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党报办成高级报纸

把党报办成高级报纸

刘建明

当大众文化冲击下的低俗之风浸淫我国报业时，党报作为高级报纸仍在商业化的大潮中岿然不动，承担引导舆论、传播社会理想的使命。在美英这样流俗文化鼎盛的国家，仍然有《纽约时报》、《每日电讯报》这类思想挺拔的报纸保留着高级报纸的风姿。在我国，高级报纸的尊严耸立在许多党报的版面上，遏制着大众文化的流俗，成为社会思想的灯塔。让所有的党报都成为高级报纸，是当前党报改革中的新课题。

一、高级报纸是社会思想的旗帜

不久前读到一份市委机关报，除了第一版有几则会议消息和国际新闻外，其余3个版大都是社会新闻。商业炒作、广告和明星轶事穿插其间，花边新闻占很大的比重。接着，楼市专版、汽车专版和日用品分类广告色彩纷呈，把都市繁华的景象衬托出来。生龙活虎的版面似乎缺少最重要的东西——思想影响的力量。除了会议新闻中闪烁着一些政治概念，受众已看不到有生机、有创见的时事分析，也没有启迪人们心灵的短评。这就是一个城市的党报？我们不禁发出疑问。

在一个几百万人口的大城市，有报刊、电视台和广播电台给受众提供丰富的信息，让市民每天分享必需的新闻。有的提供关于吃穿住行的消息，有的给人们讲故事，有的为解除闲人的寂寞登一些绯闻笑料。一般性媒体传播这些内容不应遭到指责，但如果党报也把满足大众低层次的精神消费作为使命，社会意识也就没有主导方向了。

我国的党报有全国性的、地区性的，也有某个大城市的主流媒体。几家全国性大报理所当然是党报的楷模，省委机关报、地级市委机关报都在地方党委的领导下，担负重要的舆论引导任务，它们的思想性占有头等地位，决不能让商业信息和娱乐内容占据主要版面。党报是一种思想的力量，不是赢利性和迎合受众趣味性的出版物，它以关注社会重大问题争取受众的青睐，担当起高级报纸的社会使命。许多地方党报还不具备高级报纸的品格，党报当前的改革主要不是如何走向市场，而是把所有党报打造为高级报纸。我们试想，如果把《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办成《南方都市报》、《北京青年报》那样的报纸，广大读者一定会提出强烈的意见。在评估报纸的价值时，不能把不同功能的报纸混为一谈。

高级报纸不仅是对受众份额的占有，更是对受众思想的引领，以其权威性把受众吸引过来。它像一面社会理念的旗帜在民众心里高高飘扬，让人们仰慕消息的灵通，痴迷于精辟的时事分析，追随高屋建瓴的时代召唤。党报作为高级报纸，不断提出重大的理念，以思想影响力受到社会权重阶层的关注，成为主流人群每天必阅的媒体。不管它的忠实读者还是被它屡屡批评的对手，都对它张扬的理念不可割舍，每天阅读成为一种思想追求。党报进入人们的视野，一方面来自受众认识现实的迫切感，另一方面来自媒体内容的驱动。它对社会动向明察秋毫的揭示不仅及时，而且切中事件的要害，让人们获悉一个明确的认识。读者在党报的指引下，面对复杂的社会问题，知道朝哪里走，以及怎么走。党报高举政治理念的旗帜，每天给受众输送最清晰、最富有反思性的生活资讯，让人们准确地把握生活的脉搏，使那些为了工作和认识生活真谛的人，离不开它的指导。

思想旗帜向来有引导和启迪的作用，党报在发挥这一作用中构筑了权威，让受众把它当做一本教科书来读。对许多重大事件，党报每天都给人们有力的提示，离开了它，人们就茫然失措。社会因为有党报这样名副其实的高级报纸而稳健地发展，对社会的变动，人们每天都在这面旗帜下得出正确的结论，达到预定的目的。

二、党报具有高级报纸的理性

对高级报纸还可以从多方面界定，比如它是政治性媒体、严肃性媒体、导向鲜明的媒体，或供主流人群阅读的媒体，等等。但不能断定，大众化、低俗化的媒体就不谈政治，没有一定的思想倾向和导向性。就连多登犯罪新闻的法治小报，在反映社会治安状况方面，其政治浓度并不逊色。但党报最根本、最本质的特征是它的高度理性化，给人一种认识真理的力量，主导社会舆论的健康走向。

与此相反，大众化媒体是富有感性的媒体，热衷于报道最震撼的事件但对其缺少冷静、深入的分析。商业媒体只是把每天发生的重大事件搬到版面或荧屏上，让人们的感官得到满足，在理性分析上一般不花费更多的注意力。我们在大众化媒体上通常看到世界发生了什么，但很少看到它们为什么会发生。感性化使这种媒体栩栩如生，撼动心灵，但不知如何面对社会问题，采取何种应变措施。这是遵循新闻客观性理论的典范，难以越上更高的层次。它可能盲目地追求热点，参与炒作，以新闻的编年体而自豪。受众想从这类媒体获得认识真理的智慧，总感到血脉不足，有时不免陷于困顿。

高级报纸是理性的媒体，对世界的理性观察和理性透视，贯穿于重大事件的报道。党报紧盯震撼性事件，但不仅仅追求事件的感性化，而是以理性引导受众的理解，披露事实的内在倾向。报道感性事实仅是它观察世界的一个窗口，透视事态背后的隐蔽动向，让受众看到重大事件的本质，才是它关注的焦点。党报的新闻总是使受众清醒而富有理智，最终使大众的意见得到统一；而感性化媒体却只能使人激动，让人对报道议论纷纷，以致引发疯狂。

社会矛盾的纠葛，人民大众的苦乐，国家管理的得失，往往促成错综复杂的社会问题，有时可能在某个环节上演变为无法预料的事件。党报作为社会的守望者和人民利益的代言人，时刻洞察时势的演变，真实地再现社会的变故，以高度理性告诉人们世界的真相。毫无疑问，党报是对人民负责的媒体，回答人民提出的种种问题，架起政府的执政行为和人民认识的桥梁。没有理性的报道意识，不能区分复杂社会中的是非丑恶、良善正误，既不能回应人民的呼声，也无法为政府的管理提供冷静的思考。一切商业化报纸追求煽情的效果，缺乏理性的思考，不可能成为党与人民的喉舌，成为二者之间的桥梁。

还有一种“唯美主义”报纸虽然貌似高级报纸的理性化，但它们总是追求自我目的的极端化，以抛售美丽动听的概念为特征。党报对事实的精深透视，在翔实地报道事件时，以客观立场对事件作出实事求是的解释。越是在重大或突发事件面前，愈加严肃地剖析事件的利害，没有偏激情绪，不参与社会热点的炒作。唯美主义的报道渴望追求真理的最大化，把心中美好的想象凌驾于事实，唯恐人们不理解这种“美好的想象”，只顾以空洞的概念反复说明“美好的事物”而不是“事实”本身。党报作为党与人民的喉舌，善于以观察家的身份冷静地向受众说话，使党的思想和人民的追求相交流。一切高级报纸在表现理性时，则把事件展示给人们，越是敏感、引起人们疑虑的事件，越要坦率、真诚地告诉受众，然后揭示这一事件的内幕和可能发生的变化。把党报办成高级报纸一方面要十分理性化，另一方面应有务实的风格，接近生活和实际，而不崇尚空谈。

高级报纸始终主导着社会的话语权，履行社会警世者的使命。在社会总体架构中，人类以经济活动维系生存，以政治框架制定社会秩序的规则。高级报纸则让人们认识经济和政治生活的基本秩序和规则，预告社会可能突发的事变，防范社会危机的出现。党报这种警世的责任，被大众化媒体异化为“耸人听闻”，党报则把它视为大局意识和守土意识。高级报纸为大众掌管着话语权，为社会设置讨论的话题，引导人民正确认识所面临的任务，自然需要以高度的理性面对社会事件。党报的权威来自正确的话语，新闻的理性筑起权威的高塔，这正是党报的重要特征。没有正确的思想，没有对事件及时而冷静的分析，报纸就失去了话语的权威，丧失了主导社会舆论的职能。党报恰恰要有思想，要善于阐释事件的复杂因素，指引群众的认识方向。

三、谁是党报的主流读者群

在清晨大众围观报摊购买大众化报纸时，党报作为高级报纸究竟是谁的媒体？它的受众由哪些人构成？如果高级报纸连自己的受众都辨别不清，它的理性落点就失去了目标。毋庸置疑，大众化媒体面向大众的诉求，在内容上为各类人群提供兴趣的“平均值”。但党报不是推销兴趣，而是高扬思想，给一切关心国家健康发展的人提供精神食粮。在大众构成中，工人、农民占有50%的比重，占有30%比重的小商人和退休人员也有大众的本色，因为他们在思想上基本是个赋闲者，不会更多地专注政治和经济的演变。这类人接触媒体大都为了消遣。为适合这部分人群的需求，报道生活消息、娱乐性新闻及其他喜闻乐见的题材，成为大众化媒体的主打内容。大众媒体的价值，就在于满足这些人群的好奇感和休闲的需要。

高级报纸作为社会的旗帜，自然不是直接面向大众的，而是为社会主导人群提供信息和思想服务。社会主导群体在制定和贯彻社会政策，为社会进步创造思想理论、科学价值和经济基础。这些群体分布在各个层次，作为社会前进的中坚力量，是一些富有使命感和责任感的人。在中国，每个人都在组织中生活，工人、农民作为人民的主体是以大众身份出现的，但他们的代表是在基层经济与政治组织中的管理者，加上几千万知识阶层构成了社会主流人群。他们也是工人、农民的组成部分，按现行理论，他们是基本群众的优秀代表。不管他们的使命履行得怎么样，正是这些人程度不等地决定国家的命运，主导社会的发展，党报为这些人提供社会动态，分析重大事件，反映广大人民的呼声和要求，指导他们的思想和实际工作。企业家也是主流人群的一部分，也从党报上了解国家的政策、经济发展和国内外市场动向，也是党报的读者。所以，在一定意义上说，党报是工作性媒体、社会导向性媒体，不是为大众消遣服务的媒体，它的服务对象是各社会组织的管理层、广大知识分子和群众中关心国家命运的积极分子。这正是它作为高级报纸的另一个标志。

正因为如此，党报的发行量不一定过大，也不需要太大，这是由它的读者群决定的。有人以发行量的多少确定报纸的影响力，并不是科学的结论。只有把发行量和它的内容、读者群的属性结合起来考察报纸的综合影响力，才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据说，我国已经涌现出一个中产阶级，主宰了今天社会的发展，是唯一的主流人群；主流媒体要为这些人服务，符合这类人的口味；中产阶级阅读的媒体，才是名副其实的主流媒体。事实上，这类身居豪宅、多有百万以上家产的富人仍然居于人口的少数，超出中国今天主流人群的现状，只是一种高消费群体。不能把高消费群体误认为社会主流人群，因为他们并不决定人民的要求和满足这种要求，更不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但他们却是社会发展的最大受益者。颠倒了社会动力结构的逻辑，就把社会主导力量视为无足轻重了。在今天，决定科技生产力发展、从而直接推动生产力进步的知识界，绝大多数人收入仍然偏低，并没有进入中产阶层，但他们是主流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再比如各级政府的管理人员、广大工人、农民更不是高收入阶层。高收入群体，包括那些拥有亿万财富的私营企业家、金融食利者和富有的商贩，虽然在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但并不能决定中国今天社会的发展方向。当绝大多数人处于低收入或刚刚进入小康边缘时，代表工农大众要求的主流人群的社会管理者制定和推行社会政策，要求党报正确宣传这些政策，是他们实施管理工作的需要。党报富有思想教育的力量，为维护社会稳定提供充分的信息和意识形态支持，也是广大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离不开的教科书。

为富人阶层服务的媒体早已陆续出现，成为消遣与娱乐的精神大餐，这是主流人群可望而不可及的。为满足中产阶层经营、社交和高消费的需要，这类媒体的广告收益已相当可观，但在政治思想领域的影响始终是微弱的。为了给富人提供高级享受，很多媒体投向了金玉满堂的时尚，频道或版面的包装不断上档次。对这种分众化的媒体，奉送一个“高端媒体”的称呼，也许更为合适。

从根本上看，党报为社会中坚人群提供严肃的思想产品，召唤社会的理智和诉求，维护人民的切身利益与要求。在履行这一使命中，党报最大的特征是发挥建构正确意识形态的作用。一切党报都应成为高级报纸，满足各级干部、各类群体中关心国家命运的人群的需要，成为指导各行各业工作的有益的助手。

〔刘建明：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