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经济决定论以及人道主义背后的主体哲学理论，阿尔都塞首先诉诸“结构因果性”理论。与一般因果性中“原因”对“结果”的绝对支配作用相对，阿尔都塞认为，“结构因果性”中各因素与结构整体之间的因果性更能理解社会现实。因为，在阿尔都塞看来，首先，各要素必须通过其与结构整体的关系才能得到理解，这其中包含要素与结构以及要素之间的关系。而作为结构的整体并不具有经验的显现性，即“这种‘结构原因’是不在场、不显现的”[46]。按照阿尔都塞的看法，结构只通过其作用而表现其存在，“结构通过它的作用表现出来的存在方式，从而说明结构因果性本身”[47]。也就是说，结构发挥作用不是一种预设的目的，而是在结构内部各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中而在其结果上得到表现，所以佩里·安德森说，结构因果性概念是“斯宾诺莎关于上帝是内因的概念的世俗化解释”[48]。阿尔都塞借助于斯宾诺莎内在性思想，就是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内部拒斥目的论和决定论的解读。因为在此意义上，“结构因果性”便在社会存在方式的层面上拒斥了经济决定论及其主体哲学的意识形态。当然，这也得益于马克思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的决裂，“黑格尔与马克思之间的非连续性，使得阿尔都塞与斯大林经济教条相决裂，该教条仅仅满足于用作为一种本质的经济领域取代黑格尔政治—意识形态本质”[49]。
再者，阿尔都塞在结构因果性中强调的结构的支配作用，并不同于黑格尔意义上的总体的中心地位，阿尔都塞认为：“关于结构的这种支配作用，马克思在这里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例子（一种生产方式的支配地位，例如工业生产对简单商品生产的支配地位等等），这种支配地位不能归结为中心的优先地位，也不能把各个环节同结构的关系归结为内在本质同它的现象的表现的统一。这种等级只是社会整体的各个不同‘层面’或层次之间作用的等级。因为每个层次本身是有结构的，所以，这种等级便是整体中各个不同结构层次之间的作用的等级、程度和标志。这是起支配作用的结构对从属的结构和它们的各个环节的作用的等级。”[50]在阿尔都塞看来，这种结构的支配作用并不是本质与现象的决定作用，而是结构内部各层面之间的秩序关系。因为按照社会形态的发展，各层面之间的秩序关系是不同的，阿尔都塞认为，封建社会的支配秩序是政治因素，而资本主义社会是经济因素。这就意味着，在社会结构内部存在一个多元决定的格局，而这种主导因素随着社会形态的发展而变化。所以，里格比在《马克思主义与历史学》中指出：“并不存在经济对社会其他层面的简单决定关系，因为社会的每个层面都有它自身的发展史和它自身的内部冲突，它们不可能被简约为对某个单一中心矛盾的表现。因此，任何特定历史时刻都是由总体的每个层面的影响‘共同决定的’。”[51]
而多元决定则是结构因果性在社会实践领域的特殊形式。阿尔都塞认为，多元决定涉及的重要问题在于：“不同决定因素同时影响相同的对象，并且在这种共同的影响中，其决定因素是不断变化的。”[52]作为社会实践领域的对象，其发展受到社会因素的多重影响，在不同的情形和时机中，其主导的决定因素还会依此而变换。阿尔都塞在考察历史后认为，这种主导的决定因素会随着社会形态的变迁而发生变化，例如在封建社会，社会的决定因素在于政治与伦理，而经济还只是处于依附于土地的自然经济时代，而到了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打破了旧社会的一切传统，经济一跃成为社会主导因素。这是由社会本身的性质和社会结构决定的。阿尔都塞指出，社会实践领域存在三层结果因果性即经济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层面，正是这三个层面的因素才形成了多元决定的态势。“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经验，一切矛盾在历史实践中都以多元决定的矛盾而出现；这种多元决定正式马克思的矛盾与黑格尔的矛盾相比所具有的特殊性。”[53]因为阿尔都塞认为应该用多元决定来消解黑格尔的矛盾观。这个过程是借助于斯宾诺莎完成的，“多元决定的理论暗示着阿尔都塞的斯宾诺莎主义替代了黑格尔”[54]。在阿尔都塞看来，斯宾诺莎之于对抗黑格尔的意义在于，社会结构本身是由多元化的存在构成的，但其又与结构整体保持着一种“复写”的结构，而不是黑格尔意义上的需要被“扬弃”的各阶段。“多元结构是这样的理论，即一种社会结构决定其主体的行为，或具有因果优先性和先进性。据阿尔都塞所见，社会结构由多元化的局部网点组成，每个局部网点都复写了普遍的社会结构，而普遍的和局部的结构的汇合是因果性的来源。多元决定以历史理论或发展理论为基础，来自于无数社会总体性的结构网点。”[55]这些多元的“网点化”的存在，一方面它实现了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复写”关系；另一方面又是自身独立存在而不被结构所吞噬。在这个意义上，多元结构之间的差异便得以保存。这种多元决定的态势是以差异为基础的，它们在同一过程中不断地变换着角色以影响作为整体的社会，其自身的转换是依具体社会形势而定。其决定关系不是一种内在本质的预设，而是一种开放的多样形式。所以阿尔都塞认为：“不能在黑格尔的现实存在的同时代性范畴中来思考这个整体的存在。不同的结构层次、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等等的共同存在，从而经济基础、法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和理论形式（哲学、科学）的共同存在不能再在黑格尔的现实存在的共同存在中被思考。在这种意识形态的现实存在中，时间的存在和本质的存在与它们的现象是一致的。”[56]因为在黑格尔的整体观念中，各层面的差异在现实存在中共同存在中被消解了，因为这种现实的存在本质上是一种意识形态，其预设了存在与本质的同一。阿尔都塞认为，多元决定的目的就在于拒斥这种本质同一化的论述，从而呈现各社会存在维度之间的差异，并在这种差异的关系中理解社会存在本身。所以，随着社会存在方式及其发展形态的转变，社会实践领域作为一个整体日益受到作为其要素的各种因素的影响，过去那种“归根结底”的决定因素已经不复存在，因为社会本身不再是一种单一结构，而是一种多重结构并置且交互影响的存在。
正是面对这种社会存在形态的变化以及社会实践的现实需求，阿尔都塞指出，“马克思主义科学需要关于因果性和辩证法的新概念”[57]。这也是阿尔都塞热衷于列宁和毛泽东思想的根本原因所在，因为两位革命家通过其自身的理论实践，将马克思主义与历史与现实的实践相联系，从而不断地创造出新的理论概念来把握现实和指导实践，这也是发展和完善辩证唯物主义的内在本质要求，同时也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对社会实践的重要意义。而辩证法一方面作为辩证唯物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作为指导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方法论纲领，仍然需要依据现实条件而发生转化。这种转化并非一种实用主义和经验主义的修正，因为其本身并不预设任何的纲领和目标，而是要在社会结构的多重影响下，直面现实的形势和事件，以一种开放的形式与社会实践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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