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列宁的领导下，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社会主义由理想变为现实。但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不是马克思、恩格斯所构想的资本主义后的社会主义，而是在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建立的，是资本主义前的社会主义，这是一个历史转换。经过这一转换，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社会主义发展的两大基础——生产力基础和民主基础——不复存在了，这是转换后的苏联社会主义所必须面对的。
那么，首先，列宁为什么能够提前革命，跨越“卡夫丁峡谷”，实现这一转换？事实上，这一划时代的历史事件并非凭空产生，它既是社会历史的客观必然，又是布尔什维克党的灵活选择。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科学社会主义原理的实际运用，他们强调：“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14]列宁所处的时代背景已经与马、恩时期不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经由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发展为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也就是帝国主义阶段。帝国主义阶段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和最后阶段，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前阶。与此同时，在帝国主义阶段，“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因此，“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15]。特别是，落后国家是帝国主义矛盾的集中爆发点，又是帝国主义链条中最薄弱的环节。因此，无产阶级革命应该而且能够在落后国家中取得胜利。当时的俄国正是这样一种情况，所以列宁抓住了机遇，把俄国民主革命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并取得了胜利，社会主义因而跨越了“卡夫丁峡谷”，在落后国家成为现实。
其次，列宁完成社会主义的历史转换后，究竟应该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构想以及列宁实现转换后的实际，很清楚，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是可以跨越的，但社会主义发展的两个基础是不能跨越的。列宁及其领导的苏联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必须重新弥补生产力和民主这两个基础。
应该说，列宁的头脑是清醒的，他认识到了俄国的国情和社会主义建设基础的不足，他说：“俄国的情况不同，这里产业工人仅占少数，而小农则占大多数。”[16]“在我国，工人即无产者没有在人口中占绝对优势，没有很高的组织程度，胜利的因素是最贫苦的迅速破产的农民对无产者的支持”[17]，他准确地指出俄国无产阶级政权脱胎于东方封建宗法的小农社会。列宁进一步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的砖头还没有烧好。”[18]俄国“在完全摆脱资本主义并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上，我们刚刚迈出了最初的几步。我们不知道，而且也不可能知道，过渡到社会主义还要经过多少阶段”[19]。正是因此，列宁很清楚地认识到，转换实现后，向社会主义过渡需要很长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必须要吸收资本主义一切先进成果，弥补好生产力和民主这两个基础。
纵观列宁晚年的实践，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列宁晚年努力在做两件事：一是新经济政策；二是新政治政策。而这两大政策正是在力图弥补社会主义应有的两大基础。
1921年开始实行的新经济政策要求实行商品交换，恢复商品流通，改造国有企业，利用外国资金和技术，力图通过商品（市场）竞争机制逐步建立“电气化”生产力基础。依据当时第二次产业革命的背景，列宁认为电气化大工业是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基础。他因此提出“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加电气化”[20]的著名论断。而实现电气化，就要利用商品经济解放生产力。列宁指出，“正常的社会主义的产品交换，又是从带有小农占人口多数造成的种种特点的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一种形式”[21]，“共产主义与商业？！这是两种风马牛不相及、毫不相关、相去甚远的东西。但是，如果从经济上认真考虑一下，就会知道这二者之间的距离并不比共产主义同小农的、宗法式的农业的差距更远”[22]。正是因此，列宁把商品交换作为新经济政策的主要杠杆，从而把市场机制在俄国固定下来。
除了通过新经济政策力图弥补生产力基础，列宁晚年几乎全部精力都在思考政治民主，推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新政治政策。他强调：“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23]他在晚年特别是病重期间对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进行了大量思考，集中体现在《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察院》《宁可少些，但要好些》《给代表大会的信》《关于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以立法职能》等一系列重要文献中。他把民主化作为政治制度改革的主旨，把官僚主义作为主要敌人，要求民主化改革从执政党自身做起，强化人民监督权，改造国家机构，设立工农群众制约监督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工农检查委员会，设立由专家组成的国家计划委员会，并给以立法职能，与苏维埃决策机关相制衡等等。这一切表明列宁晚年力图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基础。
可惜的是，列宁很快就去世了，他未能完成转换之后对社会主义两大基础的弥补工作，需要之后的继任者继续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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