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的“社会主义”国家形象观

如果说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共和国的国家形象设想还停留在理论与观念层面上的建构，那么列宁的社会主义国家形象思想就被实实在在地置于实践的光环之下，走着实践之路。综合列宁关于社会主义的国家形象思想理论及其表述，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1．新型民主与新型专政的国家政治形象

众所周知，苏维埃政府建立之初，这一新生的无产阶级正面临着国外资本主义列强的虎视眈眈和国内千疮百孔、百业待兴的局面。这一现实状况在客观上无疑制约了列宁对国家政治形象塑造措施的思考，也由此决定着列宁在国家政治形象的定位取向——那就是新型民主与新型专政的国家政治形象。

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一直强调，每个民族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时，都将会创立适合于自己民族特点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组织形式，“苏维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俄国形式”^[65]。因而这种俄国形式的无产阶级专政是有俄国民族特色的，“这个时期的国家就不可避免地应当是新型的民主的和新型专政国家”^[66]。列宁在《伟大的创举》中，对这种新型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作了详细的阐述。其中，主要的观点就是这种新型专政不只是对剥削者使用暴力，甚至主要的不是暴力。“这种革命暴力的经济基础，他的生命力和成功的保证，就在于无产阶级代表着并实现着比资本主义更高类型的社会劳动组织。实质就在这里。”^[67]与此同时，列宁反复强调，在这种新型专政上，只有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才能实现这种专制，也即是说，是这种新型专制的最高领导力量。

在建立新型民主的国家政治形象上，列宁经过了三个阶段的探索:一是直接民主的尝试。这主要是在十月革命前，列宁当时非常重视马克思对巴黎公社经验的总结，他认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就应该采取向巴黎公社那种人民自治的、直接民主的民主形式。但是在十月革命胜利后的国家政权的建立过程中，列宁发现直接民主的原则并不是很适合当时俄国的实际情况。二是由直接民主制转向代表人民进行管理的间接民主制。由于当时俄国劳动群众文化水平的落后制约了民主管理，又加上内战爆发后的现实也要求必须建立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这样，间接民主制的政治体制很快就代替了人们自治的直接民主制。这种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在当时“于粉碎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的武装干涉和叛乱起了重要作用，但与此同时，这种政治体制大大限制了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力，并且滋长了严重的官僚主义”^[68]。三是对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的调整和改革。1921年，俄国进入了和平建设时期，为了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列宁对原有的政治体制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和改革。例如，在党内实行“工人民主制”、建立党内的监察体制、党政分工、整顿和改组肃反机关和精简机构等。这些体制的改革很好地打击了官僚主义，促进了新型民主建设。

2．稳定发展的国家经济形象

建设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上一项极其伟大而又极其艰难的事业。尤其是俄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都相对落后的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国家，要通过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来建立社会主义，这更是一项宏伟和艰巨的事业。然而列宁在探索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带领党和人民从实行“战时共产主义”到新经济政策的实施，不仅为社会主义建设积累了重要的经验，而且俄国的经济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整个国家呈现出了稳定发展的国家经济形象。

1918年，俄国内战爆发，战争席卷整个国家，新政权岌岌可危。于是，为了捍卫年轻的苏维埃政权和建设新社会主义，苏俄政府决定从1918年下半年至1921年春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这种政策就是要“以强制性手段对所有的原料、燃料、交通工具，特别是粮食进行严格控制，由国家成立专门机构进行统一分配、统一使用，并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强制全体居民参加的消费公社网”^[69]。换言之，“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主要任务是，“坚定不移地继续在全国范围内用有计划有组织的产品分配来代替贸易”^[70]。针对这一政策，列宁在内战结束后进行过深刻的反思。他认为:“这种构想是错误的，是同我们以前关于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的论述相抵触的。”^[71]但是在当时这种特殊的环境和状况下，这种政策是有利于整个俄国的稳定发展的。

内战结束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受到了广大工农群众的强烈抵触。为此，列宁和俄共其他领导人毅然决定改变政策，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向新经济政策过度。新经济政策包括:用粮食税代替余粮征集制;工业企业停止推行国有化;大力发展商业，建立工业和农业的结合点;加强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交往与合作。从这种政策的内容可以看出，这种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是从俄国小农占优势的客观实际出发，实行向社会主义迂回过渡的政策。显然，俄国是在寻求一种更加平稳的发展道路。

新政策实施后，苏俄国内掀起了一股经济建设的热潮，效果异常显著，苏联的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整个社会呈现出了一片繁荣迹象，同时，新经济政策经验的积累也为苏联建设社会主义提供了崭新的构想。

3．崭新革命的国家文明形象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从俄国这个东方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实际出发，在文化建设上进行了一系列思考和实践，努力在全世界塑造一个崭新革命的国家文明形象。

苏维埃政权初期，俄国大多数人文化水平很低，他们的思想觉悟、精神风貌和文化素质，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需要相差甚远。如果不迅速地解决这一问题，势必对俄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严重障碍。为此，列宁指出，现在苏俄的关键矛盾“是提出并已开始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重大任务与物质和文化贫困之间的脱节”^[72]。而“在一个文盲的国家内是不能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73]。因此要解决这一关键矛盾，唯有推进经济文化的大力发展。也正因为看到了这一点，列宁在最后五篇的“政治遗嘱”中，不仅提出了“文化革命”这一概念，而且还提出我们现在的工作重心的确在于文化建设。

其实，对于文化问题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特殊意义，列宁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就意识到了。他曾多次强调:“使文化和技术教育上升到更高的阶段，是保证整个苏维埃建设获得成功所异常必须的。”^[74]同时，列宁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中，又提到俄国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提高广大群众的文化科学知识，吸收各种知识分子到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中来。列宁还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有一个更重要的作用，即教育任务，这个任务应提到首位，因为我们要为社会主义建设训练群众。对于后来提出的“文化革命”，列宁更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说:“只要实现了这个文化革命，我们的国家就能成为完全社会主义的国家了。”

显然，重视文化建设，通过在文化领域里实现一场革命来提高俄国民众的文化水平，这是列宁国家形象建设思想的一个很重要特点。因为马克思主义所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形象是一个既有着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又有着高度发达的精神文明的新社会形象，而如果俄国人民连一般的文化知识素养都没有，社会主义文明形象又从何谈起?也正是鉴于此，列宁在晚年对加强文化建设，努力提高国家的文明形象这一关键问题上十分重视。

综上，在建设世界上首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过程中，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形象思想进行了丰富和发展。可以说，列宁主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他的国家形象理论。正是在这个科学理论的指引下，苏联——这个世界上首个社会主义国家以鲜明的国家形象印刻在人类发展历史的长河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