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非对称性依赖型向对称性依赖型的转变

三、从非对称性依赖型向对称性依赖型的转变

与前两个转型或者接近完成或者已经启动相比，中非关系的第三个转型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出现。就目前的中非相互依赖而言，更多的是中国依赖非洲的各种自然资源和国际支持，非洲对中国的依赖则重点在于中非关系所创造的国际战略性机遇。随着中国经济转型、中非经济增长剪刀差缩小以及南南合作的快速发展，中非相互依赖的这种非对称性或许会缓解、朝向更为对称的方向发展。

首先，中国自身经济结构的转型是推动中非关系从非对称性依赖向对称性依赖转变的根本动因。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通过优先发展轻工业，扩大高档消费品进口，加强基础产业、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等一系列政策和措施，中国的经济结构已不断优化、升级，向更合理的方向发展。但中国经济结构仍存在着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等许多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突出表现在需求结构失衡、供给结构不协调、要素利用效率低下、环境损害大、空间布局不够合理等方面。^[70]在经过改革开放前三十余年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第一次转型之后，在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的背景下，无论是短期内巩固经济复苏成果还是保持中长期经济可持续增长，都要求中国尽快启动由生产大国向消费大国转变的“第二次转型”。^[71]中国改革开放前三十余年的经济发展道路很大程度上凸显了两个根本性限制。一是从需求层面来看，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加速从2001年的8.3%提高至2007年的13%，增量部分外需贡献了63.9%。换句话说，中国经济的第一轮转型主要是由外需拉动，但在当前全球经济危机背景下乃至危机后时期，由于全球化步伐放缓，外需可能呈现重大不足。二是在第一轮经济转型中，经济增长对要素的投入依赖程度过高，构成了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另一内生阻碍因素。2010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GDP）占世界的9.5%，但一次性能源消耗达32.5亿吨标准煤，能耗强度是美国的3倍、日本的5倍，电力、钢铁、有色金属等8个行业单位产品平均能耗比世界先进水平高47%。^[72]从经济结构层面来看，当前内外需不平衡、供给结构内部不平衡，社会发展相对于经济发展滞后的矛盾对经济的约束力越来越大。换句话说，现有经济发展模式面临三个突出问题，即：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73]

考虑到全球经济危机与气候变化危机相结合导致的发展道路或发展模式的转型要求，未来10—20年将是中国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由生产大国转向消费大国的第二次转型是后危机时代中国发展方式的现实选择。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二次转型包括四个方面，即从投资主导向消费主导转型、从工业化主导向城市化主导转型、从私人产品供给向公共产品供给转型以及从高能耗经济向低碳经济转型。如果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面临的突出矛盾是总量问题即生产问题，那么经过三十余年的改革开放后这一问题已基本得到解决，当前需要重点解决的是内需不足的突出矛盾，要建立起消费大国的体制基础，要在保持可持续发展的同时更加注重公平发展。中国应该超越目前“窄方式”的经济增长方式，把发展方式调整的重点放在要素投入结构、需求结构和供给结构的同时，关注城乡结构、地区结构、社会收入分配结构的调整。^[74]中国完成第二次转型，将实现从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的转变，为新一轮全球化注入最大的支持因素和最具活力的因素，为全球经济的持续增长做出更大的贡献。中共“十八大”也强调，要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要求的是尊重经济规律、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速度，要求的是在不断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断优化经济结构中实现增长。^[75]

必须指出的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二次转型将对中非现有的经济关系产生深远的影响。一方面，由于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中国对非洲自然资源的依赖可能会发生重大变化，既包括对石油、天然气等化石燃料的依赖程度变化，也包括可能对其余战略性资源的依赖程度的变化，进而使中国从非洲的进口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变化可能极大地改变中国的出口结构，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了中国要建设生态经济。

第二，中国和非洲经济增长的剪刀差缩小将是中非相互依赖关系转变的另一重要推动力量。

1978年以来，在改革开放的有力推动下，中国经济发展进入加速阶段。1979—2008年经济平均增长速度为9.8%，既高于中国历史平均水平，也高于主要国家同期平均水平。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市场化改革以及由此带动的工业化、城市化等因素的有力推动下，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进一步加快。1991—2008年中国经济平均增长速度达到10.3%。进入21世纪以来，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的背景下，改革进入攻坚阶段等有利因素，尤其是国际化因素的推动下，中国经济进入新的快速增长周期。虽然前期受东亚金融危机的后续影响、后期受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的巨大冲击等不利因素，但2001—2008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仍然保持在10.2%的水平，经济波动幅度越来越小，经济增长的稳定性越来越好，较长时间呈现出高经济增长、低通货膨胀的良好局面。其中，2003—2007年经济增长速度平均为11.02%，仅次于1992—1996年的12.44%，是第二个连续5年经济增长速度保持10%以上的繁荣周期。

但在经历了改革开放头三十余年的高速增长后，中国经济将逐渐迈入中速增长的通道。一方面，中国延续了30年近10%的经济增长，这在国际上是绝无仅有的，因此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6 000美元后，经济放缓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另一方面，如前所述，中国经济面临着增长方式的第二次转型。中国前一时期的经济增长尽管速度很快，但质量不高，是一种粗放型的增长。如果今后10—20年中国的经济增速保持6%—7%甚至更低，但增长质量提高，包括环境更好、质量更高，那就意味着转型的成功。因此，中国政府将“十二五”时期的经济增速目标定为7%是较为合理的，这意味着未来中国经济会有比较平稳的增长。2012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强调，“必须加快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使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建立在扩大内需的基础上。”^[76]

在中国经济增长逐渐放缓的同时，非洲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快速崛起。非洲不再是大众想象中的“绝望的大陆”，在21世纪的头10年里实现了迅速发展：私营部门扩大，新的消费者阶层崛起，而且具备了相当的消费能力。在21世纪头10年中，非洲一直是世界上第二个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10个国家里有6个来自非洲。其中有8年，非洲的经济增长速度超过了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在这10年里，经济改革将私营部门从非洲大陆纷繁多样的经济中释放出来，受益于政治稳定和经济改革，作为整体的非洲的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5.1%。由此而来的，一个新的消费群体正在萌生。自2000年以来，3 100万非洲家庭已经加入世界消费阶层的行列。如果他们的家庭收入超过5 000美元，按购买力平价衡量，这些消费群体在食品和住房以外的消费将占收入的一半以上。非洲大陆现在有9 000万左右的人符合这一界定。这一数字预计将在2020年达到1.28亿。经济快速增长的部分原因是商品贸易的繁荣，2000年到2008年期间，非洲1/4的经济增长源于出售自然资源带来的高收入；有利的人口因素是另一个增长原因。^[77]

如果说非洲在21世纪头10年已经取得了不错的发展的话，那么未来的发展前景更是充满希望。首先，非洲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潜力。非洲自然资源，包括石油、天然气、黄金、铜、铁、铀、钻石、锰、钴等的丰富程度无需进一步重复。需要指出的是，非洲庞大的人力资源潜力。在2010年至2020年间，非洲大陆的劳动力预计会增加1.22亿。按照目前的速度，非洲的劳动力将在2035年达到世界之最，将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庞大——甚至超过印度和中国。这将为非洲提供收获人口红利的机会，利用其不断增加的年轻工人，刺激经济增长。当然，形势因国家而异。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尼日利亚和埃塞俄比亚，总共将增加3 000万工人，到2020年其劳动力增长率约为35%。南非预计增加200万工人，劳动力增长率只有13%。与此同时，非洲工人的受教育程度将大幅提升，也会为人力资源的增长作出贡献。目前，40%的非洲人受过二级或三级教育，这一比例正在迅速上升。到2020年，受过二级或三级教育的工人的比例将上升近一半。其次是非洲国家的改革将为非洲经济增长创造新的动力。其他新兴经济体的改革经验表明，一旦非洲实施类似的改革，便可以显著加速创造稳定的工作岗位。事实上，2011年爆发的“阿拉伯之春”已激发非洲国家采取预防性的改革措施。据研究，依据未改革前的趋势，非洲到2020年似乎将创造约5 400万更稳定的工作岗位，就业稳定的非洲劳动力份额将提高到32%。如果采取类似其他新兴经济体的改革措施，非洲到2020年可以创造7 200万个新的稳定工作岗位，稳定就业率将提高到36%。这将使数以百万计的非洲人摆脱贫困，并加入到消费阶层。第三，技术发展还会极大地改善非洲的粮食危机，提高非洲的资源利用效率。非洲占有大约60%的世界未使用耕地，为发展其农业部门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有望成为世界的粮仓。按照目前的趋势，非洲农业从现在到2020年间，将创造800万个的有偿工作。然而，只需两个重要的改革——即鼓励大型商业耕作和种植高附加值作物，非洲便可以多增加600万个的就业机会。^[78]同样，技术发展也会促使非洲更好地利用其自然地理优势发展旅游业、利用其自然资源优势推动经济多样化、利用其地缘战略优势发展战略产业。

此外，下文将要讨论的南南合作以及其余国际社会对非洲的重视和相应的合作发展，不仅可重大地提升非洲的战略地位和促进非洲的经济发展，而且也会重大地影响中国与非洲的相互依赖关系，促进中非相互依赖从非对称向对称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