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第三节 对其他国家哲学的研究晚清之际与民国之际，以文化和文明划分东方与西方且加以对照和比较，颇为盛行。而日本对中国的研究可谓全面，从产物、文物、风土、语言到经济、政治、文化、现状、历史、思想、医疗、教育、传统等，几乎无孔不入、无所不及，直欲全盘继承，取而代之。然在哲学领域，国人的研究大多限于哲学史研究范围，对印度现代哲学则研究不足。
第三节 对其他国家哲学的研究
晚清之际与民国之际，以文化和文明划分东方与西方且加以对照和比较，颇为盛行。中国学者中一般以中国和印度为东方的代表，对日本是否具有文化上的代表性及日本能否代表东方文化的新动向，缺少深切的关注，只有戴季陶、周作人等予以重视，在哲学界则几乎没有人重视日本现代在哲学上的重大转向。而日本对中国的研究可谓全面，从产物、文物、风土、语言到经济、政治、文化、现状、历史、思想、医疗、教育、传统等，几乎无孔不入、无所不及，直欲全盘继承，取而代之。细而察之，晚清以来对照，国人对日本研究可谓“捉襟见肘”，大而化之。尽管日本现代在哲学上确有建树，中国学界则可谓一律“藐视”之，这种忽略和藐视在国际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上反映出来，则多有就事论事和以我为主的应对，少有整体的理解和进一步的研究，至今无改其旧。印度现代立国，其开国者皆有甚深的学养，故在中印外交上实际引起重视，而在深入的哲学领域，印度学被视为专家之学、专深之学，除在文学上稍有影响外，在哲学和宗教上，长期以来，其学少有学者深入专研。直至20世纪末叶，印度学稍兴。然在哲学领域，国人的研究大多限于哲学史研究范围，对印度现代哲学则研究不足。长期以来，包括马克思主义与新马克思主义的西方哲学在中国一直是显学，与之相比，中国对东方哲学的研究就显得相当薄弱。较为系统地研究东方哲学与哲学史始于20世纪80年代，而予以哲学性的关注的东方哲学研究则起步更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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