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访智库化改革的基本逻辑

（一）信访的战略性新型智库功能是信访智库化改革的出发点

考虑到现有党政部门更多是作为决策部门存在，很少发挥自身的咨询功能，为其他党政部门提供决策咨询的更是少之又少（张宗林，2015），这一现状为信访机构在国家权力体系中的“脱颖而出”创造了契机。作为一项集中体现中国特色的治理机制，信访制度是深入观察战略性问题的前沿窗口，是公共决策制定和反馈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人权保障、战略管理、公共政策、法治建设、社会心态等不同领域发挥着独特的战略性新型智库功能。这一功能将是信访机构在国家权力体系中明确自身定位的重要坐标，将促使其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中的“研究室”、“智囊团”和“思想库”。进入新时期，随着改革进程不断深化，社会利益格局更加复杂，社会矛盾呈现出新的特征（王浦劬、龚宏龄，2012），信访的战略性新型智库功能将得到进一步彰显。

（二）信访的特色资源是信访智库化改革的重要抓手

信访智库化改革从根本上仍须立足信访机构本身，充分利用和调动信访特色资源，主要包括信息资源、成果资源、联动资源、人才资源、信访风险评估资源等。具体而言，信访机构通过信息的搜集和聚合为公共决策提供真实、广泛的一手信息资源；通过对信息的甄选、分析和研究，形成各类工作成果，为公共决策提供“接地气”的参考意见；通过“横向到边，纵向到底”，上下互动、左右联动的网络化工作格局，协调解决公共政策运行中产生的问题，并推动国家治理总体功能的形成；通过全方位覆盖的信访工作人员队伍，为自身公共决策咨询功能的发挥提供充足的人才资源；通过对重大决策的信访风险评估，实现对公共政策的源头性监督和风险预防。应当说，“这种以客观事实为依据、以问题为导向、以服务政府决策为目的，且研究成果具有战略性、思想性、对策性特征的信访特色研究资源，都将为信访机构的特色智库建设提供原生动力”（张宗林，2015）。

（三）信访的法治化是信访智库化改革的制度依据和基本保障

以1995年《信访条例》颁布为肇始，以2005年《信访条例》修订为契机，信访制度走上了规范化、法治化的发展道路。在这一过程中，信访机构的职能不断丰富，由单一的收发信件功能扩展到决策咨询、协调解决社会矛盾等多元功能。进入新时期，信访的法治化进程又有了更为深远的发展。应当说，信访法律制度的发展完善，一方面为信访机构的职能定位（“信访智库功能的正当性”）提供了最坚实的制度保障，另一方面也将为信访制度及信访机构的下一步转型（“深化信访的智库化改革”）提供最充分的制度依据。这里所说的“制度依据”，既是指信访智库化改革须遵循信访法治化的各项原则和要求，也是指信访智库化改革的各项成果，包括体制结构、运行机制等各方面改革，须逐步落实为制度性成果，以进一步获得法治保障。

（四）信访实践的先期探索是信访智库化改革的重要借鉴

1.先期探索的两种形式：“智库活动”与“智库机构”

以行政信访为例，根据《信访条例》相关规定，政府信访机构的职责之一便是“研究、分析信访情况，开展调查研究，及时向本级人民政府提出完善政策和改进工作的建议”，可见，政府信访机构开展的诸多活动事实上都可以归入智库化改革的先期探索，尽管这些探索均是嵌入信访机构的日常工作之中。

与上述“智库活动”属性的先期探索存在较大不同的是，一些地方通过建立信访矛盾分析研究中心等专门机构，系统性、前瞻性地服务于公共决策咨询，即体现为一个专业的“智库机构”——在组织形式上是相对独立的（尽管其可以体现为一个内部处室、下设研究中心或其他形式），在功能上也是比较单一的，即主要是服务公共决策咨询。但无论何种形式的实践探索，都将为信访智库化改革提供有益的借鉴。下面即以北京市信访矛盾分析研究中心为例，探讨信访智库化改革的一个可能方向。

2.智库化改革的经典样本：北京市信访矛盾分析研究中心

2009年11月，北京市信访办在全国率先成立“信访矛盾分析研究中心”（本节以下简称“研究中心”），开创了全国信访系统成立专门机构分析研究信访矛盾和社会问题的先河。研究中心是全国信访系统成立的第一个现代理论与信访实践交汇的前沿研究平台。

在工作方式方法上，研究中心以“以数字反映矛盾规律，以规律促进科学决策”为宗旨，引入指数研究等方法技术，发布“北京市社会矛盾指数”等研究成果，推动了对社会矛盾动向的具象化管理。研究中心还充分利用外部资源，例如与一些高校合作成立分中心，^[2]在社会稳定、政府治理、社会治理等领域，积极推动特色新型智库往纵深方向发展。

下一步，为打造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样本，研究中心将致力于推动信访工作实现从表层汇总型信访向深层剖析型信访、从实务操作型信访向理论研究型信访、从参与保障型信访向服务决策型信访的“三个转变”（张宗林、张建明、刘雯，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