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自主性

3.1.4　国家自主性

当代新制度学派的代表诺思在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有名的国家悖论：“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导致经济衰退的根源。”^[7]法国革命家米拉波也说：“如果国家太强硬，它会把我们压垮；如果国家太软弱，我们也会被拖垮。”^[8]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人们再一次将研究的焦点聚集在国家自主性上。所谓国家自主性就是：构成国家的那个系统，可以不必理会社会上各种不同政治势力的要求，而决定其行动。国家能力与国家自主性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但国家有无自主性则和国家与社会在结构上的关系有关。^[9]

国家自主性理论源自马克思、恩格斯对国家权力的论述。马克思指出，由于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的矛盾，公共利益才以国家的姿态而采取一种和实际利益(不论是单个的还是共同的)脱离的独立形式，也就是说采取一种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恩格斯又进一步指出国家是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在马克思看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那么作为上层建筑的国家自然就没有了自主性。在资本主义国家，资本家对生产资料的垄断使得国家成为资本主义统治的工具。进而，马克思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各尽所能，按需分配!”^[10]此时，国家也就走向了消亡。

同时，对国家自主性问题，西方学者也进行了较详细的研究。在亨廷顿看来，国家的自主性是看“政治组织和政治程序独立于其他社会团体和行为方式而生存的程度”。“凡充当某一特定社会团体——家庭、宗族、阶级的工具的政治组织便谈不上自主性和制度化。”^[11]

诺德林格在《民主国家的自主性》一书中对国家自主性进行了比较细致的研究，他提出了几个核心概念：国家偏好、社会偏好、偏好冲突和自主性及能力。在诺德林格看来，国家就是指一群能左右公共政策的官员，与决策无关的人自然不包括在内。国家的偏好，虽然来自于这些官员，但却有一种内生性质，很难说是来自于哪一个官员或哪一个利益集团。因此，国家自主性是自生的，不是受社会影响而产生的。诺德林格据此提出了国家自主性所建立的六个命题^[12]。

(1)国家偏好有时候涵盖了社会偏好，有时候彼此共生共存，但也有相互排斥的时候；

(2)当国家偏好与社会偏好相容的时候，决策官员常把他们的偏好转变为政策。此时，官员们的偏好与社会偏好同等重要；

(3)当国家偏好与社会偏好共生共存的时候，决策官员们常常会利用国家能力，影响、引导社会偏好防止其与国家偏好产生偏离；

(4)当国家偏好与社会偏好相互排斥的时候，官员们就会利用国家自主性的强化能力，转变社会偏好。同时他们会动用各种资源促使社会偏好向国家偏好靠拢。最后，他们会把自己的偏好转变成国家的政策；

(5)当国家偏好与社会偏好相互排斥的时候，官员们就会利用国家自主性及国家能力使自己不会被社会偏好所左右，最后他们还会使自己的偏好转变成国家的行动；

(6)当国家偏好与社会偏好互相排斥的时候，官员们常会依赖国家机器的部门职权，转化自己的偏好而成为国家权威性的决定。

如果用比较简单的二分法理解诺德林格的国家自主性的话，可以根据国家偏好与社会偏好将国家自主性分为四种类型，如图3-1所示。

图3-1　国家偏好与社会偏好二维视角的国家类型

第一种类型：强国家、强社会。国家与社会各自都有自己的偏好，此种状态下双方时时刻刻都存在着博弈，尤其是社会偏好与国家偏好不一致时，彼此之间甚至存在着零和博弈。这种类型下，当双方意见不一致的时候，国家未必总是赢家。当然，当双方偏好一致的时候，决策则是非常容易的事情。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的自主性是存在于个案之中的，不能笼统地说国家自主性强或者弱。这种类型的国家主要是比较发达的民主国家。

第二种类型：弱国家、强社会。国家偏好比较弱，社会偏好比较强，国家基本上跟着社会偏好而动，很显然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的自主性很弱。不过，这样的情形很少出现，即使出现往往也是非常事情，例如法国大革命期间，国家政权极不稳定，社会力量却很强大。

第三种类型：强国家、弱社会。与第二种类型相反，此时国家偏好很强，社会偏好很弱，国家机器无比强大，社会发展尚不成熟，传统威权统治国家均属此种类型。

第四种类型：弱国家、弱社会。此种类型下，国家偏好很弱，往往缺少一个强有力的目标以及相应的国家机器的支撑，而社会也相对很弱，无法做出决策。这种类型的国家往往受制于外部势力，或是处于动乱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