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主型封建制对资本主义产生的不利作用

中国地主型封建制的生产关系可以用高利贷资本－商业资本－土地资本这个三位一体的公式来表示。领主型封建制只有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因为土地不能买卖。这是两种古老的资本形态。恩格斯指出：第三次社会分工，“创造了一个不从事生产而只是经营生产品交换的阶级——商人们”^[8]。从这时起，商业资本就产生了。他又说：“在用货币购.买.商品.之后，继之而出现的是金钱贷借，随着金钱贷借而出现的是利息与高利贷。”^[9]这就是说，商业资本产生后，高利贷资本随之产生。高利贷资本和现代借贷资本，是生息资本的两种形态。但和现代借贷资本受产业资本支配，现代利息率受平均利润率调节相反，高利贷资本是支配前资本主义的商业资本和土地资本，高利贷利息率是调节前资本主义商业利润率和地租率的。所以，虽然封建土地所有制是地主型封建制的基础，但我们要从高利贷资本的分析入手，来分析这个三位一体的公式。这就是说，在地主经济阶段，高利贷资本是经济关系的调节者。

高利贷资本 高利贷资本的剥削对象是消费者而不是生产者，有的人虽然是劳动者，但也是以消费者而不是以生产者的身份，遭受剥削。这主要有两种人：达官贵人和个体生产者。前者借钱是为了挥霍，没有哪种经济界限来确定利息率的高低，只能由需要和供给来决定。后者借钱，形式上是为了生产，实际上是为了消费或活命，小生产者只要还有可能以消费资料来减压生产资料，那就是还有可能卖掉耕牛，他是不轻易借钱的，当他非借钱不可时，由于借钱的目的是为了活命，而不是赢利，利息率也不可能由所谓的利润率（即由借来的钱能增加的收入和本钱的比率）调节，而只能由活命需要和供给或勒索决定。高利贷利息率没有一个公平的水准，因此，和现代利息只是利润的一部分，只是剩余价值即剩余劳动的一部分不同，高利贷利息往往侵占了部分必要劳动。积累起来的高利贷利息，在一段长时期内缺乏转化为产业资本的条件。因此，高利贷者挥霍之余，便将之用于高利贷资本本身的再积累，或转化为商业资本和土地资本。

商业资本 前资本主义商业资本的利润率，由高利贷利息率调节。这时，商业利润是在流通中产生的，是贱买贵卖的结果，是让渡利润。这就是说，在封建制度下，不是产业发达了，使商业服从于产业，因而商业资本是产业资本的一部分，是产业资本在资本循环时，采取的三种形态中的商品资本的独立化，商业利润只能是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资本主义商业资本就是这样；而前资本主义商业资本是由于产业不发达，商业资本促使产品进入流通，商业控制生产，商业利润不受剩余劳动的制约。这样，积累起来的商业利润，商人挥霍之余，或再转化为商业资本，或转化为高利贷资本和土地资本。

高利贷资本和商业资本本身，不能创造新的生产方式，它只能瓦解自然经济，使它发展为商品经济，只能促使个体生产者分化，为产生资本主义因素创造条件。

土地资本 土地没有价值，不是商品，所谓买卖土地，其实及买卖土地私有权，即买卖取得地租的那种特权。由于这样，所谓的土地价格便取决于地租÷利息率。从这点看，高利贷的高利率，会使土地价格下降。但这不适用于小农购买小块土地。由于小农所处的经济地位，以及小块土地的需求特别强烈，其地价便较高。在封建主义下，根本没有资本主义的农业，没有农业利润，而土地购买者其所以用货币购买土地而不去放高利贷，其目的在于取得地租。这样，地租就由利息率调节，不是利润的余额，如像资本主义地租那样。只是由于收取地租风险较小，地租率便可略低于利息率。但不能由此得出地租只是土地资本的利息的结论，不能由利息说明地租。因为土地价格即土地资本额是以地租为前提的。这个作为前提的地租，是不能以利息来说明的。土地所有者积累起来的地租，个人挥霍之余，或再用来购买土地，或转化为高利贷资本和商业资本。

就这样，高利贷资本－商业资本－土地资本，互相转化，不易转化为产业资本。这就是中国地主型封建制对资本主义产生的不利作用。

我们可以和西欧社会发展作一比较。在西欧，领主型封建制进入地主型封建制，其主要原因是商品经济发达，在经济上已使农奴分化，然后促使农奴在政治上获得解放，随着农奴解放，土地买卖自由，领主型封建制过渡到地主型封建制的同时，就具备了资本主义的产生条件。在中国，领主型封建制进入地主型封建制，其主要原因并不是商品经济发达，而是对井田制这种以原始公社组织进行地租剥削的形式的突破，公社组织并不因此瓦解，商品经济发展较为缓慢，公社组织存在时间较长，因而资本主义产生较晚。

中国地主型封建制在政治上的表现，是商人、高利贷者转化为地主后，经过科举制度，有可能成为官僚。取代贵族政治的官僚政治，在一定程度上能缓和阶级矛盾。虽然科举制度的根本作用，是缓和最高统治者和中小地主之间的矛盾，但也给被统治者带来幻想，以为可以从科举制度中寻找解决个人问题乃至社会问题的道路。一个统治阶级越能将被统治阶级中最优秀的分子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其统治便越巩固。天主教、西藏喇嘛教，都不是根据血统而是根据其他因素，物色统治者的继承人，就是这个道理。一句话，科举制度能削弱被统治者起来革命的欲望。西欧政治制度没有这种科举制度，激烈的阶级对立就不易缓和。

在中国，商人、高利贷者、地主、官僚，由于上述原因，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通家，在政治上联成一种力量，同广大的农民相对立。农民革命，其打击面是这四者，这样，不仅打击面大，而且在革命过程中，积累起来的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也被消灭了，这对产生资本主义应该说是不利的。在西欧，例如在法国，社会等级是三个：僧侣、贵族和平民，没有特权的平民包括商人、资产者、个体生产者和工人，商人和资产者不是农民革命的打击对象，这对产生资本主义是有利的。

由于经济及由其决定的政治和阶级关系等方面的原因，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便比西欧晚。在这条件下，雇佣劳动这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决定性因素，就或者具有封建性，或者不易形成。在中央集权官僚政治制度下，官办的、其目的在于增加财政收入的企业，如铁、盐业，虽有工人，但并不是现代意义的雇佣工人。在地主型封建制下，有为数众多的手工业作坊，具有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特点，大量低价购买原料，零碎高价出售产品，其利润兼有封建高利贷利息和封建商业资本的利润两种性质，这种作坊不是资本主义的工场手工业。斯密是英国产业革命前夕、工场手工业时期的经济学家，他对中国和西欧加以比较；他说：“各旅行家的报告，虽有许多相互矛盾的地方，但关于中国劳动工资低廉和劳动者难以赡养家属的记述，则众口一词。中国耕作者终日劳作，所得报酬者能购买少量稻米，也就觉得满足。技工的状况就更恶劣。欧洲技工总是漫无所事地在自己工场内等候顾客，中国技工却是随身带着器具，为搜寻，或者说，为乞求工作，而在街市东奔西走。”^[10]这段话说明，最迟在18世纪中叶，资本主义在中国农业中已萌芽，在工业中萌芽应在这之前，但其产生相当困难，以致一些破产的个体手工业者，因不能成为雇佣工人，而成为外出的手工业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