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非洲一体化的支持

一、中国对非洲一体化的支持

非洲追求可持续发展的集体努力也可分为两个层次，一是非洲大陆性的努力，主要包括非盟和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二是非洲地区性的，尽管存在诸多这样的努力，但往往重要的和被赋予官方地位的并不多。中国同时与这两个层次的非洲集体性努力开展多边合作，促进了非洲的可持续发展努力。

非洲大陆性的一体化努力根本上来源于非洲大陆的“泛非主义”思想，其核心是实现非洲人的团结、合作统一，联合奋斗，谋求非洲的完全解放和独立，直至最后建立“非洲合众国”。^[88]正是在泛非主义的指引下，非洲国家结束了集团对立，于1963年成立了非洲统一组织（OAU，简称“非统”）这一大陆性的组织。从20世纪60—80年代，非洲发表了许多全洲性经济建设的文件，包括1979年的《蒙罗维亚宣言》和1980年的《拉各斯行动计划》，建立了一系列区域性经济组织。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世界形势和非洲形势都因冷战的结束而发生巨大变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非洲一体化有更大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泛非主义继续得到推崇和遵循。在1991年6月尼日利亚阿布贾举行的第27届非洲统一组织首脑会议上，与会各国签署了成立非洲经济共同体的《建立非洲经济共同体条约》（简称《非共体条约》），被视为是非洲国际体系得以形成和发展的一个重大步骤。《非共体条约》是《拉各斯行动计划》的进一步发展，它以条约的形式把《拉各斯行动计划》提出的建立全非洲的共同市场和经济共同体的目标固定下来；同时也根据新情况，调整与重新安排了《拉各斯行动计划》规定的实行经济一体化的步骤和时间。它制定了“逐步拆除非洲内部贸易的障碍，增强现存的地区经济组织并朝着非洲经济合作迈步，到2025年非洲广泛的货币联盟和经济共同体正式形成”的目标。^[89]《非共体条约》并没有为设立非洲经济共同体拟订任何执行事项，但第四条协定陈述了六个阶段：第一阶段需用5年来增强地区经济共同体并建立新的地区经济共同体；第二阶段需用8年来稳定关税、经常税及逐步消除共同体内部的贸易壁垒，增强部门一体化，使地区组织的经济活动协调一致；第三阶段需用10年在每一个经济共同体内设立自由贸易区；第四阶段建议用2年建立遍及非洲的关税同盟，实行共同的对外关税，使地区关税和非关税体制一致；第五阶段建议用4年建立非洲共同市场，采用共同的农业、工业和交通政策，并使货币、金融和财政政策实现一致；第六阶段建议用5年完成非洲共同市场，加强共同市场的结构，建立和实现非洲货币联盟、非洲中央银行和单一的流通货币，设立一个由大陆普选产生的泛非议会，最后是建立非洲多边国家企业的组织。协定预计用34年的时间建立类似今天的欧洲联盟。^[90]

很大程度上，由于非统在冷战后变得日益难以适应形势需要，同时在其他各因素的推动下，非统于1999年9月在利比亚苏尔特举行特别首脑会议并发表《苏尔特宣言》，决定于2001年建立非洲联盟（AU，简称“非盟”），取代非统（OAU）。非盟是非统的发展和创新，是坚持以泛非主义思想为指导，迎接21世纪的挑战所做出的重大历史抉择。它的首要任务，是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的新形势下，进一步促进非洲的团结、合作和统一，加紧联合自强和推动更高程度的一体化，以实现非洲复兴。因此，《苏尔特宣言》还要求加速成立泛非议会等《非共体条约》规定的机构。2000年7月，非洲各国通过《非盟宪章》，其中第十七条明确规定建立泛非议会作为非盟的一个组织。2001年7月，泛非议会的议定书终于制定，经过法定数目非盟成员国的批准和上交批准书，泛非议会完成了其法律程序。2001年7月，第37届非统首脑会议决定成立非盟，以取代原有的非统。2002年7月，非盟完成过渡期正式启动。与此同时，泛非议会也随之于2004年3月宣告成立。时任非盟主席希萨诺在泛非议会成立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赋予泛非议会把非洲人民聚集在一起的使命，从而为创造更加伟大的泛非意识，以及属于具有共同命运同一家庭的感情作出贡献。”^[91]

鉴于非洲统一组织对非洲经济发展的贡献不大，且非洲面临着较为严重的边缘化危险，非盟成立后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上大力推进2001年所提出的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NEPAD）。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源于南非所倡导的“非洲复兴”计划，并于2001年7月在赞比亚首都卢萨卡召开的第37届非统首脑会议上得以通过。它是非盟的一个项目规划，是非洲自主制定的第一个全面规划非洲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的蓝图，旨在解决非洲大陆面临的包括贫困加剧、经济落后和被边缘化等问题。计划的主要内容包括：突出非洲国家对该计划的主导权；确定以消除贫困和实现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以基础设施建设、人力资源开发、农业生产、环境保护和科技发展为重点发展领域的长期战略；争取在今后15年内全非洲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7%以上和贫困人口减半；防止非洲被边缘化，重视与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建立平等互惠的新型伙伴关系，努力争取西方国家向非洲提供更多资金和援助；提高妇女地位；注重环境保护等。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的主要原则是：政府实行良政以保证政治稳定以及社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非洲国家自主领导，社会各界广泛参与；充分利用非洲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非洲各国之间建立伙伴关系，促进地区和非洲大陆一体化；提高非洲各国和整个大陆的竞争力；塑造新的国际关系以改变非洲和发达国家之间不平等的关系；等。

创造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蓝图的能力根本上来源于非盟。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将非洲的发展寄希望于非洲自身的资源和非洲人民的聪明才智；它在非洲人民之间创建伙伴关系；加速地区与整个大陆的一体化，培育非洲国家和非洲大陆的竞争力；塑造一种新的国际伙伴关系，改变非洲与发达世界的不平等关系；以及保证所有与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的伙伴关系都与千年发展目标和其他已经得到同意的目标相联系。根据一位学者的分析，非洲新伙伴计划的重要性表现在：非洲独立40年的特征是普遍的、相似的不良经济发展记录，而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设计来就是为了纠正这一状况；倡议代表了第一个非洲内部产生的、解决非洲大陆发展问题的综合计划；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是第一个真正的非洲人为非洲国家纠正社会—经济与政治困难而设计的框架；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是第一个真正的从非洲领导人中发出的市场友好的倡议。^[92]

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最值得一提的方面、最重要的下属机构是非洲互查机制（APRM）。在互查机制的第一个阶段，非洲国家开放其自身的治理和透明度记录。第二个阶段则是完善，非洲国家作出必要的改革吸引外国投资及援助。2004年2月，20多个加入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的非洲国家领导人和高官在卢旺达首都基加利举行首届非洲互查机制论坛，正式启动了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框架内的非洲互查机制。根据有关规定，非洲联盟的所有成员国可自愿加入非洲互查机制。加入的国家必须将其政府管理、经济政策以及人权等方面的情况公开，接受其他成员国按照既定标准进行检查和评估。如果经过互查，某个成员国没有达到预先规定的标准，互查机制的专门机构有权要求该国在没有达标的方面进行改革，并提出具体建议。如果该国仍无法达标，就不能像其他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成员国一样从计划中受益。

中国同非盟及其前身非统保持着友好往来和良好合作，并向其提供了力所能及的援助，以推进非洲全大陆的地区一体进程。2005年3月，中国成为首批向非盟派遣兼驻代表的区外国家。2008年8月，中国与非洲建立战略对话机制，迄今已经举行了四次中国—非盟战略对话。2011年1月，中国与非盟举行首次中国—非盟外交政策磋商，时任外交部部长助理刘振民作为中国政府特使出席了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的非盟第十六届首脑会议。同年10月，中非合作论坛第八届高官会通过会议即要，接纳非盟委员会为中非合作论坛正式成员，更进一步推动了中国与非盟的战略合作。

中国对非盟的支持最为集中地体现在中国对非盟会议中心的援建上。在2006年11月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暨第三届部长级会议上，胡锦涛总书记宣布：“为支持非洲国家联合自强和一体化进程，援助建设非洲联盟会议中心。”在接下来的5年多时间里，中国总计投入2亿美元，于2012年1月底非盟第十八首脑会议期间交付使用。中国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出席非盟第十八届首脑会议开幕式并发表演讲，分别会见了时任非盟轮值主席、赤道几内亚总统奥比昂和非盟委员会主席让·平，并出席了中国援建非盟会议中心落成典礼。贾庆林指出，非盟是引领非洲联合自强的一面旗帜。中国坚定支持非洲联合自强和一体化进程，支持非盟发挥更大作用，愿继续为非洲发展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中国支持非洲实现互联互通，愿同非盟在非洲基础设施发展规划方面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中国愿加强同非盟在非洲和平与安全领域的交流合作，继续支持非盟提高维和能力，充实和完善中国—非盟战略对话机制并加强在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的对话、磋商和合作。贾庆林还表示，今后3年，中方将向非盟提供6亿元人民币无偿援助，用于双方商定的项目。^[93]类似地，中国也一如既往地支持非洲实施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支持非洲国家为加强联合自强、谋求地区和平稳定、实现经济振兴、提高国际地位所做的积极努力。例如，2006年7月26日，中国政府便为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的护士、助产士培训项目提供了50万美元的援款资助。

与非洲大陆性的地区一体化努力相似，非洲地区性的一体化努力也分为两波：第一波更多与殖民化、去殖民化和泛非主义相联系，第二波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发生在冷战对非洲的结构性限制放松的背景下。^[94]非洲目前有14个主要的地区一体化组织，几乎每个次地区都有两个或更多的组织。在西部非洲有西非经济与货币联盟（West African Economic and Monetary Union，UEMOA）、马诺河联盟（Mano River Union，MRU）及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Economic Community of West African States，ECOWAS）。中部非洲也有3个，即中部非洲国家经济共同体（Economic Community of Central African States，ECCAS），中部非洲经济与货币共同体（Central African Economic and Monetary Community，CEMAC）和大湖国家经济共同体（Economic Community of Great Lakes Countries，CEPGL）。东部与南部非洲共享6个地区经济一体化组织：东南非共同市场（Common Market for Eastern and Southern Africa，COMESA），东非共同体（East African Community，EAC），政府间发展管理局（Inter-Governmental Authority on Development，IGAD），印度洋委员会（Indian Ocean Commission，IOC），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Southern African Development Community，SADC），南部非洲关税同盟（Southern African Customs Union，SACU）。北非在撒赫勒—撒哈拉国家共同体（Community of Sahel-Saharan States，CEN-SAD）出现前只有阿拉伯马格里布联盟（Arab Maghreb Union，UMA），尽管前者的成员国来自其他的经济共同体和次地区组织（表2-6）。

表2-6　非洲主要地区组织及其成员国构成

续表

作者自制

＊目前的南部非洲关税同盟（SACU）协议于1969年签署；

＊＊东非共同体（EAC）曾于1977年解体，于1994年重新组建；

＊＊＊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ECOWAS）的宪章于1994年经过修订。

尽管仍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中国始终本着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为非洲的地区一体化努力提供支持。中国于1998年起开始参与东非共同体的有关活动，如东非合作体道路网捐助会议、东非共同体使节会议等，2010年12月起中国驻坦桑尼亚大使兼任驻东共体大使。2011年11月，中国与东共体双边经贸联委会成立并召开第一次会议，双方签署了中国与东共体经贸合作框架协议，这是中国与非洲地区组织建立的第一个经贸合作机制。

中国与西非经济共同体保持着良好合作关系，并于2003年8月开始向西非经济共同体派驻大使（由驻尼日利亚大使兼任）。2000年以来，西非经济共同体先后作为观察员列席中非合作论坛历届部长级会议和论坛北京峰会暨第三届部长级会议有关活动。2008年9月23—24日，中国—西共体经贸论坛在北京召开，西共体成员国20余位部长级官员以及中、西非方数百名企业家参加。2012年3月21日，第二届中国—西共体经贸论坛在加纳首都阿克拉召开，来自中国和西非经济共同体15个成员国的政府官员和商界代表出席了论坛。随着合作的深入，中国与西非经济共同体于2012年10月在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签订了经贸合作框架协定，正式建立双方经贸联委会工作机制，这是继东非共同体之后中国与非洲地区组织建立的第二个经贸合作机制。

中国与东南非共同市场保持友好关系。1999年4月，中国进出口银行与东南非共同市场下属机构东南非贸易与开发银行签订了出口信贷协议。2000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代表中国政府加入东南非贸易与开发银行，成为该行的区外股东，拥有一个董事席位。自2002年起，中国政府代表均应邀出席东南非共同市场首脑会议。2004年2月，中国正式向东南非共同市场派驻特别代表，由中国驻赞比亚大使兼任。

中国与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也保持着良好关系，中国邀请南共体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了中非合作论坛历次部长会和高官会，并多次参加南共体与国际合作伙伴的部长级磋商会议，2011年3月双方举行了首次政治磋商。此外，中国还于2004年6月启动与南部非洲关税同盟的自贸区谈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