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成果

三、列宁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成果

列宁对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深刻的理论探讨，创造性地提出了许多建设社会主义的战略思想。

（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思想

列宁关于经济建设的主要思想中的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内容在介绍新经济政策的时候笔者已经进行了阐述。在这里，笔者主要介绍两个方面的思想：

1.把发展生产力放在首位，建立强大的社会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

列宁充分认识到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艰巨性，始终把发展生产力放在首位。十月革命胜利初期，他就把提高劳动生产率作为社会主义“重大无比的”、“根本的”任务提到全党面前。他深刻指出：“劳动生产率，归根结底是使新社会制度取得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资本主义可以被最终战胜，而且一定会被最终战胜，因为社会主义能创造新的、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9]他指出，只有通过发展生产力，才足以证明社会主义能够迅速地发展生产力和发挥一切足以建成社会主义的潜力，并有力地向所有的人证明：社会主义蕴藏着巨大力量，人类已进入一个新的、有着光辉灿烂前途的发展阶段。

建立强大的物质技术基础，是经济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一项重要而迫切的任务。列宁指出：“没有高度发达的大工业，就根本谈不上社会主义，而对于一个农业国家来说更是如此。”^[10]因为现代化工业不仅是实现国民经济技术改造的根本途径，而且也是推动小农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物质力量。同时，列宁还认为，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新的更高的科学技术基础之上，没有现代科学技术装备起来的物质基础，社会主义就无从谈起。社会主义只有发展更高、更新的科学技术，发展先进的生产技术，才能战胜资本主义。列宁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公式：共产主义＝苏维埃政权＋全俄电气化。他指出：“只有当国家实现了电气化，为工业、农业和运输业打下了现代大工业的技术基础的时候，我们才能得到最后胜利。”^[11]

2.通过合作社过渡到社会主义

从“间接过渡”的大思路出发，列宁经济建设思想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对小农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思想，结合俄国农民小商品经济像汪洋大海一般的现实。1923年，列宁在《论合作制》一文中提出通过合作社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他指出：“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条件下，在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取得了阶级胜利的条件下，文明合作社工作者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制度。”^[12]

经过考察，列宁发现对合作社这种组织形式，农民感到简便易行和容易接受，可以容纳不同层次的生产力，它是列宁经过新经济政策实践终于发现的将农民的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很好地结合起来并服从国家利益的最好形式。他明确指出：“现在我们发现了私人利益即私人买卖的利益与国家对这种利益的检查监督相结合的合适程度，发现了私人利益服从共同利益的合适程度。”“要是完全实现了合作化，我们也就在社会主义基地上站稳了脚跟。”^[13]列宁提倡合作社可以创办多样性，如供销合作社、消费合作社、生产合作社，等等。列宁同时指出，没有一场文化革命，要完全实现合作是不可能的，因此，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是顺利实现合作化不可或缺的条件。列宁指出：“为了使全体居民人人参加合作社的业务，并且不是消极地而是积极地参加，我们还需要完成一个‘文明的’（首先是识字的）欧洲人看来并不很多的工作。说实在的，我们要做的事情‘仅有’一件，就是要使我国居民‘文明’到能够懂得人人参加合作社的一切好处，并参加进去。‘仅有’这一件事情而已。”^[14]通过合作社过渡到社会主义，是新经济政策在农村合乎逻辑的重大发展，由此列宁在1923年1月的《论合作社》一文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15]但这个论断并不仅限于经济上。

（二）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思想

1.反对官僚主义，改造国家机关，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列宁认为，苏维埃政权从旧俄政权继承下来的遗产之一就是官僚主义，他一贯反对官僚主义，把官僚主义称为国家集体上的“脓疮”和“祸害”，并指出：“我们所有经济机构的一切工作中最大的毛病就是官僚主义”，“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16]。列宁还深刻地分析了官僚主义产生的根源在于：小生产的散漫性是经济根源，劳动群众文化水平低、还不善于用法律进行斗争是政治文化根源，无所不包的计划管理体制是制度根源。为了反对官僚主义，列宁号召改造国家机关，他指出：“我们面前摆着两个划时代的主要任务。第一个任务就是改造我们原封不动地从旧时代接受过来的简直毫无用处的国家机关；这种机关，我们在五年来的斗争中还来不及也不可能来得及认真加以改造。”^[17]把改造国家机关上升到划时代的主要任务，而且是第一个主要任务。这种定位足以看出改造国家机关的重要性、必然性和紧迫性。列宁指出：“我们国家机关及其改善的问题，是一个非常困难、远未解决同时又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列宁在《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宁肯少些，但要好些》和《给代表大会的信》等口授文章中，提出了许多反对官僚主义、改造国家机关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民主举措和原则：一是发动群众参与管理，监督国家机关，反对官僚主义。主张从普通工人农民中选拔新的中央检查委员；改组和加强工农检查院，吸收最下层的工人党员参加中央委员会；使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决定在一定条件下具有立法的性质，使优秀的专家参与决策。二是改革干部制度，对国家干部提出严格的要求，他们应该懂得生产技术，有一定的科学知识和管理知识。列宁明确提出干部第一是学习，第二是学习，第三还是学习的要求。干部还必须接受上级机关的考试、检查和人民的监督。三是把反对官僚主义作为改造国家机关的一项重要任务来抓。

2.加强执政党的自身建设

十月革命后，俄国布尔什维克党成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第一个领导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执政党。如何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加强自身建设，以便更好地完成历史使命，列宁进行了艰辛的探索。

（1）坚持集体领导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最高原则。即使在反对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列宁仍然强调实行集体领导，坚持党的代表大会实行年会制，尽量做到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同时，列宁十分重视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作用，他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如果不培养一批有经验、有极高威信的领袖，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的意志的统一就会成为一句空话。因此，贯彻集体领导原则必须同个人负责相结合，绝不能把集体领导的机关变成空谈的场所，“任何时候，在任何情况下，实行集体管理都必须极严格地一并规定每个人对明确划定的工作所负的个人责任。借口集体管理而无人负责，是最危险的祸害”^[18]。

（2）密切联系群众。列宁始终重视正确处理执政党和群众的关系，认为我们需要的党应该是真正同群众经常联系的党，善于领导群众的党。他认为对于一个领导大国的执政党来说，“最严重、最可怕的危险之一，就是脱离群众，就是先锋队往前跑得太远，没有‘保持排面整齐’，没有同全体劳动大军即同大多数工农群众保持牢固的联系”^[19]。从新经济政策的推行中，列宁认识到，共产党不仅要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且要正确表达人民的想法。“在人民群众中，我们毕竟是沧海一粟，只有我们正确地表达人民的想法，我们才能管理。否则共产党就不能率领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就不能率领群众，整个机器就要散架。”^[20]列宁非常严厉地批评了当时俄共（布）党内存在的各种官僚主义、特权思想、腐化堕落、违法乱纪、骄傲自满、不负责任等现象。

（3）重视党员质量，加强民主监督。列宁主张从严治党，注重党员质量，纯洁党的组织。十月革命胜利后，他根据执政党所处的地位和所肩负的历史使命，明确指出：“徒有其名的党员，就是白给，我们也不要。世界上只有我们这样的执政党，即革命工人阶级的党，才不追求党员数量的增加，而注意党员质量的提高和清洗‘混进党里来的人’。”^[21]1921年俄共（布）十大通过的《关于党的建设》决议指出，党内的总的任务不是在数量上扩充党的队伍，而是提高它的质量，提高全体党员的觉悟，加强对他们进行共产主义教育。

列宁高度重视民主监督机制的建设，以防止党和国家的领导干部蜕化变质。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在很短的时间内建立起了较为完善的监督机构。他认为，一是监察委员应“由党的培养最多、最有经验、最大公无私并最能够严格执行党的监督的同志组成”^[22]。二是中央监察委员会是与中央委员会平行的机构，监察委员享有中央委员的一切权利，各级监察委员会与同级党的委员会在组织上是平等的。三是监察机构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能独立地行使参与权、监察权、咨询权、罢免权等基本权利。列宁把对无产阶级执政党的监督问题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即使到了生命的最后关头，他还关心进一步改革和完善监督制度的问题。1923年1月，列宁在口授的《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一文中，建议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委员们“应该形成一个紧密的集体，这个集体应该‘不顾情面’，应该注意不让任何人的威信，不管是总书记，还是某个其他中央委员的威信，来妨碍他们提出质询，检查文件，以致做到绝对了解并使各项事务严格按照规定办事”^[23]。这样一个好处，“就是在我们中央委员会里纯粹个人因素和偶然情况的影响会减少，从而分裂的危险也会减少”^[24]。

（4）克服以党代政，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列宁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实现，但如何领导，需要实践探索。为了适应党的中心任务即搞好经济建设的要求，针对当时盛行的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现象，俄共八大《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首次对党和苏维埃的关系做出原则规定。决议指出：党应当通过苏维埃机关，在苏维埃宪法的范围内来贯彻自己的决定，而不应当把党组织的职能与苏维埃的职能混淆起来。列宁在1922年3月给莫洛托夫的信中再次指出：“必须十分明确地划分党（及其中央）和苏维埃政权的职责；提高苏维埃工作人员和苏维埃机关的责任心和独立负责精神，党的任务则是对所有国家机关的工作进行总的领导，不是像目前那样进行过分频繁的、不正常的、往往是琐碎的干预。”^[25]根据列宁的提议，俄共十一大做出相应的决议，把党和苏维埃的日常工作划分开来，把党的机构和苏维埃的机构划分开来，以便党能够把精力集中在主要工作上。

列宁认为，为了适应经济建设的要求，党必须善于学习，学会经营管理，这是使党能够领导国家经济建设的关键。他指出，在新经济政策这场“经济竞赛”中，每一个共产党员都面临着一场考试。“着手进行真正的经济建设，改造党的全部工作，使党能够领导苏维埃的经济建设，取得实际的成就。”为此，他强调：“从必须赶快学会做经济工作这个角度来看，任何懈怠都是极大的犯罪。”^[26]列宁把党政分开，提高党的领导水平提到了议事日程，这在当时是十分可贵的思想。

（三）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思想

重视文化建设，提出在文化领域实现一场革命是列宁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列宁指出：“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一定的文化水平（虽然谁也说不出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么样，因为这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27]在这里，列宁阐明了文化革命是俄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基本前提和必要保证。列宁认为，俄国的政治变革和社会变革为文化革命创造了全部条件，“只要实现了这个文化革命，我们的国家就能成为完全的社会主义国家了”^[28]。

列宁晚年关于文化革命的有关思想内容十分丰富，概括地说来主要包括：

1.反对民族虚无主义，利用优秀文化遗产为社会主义服务

列宁指出，在进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必须正确对待人类历史文化遗产，反对文化上的虚无主义和全盘否定的态度。必须吸取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全部优秀文化成果，用来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服务，“仅靠摧毁资本主义，还不能填饱肚子。必须取得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全部文化，并且用它来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取得全部科学、技术、知识和艺术。否则，我们就不可能建设共产主义的生活”^[29]。列宁论述了苏维埃俄国怎样吸收和利用资本主义的文化遗产问题：一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吸收外国的科学技术成果和先进的管理经验。列宁曾提出这样一个公式：“乐于吸收外国的好东西：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秩序＋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总和＝社会主义。”^[30]二是必须团结和使用从旧社会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和专家。他明确指出：“如果我们只用清白的共产党人的双手，不要资产阶级专家帮助，就能建成共产主义，那是一种幼稚的想法。”^[31]

2.发展国民教育，提高全体人民的文化水平

文盲的大量存在是沙皇政府留给无产阶级的沉重负担，也是国家一切经济和文化发展的严重障碍。针对俄国文盲占全国人口比例较高的现实，他指出：“在一个文盲国家里是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的。”^[32]为了扫除文盲，提高全体人民的文化水平，列宁大力倡导发展国民教育。为此，他一再指示要给教育部门增加投资，“使我们的整个国家预算首先去满足初级国民教育的需要”^[33]；要求提高教师的地位和待遇，“应当把我国国民教师的地位提高到在资产阶级社会里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的高度……而最最重要的是提高他们的物质生活水平”^[34]；“为了加大对国民教育的投入，列宁甚至提出精简机构的办法来节约经费，“在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国家里，还有很多经费可以而且应当节省下来用以发展国民识字教育”^[35]。

3.培养共产主义新人，培养造就各种专门人才

列宁认为，社会主义学校培养的新人应该是具有共产主义理想的人，而且应该掌握一切现代科学知识。他强调指出“应当使培养、教育和训练现代青年的全部事业，成为培养青年的共产主义道德的事业”^[36]。他号召青年要反对利己主义和自私自利行为，使自己的言行完全服从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把自己培养成共产主义者。

列宁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由于科学已经摆脱了资本主义的桎梏和奴役，能使科学技术广泛应用于社会生产和分配，从而“解放”工人艰难的劳动。列宁要求，国家的管理干部要学习和掌握现代化科学知识。他说：“要管理就要懂行，就要精通生产，就要懂得现代水平的生产技术，就要受过一定的科学教育。”^[37]列宁号召青年一代下一番极认真艰苦的工夫，学习掌握各种科学技术，成为各种专门人才。

列宁是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开拓者，也是成功地把社会主义从理论变为制度的第一人。列宁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以及探索中得出的一系列重要的理论、结论，至今仍然有其实践意义和理论魅力。他那种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求实精神；那种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俄国国情相结合的科学态度；那种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又不为马克思恩格斯的个别结论所束缚，勇于冲破陈规、开拓创新的理论勇气，都给我们提供了方法论上的重要启迪。更为重要的是列宁始终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正确处理理论和实践的关系，他指出：“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现在已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头：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38]尽管列宁也会犯犯错，但他的伟大之处在于密切联系群众、密切联系实际，立足现实，敢于公开承认错误，善于及时彻底地改正错误。这些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注释】

[1]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02．

[2]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70．

[3]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03-504．

[4]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98．

[5]列宁全集（第5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40．

[6]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2分册）[C]．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154．

[7]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93．

[8]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39．

[9]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6．

[10]列宁全集（第4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301-302．

[11]列宁全集（第4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156．

[12]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71．

[13]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68-773．

[14]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69．

[15]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73．

[16]列宁全集（第5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300．

[17]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73．

[18]列宁全集（第3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41-42．

[19]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26．

[20]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95．

[21]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1．

[22]列宁全集（第3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288．

[23]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82-783．

[24]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82．

[25]列宁全集（第4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64．

[26]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84．

[27]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77．

[28]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74．

[29]列宁全集（第3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48．

[30]列宁全集（第3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520．

[31]列宁全集（第3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128-129．

[32]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94．

[33]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63．

[34]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64．

[35]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64．

[36]列宁全集（第3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302-303．

[37]列宁全集（第3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240．

[38]列宁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