留地方政府那么强调。罗博士接着叙述了最近由周恩来将军为重开谈判而提出的三项条件。这些条件要求：举行新的党派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召开新的国民大会。罗博士承认,关于第三点,有必要采取某种折中办法,因为不能指望政府会接受这一次大会所通过的宪法。因此,据他看来,重要的是有关党派会议的问题,他认为,这样一种会议应该遵循政协会议的精神而不是抄袭其形式。他并且说,由小党派来调解所有的分歧虽然非常困难,但是有这种可能。他最后表示,民主同盟之所以拒不参加国民大会,是为了向共产党表明,它并不孤立,一旦重开谈判,它仍然会有朋友和它站在一起。
关于美国调停的问题,共产党驻南京代表团成员王炳南先生于12月18日通知司徒雷登博士说,他不认为共产党代表团再一次致电延安要求对有关美国调停的问题作出直接的回答是“有益的”。王先生说,周将军12月4日的电报虽然含糊一点,但是其含意已经表明共产党确实希望美国调停。他又补充说,共产党可能要求国民政府对那份电报作出正式答复。司徒雷登博士和我一致认为我们不必催促国民政府答复,因为共产党并没有答复我的直接询问,而且还因为,如果这份文件被看成是对于我的问题的答复,也就无须由国民政府表示收到。我们觉得,也很可能是,共产党之所以要求获得答复,是因为他们认识到,答复将会是尖酸刻薄的,这就可以为他们拒绝国民政府派和平代表团到延安去提供一个方便的保全面子的借口。
在12月18日我和司徒雷登博士讨论这一问题和其他事项时,我发表了以下的意见：我在最近几次和蒋委员长的交谈中注意到了对于司徒雷登博士关于重新开放华北两条铁路干线的方案肯定是不协调的情况。蒋委员长强调了他要尽一切努力使共产党参加政府的愿望,但是同时又说,为了铁路的问题而企图和共产党谈判是徒劳无益的,铁路必须用武力打通。蒋委员长还说,如果以武力取得铁路,共产党就会被迫就范。6月间蒋委员长也曾采取过类似的态度,那时他说,“只要有时间,成熟了的苹果就会落到我们的怀里”。而且8月间他也说过,“如果冲突停止了,就无法迫使共产党出席国民大会”。我觉得国民政府和共产党双方都发现让美国的调解活动继续下去是件有利的事情——在国民政府一方,可以用来掩护积极的军事作战活动;在共产党一方,则可以用来避免被指责为中断谈判。甚至蒋委员长要我充当中国政府顾问的请求也很可能是一种迹象,表明国民政府想要利用我的影响去争取今后的美国贷款。看来所有这些情况都要我在这时就最好的行动方针作出决定。可以立即做到的唯一的一件事也许就是尽一切努力争取通过一部符合政协决议精神的真正的民主宪法和争取改组政府。
司徒雷登博士和我一致认为,重新开放华北两条铁路干线的问题,不应该成为可能在延安举行的任何谈判的主要问题,因为十分明显,如果把这个问题当作主要问题,共产党就会立即反对为以后的谈判而进行的任何努力。我们认为,应该拟订明确的议事日程,国民政府的代表应该到延安去,并且准备向共产党作出鼓励他们重返政治活动的足够的让步,例如：成立有共产党席位的国府委员会,在明确表示和许诺要有共产党参加的情况下改组行政院,以及为华北两条铁路干线的运行提出明确而公平的建议。我们决定,在国民政府本着这些方针拟定出明确而公正的建议之后,而不是在这之前,司徒雷登博士才应敦促国民政府派代表前往延安,并通过驻南京的共产党代表团为此行谋求许可。
但是我认为,重开谈判的前景在这时是渺茫的。正像我告诉司徒雷登博士的那样,我以为我应该返回美国去商量一下,并在杜鲁门总统发表了重申美国对华政策的声明之后,再由我发表一个我个人的声明。这个声明的作用应该是抨击中国政府的军事将领和反动政治集团,同时也抨击共产党方面阻挠达成任何协议的破坏性态度。我希望能通过这种方式来帮助加强两党的自由主义分子和一般的自由主义分子的地位,并吁请蒋委员长依靠这些自由主义分子来改革中国的政府体制。
国务院先前曾认为,为了澄清与美国援华问题有关的局势,由总统发表一项声明是可取的。国务院拟定了一份这样的声明,交给我加以研究并征求我的同意,我对其中某些部分作了微小的修改之后表示同意。12月18日,杜鲁门总统在华盛顿发表了这项声明。总的说来,这是对于现行的对华政策的重新肯定和回顾,因为这样的政策是在过去的一年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对于总统声明及其意义的解释,由于有关的中国报刊政治倾向各异而有所不同。一般说来,中国政府的和国民党的报纸都把这项声明解释成是对国民政府政策和立场的赞同。左翼和自由派的评论则以赞许的态度指出声明所表达的扩大政府的希望。共产党发言人声称,尽管杜鲁门总统没有坦率地承认是美国的错误政策导致了和谈的失败和内战的加剧,但是他表示了理解到两党所达成的各项协议已被忽视而联合政府必须包括共产党在内。总之,这项声明被认为是对有关报刊所持不同观点的赞同。
但是,周恩来将军却在延安猛烈地抨击杜鲁门总统的声明,称它“主要是为今年3月以来美国的反动对华政策辩护”。他说,声明不包含任何新鲜的内容,其目的在于“蒙蔽国内外舆论和堵塞各方提出的难堪的批评”,以便原封不动地继续推行美国的“反动对华政策”。
12月24日,北平发生了一起据称是一名美国海军陆战队人员强奸了一名中国姑娘的事件。这起事件把中国反美情绪聚集于一个焦点,全国大中学校学生组织了示威游行,要求惩办肇事的海军陆战队人员并把美军从中国撤出去。虽然这些示威活动无疑有共产党的插手和鼓励,但有迹象表明,示威也是间接针对国民政府的,而且是普遍反对国民党的不满情绪的一个信号。这些示威成了对国民党不满情绪的宣泄口,在性质上反政府的成分很可能和反美的成分相等。这些示威适足以表明遍及全国的不安,也表明有利用其他事件煽起普遍反美情绪的危险。这一事件发生前不久,我曾告知国民党宣传部长。在中国国内反国民政府情绪的广泛一致性看来似乎正在发展,虽然由于共产党的反美宣传,这种情绪的锋芒这次主要是指向美国,但是国民政府应该料想到在不久的将来这种情绪就要转到直接反政府的方向上。
12月25日,国民大会在实质上按草案原封不动地通过了一部新宪法之后休会。新宪法似乎和政协决议大体一致,具有一定程度的民主性质。大会的初期会议曾经十分活跃,展开了尖锐的讨论和争辩,国民党内的反动集团曾经明确表示要修改这部宪法,以符合被普遍认为是非自由主义的文件的1936年“五五宪草”的精神。最后,不得不由蒋委员长亲自出面发挥其决定性的个人领导作用,以克服国民党反动分子的阻挠。他在这方面得到了大会中反对“CC”极右集团的几乎所有其他集团和个人的支持和协助。大会以蒋委员长对局势的充分而有信心的控制告终,从而显示了他在驾驭国民党内反动分子方面的才能,并由于促使大体符合政协决议精神的一部宪法得到通过而恢复了他的威望。
休会之前,大会通过决议规定,新宪法将自1947年12月25日起生效,政府将在以后三个月内拟就选举法,废除六法全书所载一切违反宪法的法律,而各级选举本身将在九个月内完成。本届国民大会的权力将继续维持到新的一届国民大会被选出为止。
新宪法通过之后,国民党宣传部长向新闻界宣布,国民党的宣传部、组织部和海外工作部将作为党的机构继续存在,不会由于新宪法的通过而变成政府的官方机构。但是他表示,这三个部的经费在将来要完全由国民党的基金而不是由政府的国库支付。然而国民党组织部长、反动的“CC”派首领陈立夫先生就在大会休会之前声明,在新宪法从颁布到实施的过渡时期内,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将维持现状。后来据显然可靠的消息来源报道,中国政府曾把各种资产的所有权悄悄地转移到国民党手中,以备该党不得挪用政府税收款项以后之所需。
甚至在新宪法被通过以前,共产党就一直在谴责国民大会是个“一党包办的非法分裂”机构,并且声称,“因此,这个大会所通过的任何一部所谓的宪法都是伪宪法”。周恩来将军于12月28日在延安声明,共产党不承认这个国民大会和这部新宪法是合法有效的,而且共产党主张“取消”这个国民大会并召集新的国民大会。
国民党控制区内中国人的反应,有政府报纸对新宪法的颂扬性评论,也有反对派的报纸吁请政府不要再使这部宪法“沦为一纸空文而付诸实施,尽管它是有缺陷的”。一家有影响的独立报纸称这部宪法具有“比较进步的性质”,并且认为,新宪法最大的弱点并不在文件的本身,而在于国民大会不是在和平与统一的气氛中召开的,因为一个大党没有参加大会,而且内战还正在一半国土上进行着。
虽然新宪法是一部具有一定的民主性质的文件,我却关心它付诸实施的程度和方式。宪法的通过仅仅是个开端,而真诚地改组政府和认真地实施宪法的唯一保证仍然要看中国真正的自由派集团的发展。我耽心,如果少数党和无党派自由主义集团继续各行其是,政府的改组就可能是虚假的。因此,我继续强调中国的自由主义分子组织起来,形成一支以支持任何一个表现良好的政府为己任的有效力量的重要性。
新宪法的通过结束了我来华使命的又一阶段。在这一阶段内,我一直努力利用我的影响争取通过一部符合政协决议精神的民主宪法,争取在中国组织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集团以支持一个好政府,以及,争取以有利于恢复和谈和共产党重行进入政治活动的方式实现政府的改组。重开谈判的前景看来渺茫,因为共产党显然坚持拒不承认国民大会和新宪法,而要求在进一步谈判之前接受两项先决条件的立场。共产党对美国的宣传攻势在这一阶段发展得愈加猛烈,而共产党发言人表明,共产党可能在采取这样的战略：对国民党虚弱的据点采取不断的袭扰战术以阻止交通线的重新开放,并拒绝进一步的谈判,直到国民政府被经济形势的恶化削弱为止。共产党一直不回答有关我的调解作用的询问,而周恩来将军于12月23日在延安回答共产党是否对此作出决定的问题时则声称,这要“由美国来作出决定”。
在这一时期内,从秦皇岛—北戴河地区撤出四千名美国海军陆战队人员的命令已经发出,一旦船运条件具备再从华北撤出一千二百名海军陆战队人员的计划也取得了一致意见。
到这一时期结束时,从中国本部、满洲和台湾大规模遣返日本籍人员的工作已告完成,只有被中国政府留下的被认为与战争罪行有关的人员、流散军人和技术人员除外。到12月31日大规模遣返完成时为止,被遣返的日本人总数[1]如下：
军调部的问题在这时仍有一定的重要性,因为共产党方面显然希望保留这一机构,我相信,主要是因为它的无线电和交通运输设备尚可利用。共产党一直在利用军调部作为通讯中心,并且利用美国的通讯设备发动反美宣传攻势。国民政府之所以希望继续保持其存在,则是由于不愿美国从谈判中抽身离去。显然,为了澄清这种局面,在最近的将来就有必要采取某种行动。
【注释】
[1]据东京远东总司令部的统计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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