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中国面临民主发展道路选择时，三股力量组成的历史强力开始在近代中国凝聚：中国传统民主因素自身演进与内在导向；西方民主主义学说的传播与历史指向；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与根本取向。
首先，三股力量时间上依次递进，从民本主义到民主主义，从自由民主主义到新民主主义，最终由新民主主义导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
中国的民主主义最早产生于民本主义的基础上。明清之际，启蒙思想家开启了从“民本主义”到“民主主义”转变的先河。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吸收西方民主主义合理内核，把传统民本主义发展为自由民主主义。谭嗣同认为仁学之精髓在于平等仁爱，他提出“而则其国之贤明者，为之民主……俾人人自主，有以图存，斯信义可复也”[127]。梁启超系统地论述自由权利“天下第一大罪恶，莫甚于侵人之自由，而放弃己之自由者，最亦如之……人人自由，而以他人之自由为界”[128]。此时中国人吸收的已经是垄断时期有社会主义色彩的民主主义了。同时，他们还看到了西方民主的虚伪性。他们从当时最先进的社会主义理论中汲取营养，形成了中国的社会民主主义理论。梁启超先后发文章探讨社会主义，“讲到国民生计上，社会主义自然是现代最有价值的学说”[129]。他主张以“资本和劳工的互助”“国家分配公平”“生产消费组合”“工人自治”等方式改良中国社会。[130]孙中山在1912年就指出：“社会主义之国家，人民既不存尊卑贵贱之见，则尊卑贵贱之阶级，自无形而归于消灭……幸福不平而自平，权利不等而自等，自此演进，不难致大同也。”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孙中山站在时代最前列，追随列宁的思想，认为列宁的著作“是建立在一定会掌握和统治人类的思想和希望的这样的社会观念上的”[131]。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影响下，孙中山正确地指出西方民主制的弊端，肯定了俄国苏维埃制度，认为“惟想这种人民独裁的政体，当然比代议政体改良得多”[132]。他提出“不是要学欧美，步他们的后尘；是用我们的民权主义，把中国改造成一个‘全民政治’的民国”[133]，“实行普通选举制，废除以资产为标准之阶级选举”[134]。中国共产党人发展了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抗日战争时期提出了“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理论。“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135]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把“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概括为“人民民主专政”。
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代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带领人民创立了作为社会主义根本政治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创立了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和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若干原则。第二代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进一步指出建立适合国情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宏观目标（即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人民的积极性）和微观目标（即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调动基层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新时期新阶段，中国共产党人明确提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不断成熟。
其次，三股力量空间上长期共存，其中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是指导力量，中国传统民主因素是传承力量，西方民主主义理论是影响力量，它们形成了历史的合力，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形成。
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孙中山、陈独秀、李大钊等无不是在继承中国传统民本精华并在黄宗羲的基础上完成向民主主义的思想质变的。“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有它的许多珍贵的品质，许多人民性和民主性的好东西。”[136]传统民主蕴含对个人与社会关系及对权力的认识，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根发芽提供了土壤。今天的选拔与推举的上下联动、各阶层广泛的政治参与和民主协商以及以制度制约权力等思想都可以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找到源头。传统民主因素的社会主义色彩使得中国先进分子有接受社会主义的内在倾向；中国近现代民主实践也无不是在权威强有力的领导下推进的；一元意识形态指导下的民主化进程中也经常呈现百花齐放的讨论局面。
西方民主主义理论提出“主权在民”“社会契约”“权力制约”等学说，凝练了“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核心价值，阐释了民主的国家形态。“主权在民”“公民权利”“权力制衡”“宪政法治”等是现代国家的应有之义。同时民主主义学说还有导向社会主义的内在逻辑。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先知先觉的西方政治思想家又一定程度上力图克服其自身的理论局限，形成了不断接近社会主义民主的理论思索，“现代社会主义，……就其理论形式来说，它起初表现为18世纪法国伟大的启蒙学者们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进一步的、据称是更彻底的发展”[137]。当代中国政治发展道路也是在“积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有益成果，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138]的条件下开辟形成的。
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是在充分吸收西方民主主义合理内核的基础上形成的。“关于人性本善和人民天资平等……同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有着必然联系。”[139]同时它又抛弃了西方民主主义的抽象解释，成为人类历史发展至今唯一一个在完全现实意义上建立人类民主理想的文化思想体系。中国人民不仅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本身，还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融合于中国文化中，在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基础上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的中国化。没有单纯地使用“无产阶级专政”这一范畴，而是确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新范畴。“人民民主专政”范畴既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又表现出根植于中国文化的中国气派和中国表达，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期进一步丰富发展。
总之，民主是人类文明自我提升的内在追求。任何文明“都是顺着同一个悬崖从底层的起点向高处同一个目标攀登”[140]，有着厚重文明积淀的中华民族同样如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形成不是偶然的、孤立的历史现象，也不是中国共产党的“标新立异”，而是独立自主地遵循人类政治文明发展逻辑的历史必然。其中给我们以重要的启示：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形成是中国传统民主思想、西方民主主义思潮以及马克思主义民主三者辩证统一和逻辑递进的结果。
中国传统民主思想、西方民主主义思潮以及马克思主义民主三者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形成中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民主蕴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形成的逻辑基础，它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发展提供了土壤；西方民主主义思潮激发了先进的中国人冲破思想牢笼，完成传统民主思想向近代民主主义的飞跃，使民主观念深入人心；而当中国人在实践中照搬西方民主方案，由于脱离中国自身的历史条件而走向失败，进一步面临着新的选择时，传统民主思想沟通了中国人与社会主义民主之间的内在联系，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成为中国人走向民主的行动指南。正是建立在这一悠久的历史渊源和宏阔的思想视野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依据于中国传统以及后发展国家的实际，实现了中国共产党的一党领导；吸取民主的基本内核，依据马克思主义民主的指导，实现了经由群众路线发展到人民民主；依据于中国传统的平等追求，根据于民主的基本要求，实现依法治国。正是这一切逻辑发展，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新时代。
第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形成中，三股思潮的综合作用是建立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经济基础之上的。
马克思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14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正是在中国特定的生产方式矛盾运动中开辟道路的。鸦片战争以前，亚细亚式的封建宗法小农生产方式是中国社会的基础。一方面，专制主义必然是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统治阶级为了缓和社会矛盾、维护统治秩序，与专制主义相反相成的民本主义同样成为中国政治文化传统。尽管与专制主义异曲同工，但民本主义毕竟在处理个人和国家关系中更侧重于民，也就一定程度地体认了政治发展动力和社会历史发展规律。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崩溃了，但刚开始发展的民族资本主义始终未能成为主要经济形式。封建土地所有制依然维持，并与买办和高利贷资本一起，在近代中国经济社会中占主要地位。在这样的经济社会基础上，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也还是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保存着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反对本国官僚军阀政府（这后者，例如在辛亥革命时期和北伐战争时期）的革命性，可以同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它们所愿意反对的敌人……但同时，也即是由于他们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是异常软弱的，他们又保存了另一种性质，即对于革命敌人的妥协性”[142]。近代中国社会资本主义“先天不足”，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力量不够强大，资产阶级民主模式在中国缺乏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不顾本国国情地照搬西方民主主义政治模式必然走向失败。
但是，随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的发展，无产阶级成为“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143]。它不仅具有一般无产阶级的优点，同时由于受帝国主义、本国资产阶级、本国封建势力的三重压迫，没有欧洲社会改良主义的经济基础，因而成为最革命最先进的阶级。因此，中国的民主革命只能是无产阶级领导下实现资产阶级的历史任务，同时又必然走向非资本主义的政治前途。中国农民阶级是中国经济社会的主要力量，而且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有着天然联系；中国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不同程度的革命性，是中国民主革命必须联合的重要力量。这意味着中国的政治前景必然是更广阔的代表无产阶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形态。
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又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顺应历史潮流，并沿着特定的政治发展道路不断推进的。
中国共产党人顺应了历史潮流，是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政治势力和主体力量。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了新三民主义的本质精神，遵循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创造性地从国体和政体两方面阐释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丰富了人类民主的理论宝库。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把“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概括为“人民民主专政”，体现了人民民主广阔的社会基础，又体现了民主专政范畴的统一。毛泽东进一步创立了作为社会主义根本政治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创立了作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形成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若干原则。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提出依据中国国情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又创造性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此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道路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征程中不断成熟。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进一步提出，“紧紧围绕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正是在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创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建立了民主集中制的政权组织形式，开辟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中国政治发展道路，在社会进步的基础上实现了民主的增量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因此得以不断完善和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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