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局某人士”发起反击，指责陈培德“接二连三地接受记者采访，炮轰中国足协，揭裁判的老底”，说他知情不举是“违反党纪国法”。
■中国足协态度强硬：裁判接受绿城贿赂，已经超出足协处理权限，可交给司法机关处理。宋卫平陷于尴尬，陈培德身心疲惫，反黑面临着流产的可能。
■新年伊始，一辆黑色奔驰穿过黑夜停在浙江省体育局门口。李书福终于答应交出证据。宋卫平和李书福在茶室相约再度联手，一起提供证据。
陈培德对打黑前途十分忧虑
阎世铎与南勇出席新闻通气会
12月29日，陈培德上班后处理完一批文件，点了一支烟，将还没痊愈的身体靠在椅背，闭上眼睛，似乎在等着什么。
李冬生回北京已六天了，浙江省体育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也已过去三天，阎世铎和中国足协还是“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按常规足协该有动作了，“5.19”事件后，中国足协很快就对俱乐部做出“杀无赦，斩立决”的处理，“甲B五鼠案”也很快就“乱世须用重典”，对俱乐部做出了处罚决定，为什么在处理裁判的问题上这么难下决心呢？会不会有些足球官员屁股不干净，怕“拔出萝卜带出泥”呢？
阎世铎迟迟没有动，也许正在酝酿大动作，眼前的宁静正预示一场强台风将要来临。这动作会是什么呢？陈培德想给阎世铎打电话沟通一下，手伸向电话，又觉得不妥。这时，电话铃却响了起来。
陈培德抓起电话，一个陌生的声音就钻了出来：“陈局长吗？我是北京的球迷。今天的报纸上有对你不利的言论，体育总局批评您了，中华网上也有，你快看一看……”
陈培德心里不由一惊，顺嘴说：“好的，好的，谢谢！”
放下电话，他急忙将吸一半的香烟在烟缸掐灭了，挺起腰来，把左手边的电脑打开。总局批评他，这实在出乎意料。在这场斗争中，他对国家体育总局一直抱有希望。他认为打假扫黑是顺应民意，合乎民心的，是符合党中央的反腐精神的。方益波写的内参已引起中央领导的关注，总局领导应该将这杆反腐的大旗接过去，把这场运动进行到底。
陈培德想不出自己究竟哪错了，是不该支持绿城和吉利的揭黑？还是不该开新闻发布会公布证据？他突然想到，揭黑以来，总局始终没正面表态，全国其他媒体纷纷报道吉利和绿城揭黑，报道绿城交出证据，体育总局的机关报《中国体育报》却只字没提，有消息说，在国家体育总局没人在公开场合谈论此事。现在明白了，体育总局对这场打假扫黑并不支持。
电话又响了，他接起，是珍环。她问道：“培德，《钱江晚报》上的新闻你看了没有？”
“还没看，正在网上搜索。”
“我感觉这个恐怕就是总局领导的态度了。难怪你写那么多封信没有回音。”她停顿了一下，问，“你感到压力没有？”
“是的，这是一个无声的压力。”他真实地说。
“培德，我和孩子都认为你是对的。放心吧，我们会跟你站在一起的！”
陈培德心里一阵感动，觉得心里踏实了，自己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身后有着家人，他们会永远跟自己站在一起的。
“老伴，实践证明最可靠的、最可信赖的还是家人。我会注意的，会把握好的，你放心吧。”陈培德热泪盈眶，语调哽咽地说。
电脑显现出桌面，陈培德登录中华网，很快找到了那篇文章。
组织扫黑还是个人泄愤？
——陈培德扫黑“越俎代庖”
本报讯：浙江省体育局局长陈培德最近接二连三地接受记者采访，炮轰中国足协，揭裁判的老底，他的举动引起了国家体育总局领导的高度重视，并密切关注他下一步的动作。体育总局某人士告诉记者，陈培德是一个正厅级领导干部，他接受采访，究竟是以个人名义，还是以组织名义？如果是前者，必须向媒体说明，但是从这几天他的所作所为（举办新闻发布会等）来看已经不能用个人名义来解释了，包括他提出的四点意见等。如果是后者他必须经体育局党组讨论才能接受采访。同时，按组织程序，他必须将他的意见上报国家体育总局，并抄送中国足协。可是，他根本没有这样做。
这位人士还指出，打假扫黑是组织行为，陈培德作为一个党的高级干部应当懂得这一点，如今，他始终没有向总局汇报，而一再在媒体上露面，这样做，不符合组织程序，也不符合党的纪律。目前，某裁判的退款和忏悔信都在浙江省体育局，如果他们和违法裁判私下接触，并私了，那都是违反党纪国法的。
这位人士认为，浙江省体育局和绿城俱乐部连行业管理都谈不上，可他们却联手打假，这实在有些风马牛不相及。体育局是国家行政机关，不应过多地介入一个俱乐部的具体事务，尤其不能介入过深，否则的话，就从根本上混淆了行政机关的职能。
这位人士反映，陈培德一再声称要打假，那么，对于绿城方面的问题却只字不谈，假若没有绿城行贿，哪来的裁判受贿？如果陈培德是为了中国足球事业的健康发展，那应该同时谈两个方面的问题，不能只谈一个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如果陈培德明知绿城有问题而不去举报，那也是违反党纪国法的。而且，体育局把材料“私藏”，而不及时向上级单位及司法部门举报，这也是一种违纪行为。
陈培德的手颤抖了，心颤抖了，整个身体也颤抖了。“炮轰中国足协，揭裁判的老底”，“不符合组织程序，也不符合党的纪律”，“违反党纪国法”等等字句排山倒海般压了过来，让他喘不过气来。这是报道吗？这是“文革”的大字报！歪曲事实，打棍子，扣帽子，无限上纲。我没跟总局反映过吗？没跟中国足协通报过吗？对绿城方面的问题只字不谈了吗？没有。“体育总局某人士”是谁？他的观点和态度是否代表国家体育总局？能知道陈培德的“举动引起了国家体育总局领导的高度重视，并密切关注他下一步动作”的人绝非一般。
陈培德在网上搜索一下，没想到这条不足八百字的报道转载率极其高，不仅中华网、新浪网、雅虎网等各大网站发在首页，而且《天津日报》、《南方体育》、《华西都市报》等报纸也都转载了。
再搜索一下，发现过去许多支持打黑的媒体也都调转了方向，《钱江晚报》在报道《足协即将反戈一击 反黑面临半途而废？》中说，“绿城的‘打黑反腐’事件，最近几天形势可能发生大逆转。一直静观其变的中国足协实际上已胸有成竹，即将使出极具杀伤力的反击手段。一位与足协关系非同寻常的北方记者昨天透露，杭州方面的举措已引起足协甚至更高层的不满，认为这样的做法不符合组织程序，中国足协不予支持。”
“足协的这一反击，不但可以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而且将绿城送上了绝境。因为作为民间团体，属于司法机关的事情，足协可以不过问，而绿城作为配合司法机关，不管查实有多少裁判有受贿行为，绿城本身难逃干系。”
在这篇报道旁还配一篇评论《阎掌门到底想看谁表演？》，评论的第一句话是“李书福、宋卫平、陈培德锵锵三人行，将本该歌舞升平的岁末搅得乌烟瘴气，媒体和球迷又一次地精神抖擞起来”。尽管这篇评论嬉笑怒骂把“阎掌门”好一通讽刺挖苦，陈培德读后仍不禁倒吸一口凉气，媒体的风向变了，这样下去刚刚现出一线曙光的打假扫黑要夭折，腐败将与足球共存。
陈培德忧心忡忡地点燃一支烟，站到窗前，胸中窝着一团火，什么“始终没向总局汇报”？2000年5月18日，我就上书袁伟民，建议在体坛大刮反腐“龙卷风”；2001年10月11日，我给体育总局和中国足协发去“关于整顿中国足球的谏言书”；10月18日，向中国足协递交了四点表态；11月29日，我又致信袁伟民局长，反映九运会赛风问题突出。我先后给体育总局写过五次信，怎么能说“始终没向总局汇报”？总局可有过答复？
“5.19黑哨”、“甲B五鼠案”后，吉利、绿城揭竿而起，主动向足坛腐败发起进攻，体育总局可有过表态？有关浙江打假扫黑的情况，我哪一步没有跟阎世铎通报？
烟雾缭绕，陈培德一边梳理着思绪，一边扪心自问，难道下级对中央关注和群众拥护的反腐败问题没有公开发表意见的权利吗？难道辖区出现腐败和违法现象，体育局长不能公开表明态度吗？难道我应该像其他地方体育局长那样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吗？难道我不应该公开支持绿城和吉利俱乐部揭黑吗？难道“众人皆醉我独醒”就是“沽名钓誉”吗？我怎么就不知道错在哪里？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地方体育的最高执行官见违法违纪的腐败现象出现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应该不闻不问，装聋作哑么？如果自己不站出来，足球反腐会出现这么一个可喜的局面么？
晚上9时15分，盼望已久的《黑哨内幕》在央视终于播出了。
在节目中，宋卫平等人面对镜头再次证实了甲B联赛有“两个战场”，另一战场即贿赂裁判。宋卫平说，在一个赛季中，绿城有“三分之二的比赛都要花钱”，而绿城花在裁判身上的钱，在甲B俱乐部中属中下水平；李书福说，在一个赛季中，“花钱的比赛达70%—80%”。
最后出场的是陈培德，他对着电视观众说：“几万名观众在看台上为球队加油助威，而这场比赛的结局是赛前已经决定了的，宋卫平说他感到有种负罪感。人民的这种热情受到了侮辱。”
片子结尾还播放了中国足协在12月19日发表的声明：“中国足协从开始到现在，惩治腐败现象、打击行业不正之风的决心是坚定不移、旗帜鲜明的，并欢迎各俱乐部，包括正在参加足球事业的企业、曾经参与企业、新闻媒体以及社会各界，举报和监督足球界的丑恶现象。只要有确凿的证据，中国足协必然根据有关规定进行严肃处理。对于属于违法、违纪的问题，无论涉及到谁，涉及到多少人，都将依法进行严肃处理。”
这一声明与“总局某人士”观点与态度刚好相反。
陈培德和夫人一起看完了这档节目，长舒口气，内心深处的阴云出现一道罅隙，灿烂的阳光射了进来。央视是党的喉舌，是中国最权威的媒体，《黑哨内幕》的播出，代表着与“总局某人士”完全不同的一种声音，一种力量！最起码打假扫黑不会跌入低潮，媒体不会一边倒了。
“培德，我知道你做得对，没有错。可是，我担心你的人身安全。我最害怕的不是这位‘某人士’，而是受贿的裁判和行贿的俱乐部，他们被逼急了，狗急跳墙了，说不上会干出什么事情。你在明处，人家在暗处，万一有个什么不测，可怎么办？”珍环说。
陈培德已五十八岁，两年后就退到人大去了，何必冒这么大风险？政治的闷棍打了也就打了，身体的闷棍要是打了，说不定就丧了命，也可能成为植物人，家里的日子还怎么过？
“我会注意的，会把握好的，你放心吧。”陈培德看着荧屏上的广告说。
沉默一会儿，珍环突然说：“既然人家已公开指责，那么咱们也该给予公开答复。”
平时，她从不过问陈培德工作上的事情，现在却提出了建议，看来是深思熟虑的。
陈培德说：“目前还不知道‘总局某人士’到底是谁，万一是总局的一位领导呢？这样可能将省局与国家总局的关系搞僵，我个人倒无所谓，浙江省体育局的压力可能就大了。”
“只要真理在，什么都不要怕。”珍环望着他说。
陈培德的心怦然一动，泪水悄悄地涌上眼眶，模糊了视线，珍环真是一个难得的贤内助啊！
是啊，为什么就不能公开答复呢？可以考虑。
躺下之后，陈培德辗转反侧，不能入寐。“总局某人士”的“违反党纪国法”之说又像一群饥饿的蚊子出现在脑海，嗡嗡乱叫，挥之不去。“总局某人士”啊，你为何连自己的姓名都不敢公开，这种躲在暗处打闷棍是一个共产党员、领导干部的行为吗？你为什么就不能光明磊落？“5.19”和“10.6”事件之后，浙江省体育局高举打假扫黑的旗帜，新华社、央视等媒体都积极配合，你为什么不站出来表明态度？打假扫黑斗争有了进展，有裁判退赃了，写忏悔书了，贪官和行贿的俱乐部惶惶不可终日了，你坐不住了，跳了出来，你究竟代表谁啊？
他越想越睡不着，侧耳听一下，珍环呼吸均匀，看样是睡着了。他轻轻地爬起来，披件衣服，钻进书房。
书房不大，仅七八个平米，两侧是摆满书的书架，中间有张桌子。他拉开窗帘，月光如水泻入。他点燃一支烟，坐在月光下，陷入沉思。
自己出身贫苦，没有共产党就没有自己的今天。自己中学入团，担任团总支书记，1965年，在北大入党，这辈子党让干啥就干啥，对党和人民是忠诚的，从没有离心离德过。为什么要冒那么大风险力挺打假扫黑，为什么要站出来叫板兴奋剂，难道为了自己么？如果说是为自己的话，那么是的，为了自己的良心，为了党的高级干部的良心！
我支持打假扫黑错了吗？我是为个人利益吗？是为权为名吗？我已五十八岁，离仕途的终点仅咫尺之遥，只能是站好最后一班岗了。我力挺打假扫黑，是不折不扣地执行党中央的反腐精神，是给总局补台，而不是拆台。“总局某人士”，你指责我不按组织程序办事，你这种匿名在媒体公开指责就是按组织程序办事？退一步说，你认为我做得不对，为什么不找我，为什么不代表总局提出指导性意见？浙江省体育局支持打假扫黑没有错，我决不会后退，要坚持到底！
“你怎么又起来了？”珍环披着衣服走了过来。
陈培德下意识地掐灭香烟。珍环给他立过规矩：除非特殊情况，否则在家不许吸烟，数十年来他严格遵守，很少违规。
现在是否算特殊时期？珍环没有责备。
“睡不着啊，脑子乱得很。你起来干什么？”他不安地说。
“你不在，我睡得不踏实。”她搓搓手说道。
江南的冬天，草木还是绿的，花儿在绽放，屋里却阴冷得让人心颤，尤其是夜晚，寒气袭人，最难过的就是从热被窝里钻出来。浙江体育的最高行政长官陈培德想的是体坛腐败、足球黑暗；妻子珍环想的是丈夫的身体。焦虑和失眠会引发疾病。她特别想帮帮他，哪怕能帮上一点点。
“把心放宽一点儿，我们能力有限，有些事儿是管不了，只要努力做了，也就问心无愧了。你说对吧？”
“如果做官的都为自己着想，中国也就没有希望了。我今晚怕是睡不着了，想给‘某人士’写一封公开信，不然心里憋得慌啊。”
珍环理解地点点头，拍拍他的肩，转身悄然离去。不一会儿，她把一碗热气腾腾的夜宵放在桌上，轻声叮嘱一句：“培德，趁热把它吃了。少吸点儿烟，对身体不好。”说罢，转身回卧室了。
他出生抗战最艰难的岁月，母亲饥寒交迫，哪还有奶水？他一出生就饿肚子，饿得不停地哭，可是母亲实在拿不出什么来喂他。幸亏他命大，活了下来，可是由于小时营养不良，身体特别弱。婚后，珍环想尽办法给他滋补，要求他作息有规律，不许熬夜。不论在宣传部，还是体育局，他都是有名的“妻管严”，在外边叱咤风云，回到家里就要老老实实听老婆的。
陈培德打开电脑，冻得有点儿僵硬的手指在键盘上敲打起来，一个字接着一个字敲到了屏幕上，渐渐忘了夜寒，手指越来越灵活，越敲越思如潮涌，一页、两页、三页……
当他敲完最后一个字符时，窗外天空已经放亮。他伸一伸懒腰，想吸支烟，当手指伸进烟盒时，却发现烟盒已经空空如也，转眼看一下烟缸，烟灰和烟蒂已经溢出来了。
“杜局长，总局有人表态了，是发在中华网上的。我连夜给总局写了一封信。这是我的信与中华网上的报道，你看看。”陈培德走进杜兆年的办公室，把报道和公开信递了过去。
杜兆年看了看报道，又看了看两眼通红的陈培德，怒目圆睁，高声喝道：“这简直是颠倒黑白！”
那篇报道，昨天在体育局上上下下已引起不小的反响，大家都愤愤不平，怕让陈培德上火，没有一人跟他提起此事。
看完公开信，杜兆年压低嗓音，跟陈培德商量道：“陈局长，我们不能任他们胡搞，要不召开个党组扩大会，商量一下对策？”
“好，事不宜迟，马上通知大家到会议室。”陈培德说。
他们在一起搭班子已八年了，工作上配合默契，许多事都能想到一起去。杜兆年认为，足坛的腐败不除，不仅会影响国家的声誉，还会威胁社会的稳定。在这场打黑斗争中，他始终坚定不移地跟陈培德站在一起。
几分钟后，党组扩大会议在会议室召开，出席会议的有副局长杜兆年、李云林、应祖明，办公室主任郑瑶，人事处处长应祖明，训竞处处长，体坛报总编辑李烈钧，省足协专职副主席王之海，每人桌前都摆放一份那篇报道和陈培德的公开信。
杜兆年先发言，他说：“打假扫黑是浙江省体育局一致的要求，陈培德作为局长是我们体育局打假扫黑的代言人，他的所作所为不是个人行为，‘总局某人士’的讲话不仅否定了陈培德，也否定了浙江省体育局，我们必须据实澄清。”他的绍兴口音很重，可是说起话来铿锵有力，掷地有声。
有人分析说，“总局某人士”若能代表总局，那篇报道为何不发在体育总局机关报《中国体育报》上，却发在地方网站上？网络新闻还不成熟，鱼目混珠，真假难辨。这是否以不正规方式发泄一种情绪，抑或是“个人泄愤”？
李云林建议：“公开信是否先发给总局？”
他刚四十出头，在副局长中是最年轻的一个，可是精明干练，头脑清晰。他在杭州钢铁总厂工作了十几年，从普通教师一直干到宣传部长，后来调到团省委任副书记，1997年省体育局组建班子时，调到省体育局任副局长。
经过一番讨论，大家统一了认识：不论“总局某人士”能不能代表国家体育总局的态度和意见，浙江省体育局的打假扫黑都要进行下去，绝不能被高压所屈服。不过，斗争要讲究策略，应该先把那篇报道传真给总局办公厅，请他们甄别报道的真伪，并以探虚实。同时将公开信以征求意见的形式寄给他们，让总局了解浙江省体育局的态度，如果总局不答复，那么就将公开信在媒体上公开发表，给社会一个交代。
陈培德望着在座的同志感到特别地亲切，特别地可爱。患难见真情，什么叫同舟共济啊，什么叫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啊，这就是啊！有这一坚强的后盾，风再大，浪再高，又算得了什么？
公开信经过集体讨论修改之后，对“总局某人士”予以四点答复：
一、 关于“无组织无纪律”
体育法规定：地方各级体育行政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的体育工作。打假除恶、惩治腐败是党中央的号召，也是国家体育总局的要求。我们浙江省体育局介入足坛打假扫黑，是依法行使职权，正当履行法律赋予职责的对足球甲B联赛杭州赛区体育违法行为的监督管理职责。“总局某人士”的公开批评和指责，不顾事实，粗暴武断。
某人士指责说“打假扫黑是组织行为”，“如今，他始终没有向总局汇报，而一再在媒体上露面，这样做，不符合组织程序，也不符合党的纪律”。如确实如此，没有话说，当然应当受党纪政纪处分。但是事实恰恰相反，我局从2000年以来，就我国体育界的腐败问题，先后多次给总局作口头的和书面的呼吁。具体为：
2000年5月18日，陈培德局长致信袁伟民局长、李志坚书记，建议在体育界大刮横扫腐败的“龙卷风”；此后，还发起联合华东六省一市体育局长向全国发出保证不使用兴奋剂的倡议书，上报总局；
2001年10月11日，我局又向总局递交了《关于整顿中国足球的谏言书》，并抄送中国足协；
10月16日，中国足协对浙江绿城等五家俱乐部足球队在甲B联赛中的违纪行为作出处理后，我局即于10月18日作出反应，向中国足协递交了四点表态，明确支持中国足协对绿城的处罚，全力配合中国足协，责成省足协敦促绿城俱乐部进行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整改；
11月29日，陈培德同志致信袁局长，反映九运会赛风问题突出，呼吁高度重视。除了函告总局，陈培德同志还就足球多次和中国足协阎世铎同志沟通和反映情况。
遗憾的是，对于各种各样的报告陈词、信函呼吁和情况反映，近两年来，总局一概置之不理，五次给总局领导谏书没有反馈。一个省体育局，以实际行动支持总局反兴奋剂，反腐败，居然遭到总局如此冷遇，这是“叶公好龙”呢，还是另有难言之隐？
二、关于“风马牛不相及”
“总局某人士”说，“浙江省体育局和绿城俱乐部连行业管理都谈不上，可他们却联手打假，这实在有些风马牛不相及”。这个腔调，不像国家领导机关发言人说的话。因为他连国家体委起草，并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都忘了，或者根本不懂。《体育法》第四条明确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体育行政部门或者本级人民政府授权的机构主管本行政区域的体育工作。我局主动介入发生在本辖区内的假球黑哨问题是依法行使对发生在本辖区内的体育违法行为的监督管理职责，还是“越俎代庖”、 “风马牛不相及”？这是起码的常识。
三、关于总局的态度
对总局的态度，我们感到疑惑不解。作为体育最高主管机关的国家体育总局，对天怒人怨的足球黑哨问题，时至今日，仍然置若罔闻，持沉默不语的深沉姿态；相反，对一个地方官员为净化足坛和体坛说几句话而大为敏感，深感不安，并且，莫须有地用一系列的假设，给他的共产党员堂堂正正的正义行为栽赃。
总局领导，不把聪明才智用在如何领导和引导这场正义与邪恶的斗争上，而是把兴趣放在向敢于站出来说话的人施加压力上，这不禁使我们想起毛泽东同志当年的一段话：对群众运动，是站在他们的前头去领导他们，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或者是站在他们的背后冷嘲热讽地指责他们？
在足球打假扫黑这一大是大非问题上，这一段的时间已经证明，各种人都在表现自己，作出各种表演。作为共产党员，这是党性的考验；作为中国人，这是良心的检验。
四、关于“总局某人士”的错位
我们为总局“总局某人士”惋惜。久经社会历练，他怎么会愚蠢地犯了他想强加给别人的错误，即：未先个别地、内部地、按组织系统对当事人给予批评，而后再予以公开披露的错误，这是政治上极不成熟的表现。因此，我们有权利在总局对此作出答复以后，对本公开答复向媒体披露。如果某人士对媒体记者的系统谈话不代表总局，而纯属个人泄愤，那么，“真正是”不符合组织程序，也不符合党的纪律，如若一意孤行，也就完全“违反党纪国法”，所以，我们要严正要求总局责成某人士，对他的言行，在媒体上公开道歉。
压力如磐，时势多变，陈培德身心交瘁。
宋卫平交出证据后处境尴尬，本来入甲B圈儿就短，没有多少朋友，这么一来更没人跟他来往了。
媒体说：“绿城自曝行贿黑哨，实际效应至今还仅限于赢得媒体和球迷的几声喝彩。”
也有媒体说：“接连扔出几颗揭黑炸弹后，绿城董事长宋卫平暂时停了下来，静看中国足协如何行动。但握有更多证据的他并不是没有招数了，而是表示等到下月中旬，再决定是不是要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还有媒体说，宋卫平被逼得无可奈何，没路可走，也只有孤注一掷。
宋卫平对记者说，在迫不得已时，为顾全中国足球大局就要牺牲个人利益的话，绿城将做通“忏悔”的裁判思想工作，让他在“忏悔书”上签名。
裁判成为惊弓之鸟，手机一响见杭州来电顿时色变，若是绿城找他，恨不得把手机塞进马桶里。用媒体的话说，杭州是“暴风眼”，说不上哪阵风把他刮进地狱。
一位裁判悄然潜入杭州，怕留下证据不敢乘飞机，坐火车咣当到杭州，不敢住宾馆，在浴池里猫了一夜。次日一早约出中间人，将钱退回后慌然离开。形势如此严峻，还会有裁判退赃和忏悔么？没人退赃，没人忏悔，宋卫平还能拿到新证据么？
著名体育评论员黄建翔说，从内容上分析，忏悔信有不少漏洞。我发现这次绿城事件与以往足球圈内的官司有明显的不同，我总在质疑，到底是浙江省体育局状告足协，还是浙江绿城俱乐部状告足协，是官告官，还是民告官，这显然是两码事。
黄建翔看来有点反常，有点看不懂了。自有甲级联赛以来就不断有俱乐部告中国足协，从来没有地方体育局搅和进去的。
中国足协新闻发言人董华对记者说：“照目前来看，一封信并不能说明白太多的问题，我们还需要继续调查取证，再做新的打算。”
有媒体说，“中国足协尽管说一定要严肃对待这次揭黑事件，扫黑不手软，但并没有表现出雷厉风行，倒是在周四抛出一个‘希望得到真正有效的证据’的说法，又把球踢还给了绿城。”
有媒体认为扫黑可能要息鼓，也有媒体认为足协即将反戈，反黑可能半途而废。
还有媒体报道，中国足协一位高层官员对记者说，绿城“首先应该遵守中国足协的章程，如果真的存在裁判接受俱乐部钱财的问题，应该向中国足协进行汇报，至少双方也应该沟通一下，即使对中国足协不信任，也完全可以向国家体育总局反映问题，再不行还有更高的领导机关”。
该官员话锋一转，直指浙江省体育局：“当地的领导部门也同样，出现这样的问题，大家都应该有一种责任感和组织纪律性，可以向更高一级组织汇报。如果真的触犯了国家法律，我们可以交给司法机关，由司法介入。果真裁判写了忏悔信，表明接受了俱乐部的贿赂，就完全可以交给司法机关处理，中国足协对此已经没有了处理权，因为这已经超出了我们的处理权限。”
绵里藏针，既然俱乐部说行贿了，裁判也忏悔了，你们交给司法机关去处理好了，不要再找我们足协了，找我们也管不了了。
言外之意，你陈培德和宋卫平不是能折腾么，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好了。
中国足协的态度强硬起来。
也有人指责陈培德，俗话说，“宰相家人七品官”，京城来个科员，省里都得厅局长，甚至副省长出面接待，你陈培德有啥资格指责和批评中国足协？你是司局级，中国足协也是司局级，实际上人家的官比你大多了，你这样不等于犯上么？
宋卫平无可奈何地长叹口气，对记者说：“如果足协还是不理不睬，我又能怎么样？”
宋卫平焦头烂额，无计可施了。
陈培德的压力越来越大了，越来越焦灼不安了。他清楚那“忏悔书”和四万元钱是不能作为有效证据的，希望宋卫平再提供几个有效证据。现在看来，难度不是大，而是非常之大了。
假如再拿不出有效证据，这场貌似雷霆万钧之力的轰轰烈烈的打假扫黑就会无疾而终，宋卫平和李书福的揭黑，浙江省体育局的支持，媒体的铺天盖地报道只不过是一场闹剧，最后腐败与足球同在，公正的遮羞布下塞满龌龊，净化足坛的希望彻底落空……
宋卫平跟记者说，不论谁接手绿城俱乐部，他都将为球队提供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资金支持。看来他想像李书福那样退出足坛，退出这块伤心地，把足球还给假球和黑哨。也有媒体说，“绿城‘炮轰足协’，闹够了就跑，私下交易转让给绿园。”说宋卫平早在一两个月前就有跟足球拜拜的念头，他们找到的下家是杭州绿园。“据有关人员透露说，他们是为将浙江绿城俱乐部转卖给杭州绿园俱乐部一事，专门到足协活动的。昨天上午，三方专门就转卖一事的可行性，与联赛部主任杨一民交换了意见。”
陈培德的失眠越来越严重了，人像秋天的树叶眼看着就衰老了。多少个夜晚，他站在书房的窗前，望着杭州的夜空，思考着自己应该怎么办。守土有责，可是有多少比自己更有责任的人已不负责，自己还有必要坚守下去么？足坛腐败与自己有多大关系？自己已是将要退下来的人了，权力、级别、荣誉等等，越来越不重要了，最最重要的是身体。再这样熬下去身体能否吃得消？身体要是垮了，对得起珍环和孩子们吗？晚年还怎么生活？珍环一遍遍地劝他，放弃吧，别管了。
妹妹打来电话：“哥哥，你要注意安全啊。在紧要关头，那些人什么事情都能做得出来！”
这年头有钱就有势，花钱雇凶的案件还少么？把俱乐部老总和裁判逼急了，他们从大把大把的钱中拨出一个零头就可以让他从这个世上消失。
他平静地对妹妹说：“哥哥这样做是在尽自己的职责。哥哥如果有不幸，有意外，就是死了也是死得其所，不用为我担心，我会注意保护自己的。”
刚放下电话不一会儿，又接到弟弟的电话：“哥哥，你说的都是事实，哪场球踢得正常，哪场球踢得不正常，我都看得出来。不过，哥哥你可得处处小心哪！”
陈培德的心被轻轻触动一下，泪水潸然而下。
弟弟和妹妹，血肉相连哪。他们今天怎么都来电话了呢？是巧合还是听到了什么？
陈培德啊，你不能放弃啊，要是放弃能对得住党和人民，能对得住千百万的球迷，能对得住自己的父母和兄弟姐妹吗？亲人并不希望借你什么光，只希望你能做一个好官，一个有良心的官，一个敢于为人民负责的官。
陈培德啊，你不坚持下去能对得住媒体吗？那些记者不仅仅是你的朋友，也是同一战壕的战友。你能把战友丢下自己悄悄地撤退吗？你要坚持，坚持，再坚持，胜利就在坚持之中。
守土有责，你无论如何也要坚守住自己的责任啊！
他想起两个月前，原国家体委主任李梦华在浙江安吉观摩完全国山地公路马拉松赛，乘飞机回京时，他到机场去送行。李梦华握着他的手说：“你这次在足坛打假扫黑中带的头很好，我对你表示支持。中国足球这样弄不行，水平肯定上不去，还要坏事。你做得对，不要怕，没什么好怕的，要和腐败斗到底！”
在九运会结束的酒会上，原国家体委副主任徐才端着酒杯走过来，当着许多人的面说：“培德同志，我敬你一杯酒，你是中国体育界反腐败的斗士，我们老同志支持你！”
如何扭转这一被动局面，不让扫黑流产呢？
陈培德想到了吉利，想到了那门“古斯塔夫巨炮”——李书福。李书福在告别足坛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只要法院需要，我们可以把所有的证据都拿出来。”《新闻调查》记者杨春采访时问道，“如果中国足协下令要查黑哨问题，你们能不能拿出确凿的证据来？”桂生悦不是说“我们愿意尽全力配合。我们会把我们所知道的东西全部拿出来”么？时至如今，吉利一份证据也没交。吉利若能交一份有效证据，打假扫黑就有望诺曼底登陆。
可是，李书福已宣布退出足坛，跟体育已不搭边，他即便不退出足坛，广州吉利俱乐部在广东省，陈培德也是“铁路警察，管不到那一段”，有什么理由劝说李书福交出证据呢？陈培德望着那无尽的夜色，望着星星点点的灯光苦思冥想着，似乎有一灯光闪烁一下，让他想到浙江省举重队。
李书福是浙江人，根须也在浙江。根须会蔓延，蔓延就会与泥土亲密地接触，就会跟其他根须打交道。1996年，浙江籍举重运动员占旭刚在亚特兰大奥运会夺得一枚金牌，浙江举重队受到举国关注，吸引了李书福的目光。他主动找上门来，想做浙江举重队的赞助商，五年赞助一百万元。这是一件好事，在市场经济下，经济是强势，想跟什么联姻就跟什么联姻，比如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经济与文化就联姻了。不仅如此，经济还与政治、艺术、文学、足球统统都联上姻了。经济已渗透到了所有领域，成为各行各业的老岳父，完全可以用“无孔不入”一词形容。经济与举重自然可以联姻，举重队需要经费，吉利集团肯出钱，两厢情愿，何乐而不为？于是，吉利集团跟举重队签下合同，送来支票。
在浙江举重队，跟李书福联系密切、相处融洽的是总教练陈继来。陈继来这个人可非同寻常，是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体育荣誉奖章”、“为中国举重事业作出突出贡献荣誉奖”的国家级教练，为国家和浙江省培养了多名优秀运动员，如荣获两届奥运会冠军的占旭刚、全国举重冠军王国安等。陈继来不仅为人正直，嫉恶如仇，还是全国人大代表。他与陈培德是邻居，门对门住着，他在402室，陈培德在401室。
陈继来对足坛腐败深恶痛绝，每次碰见陈培德都打听打黑进展情况。他还与最高检察院联系过，希望司法介入。他还为陈培德他们捏把汗，没有确凿证据，这场轰轰烈烈的打黑斗争怎么收场？所以，当陈培德找到他，说了一下情况，他二话没说就答应了。
陈继来对李书福说：“李总，你能够站出来揭足坛的黑幕，说明你是一位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如今，已有裁判忏悔了，打假扫黑出现了良好开端，你应该为扩大成果，为净化体坛做出更大的贡献。”
李书福尽管退出足坛了，广州的告别会、杭州的媒体见面会后，他成为中国足坛打黑第一人，成为中国足球英雄，不论走到哪里人们都跟他聊足球，谈黑哨。可以说，他对打黑的形势非常了解，并不比陈继来知道的少。
李书福对陈继来很尊重，这些年来他们相处得不错，所以他很给陈继来面子，说话也不绕圈子，他说：“陈教练，我不是不想为净化足坛做贡献，而是我的负担太重了。你想过没有，我要是把黑哨的证据交上去，有可能会因行贿而被判刑，那我的企业怎么办，我的员工怎么办？再说，我是个商人，以后还要做生意，要是被判了刑，客户还能信任我吗？”
在新闻发布会上揭黑是一回事，提供证据则是另一回事，李书福总不能投入数千万元搞足球，结果让足球玩了还假装不知道。他李书福还不至于窝囊到那种地步，即便是想从足坛退出去，也不能蔫声不语地退，不能给别人留下把柄，要扔几枚炸弹，让那些吹破哨的浑小子知道知道李书福不是好欺负的。他说手里有证据，可以向法院提供，那是吓唬那些裁判，让他们惶惶不已，担惊受怕，晚上睡不着觉。足球玩了他那么多次，他总得玩足球一把吧？
李书福清楚自己跟裁判是拴在一条绳上的蚂蚱，要想证明裁判犯有受贿罪，就得先证明自己犯有行贿罪，这不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吗？李书福走南闯北这么多年，什么事没经历过，哪里会干这种蠢事？
陈继来实在不甘心打假扫黑就这么流产了，不情愿足坛继续黑下去，只有苦口婆心地相劝，希望李书福在这关键时候助陈培德一臂之力。
李书福实实在在地说，陈教练，我不是不相信你，也不是不相信陈培德，我是不相信中国足协，不相信阎世铎。陈教练，我们别那么幼稚了，中国足坛复杂得很，凭我们几个人的力量是无法撼动的。今后，我只能干点力所能及的事了，把全部精力都投放在汽车生产上，从今往后再不谈黑哨了。
李书福是个企业家，不是专门搞足球的。当初搞足球也是为了企业，为了吉利的品牌营销。他的最大理想就是造世界上最好的汽车，为此当年还写过一首诗：“寒冬去，春天到，埋头苦干静悄悄。不要吵，不要闹，自主品牌撑大腰。欧美风，韩日潮，崇洋媚外何时了? 中国车，飞多高，奋战十年变大雕!”经过多年的奋斗，李书福在中国汽车领域站起来了，如今谁不知道吉利，谁不知道李书福？他怎么会为那几个“吹破哨的”当陪葬，怎么能为他们“出征未捷身先死”呢？
再说李书福已经退出足坛，不再是足球圈子的人了，完全有理由不管足球那些烂事儿。那些吃足球、喝足球的足球官员不想管，那些两脚踩在足坛烂泥中的俱乐部老总也不想管，凭啥让人家已经跟足球没瓜葛的人去管？
陈继来还能说啥呢？再说，李书福的话说得直率，一点儿都没藏着掖着，没跟你玩虚的，你陈继来总不能硬逼着人家跟黑哨死磕，非得来个鱼死网破吧？
元旦早上，陈继来告诉陈培德，“今晚在上海谈生意的李书福要途经杭州回宁波。”
陈培德欣喜地说：“我想跟他谈一谈，你能不能想办法帮忙约一下？”
陈继来想，李书福这点儿面子总会给的。他电话打了过去，李书福听说陈培德约见，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告诉陈继来，在晚上十点至十点半钟，他一定赶到陈培德的办公室。
李书福与陈培德接触不多，却对这位另类高官颇有好感。在“吉利足球俱乐部告别足坛”新闻发布会上，李书福说过，没得到政府的支持也是他退出足坛的原因之一。同时，他对绿城能有陈培德这样的体育局长而表示羡慕，绿城遭受委屈或不公平时，陈培德挺身而出，为他们伸张正义，讨还公道。相比之下，让他这位远在广州的游子感到特别寒心。
李书福特别守时，差几分十点钟，他的那辆黑色奔驰车就穿过夜幕，驶进体育局院内。陈继来迎上来，把李书福和他的助手领进陈培德的办公室。陈继来在寒夜中等候了两个多小时，他意识到这次谈话举足轻重，非同小可，有可能改变中国足坛的现状。他在家里说什么也坐不住了，与其这么坐立不安的，还不如到路口等候。他虽然不会把李书福提前等来，可是路口毕竟离李书福更近一点儿。
陈培德把李书福他们让到靠窗的沙发上，省略寒暄，单刀直入，直奔主题：“李总，我们特别敬佩你在吉利退出足坛新闻发布会和媒体见面会上的揭黑的勇气。你在这两次会上也都说过可以把所有的证据拿出来，你打算什么时候交证据呢？不能长时间只打雷不下雨啊！”
李书福嘿嘿笑了，可能没想到陈培德说话会如此直率，连个弯儿都不拐，觉得自己也没必要兜圈子，只好实话实说：“陈局长，我把材料交了，会有什么后果呢？我是不是得去坐牢啊？我坐牢了，我企业的员工怎么办？”
陈培德不是法官，即使是法官也不能保证李书福交了证据不坐牢。吉利到底行贿多少，桂生悦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四十多万元，恐怕远不止这个数。李书福说，一个赛季有百分之七十五至百分之八十的比赛花过钱，四十多万元够么？
李书福永远不会忘记当年背着一架小相机，骑辆破自行车满街跑兜揽照相生意的窘迫。他知道自己历经多少磨难才成为被人尊重，甚至于崇拜的亿万富翁，所以他不想成为中国足坛的祭品，不想陪着那些“吹破哨”的裁判去坐牢。
“在新闻发布会上，你面对《足球之夜》和《新闻调查》的镜头时怎么就没想到这些呢？”陈培德不紧不慢地问道。
空气犹如遭遇寒流的晨雾，瞬间就凝固了，不再流动，心脏在钟表的伴奏下怦怦地跳着。
有谁会忘记退出足坛的那个镜头？李书福丢开讲稿，愤愤地说：“我以为跟裁判搞好关系也就是请他们吃顿饭。不行，还得给钱。我问，五千够吗？不够！五万、十万、二十万、一百万！妈的，都是放屁……为了取得好成绩，吉利也曾经送过钱，是通过中间人送的……也有俱乐部向我们行贿，让我们放掉某场比赛，我们没答应。”
李书福没有表现出尴尬，像一个孩子似的歪着头，顽皮地笑着，似乎回想起那一镜头。他说，那次新闻发布会本来想给全国球迷和广州市民一个交代，他和桂生悦念完稿子也就结束了。稿子律师看过，经得住法律推敲。可是，他越念越来气，越念越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索性就甩开讲稿说了那番话。
他也许后悔了，如果没有那段插曲，跟这倒霉的足球也就干净利索、完全彻底地“拜拜”了，结果一冲动说了那番话，惹出浙江媒体见面会和《新闻调查》的采访，现在陈培德要他交出证据。
李书福表示，既然自己已经退出足坛了，再做这些事情就有点儿多管闲事了。
陈培德毕竟当过政工干部，当过宣传部长、大学的党委书记，知道怎么做思想工作，知道什么时候下什么药。
陈培德像老大哥似的耐心劝道：“李总，开弓没有回头箭。你既然打响了中国足坛揭黑的第一枪，那么就应该交出证据，否则就会变主动为被动。你在新闻发布会上讲过吉利也收买过裁判，桂生悦也说过大体的数字，你们在《新闻调查》节目里也谈过这个问题，这表明你们已经公开承认了，从法律上讲你已经公开自首了，没法收回去了。你作为一位著名企业家，不仅要对社会负责，也要对自己负责。”
李书福已感到了压力，沉默不语，似乎在思考，最近许多人都劝过他别再谈黑哨，有一位领导说得更明确，你还是搞好你的汽车吧，既然已经从足坛退出来了，还谈黑哨干吗？可是，黑哨是他的一块心病，要想彻底忘掉谈何容易？有时忍不住还要谈几句，他可能没想到往足坛发射几枚炮弹居然会给自己带来这么多的麻烦，一不小心成了新闻人物，总有记者想采访他，这不陈培德还要他交出证据。
陈继来坐在一旁听着他们交谈，想劝李书福几句，可是找不到机会。这回他们都不说话了，他插了一句：“李总，陈局长说的话很有道理，他是为你好。你按陈局长说的做是不会错的。我是人大代表，可以帮你呼吁一下，争取在法律上从宽处理。”
“陈局长，我该怎么做呢？”李书福说。
“我们是法制的国家，足球不是法律的特区，裁判受贿数额巨大，司法介入是迟早的事。你最好把证据准备好，交上来。”
“具体情况我不大清楚，都是下面人办的。我回去就让他们准备证据。”
也许陈培德征服李书福的除所讲的道理之外，还有人格魅力。他不像其他官员那样圆滑，那样满嘴官话、假话、大话，那样做起事来敷衍塞责。
陈培德喜出望外，没想到李书福这么痛快就答应了。
窗外的夜色越来越浓了，不时响起几声鞭炮声，似乎在提示人们这是2002年的元旦之夜。李书福的助手接完一个电话后，对李书福说：“宋卫平来电话，说您的手机关机了。他有要事找您，请您给他回个电话。”
李书福给宋卫平回话。宋卫平说，他跟新华社的两位记者在一起，问李书福想不想过去见一下记者。李书福告诉宋卫平，他跟陈局长在一起。宋卫平说，希望跟李书福像召开媒体见面会那样联手交出裁判受贿的证据，并劝李书福不要再拖了，赶快行动。
李书福可能没有料到，2002年伊始又被那个破足球给缠住了。陈培德和宋卫平都劝他交出证据，看来不交不行了。
他们又聊了一会儿，觉得该说的话说差不多了，陈培德拨通方益波的电话，沟通一下情况。
一行四人下楼，乘车直奔望湖宾馆六合居茶室而去。
方益波和杨明在中国足协采访过阎世铎之后，29日一起飞到杭州，对黑哨深入调查。
当天下午，他们不仅采访了宋卫平，还跟宋卫平一起看了央视的《黑哨内幕》。
不过，他们没达到预期效果，宋卫平没提供新证据。
在30日下午，他们又采访了陈培德。确切地说是采访了浙江省体育局的几位主要领导，除陈培德之外，还有杜兆年、李云林，办公室主任郑瑶，浙江省足协专职副主席王之海。采访顺利，可是，陈培德该说的早已说了，而且媒体已报道过了。陈培德只提供一个较为重要的信息，“据说写忏悔书的裁判是北京的，在体育学院任教。”
杨明从侧面了解了一下，体育局的人说，陈培德为人随和，平易近人，对下属特别关心，可是在关键问题上绝对讲究原则，不徇私情。
元旦下午，方益波和杨明再次约见宋卫平，想得到新证据。晚上九时，他们在位于望湖宾馆七层的六合居茶室的一间包厢见了面。
宋卫平欣然地说，他是打的过来的，在路上接了一个电话，聊了一会儿黑哨，没想到出租车司机认出了他，下车时说什么也不肯收钱。
“是啊，足球反黑，深入人心哪！”方益波说道。
可是，宋卫平阳光灿烂的心情转瞬就被杨明的一席话给击落了。杨明冷峻地说：“宋先生，现在打黑已经进入僵局，要靠证据来说话了。我们大家都在等待您的证据，你却迟迟不交。再拖下去，您就成为阻碍事件进展的人……我认为你不给我们提供证据的唯一理由就是怕自己进监狱。你要是不说，我明天就回北京，写内参时明确写上您不肯提供证据。”
宋卫平看了看杨明，又看了看墙上挂着的写有“静观”二字的横幅。王维写过“静观素鲔，俯映白沙”的诗句。有人说，静观是一种自信的人生修养，以高雅丰富的人性来体验自然之美。此时，宋卫平肯定无法进入“静观”之境界了。他沉默片刻说：“这样吧，我给李书福打个电话，我们还是一起行动。”
宋卫平就是这样给李书福打电话的。
将近零点，陈培德、李书福、陈继来等人赶了过来。一下增加四个人，小包厢坐不下了，宋卫平只好调了一间大的。
“我和李总谈得特别好，他已经答应把证据整理好，交上来。”陈培德兴致勃勃地对坐在同一侧的方益波和杨明说，然后转头，跟对面的李书福调侃地说：“李总，他们是新华社的，主要写内参。你把证据给了他们就等于交给了党中央，你应该充分地信任他们。”
大家笑了，李书福笑过之后没吱声。宋卫平可能觉得他还存有顾虑，只好敲了敲边鼓：“李总，我们豁出去吧，个人问题就不要过于考虑了。”
李书福又沉默一会儿才开始说话，主要说的是他进入足坛之后的经历和感受，最后说，交出证据肯定会有顾虑的，可是这事关系中国足球的发展，所以个人的顾虑也就不重要了。说起那些裁判，他说，联赛的输赢是裁判掌握的，这些人扒掉皮就是胆，根本就不考虑后果。
李书福和宋卫平表示分头收集和整理证据。
凌晨一点半钟，陈培德、李书福、陈继来等人告辞，宋卫平他们还要再聊一会儿。
当陈培德他们再坐上李书福的奔驰时，2002年元旦已经过去，街道静悄悄，偶尔出现一两个行人。
“李总，你自己是造汽车的，应该坐自己的车才对嘛，给自己的产品树树形象，打打品牌。”陈继来打破车内的沉静，笑着说道。
“等三厢车造出来，我就换自己产的车，这也算是免费给自己打广告嘛！哈哈哈。”李书福笑着说。
车厢洋溢起欢乐的气氛。
夜晚车速像是布朗运动的理想状态，眨眼间车就到了体育局，陈培德他们下车，与李书福握手告别，陈培德不忘叮嘱一句：“李总，尽快把材料准备好交上来。你不会反悔吧？”
“放心吧，陈局长，我回去就让人准备材料。你说的话我都记住了。”
话音刚落，奔驰绝尘而去。
陈培德欣喜地对陈继来说：“新年伊始，大好的开局，真让人振奋哪！”
说罢，他仰望着还被夜色笼罩的天空，情不自禁地说一句：“天快亮了。”说完，老哥俩向家中走去。
1月2日，在宋卫平的动员下，小方向方益波、杨明提供了绿城做裁判工作的详细过程，并提供了涉黑裁判的名单和金额。宋卫平不仅把涉黑裁判名单递交给中国足协，还做通裁判陈国强的工作，他答应接受方益波和杨明的采访。李书福也兑现了元旦之夜的部分承诺，桂生悦给方益波和杨明提供了四位涉黑裁判，不过没交代详细过程，受贿金额也不确切。两家俱乐部提供的涉黑裁判有七人，其中有几位是两家同时举报。尽管事后陈国强没有接受采访，方益波和杨明还是大有所获。
1月4日，新华社发表了杨明和方益波的报道《新华社记者调查取得突破：中国足坛确有黑哨》，报道说：“在浙江绿城和广州吉利董事长宋卫平和李书福以及浙江省体育局局长陈培德等人的协助下，新华社记者对‘黑哨’事件的调查采访取得突破：中国足坛确有‘黑哨’。从记者了解到的有关线索和材料看，有多名裁判接受‘黑钱’，甲B联赛也存在‘假球’问题。新华社已通过有关渠道反映此事，并将继续跟踪报道这一事件。”
报道不足二百字，却具有极大的震撼力，不仅全国媒体纷纷转发，还引起国外媒体的关注。《德国之声》随之发表《中国黑哨足以震惊世界》，文中说：“中国职业足球在世界上没有什么名气，但它的‘黑哨’却一举成名。腐败现象如此深入到体育领域，实在令人担忧……”
《球报》预测黑哨将进班房，并十分乐观地说：“很多人已经站出来了，中央级的媒体也参与进来，中国足协所谓的证据一说再也搪塞不过去了。按照最新的司法精神，那些收了黑钱的裁判将面临公诉，并且最后有人将因此而锒铛入狱，给裁判送钱的各俱乐部也有可能因为行贿罪被提起公诉，但宋卫平因为在打假扫黑中的特殊贡献而被特别赦免。中国足坛一片混乱，黑幕徐徐拉开，中国足坛的纯洁从此将由司法来保护。从此，裁判不再是一个热门的行业，而是相当一般的行业，但从此，中国的联赛干净了许多。”
黑哨再度成为新闻关注的焦点。足协犹如挨了一闷棍的醉汉，直怔怔地没有反应；除绿城、吉利之外，其他俱乐部鸦雀无声，既没站出来揭黑，也没反驳，似乎“躲进小楼成一统”，哪管外边的风风波波。
央视体育记者张斌分析：“吉利和绿城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足球场上新的人物。足球场上的老江湖在这会儿沉默是他们唯一的选择。你看所谓的揭露假球，揭露黑哨，真正做的活跃的都不是老江湖，老江湖是受坑害者，也是既得利益者，所以为什么吉利和绿城站出来，很多因素我们都考虑到。还有一个因素，他们在足球的泥潭中涉世不深。”
1月4日，中国足协在急风暴雨、电闪雷鸣之下，召开甲级俱乐部总经理联席会议，二十七家俱乐部的老总聚集成都。联席会是阎世铎执掌足坛后才出现的，媒体将之称为峰会。首次联席会是2001年7月在大连召开的，第二次是10月在沈阳开的，这第三次。
在报道《中国足坛确有黑哨》发表之后，中国足协不表明态度却悄悄地开联席会，到底是什么用意？有人认为足协可能想跟俱乐部商议和平解决黑哨的办法，也有人认为足协想跟俱乐部老总组成联盟，共同讨伐炮轰者。其实，这不过是巧合，这个会在绿城、吉利联手揭黑之前就确定了。
这次会有一个众所关心的问题，即新赛季甲A和甲B联赛有几个球队降级。让足协头痛的是在2001年没有甲A球队降级的情况下，仅中远一家晋级，从而导致2002年参加甲A联赛的球队是十五支，出现了单数。这意味每一轮比赛都将有一支球队轮空，这种情况即使在欧洲的各大联赛中也极其罕见。有人猜测2002年甲A和甲B可能各有一支球队降级，也有人认为各有三支球队降级。
绿城俱乐部老总沈强忧心忡忡地说：“抛开我们球队是不是还有人可用不提，单说今年联赛的周边环境，就已经让我们保级形势严峻了。”“甲B五鼠案”导致绿城十四名球员被禁赛，仅剩下十一名球员，实力大大削弱。他们想将绿城与乙级队绿园合并，以弥补兵力不足，可是足协迟迟没有批准。俗话说，“亲戚有远近，朋友有厚薄”。在足球比赛中也是如此，关系不错的两队在球场相遇，见对方有难就会“帮”一把，关系紧张的两队相遇就会拼命“死掐”。有人说，宋卫平揭黑破坏了行规，已成为俱乐部的公敌，绿城队也就成为了其他队的死敌，当所有的球队都想跟他们“死掐”的话，这日子肯定不好过。有人愤恨地说，绿城这个甲B的“新兵蛋子”刚刚进来就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足坛、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新赛季一定联手把他们“做”到乙级队去。这种做法在联赛中并不新鲜，十多年前就有球队被“做”过。裁判对绿城更是恨之入骨，有的说，今后绿城即便有钱也没地方送了，谁还敢要他们的钱？话外音是绿城连送钱的资格都没有了，对他们绝不客气！如此一来，绿城岌岌可危矣。
唯一让沈强感到安慰的是新华社、央视等强势媒体的介入，或多或少会有点儿震慑作用，足坛的歪风邪气有所收敛。他在会上大谈净化足坛，健康足球，快乐足球，中国足球的健康与快乐有赖于足坛上一个个环节的治理，绿城要为中国足球的发展作贡献。
会议的第一天，中国足协竞赛部主任杨一民说，处罚涉及“甲B五鼠案”俱乐部的目的是治病救人，处罚只不过是个手段。大家都认为足协有可能会“大赦”，这样一来压在浙江绿城、成都五牛、绵阳太极、江苏舜天和长春亚泰等五家俱乐部老总心头的磐石松动了，脸上浮现一缕阳光。
5日下午2时，中国足协副主席张吉龙和竞赛部主任杨一民召集“五鼠”开会，记者闻讯早早就等在八楼会议室门口，看着五家俱乐部的老总一个个像等待“大赦”的罪犯似的神情紧张地走进会场。一小时二十分钟后，老总们像一条条苦瓜似的出来了，“大赦”梦想破灭了，在冷峻的现实中摔得粉碎。
不论中国足协情不情愿，黑哨的问题在这次会议都无法绕过去。张吉龙在会上要求俱乐部老总提供黑哨和假球的线索、证据。杨一民表态，中国足协对所有反对足坛的不正之风的行为都表示支持，对绿城的打黑行动给予肯定。足协还给每位老总发放一个表，请他们对裁判进行无记名打分，然后当场收回。
不管足协对绿城真心实意地肯定，还是不得不有个姿态，这犹如寒冬中的一缕阳光让孤立和冷落中的沈强感到了温暖。他兴奋地对记者说：“我们只是想通过大家的努力，对足球环境有一个基本的净化，使众多企业能在一个好的环境中搞足球。”
有记者问，绿城能否得到多数俱乐部认同和支持？
沈强说：“我相信大多数都对我们的方向认同。比如说见义勇为大家都认同，但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在关键时刻站出来，不过不站出来并不代表他们不赞同此事。”
沈强的说法是对的，老总们不说并不等于不想；在会上不说，不等于会下不说；当面不说，不等于背后不说。有的私下对记者忧心忡忡地说，打黑必须司法介入，这样一来必然导致一大批国际裁判、国家裁判、俱乐部的骨干、中国足协和地方足协的官员进去。另外，这事彻底揭穿，中国足球将有可能招致国际足联的处罚。中国足球盼红了眼睛才盼进了世界杯，这么一来足球又得跌入低谷。
有的顾虑重重地说，足球是一项社会影响极大的运动项目，足坛腐败彻底曝光的话，必然会引起有关方面的注意，从而加大对投资足球的企业监管力度，优惠政策也会调整，甚至可能会严格监控俱乐部的资金运作，导致足球企业无利可图。
许多城市把足球当作自己的名片，地方政府对俱乐部给予很大的支持，进入足球圈的企业除打知名度之外，还可以在税收、土地、贷款、项目等方面捞到好处。先进入足球圈的民营企业，有的在短短几年内资产就增加了几倍，甚至十几倍。
有人担心，当足球无利可图时，企业就会纷纷撤离，中国足球的末日也就来临了。
还有老总说，“黑哨是一个全世界的问题。以前由于中国足协的软弱，对裁判的监管和处罚力度不够，加上部分官员的参与和纵容，所以造成了今天黑哨在中国足坛的失控，让人忍无可忍。其实，只要中国足协严管，再成立一个独立的裁判监管机构，联合各俱乐部制订相应的行规制度，是可以把黑哨控制在一个可以接受的限度内的。”
有一位老总提出的“高薪养廉”设想得到了大家的认同，他说：“我们每个俱乐部每年花在裁判身上的钱在一百万左右，全部俱乐部加起来就在两千万以上。花了钱还要做假账，还有行贿的嫌疑，而且还不知道能不能起到作用。与其把钱给在暗处，还不如把钱给在明处。我们每个俱乐部只要拿出收买裁判一半的钱，作为给裁判的津贴，比如说一场给裁判一万五，一个裁判如果一年执法二十场比赛就会有三十万的高收入，然后再辅以其他处罚措施，比如停哨、罚款甚至司法介入等。如果可以名正言顺地得到高收入，那就不会有裁判愿意冒坐牢的风险去收黑钱了。”
这位老总没想到无意中泄露一重要信息，那就是每年每家甲级俱乐部行贿裁判的金额是一百万左右，按此计算，全国有二十七家甲级俱乐部，行贿总额将近三千万元！那么四年下来就是一亿多！作为上亿元的行贿受贿大案司法不介入怎么能行？
绝大多数老总都不希望司法介入，他们认为司法一旦介入就覆水难收，介入深浅足协无法控制。可是，黑哨又愈演愈烈，再继续下去有颠覆甲级联赛的危险，他们希望足协按行规处理，抓一两个裁判，杀一儆百，这样一来足坛腐败会有所遏制，足协对上对下、对内对外也有个交代。
有的老总说，让我们提供黑哨的线索和证据，这不是拿我们当傻子么？我们提供了，足协不处理，最后不了了之，搞得我们里外不是人。天下裁判是一家，表面上看你得罪几个裁判，其实是把所有的裁判都得罪了，这样还会有好果子吃吗？
一位俱乐部普通工作人员说，老总们哪里是害怕扫黑对俱乐部不利？他们害怕的是对自己不利。行贿的主谋是谁，还不是这些老总？他们要是不同意，下面的人做得了么？有的老总甚至亲自参与了行贿过程，他们与黑哨的关系是甲方乙方，黑哨要是挖出来了，他们也就被牵扯出来了。尽管他们恨黑哨，可是谁愿意跟裁判同归于尽、鱼死网破呢？
这话得到一位老总的认同，他坦率地说，我们检举黑哨就等于供出了自己，行贿的钱是我批的，这钱还得变通，不能走账，确保查不出来。我要是检举了黑哨，司法机关一查，我既做假账又行贿，这罪可就大了。我不能跟人家宋卫平比，他有浙江体育局保着，有陈培德支持。我要是出事，谁保我？还不得自己去坐牢？只有傻子才干这事呢！
也有老总说，收买黑哨这种事儿，我不是主谋，只不过是一个执行者，老板才是主谋。给黑哨的哪笔钱不得请求老板？有的还牵扯上层领导。有一次我们输了，上层领导不快地对老板说：“不是说裁判工作都做好了吗？怎么裁判还给对方一个点球？”
1月11日，终于有俱乐部站出来支持绿城和吉利了。广西足球俱乐部说，自从中国足协提出希望俱乐部提供黑哨假球的线索和证据以来，还没有俱乐部站出来说话。我们想打破足坛的这种不正常的沉默，愿意把手里收受“黑钱”的裁判名单以及其他一切相关证据提交给中国足协。
广西足球俱乐部副总经理陈锡彪对新华社记者说，在2000年全国足球甲B联赛中，在南宁承办宏远队的主场比赛中，他们给裁判送过钱，每场五万元。同时，也给第四官员送过钱，不过数额较少，通常是四五千元。2000年赛季，他们总共给黑哨准备了六十万元。
陈锡彪痛心疾首地说：“中国足坛黑就黑在假球、黑哨和官哨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他呼吁：“为中国足球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这不仅是中国足协同时也是所有中国足球从业人员和所有足球俱乐部的责任。中国足协对足球中的腐败现象态度非常坚决，有关俱乐部也应该勇敢地站出来，为净化中国足坛尽到自己应有的责任和力量！”
有报道说，原深圳金鹏俱乐部老总利焕南也站了出来，加入到宋卫平、桂生悦和李书福组成的“反黑联盟”之中。利焕南说，“我不隐讳，当时我们金鹏俱乐部也给裁判送过钱，一万元到三万元不等。虽然知道这是不对的，但没办法，为足球的大环境所迫。花钱就是想买个公平。有些裁判员拿到钱后会嫌少的，当然也有裁判员将钱退回来的。”
当记者提起有一场比赛某某裁判收了俱乐部二十万元钱时，利焕南说：“这个裁判员很黑，这在圈内是有名的，我们也跟他打过交道。有一场比赛我们给他送上三万元，结果他还不大买账。这些人真黑，典型的吃完原告吃被告。实际上，在上飞机时你突然检查，有些裁判员肯定满口袋是钱。”
时隔数日，陕西国力队球员于光也站出来声讨黑哨。他说，中国裁判的黑哨问题前几年就存在，但可悲的是如此危害职业联赛的毒瘤却一直无法根除。据说，黑哨搞定一场关键性比赛就可进账三十万左右，这些裁判发财后买车买房，甚至有的还买了别墅。去年，国力的一个客场比赛之所以在领先的情况下最终被主队翻盘，很大程度输在黑哨上，明明不越位的球他偏偏吹你越位，主队越位进球被吹成有效，这球还怎么踢？最可恨的是黑哨在对我们劳动果实摧残的同时愚弄广大球迷。
于光说：“关键在于引进法制以增加打击力度，让想收黑钱的黑哨们不敢为所欲为，只有这样，中国足球才能健康发展，我们球员也才可以在公平的氛围下舒心地踢球。”
国力队的尚青说：“足协早该下手了，不揪出几个黑裁，中国足球真就毁在他们手里了。”
南方某俱乐部的A对记者说：“我早就知道这些黑哨迟早会有栽跟头的一天！”
俱乐部怕中间人有猫腻，让他做裁判的工作，给黑哨送钱。他说，他们俱乐部起先不懂得这一规矩，以为凭实力就能冲甲A，结果连续几场比赛都是先赢后输，眼看就要赢球了，结果在最后一刻被黑哨黑了。后来，经一位北方的裁判的点拨，他们才知道自己输在哪儿了。他们也入乡随俗，按规矩办事，主场赛前请裁判洗桑拿和按摩，当裁判尽兴时把红包递上去。第一次给裁判送钱时，A遇到的是一位资深的国际裁判，他将钱接过去，掂了掂，掂得A的心七上八下的，不知他会不会拒收，会不会嫌少。在比赛的最后一刻，那位裁判给了他们一个点球，让他们翻了盘。从此，每次主场赛前，他都拎着一个装有八万现金的沉甸甸的皮包去送钱。
他说，有的裁判不仅好财，还好色。第一次和裁判C接触时，双方都比较谨慎。真是一回生，二回熟，第二次C洗完桑拿后就提出要小姐。他满足了C的要求，当然了，C在第二天也满足了他的要求，那场球他们赢了。有的裁判特别黑，把俱乐部当成孙子。有位名气和脾气都特别大的裁判要去健身房，偏巧那天俱乐部的小车出去了，开来一辆中巴。这位裁判一看就暴跳如雷，说什么也不上车。最后，给他加了一些钱才算摆平。这样还算不错的，有的裁判不仅吃你喝你拿你，最后还要玩你。有一位裁判总跟他们过不去，请桑拿洗，送钱收，可是比赛时照样吹他们的黑哨。
A说，按规矩办事，立竿见影，主场的成绩很快就上来了。让俱乐部明白了送钱才是硬道理。在冲甲A的关键场次，他们不仅加大了送钱的力度，而且在客场也送钱了，最后冲甲A成功。
钱越送越多，A也越来越感到不安，最后放弃了这份工作。
还有一位俱乐部的工作人员说，请裁判洗桑拿、找小姐、塞红包都是四五年前的玩法，现在流行的是打卡。俱乐部把一张卡交给裁判，再告诉他密码就OK了。这样不仅公关人和裁判都省去了拎现金的不便，而且在二次交易时可以避免见面，具有很好的隐秘性，即便记者发现比赛有猫腻，跟踪裁判也不会发现什么。裁判如今都特别谨慎，交情不深是不会收钱的。想搞定裁判，有时还需要足球官员引见。足球官员往往会暗示：“这几个裁判明年还会有用。”言外之意要放长线钓大鱼，有的俱乐部在赛季开始之前就给裁判打过去二十万元，赛季结束时再根据场次和裁判的表现另外加钱。
有人说，中国拥有腐败的传统，在封建社会“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共和国成立之初，毛泽东亲批斩杀令，处决了大贪官刘青山、张子善，遏止住腐败的蔓延。如今，腐败已危及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官员暂且不说，当三年裁判都不止“十万雪花银”。有媒体披露，天津裁判L住三百平米的房子，家里不仅有设施齐全的桑拿浴房，卧室放有高档水床，所用电器都是高档的，还有一辆汽车。L只不过是位体育教师，除裁判之外没有其他进项。
正气上升，浊气下降，中国足坛的春天会来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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