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关系新变化的基本内容

一、大国关系新变化的基本内容

（一）冷战思维化的防范和遏制倾向持续加剧

虽说美欧在金融危机时代借重新兴大国，但是一旦他们的危机稍稍减缓，他们就开始利用各种手段和场合对新兴大国实施打击和遏制。典型的例子有美国所谓的“重返亚洲”的一系列活动、北约东扩、美在波兰部署“爱国者”导弹的计划依旧进行以及美欧策动哥本哈根气候会议对新兴大国碳减排施压等。

2010年以来，美国有步骤地“重返亚洲”引发了地缘政治震动，其主要假想敌就是中国。中美在谷歌事件、对台军售、会见达赖及人民币汇率等问题上接连出现摩擦，关系趋紧。随后，美国又利用“天安舰事件”强化美日同盟、美韩同盟，同时介入南海争端。有观点认为，中美关系进入最严峻时期，美国正在采取“代理人遏制”的策略，拉拢与中国有矛盾冲突的中国周边国家出头代替其遏制中国，以形成一个“C型包围圈”。这与冷战时期何其相似！

对于俄罗斯，美国的“重启”行动有缓和两国关系的一些内容，但其中也不乏冷战思维的影子。美坚持其在欧洲和其他地区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的计划而俄则将削减进攻性武器问题与美部署导弹防御系统联系在一起，认为进攻能力和防御能力应当一并协商解决。奥巴马政府“重启”美俄关系后于2010年9月宣布调整欧洲导弹防御系统计划，放弃了俄强烈反对的在波、捷部署SM-3拦截导弹的昂贵计划，改为部署分阶段、更具针对性且操作性和效率更高的欧洲反导系统。但美在波兰部署“爱国者”导弹的计划依旧进行。2010年5月，美国的导弹被正式部署到与俄加里宁格勒州边境相距仅60公里的波兰境内城镇莫罗。而北约东扩依旧按计划进行。冷战后，北约经过几轮东扩，势力范围已与俄边界接壤，其接下来的扩大目标是独联体国家。北约东扩实质上反映了美国在地缘政治上挤压俄罗斯的长期目标。

美欧对于新兴大国的遏制，在新时期开始用新的手段。全球瞩目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于2009年12月7日在哥本哈根举行，主要任务是达成温室气体减排全球新协议。发达国家提出的到2050年全球排放总量减少50%和发达国家减排80%，这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到2050年需要承担减少全球排放总量的20%，这遭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普遍反对。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回应，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对中国和印度等国家发出警告，称如果它们不在国际减排措施上予以合作，就有可能遭遇美国国会实施的贸易保护主义举措。其中包含发达国家有权对来自不实施碳减排限额国家的进口产品征收“碳关税”。

（二）多极化格局进展巨大

国际力量格局正迅速从传统的以美欧为中心，向着多中心的更加均衡的方向发展。美国单极独霸图谋已严重受阻，垄断国际事务的难度继续加大。但同时，奥巴马政府着手内政外交的所谓“变革”，努力维护“美国第一”的地位。从综合实力来看，尤其是国际机制的制定权和国际事务的话语权方面分析，美国仍在可预见的将来处于“超强”及“首要”地位。欧洲、日本等一些传统力量不但在国际金融危机中遭受重创，还受到生产效率下降、人口结构老化等长期困扰，但也希望争取在新一轮世界经济发展中占据竞争优势，在国际秩序的构建过程中保持其影响力。而中、印、巴等新兴大国则抓住机遇，进一步提升各自在新一轮的国际机制改革及创制中的话语权，力争使其制度化。

2010年4月世界银行改革投票权，将欧洲小国投票权转移给中、印、巴等即是典型事例。2009年也许可以被视为多极体系被确认且多极伙伴世界崭露头角的一年，持续的全球金融危机加速了多极化的发展，新上任的美国奥巴马政府则将布什政府后期的多边主义策略提升为基本外交理念之一。从这一理念出发，国务卿希拉里提出了“多伙伴世界”构想（multi-partner world），美国主导的20国集团取代8国集团成为处理国际经济和金融事务的主要机制。发展多伙伴关系一直是欧盟、中国和其他许多国家的主张。如今，有了美国这个头号大国的加入，多伙伴世界成了多极世界里各主要行为体的共同外交方略。这意味着:多极体系由于多伙伴关系的存在而可能实现多极和平；原有的特殊伙伴关系的特殊性会有所下降，各种双边伙伴关系的合作水平会出现某种对称化的发展趋势；双边关系相对疏离的行为体将在外部压力的驱使下提升相互合作水平，防止各自在多伙伴世界中处于不利地位。

（三）集团化全球治理机制越发成熟

“集团化”为后危机时期国际体系格局转型的新动态。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国际政治势力的再集团化或“G化”，成为全球治理和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主导力量。金融危机的发生促使发达国家更加重视新兴大国的作用，二十国集团（G20）成为当前国际经济合作与协调、应对危机的重要平台，对推动世界经济逐步走出危机低谷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是发展中国家首次以平等姿态与发达国家共同参与全球治理，标志着发展中国家对国际事务的话语权和影响力的提升，每年召开的G20峰会使G20集团的机制化又向制度化建设迈出了重要一步。在传统的思维定式中，“所有的国际决定都是由少数传统强国作出的。涉及全球经济的重要事务曾由八国集团决定。金融危机也进一步加快了新兴国家的崛起。由富国和发展中国家组成的二十国集团取代了八国集团，成为世界经济问题讨论和决策的首要论坛。在气候变化方面，新兴国家一直起着重要作用”。

当今，以新兴大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呈现群体性崛起的势头，新兴国家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国际机制建设、非传统安全国际体系改组中的地位相对上升。有关国际贸易、金融、气候变化乃至全球治理问题的讨论已经开始向发展中国家开放，并吸纳它们参加和倾听它们的声音。多种国际政治力量的重新组合，使转换中的国际政治格局深刻演变，催生着全球或地区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体的生成。具有典型性的是G20集团和“金砖四国”这样的替代性的合作制度化安排，使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呈现出多元共存态势。世界财富和权力逐步分散化，反映了发展中国家要求分享国际规则话语权和制定权的战略诉求。正是在这种主客观因素推动的大趋势环境中，国际格局的演变将逐步进入二战后最为深刻的历史发展时期。

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以及在世界经济复苏中的作用表明，新兴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分量日趋加大，非国家行为体的集团化已从全球治理的边缘走向了中心，从后台走向前沿，成为解决和协调全球性问题的重要合作伙伴。金融危机推动了国际体系转型和国际政治格局转换，当下，国际社会层出不穷的G2 、G3 、G4 、G14 、G15和G20等全球治理机构的议题设置，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际战略格局将酝酿调整和变革的新动态，其更深层的国际政治内涵则在于蕴意着国际体系格局的转型，是国际关系中具有标志性的重要转变。大国之间又进入了冷战以来新一轮的重新“集团化”过程，并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特征和关系互动的基本态势。

（四）非传统化竞争日趋明显

大国博弈中非传统化竞争倾向近来反弹明显。首先从各国的军事战略转型来看，大国军事战略转型更加面向多样化威胁。美国《四年防务评估》强调在“反恐防扩散”与应对新兴大国崛起挑战之间取得“平衡”，国防预算仍“遥遥领先”，且加紧研制超前武器系统。俄罗斯成立东、西、南、中四大军区与联合战略司令部，打造新指挥体系，推进新式战略装备部署。日本出台新《防卫计划大纲》，侧重海军与“西南方向”防御。印度研发与军购并举，打造立体攻防。英、法被迫采取财政紧缩政策，削减军费，拟“共享”军事设施以维持“世界大国”地位。北约成立“新安全挑战处”，推出“新战略构想”，突出“非传统安全威胁”。北极、海洋、网络和核成为大国战略博弈焦点。气候变暖与能源资源短缺等助推“北极热”，沿岸国军演不断，力图“私分”北极。海洋领土主权争端显著升温，海权角逐日趋激烈，海上军演“扎堆”，海军竞赛显现。美国着力推进西太平洋战略，强化战略打击力量“预置”，重点针对中国，密集演练“空海一体战”。网络空间战略地位迅速提升，美国网络司令部投入运作，演练“网络风暴Ⅲ”攻防战，假手“网络自由”对外颠覆渗透，极力强化网络霸权。美国力推“无核武世界”，聚焦核恐怖主义，举办首届核安全峰会，力求主导“核秩序”，美俄签署核裁军新条约。美国继续奉行防扩散双重标准，进行亚临界核试验，与印度、越南等推进核合作，加之全球核能发展“大跃进”，致使核扩散形势复杂，朝鲜与伊朗核问题继续“纠结”。

当前，全球变暖已成为必须重视的问题，南极和北极的冰川正在加速融化，海平面上升。“拯救地球”的呼声越来越高，所以气候问题将来必是国际政治的重大课题。美欧则欲利用气候问题制约新兴市场经济体发展。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正处于工业化阶段，也就是温室气体排放量较大的时期，美欧通过强调发展中国家也要“公平”承担气候问题责任，就是要限制这些国家工业的发展，从根本上制约其经济。随着亚洲工业技术水平的提高，美欧工业的远景堪忧。但如果能够成功地将环保确立为国际经贸谈判中的核心规则，那么就可以借此对全球经济进行重新洗牌。

（五）焦虑化的针对中国的政治意图逐步彰显

随着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持续跃升以及积极、主动外交的不断开展，一些大国在继续疑虑中国“韬光养晦”的战略意图的同时，更多地对中国“积极有所作为”开始不适应和不舒适。美国方面开始对其可能丧失中美关系的主导地位的疑虑和不满明显上升，并利用其主导的西方舆论，掀起新一轮对所谓中国的“强势外交”、“傲慢外交”及“误判形势”的口诛笔伐。2010年以来，美国舆论围绕中美之间在人民币汇率、美国对台军售、“谷歌事件”、“天安舰事件”、黄海军演和南海海上航行等问题引发的矛盾，推波助澜地要求美国政府在对华关系中显示强硬和决心。

中国与主要大国特别是美欧等西方大国之间身份定位和利益格局的调整，使得双方对所谓“核心利益”与“国际体系利益”的认知差距被放大，政策协调难度增加。一方面，中国坚持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定位，强调把主权和领土完整纳入中国核心利益的诉求具有正当性，也是中国作为一个尚未完全统一的大国肩负的长期历史任务。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舆论认为中国与西方大国在如何界定“核心利益”概念上尚未有共识，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可能会使中国在领土上得寸进尺”，部分舆论甚至将中国捍卫南中国海领土主权的决心解读为“中国开始扩大其对南中国海的主权要求”，认为中国意欲破坏现行的国际秩序，要求奥巴马政府转变战略以保护现行体系的有效运行。另一方面，中国以发展中国家来界定自身在解决全球和地区问题时所承担的职责，强调中国在维护国际体系利益过程中坚持公平、适度和渐进的原则，承担与国力和地位相适应的国际责任和义务。例如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中国坚持“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强调发达国家必须率先减排，并切实履行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支持和技术转让的承诺是国际气候变化合作中的关键。但是美欧等西方大国不断抬高中国的大国身份，要求中国以“核心大国”的身份重新定义核心利益，大幅度提高承担维护国际体系利益的国际责任。应该看到，美国制造出“中美共治”舆论，既反映其在国际事务中增加对中国倚重的客观事实，也希望以此来分担美国的领导成本。

（六）复杂化的大国关系态势更加突出

1.冲突与合作并存

冲突与合作的分量都很足，比如中美关系。一年来，中美之间的互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国际局势的走向。从整体来看，两者间的战略对话与合作有突出表现，同时，两者的权力政治冲突也明显地尖锐化了，从而形成了一种呈现更大摆幅的冲突—合作结构。2009年作为奥巴马政府执政的第一年，中美关系总体上呈现良好的发展势头。然而，进入2010年初，中美关系出现重大波折。谷歌事件、对台军售、奥巴马会见达赖以及对人民币汇率施压，导致了双方紧张关系的上升，包括军事交流的中断。但随后双方领导人的会晤，特别是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犹如华丽的急转身，又体现了双方强烈的合作意愿。然而，尽管双方在经济对话中取得了显著成果，但在战略对话中却没有推进双方在安全领域的互信。进入夏季之后，双方在安全上的不信任状态进一步加剧。除了军事外交上的交锋之外，双方以军演频频“亮剑”，构成了2010年中美关系中最引人注目的景观。

在这期间，美国联合韩国、日本以及其他亚太国家，进行了一系列大型军演，还调动三艘核潜艇同时在中国周边现身。媒体称这等于把多达462枚“战斧”导弹部署在中国周围。在此期间，中国也进行了一系列军演。从国家间的互动来说，“亮剑”无疑是一种强硬态度的表达。美国频频采取的军事行动，针对中国的威慑、围堵意图明显，而中国所做出的回应，也是在向美国传递信息:中国会以坚决的行动捍卫自己的国家利益。

回顾中美关系一年来的互动，可以看到，冲突与合作的两个方面都体现得非常鲜明。俄欧关系与俄美关系得以发展，是2010年大国关系变化比较突出的一个方面。一年来，奥巴马政府宣布放弃在波兰和捷克部署导弹防御系统，暂缓北约东扩进程，俄罗斯在独联体国家影响的逐渐加强，为俄欧、俄美关系的改善创造了有利条件。2010年7月12日，俄总统梅德韦杰夫在俄驻外使节及国际组织常驻代表会议上表示，俄罗斯要与自己的主要国际伙伴欧盟和美国结成特殊的“现代化联盟”。美国和欧盟先后与俄罗斯达成协议，支持俄罗斯加入世贸组织。10月，法国、德国、俄罗斯三国领导人在法国海滨城市多维尔举行峰会，就三方关心的重大国际问题，特别是欧洲与俄罗斯在欧洲安全方面建立合作关系交换意见并进行讨论。11月，在北约里斯本峰会期间，俄总统梅德韦杰夫应邀出席北约—俄罗斯理事会首脑会议，并积极回应北约提出的与俄共建欧洲导弹防御系统建议，使双方关系有了新的突破。12月22日，美国参议院以71票赞成、26票反对的票数，批准了美俄两国与4月8日签署的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新条约，这被看做奥巴马政府上台以来在对外政策上取得的为数不多的重大胜利。

与俄欧、俄美关系得到发展不同，俄日关系因领土争端而出现紧张。2010年11月1日，俄总统梅德韦杰夫视察国后岛，成为第一个登上南千岛群岛（日称北方四岛）的俄罗斯领导人。12月23日，俄罗斯政府第一副总理舒瓦洛夫又视察了南千岛群岛中的择捉岛和国后岛。日本政府对俄罗斯宣示主权的举动反应强烈，一度召回了日本驻俄大使。由于在主权问题上难以妥协，俄日领土争端已成为长期困扰两国关系的一个突出问题。

2.借重与牵制并存

借重与牵制的比重都很重，亦比如中美关系，还有俄美关系。

（1）中国的利益拓展已触及其他大国的重大利益，中国与主要大国之间的权势变化加剧了其他大国对中国发展的矛盾心态和战略疑虑。中国综合实力和利益拓展的高歌猛进，应对金融危机等内外挑战的体制优势增加了美国的警惕，也大幅度提高了美国对中国与美国合作应对全球问题的期待。奥巴马政府上台后，美国舆论一度热捧“中美共治”（G2）概念，即是美方的典型反应。2010年《美国安全战略》报告首次提出希望中国扮演“负责任的领导角色”，较之于布什政府时期希望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的定位又更进一步，要求中国承担更大的所谓维护国际体系的责任。相对而言，欧洲、日本等金融危机中的“失势”大国失落感和危机感增强；俄罗斯、印度、巴西等新兴大国也担心在金融危机的秩序重建中拉大与中国距离，对中国实力增长及利益拓展的疑虑都有所增加。

（2）中国与主要大国尤其是传统西方大国互动模式的调整导致相互之间不适应的矛盾有所凸现。2010年以来，美国舆论围绕中美之间在人民币汇率、美国对台军售、“谷歌事件”、“天安舰事件”、黄海军演及南海海上航行等问题引发的矛盾，要求美国政府在对华关系中显示强硬和决心。从俄美关系来看，从美国角度讲，美在一些国际事务中需要与俄达成一致，以充分利用俄的影响力，维护美全球领导地位。为了尽快解决阿富汗问题，美需要俄的支持；在伊朗核问题上，美希望俄发挥作用，提供一个创新的解决方案；面对中国的崛起，美需要争取俄成为其与中国竞争中的盟友，或至少是保持中立。但是，美国并不会向俄让步太多，因为那样做不但会使欧洲盟国和反俄的独联体国家对美失望，而且也无异于给俄罗斯复兴的机会。从俄罗斯角度讲，全球金融危机使以资源输出型经济为特征的俄罗斯遭受重创，处境艰难，俄要走出困境就必须改善美俄关系，借助美国的帮助改善本国的经济结构，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但过于倒向美，在国际事务中与西方全面合作，这些已被俄独立初期的外交实践证明是不可行的，所以俄对美外交将会坚守本国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