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的主流经济学理论认为，自由贸易是一种比自给自足更为优越的经济方式，而且比任何干预政策都更有利于经济发展。但一些当代学者对此持谨慎的保留态度，例如丹·戴维、杰弗瑞·D．萨克斯、安德鲁·瓦纳、弗朗西斯科·罗德里格斯和丹尼·罗瑞克等人的研究，他们提醒人们注意：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人们所面临的选择并不总在保护主义与自由贸易的二元之间，而是复杂得多。[61]另一些学者则运用实证主义的方法，求证保护主义经济政策的效应。这方面的研究有：欧文·克莱维斯对美国经济增长中自由贸易的作用提出了质疑观点；保罗·戴维、弗兰克·陶西格研究关税保护对于美国棉纺业的作用；彼得·特门、基思·海德、边倪特·巴卡和爱德华·雷等人研究保护主义关税在美国钢铁业中的政策效应。
越来越多的学者论证了经济发展与贸易保护之间的复杂关联性。[62]其中，最为集中的研究来自当代的历史学派，如学者张夏准、瑞士经济史学家保尔·贝罗奇等，他们对保护性关税与早期资本主义快速发展二者之间的关系作了大量正相关的支持性研究，坚决驳斥了主流经济学的自由贸易“神话”。
在对主流经济学的反驳中，张夏准指出，美国的人力和资源禀赋确实足以建立起一个优越的经济体系——如果故意忽略其当时的贸易政策，它或许可以成为一个特例，用以证明任何自由的或闭塞的贸易政策都不能阻碍它的强大。张夏准认为，或许自由贸易经济学所指出的“保护主义和经济发展的简单共存并不能证明前者导致后者”是正确的，但是“我至少尝试着去解释一个东西（经济发展）和另一个东西（保护主义）是共存的；而自由贸易经济学家却不得不解释自由贸易如何会成为如今这些富国经济成功的原因，当这些国家在变富之前压根就没有这样实践时”[63]。
19世纪的美国是全世界实施保护性关税最积极的国家。贝罗奇的研究也指出，没有证据表明美国经济中唯一一段显著降低保护主义程度（1846—1861年）的时期，对其经济增长有明显的正面效应。贝罗奇在他的研究中将美国称为“现代贸易主义的发源地和堡垒”[64]。
表4－1 美国关税总额与商品价值比例（%）：1823／4—1988／90年
资料来源：Paul Bairoch，Economic and World History：Math and Paradoxes，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1993，p．35．
张夏准和贝罗奇对美国的关税与经济发展作了大量历史性考察，他们在各自的著作中指出，贸易本不应该是经济增长的核心议题，但是美国，这个本该自信而开放的国家，一直到1950年——在其经济能力在世界上占据绝对性统治力量的时候，才将关税税率降到合适的水平。如果连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都选择了关税保护等一系列促进幼稚产业的贸易政策来追赶先行者的话，那么那些远不如它资源禀赋丰厚的国家遵循其踪迹来发展自己的幼稚产业也就不足为奇了。从历史上看，先行崛起的发达国家和后进跻身的发达国家都是这么做的。发达国家的成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美国的成功与其对幼稚产业的高关税保护并非毫无关联。
针对自由贸易经济学家的论据——美国在资本主义早期获得快速发展是因为其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条件，尤其是丰富的自然资源、巨大的国内市场和高识字率，历史学派经济学家列举出了英国、德国、瑞典、法国、芬兰、奥地利、日本、中国台湾、韩国的例子，用以说明这些国家和地区虽不具备美国的上述条件，但也在贸易保护主义的壁垒下获得了经济的快速增长。[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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