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哲学的重建

中国今天最大的问题是重新让人心凝聚起来。今天我们国家有强大的形式存在，但是缺乏精神和灵魂。

《瞭望东方周刊》：您曾经发表过文章，探讨中国重建国家哲学的问题。那么什么是国家哲学？

任剑涛：国家哲学，源自现代国家的兴起，它是对国家的一般理念、基本制度以及日常政治秩序做出的整体规划，也即关于怎么提供一个总体政治组织的理论和一个总体的社会理论，简单地说，就是我们想要建立一个怎样的政治社会。马克思关于国家的产生、功能和消亡的思想，马克斯·韦伯的国家统治类型理论，都属于国家哲学范畴。

《瞭望东方周刊》：国家哲学和意识形态的区别是什么？

任剑涛：国家哲学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国家需要什么样的基本理念作为国家运作的共同精神基础。

国家哲学注重建构的国家基本价值理念，可以简称为“国家理念”。国家理念的形式性特点是强烈的中立性，它一般是超越意识形态、超越阶级，而为不同意识形态流派、阶级集团所共同接受的基本价值观念、制度框架和生活方式，强调公民在价值观念上最广泛的认同。这一认同，建立在公民的自我、理性判断基础上。这样，就会使国家的精神基础有整合的可能，在精神上不会是一盘散沙。它不是来自传统的阶级，也不是来自传统的主义话语，更不是来自于权力的施加，这三者相加就是意识形态的取向。就此而言，国家哲学和意识形态有明显的差异：意识形态具有很强的排斥性和包办性。

中国有一种表述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但是还不够。目前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共识性不够，换言之，是中立性不够。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应该学习现代国家的相应经验，尽量弱化意识形态特点，让秉持不同立场的公民，可以接受一个共同的国家哲学阐释的基本价值，从而最大限度地保证国家认同（national identity）。

国家哲学的非意识形态化，是现代国家的一个重要转向。这个转向，在欧美国家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此前，这样的社会政治趋向已经非常显著。尤其是在经济领域中，文明资本主义替代野蛮资本主义，是19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的副产品。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人民资本主义”的兴起，人人掌握资本权力的重大转化浮现出来，当时保守的社会主义国家以阶级话语对其进行批判，断言那是资产阶级国家虚伪性的表现。但今天的观察与分析表明，当时资本主义国家正是靠这些改革，重新赢得了公民的国家认同。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我们在经济领域选择唯优是举，替代了传统的斯大林式的意识形态。邓小平非常准确地指出，市场既可以姓资也可以姓社，这就是一个中立性的表述。可以说经济改革是国家哲学上的有限突破，现实也证明了其效果。但在政治观念上，这种突破的难度超乎想象。今天的中国，主要还是以意识形态的话语来整合国家的精神世界。

《瞭望东方周刊》：但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内容来看，它并不比所谓自由平等的美国精神要差，甚至要求更高？

任剑涛：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话语，它可能对执政党的成员有强大的号召力和组织力，因为执政党的成员有各种机会接受这些意识形态话语的教育。组织外的广大公民没有接受政治灌输的组织机制，因此其感染力与号召力就大大下降。对于他们来说，有些话语太高、太远、太虚，很多时候轮不到他来做高度的判断。这使得国家精神没有办法深入社会底层，打入日常生活之中，因而使得国家的高端秩序和日常秩序在精神层面产生断裂。

《瞭望东方周刊》：现代国家哲学大致有什么特点呢？

任剑涛：现代国家哲学有自己的结构特点：首先它是在国民人数上取得最大多数的认同的理念；其次是在秩序供给上贴近日常生活，是为兜底的价值观念；再次是在推行上借助国家权力与社会公众的理性磨合，拒斥国家权力对社会公众的强加。

国家哲学的形式化特征很明显：第一，它不是关于政治上大是大非的决断。第二，它与政治不是贴得太近，以至于成为一种剑拔弩张的政治尺度。对于普通民众来说，乃是一些不涉及国家道路选择的社会文化认同问题。第三，它不涉及制度设计是否合理的高层判断，只关涉普通公民是否安心、放心、舒心生活的问题。“我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这和普通公民的关系在哪里？就在于，这些法律会不会给我的日常生活带来安心、放心、舒心的生活状态。

今天中国的国家哲学，在精神上应该下落，落到法治的底线上，致力于建立一个自主的社会。自主的社会，能够促使每个人自律。一个法治社会，主要是一个他律的社会。在法治之下，自律和他律可以互补，良政善治所需要的人心秩序和社会秩序，可以循此浮现出来。

一个国家，如果一天到晚谈论大是大非，长此以往必然造成凌空蹈虚的国家理念与日常生活的严重脱钩，人心秩序和社会秩序只会越来越混乱。在社会空间中，不能自主自治的公民，是没有自律能力的；在政治空间中，由国家权力提供的他律，并不是对所有人都有效，法治秩序自然无法建构起来。

人心的混乱，是最可怕的事实。中国今天最大的问题，是重新让人心凝聚起来。要凝聚人心，就要改变原来的话语方式，把国家哲学从云端拉下来，变成普通公民能够做出判断的常识性国家理念，如人人都懂的自尊、自主、关爱观念。国家哲学的话语太伟大、太崇高，只会造成普通公民与国家的疏远感。作为一个国家的公民，做到遵纪守法，就是一个好公民。只要大多数公民遵纪守法，国家就能得到良好的治理。

在这个意义上，国家哲学体现在精神层面的价值，应该是兜底价值而不是上限价值，着重点应当落在公民怎样作为一个正常人的价值基点上。当下让人十分焦虑的是，作为正常人的价值，大家似乎都不信守了。像三聚氰胺、瘦肉精等事件频频发生，就是因为兜底的价值观念出了问题。

今天，中国人变成了一个焦躁的族群，国家运行的是焦躁的政治，整个社会也是一个焦躁的社会。这种状态，如果不及时进行救治，国家就会陷入非常危险的状态。国家哲学的建构，应该起到一种安宁社会的作用，让公民们冷静下来，安守日常生活，改变心气浮躁的现状，致力于营造自己的生活世界，实现自己的梦想。

在国家哲学就高与就低的艺术性搭配中，就高，强调的是大是大非，尽力做高尚的人，强调合规的政治标准、道德标准；就低，重视日常善性，推动公民成为遵纪守法的人，强调的是建构社会政治秩序。一种国家哲学，如果仅仅就高不就低，就会造成统治权虚置的危险，国家会面临崩溃的威胁；而如果仅仅就低不就高，就会使一个社会嚣张跋扈、不知敬畏，也会造成权威的流逝、社会的溃败。对于一个执政党来讲，推动一个人成为好公民，与推动一个人成为好人，是不可偏废的两种功夫。

《瞭望东方周刊》：为何在此时提出建构国家哲学？

任剑涛：今天看国家哲学的重建，是到了一个选择的关头。这不是精英和少数人内部的选择，而是一个庞大的多元社会整体的选择。这个选择因市场经济的推动而兴起，经过三十多年的积累，现在已经到了不选择不行的时候。

在致力于建国的革命时代，革命党人告诉人们，它代表了国家发展的前途和未来，民众应当全心跟随，于是，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兴起、兴盛。这是特殊时期革命动员的一种机制。

到了和平建设时期，革命动员机制就不一定有效了。因为革命动员仰赖的危机意识，在和平时代已经不存在了。在和平建设时期，执政者的组织动员，必须诉诸每个公民的自觉、自愿。只要公民承认自己是政治体的成员，他就会参与政治体的集体行动，就会认同国家的方针政策。这就意味着，政治体必须是有利于个人利益、个人发展的联合机制。在这种情况下，就有必要建构国家哲学的分化性作用机制：革命理念可以继续用来号召执政党成员，利益观念可以用来整合公民成员。

其实，说起来，对革命理想的维持构成威胁的，常常不是革命党外的社会公众，而是革命党内部的挑战。比如党内极左派挑战党内改革派，指责后者严重偏离了马克思主义正轨。这样的挑战对执政党的调适，对其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是极为不利的。因为执政党无法完成现代转型，意味着它无法适应和平建国的现实需要，它与历史需要之间出现了难以弥合的罅隙。来自大众的挑战，大多是非政治性的，大众愿不愿意跟随国家哲学的主流，只是在与党内挑战合流的情况下，才真正构成为一种政治风险。

执政党面对的内外压力，一旦构成合力，就是致命的。因此，严格限定党内的路线之争、利益之争，不至于使其蔓延到整个社会，促使社会陷入相应的争执，种种内外压力就都是可以化解的。隔离权力内部分歧与社会公众歧见，是一种政治艺术。对执政党内部来讲，党内民主、权力分享、公正机制，是党内整合的几个支撑点；对社会公众而言，利益获得、公平分配和依法治国，是社会整合的必需。

《瞭望东方周刊》：在您看来，一个国家如何才能获得普通公民的认同？

任剑涛：一个国家能不能获得普通公民的认同，主要基于以下三点：其一，公民能不能得到可见的物质好处；其二，社会生活有没有获得制度保障；其三，精神生活有没有公民希望的自由度。如果三者皆具，那自然是最有利于国家稳定和发展的；如果三者俱失，国家迟早会面临崩溃的危险。

从物质上讲，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中国，已经制作了一个可供分配的庞大蛋糕。尽管分配公平还是个大问题，但从可供分配之物到公平分配之物，毕竟打通了一条道路。只要国家哲学往下落，回应公民分配更多和公平分配的要求，物质层面上不会出太大的问题。

从制度层面看，国家需要将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落实为实际上的公民权利。人民是谁？不是执政党成员，也不是官宦集团，而是普通公民。作为政治正当性象征的人民，就是宪法所保护的公民，也就是选择官员时候的选民。在制度上保护人民利益，就是在行宪时保护公民利益，也就是选举时尊重选民的意志和愿望。

《瞭望东方周刊》：具体来说，如何退后？

任剑涛：国家哲学要解决的制度布局问题是日常性制度，跟日常生活有关的制度，比如基层社区怎么工作，基层权力结构怎么运作，权力在总体上怎么对待人民。

制度怎么关爱我？春节、地震、偶发性事件发生的时候关怀我，让我感激涕零，这些不解决问题。偶发性的关爱，是一时的道德冲动的产物。制度对人的关爱，应落在制度的日常运行中，表现在每一个掌握国家权力的公职人员身上。国家公权在日常运行中尊重公民，公权掌控者发自内心地敬重公民，是一个国家成功打掉权力傲慢后的必然结果。要通过一套法治和制度安排，提供“恭敬”的社会行政服务，而不只是简单通过政治的宏大布局，比如市政厅联署办公，这还是革命党的思维。公众真正需要的，是你效率高一些，程序妥当一些，我付出的成本小一些，你尊重我一些。这些要求是非常利益化、非常琐碎的。只要你把那些细皮碎毛的东西给处理好，把作为革命党不屑的琐碎的事情处理好。像强拆这些事情，就是因为法律层面的这些细碎的内容没有构建好，所以一个社会事件、行政事件有时候会上升为政治事件和国家事件。

《瞭望东方周刊》：还是要转变执政思维的问题。

任剑涛：是呀。日常制度建构，并不像我们动辄认定的那样会危及执政者的权威与地位。这是将制度干瘪化为“谁当政”的单一问题的必然设定。涉及国家前途命运、人类未来发展的高端制度，既是敲定之后很难撼动的巨观制度，又是制度建设中很少见的核心选项。一般说来，普通公民不关心这个巨观制度，也不关心制度的核心选项。他们关心的是国家权力是否尊重人，是否保护公民自由，是否对人滥施压力，是否让人觉得高度紧张。而国家权力则关心每个公民是否忠诚，但实际上，在国家运转的漫长过程中，这种忠诚判断并不是国家治理的关键问题。只有在国家发生动荡、遭遇危机的时候，公民的政治忠诚才发挥出关键的作用。一般来说，政治忠诚不是日常生活中令人警觉的重大问题。因此，谈论政治体制改革，需要坐实于日常政治生活，不需要太神秘、太庄严，以至于不敢启动政治体制改革。

基于国家哲学的日常用途，国家的统治和治理资源，就应当主要用于提高国家的统治和治理艺术。我们国家统治的艺术，还是不够精细，政治上靠举国体制，气势恢宏，用运动式的方法，诉诸群众运动。说起来，一个现代国家，在运行层面上应高度理性，从局部的、个别的、因时因地的、细致的角度，处理治国事务，而不是随处张扬宏大的政治气魄。

中国人似乎习惯了革命党推崇的群众运动、举国体制、战争经验，习惯了为政治收益而不计成本。确实，这样的体制可以帮助办成办好大事，这是中国成功举办奥运会、世博会、亚运会的原因之所在。但奇怪的是，规模如此巨大的国家行动，中国可以做得那么漂亮，但拆迁这样的相对而言的小事却处理不好，甚至处理得很糟糕，以至于有人将之放到关涉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讨论。这是对国家治理大事与小事的非常奇怪的倒置。

造成这样的倒置，就是因为国家的制度功能落在了气势恢宏的大事上，严重忽视了与民众利益攸关的小事的有效处置。结果，小事引发了大愤怒，蕴积成国家治理的大问题。在现代国家中，公民们的愤怒，总是和自己的切身利益联系在一起的。国家如果不去处理公民的切身利益诉求，总是以集体主义张扬的“大河有水小河满”原则，让民众为国家利益让路，日积月累，便会将民众小小的不满积聚起来，变成大大的愤懑；把行政性不满，转变成政治性不满；把社会性不满，转变成国家性不满，最后造成本来尚算有效的国家哲学归于失效。

有些人老是觉得群体性事件就是要推翻社会秩序，这是一种误解，这些群众丝毫没有推翻社会秩序的任何意愿，更不要说政治意愿了。这么想，等于是让对手借助日常组织的空间来积聚反对自己的力量。所以，在统治问题不必要成为国家哲学日常制度体现时，应该尽量把群体性事件当成纯粹的个案处理。

就像前面所说的，国家权力本应作为个人、集体与国家意欲的中立调节者，并在国家制度的运行层面上，支持、运作、保障中立制度的高效运转，从而让公民对国家生发出一种认同感与忠诚感。

国家成功建构中立性制度，可以促使国家权力安心做好裁判的工作。一旦国家权力方面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而且对裁判和运动员的混合角色留恋不已，国家就很难得到良好治理。对一个革命党来说，裁判员与运动员的角色混淆不是问题。因为，革命党不过是人们的代表，他们绝对没有私人一己的利益，哪有必要将裁判员与运动员区分得那么清楚呢？反倒是混一的角色，才足以呈现官民一家亲的特质。这样的定位，在现代国家中是很难贯穿到底的。现代国家重视权力与权利的相对区隔，国家权力必须运行在一套法治和制度安排的平台上，必须恭敬地为社会服务，绝不能与民争利。

以革命党建国的政党，必须在建国任务完成以后，转变成执政党。这样的转变，关系到政党在超越不计代价的政治建国目标，进入精确计算的治国过程之后治国大业的成败。一般而言，革命党不屑处理日常琐事，而执政党则无多少大事可以处置。原因在于，革命党处在革命阶段的时候，没有多少可供支配的物质财富，绝对重要的事情就是夺取国家权力；而执政党一般是在制定好的宪法之下行使国家权力，一般需要处理的事务，都是关系到百姓日常的鸡毛蒜皮的事宜。两种定位的不同，显而易见。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就是要从擅长处理大事，转变为擅长处理日常事务。这对一个政党来讲，是一次脱胎换骨的转变。

革命党的政治惯性是以政治吸纳行政。因此，“两个捕获”构成国家的基本结构特点：首先是政党捕获国家，其次是国家捕获社会。前者构成国家的实质结构，后者构成国家的垄断机制。革命党习惯于从行政上升到政治，并以之考虑国家治理的一切问题。在这样的国家结构中，将社会归并于国家，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而对现代国家治理来讲，政党与国家的分流而行、国家与社会的相对区隔、政治与行政的边界划分，是国家顺畅运转的基本要求。承诺这一基本要求，国家就有可能实现善治；违逆这一基本要求，国家就可能陷入治理紊乱。

现代国家的治理，在精神上是就低展开，在制度上是就小行事，在日常生活上承认安心生活的状态是最好的状态。这对一个革命党来说是个巨大的挑战，因为革命党总是想把所有人塑造成高尚的人，这个目标很神圣、很伟大，但基本上是难以做到的。因为千百年来人性的基本状态没有改变，都是高尚与卑琐皆具的活生生的人，绝对难以成为纯粹高尚的人。

《瞭望东方周刊》：这令我想起法国大革命中雅各宾党人的失败。

任剑涛：雅各宾党人是理想主义的人群。他们对法兰西民族整体上趋近崇高怀有极为淳朴的信念，但最后的结局是悲剧性的。雅各宾党人迫使法国人高尚起来，但在他们退出法国政治舞台以后，法国人的道德水准不仅没有提高，反而似乎明显降低了。从1789年法国大革命以来，历经革命的社会似乎都没有实现革命的预期状态，基本上都归于革命前的状态，甚至变得更为糟糕。倒是那些将革命控制在政治领域，建立起依法治国机制的国度，譬如英、美两个国家，确立起了较为稳定的人心与社会秩序。

苏联和中国可谓雅各宾党人的忠诚儿子。两国以高效的革命动员，建立起旨在敦风化俗的革命化社会，其在短时期内呈现的爆发性力量，确实无人可及。但革命党人掌权之后，不仅治国遭遇到德性化举步不前的难题，而且自身如何保持革命精神，也成了一大难题。于是，革命精神的保持，促成了革命的恶性循环。“革革过命的命”这样的革命恶性循环的命题之浮现，就是很好的证明。革命本是建国的一时手段，一旦常规化，革命就会丧失目标，变成恶性循环的否定，完全无法落实最初的革命目标。

一个理想主义的革命政党，一旦夺取了全国政权，如果不及时转变成执政党，就得一直顽强努力保持政党的理想主义绝不褪色，这是谈何容易的事情？对革命党来说，是否具有庞大的物质资源供其分配，是划分它秉持理想主义还是现实主义的分水岭。在掌握政权也就等于掌握庞大物质资源的情况下，理想主义一定会淡化为现实主义。这是不可逆转的政党组织变迁过程。现在中国的一些极左理论家，认为自1978年以来，执政党就处于不断的修正主义变质状态，因此，必须恢复执政党的理想主义定位。这样的想象，明显脱离政党的实际生存环境。革命党一旦执政，就必须让渡原来的理想，让渡其刚性德性空间，“退后一步自然宽”，以这样的让渡，换取依法治国的稳定统治与治理。否则，国家很难建立起稳定的政治秩序。

一个清醒的执政党会认识到，公民不是严密组织起来的政党的成员，只要他们安心日常生活，就是这个国家日常秩序得到保障的最好标志。因此，千万不要用革命党的思维把所有公民都搅动起来，把每个公民都彻头彻尾、完完全全地政治化。理想主义的革命政党，总是有一种将公民彻底政治化的强烈冲动，力图将国家打造成高度政治化的建制。这是一种危险的冲动，因为，完全政治化的社会，乃是高度对抗的社会。这对建构稳定的政治秩序，明显是不利的。

正常的现代国家，要让公民从高度紧张的政治生活退到宽松的社会生活，进而退到衣食住行的日常生活；国家自身确定起守护秩序的法治责任，保证维持公民日常生活的安全感、尊重感。这样，国家就走出了非正常的革命状态，进入后革命的日常生活状态。

公民安于日常生活，自然会抱有一种保守心态。日常生活的力量是很强大的，它足以整合持不同价值主张、生活态度的公民生活仪态，从而形成自发的秩序。只要国家权力对公民的日常生活不是进逼得太紧，稍微给公民腾出一点活动空间，日常生活世界的自组织力量就会呈现出来。天安门广场曾经请回孔子塑像，有人将之解读为国家意识形态借助儒家用以整合社会秩序。这种解读也许过度了，但孔子确实是中国悠久传统中致力于维护日常生活秩序最重要的人，他将仁与礼结合起来，也就是将人际伦理与社会规范结合起来，这样整合出来的人心与社会秩序，自然是牢靠的。儒家从来不将国家的生死存亡当作需要疾言厉色地施加的政治任务，只是着力在日用人伦中下功夫。而恰恰是这样的进路，维护了中国上千年的古典秩序。这对当下国家哲学的重建，应当富有启迪。如果公民安于日常生活世界，对国家政治事务不太热心，国家有关方面千万不要将之看成在和政权对抗。如果真要这么看的话，那只能说是自寻烦恼。

《瞭望东方周刊》：如何看待中国的国家哲学的历史转变？

任剑涛：改革开放不仅启动了经济的疾速发展，也跟着启动了国家哲学的重构。这三十多年来执政理念的转变是积极的，中国共产党逐渐意识到要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国家哲学走出剑拔弩张的阶级斗争泥潭，走向温和统治、理性治理，促成和谐社会、均衡发展。比如社区自治这个概念的出现，尤其是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社会管理是政府管理和基层自治相结合，说明决策层面已经意识到国家和社会的逻辑是不一样的，政治和行政的逻辑是不一样的。这是国家哲学重建的恰当进路。

但还有一些人总是想回到毛泽东时代好斗的革命哲学，一心撕裂中国社会，认为这样才是为国尽忠。新左派在审视中国问题上相对比较清醒，但是解决问题的方案还是不切实际的。中国三十多年的发展脉络表明，从革命党转变到执政党已经非常重要。今天再回以前的老路，等于断送中国的国家前程。诚然，市场经济发展至今，在经济总量巨大增长的同时，付出了资源的代价、环境的代价、人性的代价，但这些问题，不是倒退到“文化大革命”就可以解决的。一部世界现代发展史表明，任何不得已的回流，都会引发灾难性的后果。这对那些沉迷于过去的人，应有一个重要的警醒作用。

《瞭望东方周刊》：和谐社会、科学发展是国家哲学的良性转变，但现实情况是，还有某些方面和这些目标是有距离的，有时候甚至是背离的？

任剑涛：这就是重建国家哲学必要性的显现。我们国家的制度跟进远远落后于社会转变的速度。社会经过市场经济的刺激已经变成了竞争性社会，但执政党内还缺乏竞争因素，在管理上还是单纯依靠行政层级向下施加命令。

为了应对时局的巨大变化，执政党积极提出了以党内民主推动社会民主，进而与国家民主匹配的时代命题。这是一个具有现实感的政治改革理念。但具体怎么推进和夯实三种民主形式，需要一个细致谋划和谨慎实施的过程。这个过程在精神层面就是国家哲学的重构过程。

诚如前面所说，国家哲学的重构，首先必须告别革命党的思维。从现代政党史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史来看，经由革命登上执政舞台的革命党，最初实行的都是极其强硬的执政路线：在政党—国家意识形态上全面控制精神世界，在基本制度选择上追求纯而又纯的计划经济，在日常生活世界强力推行政党—国家认可的僵化生活方式。这样的执政方式，与社会需要渐行渐远，极不利于维持长治久安。一部政治史告诉人们，掌握国家权力的组织或个人，必须放下身段，努力学习，善于调整，与社会协调，才能长久维持其执政地位。

与社会协调的国家统治或治理模式，必须拒斥简单粗暴的、以政治吸纳行政的作派，而要致力于精细行政，俾使社会各个阶层的利益和愿望得到相对妥善的安顿。切忌将国家精细治理的行政管理变成涉及国家生死存亡的政治判断。从中国执政党的演变主流来看，它是一个学习型组织，逐渐变得游刃有余，变得具有弹性。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执政党逐渐承认一个与国家相对独立的社会建制，这就是国家趋近中立的象征，是一种明显的政治进步。执政党正在学会区分政党、国家和社会的不同意识形态形式，从而可能在各自的领域中分别发挥其作用。这对中国的持续发展，有百利而无一害。

国家哲学的重建，乃是一种让步哲学的重建。在治国的高超艺术中，不是时时处处挺在最前沿的就是最强大的。国家如人，自然人体一直坚挺，那是挺不住的，挺的时间太长，必然会崩溃。略作退让，让执政党之外的组织和个人各自管理自己的事情，国家定会治理得更好。退让，当然不是一退到底、一泻千里，什么都撒手，什么都不管，更不是拱手让出政权，放弃执掌国家权力的机会。国家对让步哲学的建构，是一种极为精妙的国家哲学的艺术建构，目的在于增强社会对国家的凝聚感和认同感。这符合政治学的开山鼻祖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治国就是艺术。在任何国家中，日常政治都不涉及通过暴力推翻或者建立政权的问题，仅仅涉及权力的有效运转与认同程度。须知，革命政治始终是非常态政治，那是一种非此即彼的决断；日常政治才是高超的政治艺术，才涉及不同选项之间的精准选择问题。

《瞭望东方周刊》：那国家哲学的提出本身是不是也有一种一统天下的意思呢？

任剑涛：国家哲学之谓国家哲学，当然需要整合天下秩序。这里的一统天下，需要区分和解释。一统天下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结成“天下”的成员都认同的，即经由商议且为大家践行的天下一统；一种是大家内心拒绝的，靠权力强加的一统天下。一个国家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国家，自然有一个一统天下的需要，否则国家就会处在精神上高度涣散的状态，瓦解国家的力量会将国家推向极其危险的境地。但这个一统的理念，只能依靠公民与国家的磨合，是公民的一种自我选择。至于国家权力，必须履行保护公民安全生活、维护公民基本利益、保障人们自由思想的责任。

《瞭望东方周刊》：从这些年执政党提出的理念来看，有一些已经具备了您所说的多数人认同的国家哲学理念的特征，如“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等，但是公众反响好像并不强烈？

任剑涛：之所以造成这一结果，大致是因为国家哲学的理念与实践之间客观存在的距离：一个国家哲学理念的提出，需要有与此理念相匹配的制度，进而需要制度的有效运行，人们最后才会表态赞同或反对。“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的理念，都是现代国家哲学的理念，但从制度上坐实这样的理念，让其落地生根，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还需要一个比较长时间的推进过程。因此，人们无法在理念提出的当下，就欢呼雀跃、积极响应、无条件赞美。这是一种正常的社会反应方式。

“权为民所赋”是一种现代权力观。这是一种必须付诸制度建设才能坐实的权力观。这样的权力观，不是关于权力的道德认知，而是关于权力的刚性规定。对于一个掌握公权的人来讲，必须接受“权为民所赋”的现代理念，并且在权力的实施中，完全做到公权公用。否则，就应当褫夺他的权力。

落实“权为民所赋”，应该强调人民对权力的制约，权力制衡、以权制权，是必需的制度建构条件。假如拒绝了权力分离制衡制度，就很难落实人民赋权的理念。

对中国来讲，要落实“权为民所赋”，还需要改变长期流行的权力绩效观念。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国家权力方面逐渐坐实到以经济绩效证明执政正当性的平台上，经济增长令世人瞩目；但另一方面，带血带泪的GDP，成为中国持续发展的严重问题。加之权钱勾结、腐败丛生，分配不公、贫富分化，生态破坏、污染严重，国家带动的发展模式，逐渐呈现出力不能支的疲态，而且催生了国家与社会的疏离。无论国家出台什么政策，社会都抱以不信任的态度；无论领导主张什么举措，哪怕是发自内心的，公众都认为是在做秀。这对中国的持续发展显然是极其不利的。

《瞭望东方周刊》：政府信用问题已经成为当下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任剑涛：所以中国需要建立一种中立性的国家哲学，借此弥合理论与实践、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裂痕，即从负面遏制这两种裂痕的恶性发展。如果任由它们恶性发展，重建国家哲学基本上就没有空间了。

建立中立性的国家哲学，必须营造健康的时政批评环境。国家必须创造条件，促使公民理性批评、有效监督政府。温家宝总理曾在“两会”上说，要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现在有些地方政府机构在传递信息时存在自恋偏好，总是报喜不报忧，以为这样显示了权威，不知道这样做会被社会拒绝，结果你的权力就是在自娱自乐。社会对政治加以大拒绝，这才是权力最大的危险。执政党对此应该具有高度的危险认知，反思为什么民众对政府如此的不信任。要知道，国家没有权威，社会没有认同，就必然丧失政治秩序，这是一物之两面。

一个国家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败下阵来，从精神导因上看，输就输在国家哲学缺乏凝聚性。苏联的崩溃，是因为整个国家哲学建立在谎言的基础上，早就对国人没有感染力了，国家在精神上早已崩溃，有型国家体系的崩溃只是早晚的事情。晚清政府，早就匮缺整合四万万人国家认同的精神理念，国家处在神散而形聚的危机状态。这时的国家，表面上好像很强大，但只要外力一来，就被不费吹灰之力地摧毁掉了。原因很简单，国家缺乏认同。

政治精神世界垮了，国家也就垮了。国家的崩溃，有权力层面和权利层面这两种构成面。政治秩序崩溃和社会秩序崩溃，是大不一样的。政治秩序崩溃而社会秩序未崩溃，国家的重建会是一件相对容易完成的事情；社会秩序崩溃而政治秩序不崩溃，国家权力也还可以整合社会，重建秩序；政治秩序与社会秩序同时崩溃，国家就会陷入万劫不复的动荡之中。这也说明了当下中国重新构建共识和凝聚力是多么必要和紧迫。

《瞭望东方周刊》：中国今天是否有推进改革、重建国家哲学的共识存在呢？

任剑涛：共识总是有形无形中都存在的，只是它们发挥的国家整合作用大小不同罢了。从国家哲学的视角看，共识之谓共识，主要是官方与民间的共识，这对国家的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当然存在官方各部门之间的共识、民间不同团体之间的共识、不同政治流派之间的共识等多种共识形式，不过比较起来，官民共识对国家哲学发挥整合作用是最重要的。因为这涉及国家权力与社会各界理性合作的问题，涉及政治秩序与社会秩序的相互支撑问题。由于官方是掌握权力的一方，因此，政党—国家意识形态的表达强度非常显著，社会的表达空间相对狭小。国家有必要提供社会必需的言论空间，让社会意志得以顺畅地表达出来。在这一基础上，国家与社会展开的合作，才会有明显的成效。

《瞭望东方周刊》：政治体制改革和国家哲学的重构是什么关系？

任剑涛：政治体制改革一直是中国改革的热门话题。但这个热门话题，还远没有成为人们着手解决的热门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官方和公众，一旦谈论政治体制改革，往往陷于“相互吓唬”的状态。政治体制改革经常被认为事关国家前途命运（其实不是这样的），导致连它的基础性工作都未能有效展开。

政治体制改革的基础性工作之一，就是建构新的国家哲学。可以说，不是以政治体制改革来促成新的国家哲学，而是以新的国家哲学引导政治体制改革。

【注释】

[1]本文系2011年2月回答《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芦垚提问的记录整理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