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不但没有削弱社区存续的基础，反而唤醒了人们对社区的眷顾和留恋，为社区的发展开辟了新的空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和信息化的发展，人类虽然越来越远离了满载血缘、友缘和情缘的传统乡村社区，却迎来了从设施和管理上来说更为先进发达的现代城市社区和网络虚拟社区。虽然在这一进程中社区在内涵、边界和特征等方面都在发生深刻的变化，逐渐从一种积淀了深厚的乡村社会美好精神、价值和情感的生活家园，转换成为现代城市社会主要依规范而运作的工具化的操作平台，但是，社区发展的基本取向没有变，社区之为社区的本质追求没有变，这正是现代城市社区作为非本质意义上的社区具有工具价值的根本所在。“在一个稳定的社区内，即使是以正式社区组织建设为起点，它最终也将朝向第一组社区模式（即人与人之间相互熟悉、关系亲密、相互信任、守望相助的状态——笔者注）演化，产生出丰富的非正式社会纽带、情感关系、价值信仰等成分。因为这些社会资源比正式组织制度有更大的降低公共事务治理成本的潜力。”[1]基于现代城市社区特定的性质和功能，社区建设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城市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一个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城市社区理想秩序状态正日益成为维护基层社会稳定、协调社会关系的重要保证，也是社区各方力量的共同追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社区在社会建设中的战略地位逐步提升、职责功能不断扩展，社会组织取得了快速发展。随着社区居民的需求日益增长，社区公共空间内各种因素错综复杂，各种力量相互博弈，社区公共秩序处在一个不断打破旧的平衡和寻求新的平衡的过程中。尤其在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的今天，思想利益日渐多元、社会矛盾冲突日渐凸显，中国社会正处在转型期间，社区公共秩序不可能自发形成，而必须依靠社会的积极建构。那么，我们应当如何去建构城市社区公共秩序呢？从价值目标来看，世界各国在城市社区公共秩序的建构方面具有共同性，那就是和谐、安全和有序。但由于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的不同，在城市社区公共秩序建构的方式和路径方面，自然也会有所不同。因此，我们既要充分吸收借鉴世界发达国家城市社区治理的经验模式，又必须从我国转型期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实际出发，从而找寻到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社区公共秩序的建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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