赏罚分明才能无私无畏

　　用事实说话 在严格考核上用足劲

　　考核对任何一个下属来说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对个人而言。他们最关注的是对他的评价是否客观公正，因为这直接与他的切身利益相关。如果下属认为对他的评价结果不公正，就会陷入不安的境地，产生抱怨。进而有挫折感，甚至与领导者发生：中突。这就要求考核工作应当根据明确规定的考核标准，针对客观考评资料进行评价，尽量避免掺八主观性和感情色彩。也就是说，首先要做到以事实说话。

　　明初，朱元璋亲自制定并颁行了《授职到任须知》，对中高级地方官吏的职责做出详细的规定，把地方的公务分为“把神”、“制书榜文”、“吏典”、“印信衙门”、“狱囚”、“起灭词讼”、“田粮”、“仓库”、“会计粮储”、“各色课程”、“鱼湖”、“金银场”、“窑冶”、“盐场”、“系官房屋”、“书生员数”、“青宿”、“官户”、“境内儒者”、“好闲不务生理”、“犯法民户”等三十一项，逐项开列地方官员应负的责任和所应注意的事情。而在某个应注意事项中，他往往还列出许多具体要求，例如“狱囚”，不但要了解已结案件的多少，在押犯人的数字，还要“知人禁年月久近，事体重疑，何者事证明白，何者取法涉轻。明白者，即须归结；涉疑者，更直详审，期在事理狱平，不致冤抑。”在“田粮”方面，朱元璋规定到职官员要详细掌握军、民、匠、灶、僧、道、医、儒等户口数字，以及官田、民田数字，民田夏秋两税数字，官田租粮数字，“各分项开报，以备度量支用”。对不遵守《须知》的官吏，坚决惩办。由于当时违犯《须知》规定，“公事不谋，体统不行，终日所信小人浸润，谋取脏私，酷害下民”而入狱或被杀的官吏非常多。洪武二十三年，朱元璋又制定《责任条例》，规定上级机构要对下级机构进行监督检查，所有官府衙门均没文簿，记录当季所办事项，每季度一次送交上级机构查考，形成了一个“布政司考府，府考州，州考县”的逐级考察系统。每岁进课时，布政司则负责将记录本司事迹的文簿和各府、州、县的事迹文簿送人京师，交部通考。这样，对官吏考课的内容和形式便初步得以确定。

　　对官吏的考课，朱元璋具体分为考满和考察两种办法。考满是仿照古代所谓“三载考绩、三考黜陟”之制，规定内外官在九年任职期内三年一考，六年再考，九年通考，具备其一，即可升转。考核评语有三种，“称职”、“平常”和“不称职”，据以决定升降。一般降职者少，升迁者多。

　　洪武二十六年，经有司报请，朱元璋做出规定：京官初入仕者，一律试职一年，经考核验证其人才堪用后则实授官职，不堪用者，即予降黜。这种类似于现代“试用期”的制度，不但是考察官吏才能的好办法，也极有力地敦促了官员们工作态度的转变。四品以上的官员和一切近侍官员、监察御史以及太医院、钦无监、王府官，黜陟由皇帝亲自裁夺。六部五品以下官，历任三年，由本部正官考核，送监察御史考核。茶马、盐马、盐运、盐课提举司、军职首领官，由布政司考核，送按察司复考。布政司四品以上、按察司五品以上大员，三年考满，黜陟由皇帝裁夺。府州县官考满，先呈报吏部，再移付吏部所属文选请吏司作缺诠注，再移付稽选请吏司开黄，仍分给由，其见任官将本官任内事迹加以核实。记功文簿，称臣金名，交付本官。然后将有关档案资料亲送至上级机构，由上级机构当察其言行、办事勤情，实考核称职、平常、不称职词语。以上俱由按察司核考，而后再量新考核复考评语交回吏部。

　　对府州县官的黜陟，洪武二年明确规定道：“府同知一考无过者，升知府；知县二考无过者，升知州。县丞一考无上者，升知县。”二十六年又规定：府州县官三年考满，“平常、称职者，于对品内别用。不称职，正官、佐贰官黜降，首领官充吏”。考察这些官员的办法是：“通内外官计之，其目有八：曰贪，曰酷，曰浮躁，曰不及，曰老，曰病，曰罢，曰不谨。”一般老、病、罢者致仕；不谨、浮躁、不及者降一级调外任。

　　洪武四年，朱元璋命工部尚书宏仁廉举山东莱州诸郡官吏。洪武六年又令御史台御史及道按察司察举有司官有无过犯，奏报黜陟制度从此逐步确立，后来推向全国。

　　朱元璋在明初实施的考察分为京察与外察两种。京察即对京官的考核，根据官员具体表现来决定升降。外察是对外官的考察。洪武十一年，朱元璋令吏部在殿堂上考核朝觐官的政绩，“称职而无过者为上，赐坐而宴，有过而称职者为中，实而不坐。有过而不称职者，不预宴，序立于门，宴者出，然后退。”此后便定制。至洪武十八年，又定为三年一朝觐，具体朝觐办法是：由布政司、按察司、盐运司、府、州、县及士官衙门的流官等，在朝觐之前按《到任须知》编造文册，然后和原领敕谕、《诸司职掌》的事迹文簿，携至京师奏缴，作为考核依据。朝觐完毕，由吏部会同按察院进行考察，奏请定夺。继续留任者引至御前、伏候领命，刑部及科道官当面弹劾，责以怠职，再由皇帝宣布赦罪还任，并各赐敕书，以申戒饬。廉能卓异或贪酷异常的官员，则另有番族别之典，以示劝惩。在明初，考察的结果一般都是罢黜多而升迁少，正好可以借机换置新员，令能者上，庸者下。

　　历代王朝都倡言廉洁，是否具有廉洁奉公的品质，是衡量一个官员能否勤政爱民的重要依据，也是朱元璋衡量官员好坏的一条重要标准。在明初，朱元璋一再旌表清介自持、忠勤不贪的官员，树立好官的典范。洪武四年，刑部从被下狱的御史台管办字文桂家中抄出书信百封。呈朱元璋过目，内有一封是嘉应府布衣百姓王升托宇文桂交给其子平凉知县的，信中道：“凡事须清心洁己，以廉自守。自贫处偷，儒者之常，慎勿以富贵为念。古人云：‘贫乏不能存，此是好消息’。正当以为受用也。治民以仁慈为心，报国以忠勤为本，处己当以谦敬，学业更须勉力。暇日即以性理之书及群经留玩，自然所思无邪。更须熟读新律，自然守法不惑。”这封书信劝子清高自处，其实通篇不免散发着一种尊奉呈上的儒家奴才气，自然特别投合朱元璋的胃口，他览之大悦，赞道：“书中语言谆切，教以忠孝。子之贤否虽未可知，然薄俗中有善于为人父者如此，谁能出其右哉。”当即下诏赐王升黄金百两，附了五枚，川椒五斤，绢十匹，免里长、弓兵之役。后来一并将他的诏书、王升的谢恩表及家书公布，以为表率。当时曾有不少官吏，因为政绩显著，受到朱元璋重用，甚至被破格提拔。如王尚贤自宁证尉擢为刑部侍郎，都是因为官清正、政声远著，而从七品以下的小官超升为正品的大员。

　　在对官吏的表彰方面，朱元璋也很注意所取士民的意见。官吏们在民间的所作所为，一举一动都被百姓看在眼里，是好官坏官，老百姓心里最有数，因而也最有发言权。为了彻底了解民间地方官的作为，防止个别人钻营考课制度空子的行为，朱元璋立下法令；自布政司至于府、州、县的官吏，如非出自朝廷号令私下的巧立名目，害民取财，或者清廉直干，抚民有方，允许境内老人、遍处市井上君子等，联名赴京状奏，作为官吏赏罚升降参考。

　　这条法令的规定，弥补了考课制度的某些不足和片面，同时也挽回了很多清官的性命。当时由于法律太严，刑罚过重，有很多官吏因为一些小过失而被逮捕、判刑，很多清官也含冤下狱，但如有老百姓能列举官员政绩、为之请命，朱元璋便准予释放，并复其原职，有时也加以提拔。汉中府同知柴庸下刑部狱，他的僚属和与他关在一起的案犯，都代他申诉，一致证明他为官清廉，朱元璋便免柴庸之罪，并令官复原职。四川院远知县高斗南，多有善政，洪武二十九年与宁县丞范苏亿、休宁县丞甘销、当徐县丞赵森共同坐事被捕。所在府县香民奔走上京，上报他们的政绩，为他们申冤，朱元璋不但下令免罪，官复原职，还赐给这些官员袭衣、宝钞，赐民还乡路费。不久，高斗南被举为廉吏，列名《彰善榜》、《圣政记》。九年考满，被擢为云南新兴知州。

　　明初对官员的考课，以及随之而来陟罚臧否，调动了官员的积极性，红束了官吏们的行为作风，为明初的吏治清明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明初官吏，清官最多，即使是没有什么才干的官吏，也能循规蹈矩，不敢为非。形成这种清明吏治的主因之一，就在于朱元璋所制定下的逐级审查的考课制度。

　　再严密的制度，即使仅在一个小范围内执行，也不免发生耳目蒙蔽的情况。官场上历来都说官官相护，下属无能，上级有过，因此上一级官吏也不希望下一级官吏为自己抹黑，再加上人情访托，难免有一些大胆妄为的人篡改事实，正缘于此，朱元璋又将百姓引入考课制度中来，在某种程度上赋予年高德重的管民们一种监督官员的责任，这就使得很多想蒙混过关的人不得不因心虚而敛迹。考课制度也由此落到了实处，成为一套行之有效的奖惩制度。

　　切忌厚此薄彼

　　人们常说：“论功行赏”。当然应该根据功劳的大小来决定赏赐的高低。在朝政清明用人正确的情况下，“劳大者其禄厚，功多者其爵尊”乃合情合理。

　　《资治通鉴·周纪》中有一段话实际上阐明了高待遇是对人才价值的承认和对所作贡献的回报：

　　“夫贤者，其德足以敦化正俗，其才足以顿纲振纪，其明足以烛微虑远，其强足以结仁固义；大则利天下，小则利一国。是以君子丰禄以富之，隆爵以尊之；养一人而及万人者，养贤之道也。”

　　常言道：“君子不患贪而患不公”。战国时期，赵国的蔺相如几次出使秦国，又随着赵王会见秦王，每次都凭着自己的大智大勇，挫败骄横的秦王，因此赵王很是器重蔺相如，一下子将他提拔为上卿，位在老将军廉颇之上。

　　战功卓著的将军廉颇见其官位比自己还高，很不服气，他到处扬言说：“我为赵国出生入死，有攻城夺地的大功。而这个蔺相如，只是凭着鼓动三寸不烂之舌，就能位在我之上，这实在是让我难堪！以后我再见到蔺相如，一定要当着众人的面羞辱他。”其内心的不平由此可见一斑。

　　吴起任西河太守，非常有名气，但是魏王任田文为宰相，令吴起非常生气。有一天田文和吴起碰面，吴起半嘲弄地对田文说：

　　“我想和你比功，怎么样？”

　　阳文带点困惑的表情说：“好吧！”

　　吴起问：“身为三军之将，能便士兵乐于为国而死，致敌国不敢出兵的是你还是我？”

　　“我比不上你”。

　　“管理百官，万民亲近，国库充实，谁较有所为？”

　　“我不及你”。

　　“敢守西河，不使秦兵向东兴兵，让韩、赵归顺的事又如何？”

　　“我不及你”。

　　吴起更强硬地问：

　　“以上三个条件，你都不如我，但你却是宰相，这是什么原因？”

　　田文只能以国君年幼，大臣无法心服敷衍吴起。田文之后，魏王仍没有让吴起当宰相，而是任人唯亲，让自己的女婿公叔当宰相。吴起只得“愤而离魏事楚”，楚悼王立刻封他为宰相。

　　当然，功劳这种东西，不是一种器具物体，有时很难测出谁大谁小。封赏部下，同然要照顾功劳的大小，但更主要的，还是要考虑封赏的终极目的——笼络人心。

　　汉高祖刘邦当上了皇帝以后，开始大封功臣，论功行赏，对于二十几个主要功臣早就决定封赏了，但对其他人则因评定太慢而迟迟未能决定。有一天，刘邦在走廊上忽然看到花园里聚集了好几个小集团，三五成群，窃窃私语，似乎在商量什么事情。刘邦百思不解，于是回头询问张良是否知道他们是在讨论什么。张良的回答吓了刘邦一大跳：“陛下难道不知道吗？他们正在企图谋反”。刘邦赶紧问是什么原因。

　　张良回答说：“陛下原来只是一介庶民，因为有了他们效力才得到天下。然而陛下成为天子，却只有萧何那些一开始就得陛下欢心的大臣仍获得赏赐。而另一方面受到处罚的，仍是那些平常陛下不喜欢的人。现在虽然有专人负责评定功绩，但是合计一下封地，即使把全国的土地都封给功臣们，也是不够啊。他们害怕陛下不能让每个人都获得封地，或是因为过去的失败而受到惩罚，所以才聚集到这里计划谋反”。

　　刘邦听后沉吟良久，又问：“那么这件事应该如何处理呢？”张良回答说：“是不是有一个陛下平日最讨厌的人，而大家又都心里都知道呢？”刘邦回答：“雍齿这个人是我早就厌恶的，他最喜欢跟我作对，我早就想杀掉他，但是因为他功劳卓著，所以只好忍耐住。”张良说：“那么，请陛下赐雍齿封地，而且当众宣布吧！只要雍齿得到封地，大家自然会安静下来。”

　　于是，刘邦采纳了张良的计策，大开筵宴，封雍齿为候，然后趁机告诉众人他已督促负责人尽快评定出每个人的功绩，请大家稍安勿躁。如此一来，将领们都停止喝酒，大声欢呼，并且交相耳语：“连雍齿都受封为候了，我们一定也能很快受封”。人心浮动的现象再也看不到了。

　　张良略施小计，不仅纠正了刘邦任人唯亲徇私行赏的弊端，而且轻而易举地缓和了矛盾，收服了人心，稳定了大局。这种安一仇而坚众心的权术，极受后世政客的欣赏。

　　设定明确的奖赏目标

　　记得有这样一则寓言。说的是一个车夫为使拉车的驴子跑得快些，便将一把青草拴在车子前面，恰巧离驴的嘴巴有半尺远。驴子为了得到那把绿菌茵的青草，便拼命地向前跑。可无论怎么努力，那把青草离驴还是那么个距离。正所谓，“看起来很近，走起来却很远”。其结果。草依旧是那把草，驴子却不是那头精神饱满的驴子了。当然，这个寓言说得有点过分。

　　车夫完全可以在拉完货后，毫不犹豫地将那把已经有些发黄的青草丢到驴子脚下，任其去品尝胜利所带来的喜悦。因为那青草遍地都是，远不必那么惜如金玉。可对于领导者来说毕竟是粥少僧多，如果封得太滥了，“领导”自然也就贬值了，失去了诱惑力。比如，太平天国后期，在湘淮军的夹击下，太平军处境日益艰难。为了挽回败局，天王洪秀全采取了一种并不高明的策略，那就是大封诸王以鼓舞士气。据统计，洪秀全先后分封了两千七百多个王，大小文臣武将，亲朋故友都如愿以偿当上了“王爷”。然而，时间一长，这一招就不那么灵了，太容易得到的东西往往不令人珍惜，不但没有达到齐心协力挽回败局的目的，反而导致了太平天国内部秩序的严重混乱，大家都是“王”，谁也不服谁，彼此离心离德，客观上加速了太平天国的覆亡。

　　五代后唐的李从珂纵兵成骄，将士们几乎要什么他就给什么，结果骄兵欺主，被迫自尽。

　　李从珂率兵攻陷凤翔城，某地指挥使杨思权率降兵入城，要求李从珂攻克京师称帝后封他为节度使，李从珂便依他之言承诺他可任宁节度使。

　　而此时众多降兵拥入凤翔城内邀功请赏，李从珂转惊为喜，倾尽城中财物奖赏各部将士，甚而将釜鼎之类的器具也估价论赏。一时之间军营之中歌舞欢闹，酗酒赌钱，好不热闹。此时李从珂也头脑发热，发布命令说：“凡攻入京都洛阳的，赏钱自缗”。军士无不欢呼雀跃。

　　王思同等兵败而逃，吓得后唐闵帝手足无措，洛阳节度使康义诚见风使驼，假意请求领兵抗拒李从珂，实际上是想迎降李从珂以邀功。许愿给他的将士平定凤翔每人赏二百缗。康义诚手下这些侍卫军骄气十足，一副无所畏的样子，身上背着朝廷赏赐的钱物，在行军路上到处扬言：“到了凤翔后，再向潞王请一份赏！”于是军到凤翔，兵士成群请降，而等康义诚请降时，手下只有十余骑人马。

　　这样李从珂一路无阻进入京都洛阳，废闵帝，即皇位。李从珂即位之初，立即下诏开府库犒劳军士，岂知洛阳府库之中早已空虚，而犒赏军费却多达五十多万缗。他只好下令搜刮民财，顿时怨声四起。不少人因交不起钱，只能投井、自缢，而监狱之中更是人满为患。百官竭尽所能，也只搜罗到二十万缗，不及赏资半数，李从珂唯恐赏赐不足，军中有变，忧心忡忡。

　　这时端明殿学士李专美直言相劝：“国家的存亡，在于修法度，立纲纪，而不是单凭赏赐。如果只论赏赐，就是有无穷的财宝，也填不满骄横的士卒的欲壑的。”继而又告诫李从珂应该吸取前朝的教训，否则不改覆车之辙而继续搜刮民财，则有灭亡的危险。既然现在财力有限，应据实际情况平均分赏，其他以待他年。李从珂依言而行，不再一味纠容。果然军士之中，骄情横溢，自以为有功，得了赏赐，还嫌不够，仍是怨言纷纷。

　　谣言一起，李从珂唯恐有乱，就不敢从根本上加以整饬，对将士一味地迁就，出现了违法乱纪的行为也听之任之。久而久之将帅骄横乱行，兵士不听调遣，各有所图。李从珂即位仅三年，早有异心的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举兵起事，进而引狼入室，进攻后唐，沿途军队都不战迎降，李从珂穷途末路。最后登楼自焚，后唐灭亡了。

　　李从珂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以滥付封赏来笼络人心。可是这并没帮他多大忙，反而是他平素骄兵不治，致使军中将士在危难关头，或望风而逃，或私通于敌，或弃甲而降，最后落得个登楼自焚的下场。

　　严宽相济 赏罚分明

　　人们常说：“信赏必罚”。就是说对该赏的人要赏，对该罚的人一定要罚；另一方面，对同一个人，该赏的时候要赏，该罚的时候也不能姑息。做到宽严相济、赏罚分明。才能更好地管理部属。

　　为了明确赏罚之制，乾隆帝在四十九年（公元1784年）颁布了《行军简明军律》，严格规定了几十条赏罚条例，用以“整饶戒行”。《军律》阐明：“赏与罚，皆为军令所重，兹以军令各条谨加登载，至于计功叙赏，亦有一定之典，所以鼓励戌行，振兴士气”。将士在战场上只要敢于作战，都可获得从赏银到授予世职的不等奖赏。魏源在《圣武记》中论述说：“国朝武功之赏，至乾隆而始重。”在用将方面，乾隆帝也是“尤多破格用人，不次拔擢”。最为著名的要数任举、高天喜二将。乾隆十一年（公元1946年）固原兵变，夜攻提署。固原游击任举间乱，单骑诣鼓楼鸣角，叛兵惧而退，追斩十余人，擒四十余人，击败攻城叛军，即擢参将。十二年（公元1747年）征金川，骁勇善战，乾隆帝谕谓：“在军诸将狃于瞻对之役，庸儒欺蒙，已成夙习。今别用举等，皆未从征瞻对，无所掣肘，宜鼓励勇往。”总督张广泗也上奏说：在川镇将，忠诚勇于无出任举右者。遂破格拔至重庆镇总兵。前后一年时间，任举由游击升至总兵，可见乾隆破格用将的气魄。任举战死于金川后，乾隆“阅疏为泣下”，并谕：“举忠愤激发，甘死如饴，而朕以小丑跳梁，用良臣于危地，思之深侧”。命视提督例赐恤，加都督同知，谥勇烈，祀昭忠祠。以示厚爱之心。

　　高天喜是乾隆帝一手破格提拔起来的另一位清朝名将。乾隆二十二年（公元1757年）高天喜以甘州守备，随参将迈斯汉援副将军兆惠击噶尔部于北路，风雪道梗单骑往探，奋欲赴援，为迈斯汉所阻，乾隆诏革迈斯汉职，即以高天喜代为参将，在明清一代也实属罕见。高天喜在乾隆二十三年（公元1758年）回疆之役中战死。乾隆御制诗悼之，称其为“绿旗中第一人”，“祀昭忠祠，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图形紫光阁。”乾隆御制赞曰：“爪牙之将，用不拘资，感予特达，授命何辞？百战百进，义弗旋踵，怒则面赤。是为血勇。呜呼！听鼓鼙之声，则思将帅之臣，听磬声，则思死封疆之臣。”爱将之心溢于言表。乾隆帝破格用将，不次拔擢，重封重赏高天喜之例最为典型。在这种重赏拔擢政策下，乾隆一朝涌现出一批打仗勇猛，能征善战的将领，取得了一系列战争的胜利。

　　乾隆帝驭将，赏固信，罚亦严。对有功之将予以重赏，对于无功败将则处以重罚。平定大小金川之战，总督张广泗以三万清军在近两年时间里仅下五十余碉，进展迟缓，且死伤惨重。十三年（公元1748年）乾隆加派大学士讷亲为经略，至川指挥作战。张广泗与讷亲闹矛盾，各持己见。进攻四月有余，损兵折将，仍毫无进展。乾隆将张广泗、讷亲撤职诛杀，以示军威。此次统兵将帅出征不能努力作战，故意迁延，教训惨痛，为此乾隆帝于十三年针对将帅贻误军机的问题，特意研究讨论增军律三条：

　　“一、统兵将帅苟图安逸故意迁延不将实在情形具奏，贻误军机者，斩立决。

　　二、将帅因私忿娟疾推诿牵制，以致糜饷老师贻误军机者，拟斩立决。

　　三、身为主帅，不能克敌，传布流言摇惑众心，借以倾陷他人贻误军机者，拟斩立决。”

　　乾隆帝强调：“此非朕欲用重典，实以昭示武臣纪律而励能敢。”此三条针对将帅的军律制定后，乾隆对手那些再敢“玩寇老师”不努力作战者，坚持严惩不贷，

　　乾隆二十一年（公元1756年），平定阿睦尔撒纳之战，清将军永常及蒙古王额林沁拥精兵数千，坐视清大臣班第失败而不救，清进攻阿睦尔撒纳。王保与将军策愣互相推诿，停军不前，致使阿睦尔撒纳逃逸，乾隆大怒，将策愣、王保撤职，逮拿槛送京师。再以达尔党阿、哈达哈二人代之，而两将军腐败无能，中敌缓兵之计，使阿睦尔撒纳再次逃脱，弘历逮达尔党阿、哈达哈治罪，诏曰：“二臣皆勋贵子孙，袭爵专阃，而因循观望，坐失军机”，尽夺其官，发热河披甲。最后用兆惠平定了阿睦尔撒纳的叛乱。

　　另外，乾隆一朝严惩的败将还有：在回部之役，诛杀将军雅可哈善，参赞哈宁阿，都统顺德纳，提督马得胜。乌什之役，诛参赞纳世通，办事大臣卡塔海。缅甸之役，诛大学士经略杨应琚，提督李时升，参赞额尔登额。兰州之役，诛总督勒尔谨，布政使王延赞、王禀望等等。经过屡次惩戒，结果“众皆悚惧，每遇战伐，无不致命疆场，罔敢怀敬安之念也。”乾隆帝的赏固信，罚亦严的驭将政策起到了励将奋进的作用。

　　乾隆一朝武功极盛，大的战役有十次，均获胜利，乾隆帝为此志得意满，夸耀“十全武功”，晚年自号“十全老人”。这十次战役的起因和性质不同，如何评价足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进行具体的分析，我们姑且不论。但这十次战役清军之所以最后均获全胜，与乾隆帝实施信赏严罚的驭将政策有着直接的关系。每次战役他亲自遴选将帅，批答奏章，每克一城，都要举行盛大仪式，祭告宗庙，重赏有功的将士，破格拔擢将弁，并在紫禁城建紫光阁，将战役中有大功之臣绘于其上，为其赋诗立传，极尽渲染之能事，以励将帅奋进之心。与此同时，乾隆帝对那些在战场上不能勇敢作战，临阵退缩的将帅，均严惩不贷。在十次战役中乾隆帝诛杀身为皇帝国戚、王公权贵的高级将领不下数十人，可谓用典严峻。

　　魏源在《圣武记》中总结说：“赏不遗贱，而罚不赀贵，故能使将士用命，四征不庭。”乾隆四十九年颁布的《行军简明军律》也说：“本朝武功之盛，战必胜，攻必克，所向无敌者，皆由号令严明，赏罚必信故也。”乾隆帝信赏严罚的驭将方法和严明治军的精神值得加以总结和借鉴。

　　重视奖惩手段的诱导教育作用

　　奖惩自身并非目的，而是手段。受奖者，励其用命之忠。使之感恩戴德，更加效力于己，受惩者，贵其背义之行。臭名披露，用以敬戒部下深思。

　　曹操历来坚持有功就赏，有罪就罚，一视同仁，不分贵贱。汉末十八路诸候共讨董卓时，董卓勇将华雄连斩联军数十员大将，诸候中无人可敌。此时，尚为平原县令的刘备手下一名马弓手关羽挺身请战。袁术当即怒斥，命人赶出。而曹操却说：“此人既出大言，必有勇略，试教出马，如其不胜，责之未迟。”结果，关羽片刻间便提华雄头进胀报功。接着，张飞鼓动诸候乘势进兵杀人关中以活捉董卓，袁术仍怒喝：“量一县令手下小卒，安敢在此耀武扬威！都赶出帐去！”此时，曹操再次反驳说：“得功者赏，何计贵贱！”

　　曹操动用赏罚手段时，往往赏多于罚。部下只要有功，必给相应奖赏，而且针对不同的人、不同情况给予不同的奖励。曹操在庆贺铜雀台建成时，进行比武活动，为了增加喜庆气氛，竟设法搞了一次人人获胜、人人有份的物质奖励。在与李催交战中，许褚连斩二将，曹即手抚许褚之背，把他比作项羽手下的猛将，激动地称赞说：“子其吾之樊哙也！”当荀或弃袁投曹后，曹操见其才华出众，当即把他比作刘邦手下的谋士张良，高度赞誉说：“此吾之子房也！”一次，在与关羽交战中，徐晃孤军深入重围，不仅获胜，且军容整齐而归，秩序井然，曹操当即把他比作汉朝的名将，大加赞赏地说：“徐将军真有周亚夫之风矣！”曹操引用历史上杰出人物作比，对部下及时给予高度评价，这种精神鼓励，实际上超过任何物质奖励的作用。

　　曹操特别重视奖惩手段的诱导教育作用。这不仅表现于自己部下，也表现在他对于敌对营垒将士的处置方法上。曹操特别敬佩关羽“事主不忘本”的忠义精神，当关羽得知刘备下落，立即封金留书而去，曹操则对部下说：“不忘旧主，来去明白，真丈夫也！汝等皆当效之。”袁绍谋士沮授被俘后，明确表示不肯投降，曹操越发以礼相待，后沮授盗马私逃，操怒而斩之。沮授临刑而神色不变，操则后悔地说：“吾误杀忠义之士也！”命以礼厚葬，并亲笔题墓：“忠烈沮君之墓。”与此相反，对卖主求荣者，曹操则一向深恶痛绝。曹操部下侍郎黄奎与马腾勾结欲刺杀曹操，与黄奎之妾私通的苗泽向曹操告密，使操擒获了黄奎和马腾，曹操不仅不赏赐苗泽，却认为苗洋为得到一个妇人，竟害了姐夫一家，说：“留此不义之人何用！”终将苗泽与黄奎之妾一并斩首。

　　总观蜀、魏、吴三国，虽各有杰才，但以魏国人才最多。集拢在曹操手下的谋臣不胜枚举，而且这些人，一旦投到曹操手下，便不仅能各显其才，而且少有叛变离心者。

　　论奖赏不能只说不“练”

　　在古代，“升官”总是和“发财”联最在一起的。有高官必有厚禄。任何一个政权的统治者都不会亏待死心塌地为自己卖命的下属。君臣之间乃是一种买卖关系。君主为了夺取或巩固其政权。不惜重金收买臣下的聪明才智；臣下为了高俸禄千方百计向皇帝卖智力。

　　天下许多坏事，都因为舍不得钱而发生。试想一下，如果功高不赏，只说不练，人们自然也就失去了向你卖智力的兴趣。

　　官爵可以使人富贵，吃香的、喝辣的，受人尊重，长命百岁，是人的正常欲望。孔子是圣人，但他丝毫不掩饰自己这方面的欲望：“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事，吾亦为之。”文字浅显，不用翻译，大家都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孔圣人尚且如此，何况一般人呢！

　　袁术是世家子弟，仗着老辈的余荫，坐镇一方。后来天下大乱豪杰并起，是英雄的谁不想趁重新“洗牌”之际，多捞点儿好处。孙策是孙坚的儿子，在孙坚死后，继续追随袁术

　　袁术手底下原来除了孙坚以外没有什么大将，可惜孙坚死得早，幸好其子孙策也很出色。袁术很喜欢孙策，曾说：“我要有孙策那样的儿子，死也满足了。”可惜他话说得漂亮，做的却是另一回事。

　　袁术为了激励孙策为自已卖力，曾许诺让他担任九江太守，后来却让陈纪去担任九江太守。人说“君无戏言”，做领导的也应该这样，说了不算，那许诺跟放屁有什么区别？

　　孙策的感受可想而知，袁术为了让f孙策去打庐江太守陆康，又许诺：“本来要让你担任九江太守的，可我却错用了陈纪，我知道对不住你。现在你去攻打庐江陆康，胜利后你就是庐江太守。”

　　孙策骁勇，得胜而回。袁术却不是加封之事，把庐江太守的位子给了老部下刘勋。拿部下当猴儿耍，孙策彻底地对袁术失望了。

　　孙策假装替袁术征讨江东，袁术那蠢猪，还以为人家还会替他卖力，给了孙策一些兵马，孙策有了兵马，又碰上了周瑜，势力越来越大，最终拥有了江东。

　　袁术因为不信守承诺失去孙策，手底下人又无能，最后穷途末路，呕血而死。以封官加赏让部下赴汤蹈火，确实有很人作用，但像袁术那样，让拼死的人什么也得不着，让那些无德无能的人“摘桃子”，简直是逼迫忠诚部将背离自己。

　　许诺是非常严肃的事情，哪能视为儿戏。一旦许诺，就要千方百计去兑现。一个人如果经常失信，一方面会破坏他本人的形象，另一方面还影响他本人的事业。

　　论功行赏“也须做好解释工作”

　　根据功劳的大小决定封赏的高低是理所当然的。可问题是功劳这个东西，又不是物体器具。要准确地衡量其大小，不是很容易的事。也许你认为某人功劳最大。理应得到更多的封赏；而另外一些人对你的想法持怀疑态度。此时。你万不可武断地宣称“我是对的，这事就这么定了”，而是应该耐心地做一些解释工作。如果自己确实判断有误。也不妨适度照顾好众人的情绪。

　　西汉萧何与曹参都堪称不以私害公的杰出人物。萧何与曹参都曾是沛县小吏，萧何是主吏椽，曹参是狱椽，两人同时参加了刘邦起兵。后来，一个运筹帷幄，支撑全局；一个披坚执锐，身经百战，又同时成为西汉王朝的开国元勋。刘邦统一后，大行封拜，先封萧何为候，食邑最多，这时，包括曹参在内的战将功臣们愤愤不平，都说：“臣等身被坚执锐，多者百余战，少者数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萧何未尝有汗马之劳，徒持文墨议论，不战，顾反居臣等上，何也？”刘邦借畋猎讲明了萧何在建汉中的作用，他说：“夫猎，追杀兽兔者，狗也，而发踪指示兽处者，人也。今诸君徒能走兽耳，功狗也。至如萧何，发踪指示，功人也。”既然说到这一步，战将们便不好再说什么。

　　受封完毕，排定位次时，战将们推出了他们的代表曹参，纷纷陈辞道：“平阳侯曹参身被七十创，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一。”分封之明，刘邦已拂逆功臣，首封萧何，这时，虽然仍想将其列为第一，但一时找不出新的理由，关内侯鄂君很了解刘邦的心思，遂上言论萧何与曹参之功劳，他说：“群臣议皆误。夫曹参虽然野战略地之功，此特一时之事。夫上与楚相距五岁，常失军亡众，逃身遁者数矣。然萧何常从关中遣军补其处，非上所诏令召，而数万众会上之乏绝者数矣。夫汉与楚相守荥阳数年，军无见粮，萧何转漕关中，给食不乏。陛下虽数亡山东，萧何常全关中以待陛下，此万世之功也。今虽亡曹参等百数，何缺于汉？汉得之不必待以全。奈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万世之功哉！萧何第一，曹参次之。”刘邦当然立即采纳了这一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