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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多轨全球贸易战略

时间:2022-08-27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以美国为核心的北美自由贸易区、以德国为核心的欧洲统一市场、以日本为核心的东亚经济圈,构成世界经济新的三元框架。③从双边层次来看,运用“部门对部门”的双边主义战略逐个解决美国与主要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争端。第三类是美国认为严重侵犯其知识产权的贸易伙伴,这类国家多数属于发展中国家。

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其突出特征是世界经济的区域化、集团化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多极化趋势。以美国为核心的北美自由贸易区、以德国为核心的欧洲统一市场、以日本为核心的东亚经济圈,构成世界经济新的三元框架。如果再考虑到南美、中东、南亚等经济力量,那么,世界经济将在上述三元框架为主体的基础上形成“多重立体结构”的格局。这“三元多重立体结构”在90年代不断得到巩固和加强,从而最终完成世界经济面向21世纪的格局性转变。[38]

世界经济的格局性变化,对美国90年代外贸政策和战略产生了重大影响,也使美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随着美国经济实力的相对削弱,美国掌控国际经济局势的能力下降,美国已经不再是一统天下的单级霸主。区域集团化的滚滚浪潮和“欧洲壁垒”的内向化加剧,使美国感到自身已经被排除在区域集团化之外的压力。美日、美欧、美亚贸易摩擦的日益加剧,更加剧了美国所面临挑战的紧迫性和严峻性。

为适应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早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布什政府就确定了对外贸易的战略重点及地区格局。克林顿政府在布什政府贸易政策的基础上,在许多方面对其修正、深化,最终确立了多轨[39]的贸易政策战略(表5—3)。

表5—3 克林顿和布什:贸易政策议程之比较

续表

资料来源:张建新.权力与经济增长——美国贸易政策的国际政治经济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03

克林顿政府从上任开始,就把多轨贸易政策作为一项长远的贸易战略来加以运用,多轨贸易战略的理念是“可能时是多边主义,必要时是微型单边主义”。[40]具体表现为:以多边主义为主,兼顾地区主义、双边主义和单边主义,且常常是以地区主义、双边主义和单边主义推动全球多边贸易自由化谈判进程,并藉此增进美国在全球多边贸易体制中的贸易利益。[41]在多轨战略下,克林顿政府打算让所有贸易谈判都围绕其长期追求的四大战略目标服务。这四大战略目标是:第一,建立一个平整的运动场,消除民族国家市场中阻碍全球竞争的公共政策,包括国内管制、投资政策和竞争政策等。第二,签订地区自由贸易区协定、全球性部门自由贸易协定并在将来发起更广泛的多边贸易谈判。第三,在劳工和环境问题上就国际合作达成共识。第四,在与美国毗邻的三大地区——美洲、太平洋盆地和北大西洋,通过签订与各地区相适应的地区协定和双边协定,建立更深层次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联系。[42]贸易政策新议程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①从多边层次来看,继续推动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进程和WTO的建立,促进全球贸易自由化。乌拉圭回合谈判最显著的成果就是建立了WTO,将全球贸易置于WTO多边贸易体制掌控之下。美国积极推动乌拉圭回合谈判和WTO的建立,主要有两大动机:一个是借助这个全球最大、覆盖面最广的全球多边贸易体制,推广美国在后冷战时期全球经济新秩序的战略主张,追求长期政策目标,继续巩固世界霸主地位;另一个是利用这个全球贸易体制尤其是世界贸易体制建立与维持的贸易争端解决机制,解决它与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纠纷,保证短期外贸政策目标的实施。

②从诸边层次来看,加快区域贸易自由化与一体化,以地区主义促进多边主义。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与全球化进程同时加快,美国无力单独主导世界贸易进程,开始顺应潮流,加快区域贸易自由化与一体化的进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签署《北美自由贸易区协定》(1992年8月),建立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1994年1月1日);其二,力主环太平洋地区经济体的合作,推动亚太经合组织(APEC)的创立与发展(1993年以来);其三,积极推动泛美洲自由贸易区(FTAA)建立,力图将NAFTA模式推广至古巴之外的整个拉美地区(1994年以来)。[43]其中建立NAFTA成效最大,APEC次之,泛美自由贸易区还停留在拟议阶段。巴格瓦蒂对克林顿政府国际经济政策的评价是,“完成乌拉圭回合和签订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是克林顿政府永垂青史的政治成就。”

③从双边层次来看,运用“部门对部门”的双边主义战略逐个解决美国与主要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争端。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双边层次的贸易政策主要针对四类国家展开:第一类是美国的重要盟国,主要是欧盟、日本以及OECD其他发达经济体,美国主要采取双边磋商和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方式来解决双边贸易纠纷。第二类是美国贸易逆差的主要制造国家,90年代以来,主要是东亚国家。美国主要采取攻防兼备的政策,即在频繁运用反倾销机制、产业临时保护机制等措施限制对方进口的同时,借助各种机制迫使对方开放市场,尤其是美国占有明显比较优势产业的市场准入,这方面以美国屡屡强迫中国开放市场为典型代表。第三类是美国认为严重侵犯其知识产权的贸易伙伴,这类国家多数属于发展中国家。美国频频运用1974年对外贸易法及其多次修正案设立的有关“武器”,压对方就范。第四类则是在政治上为美国所强烈敌视的国家,这类国家数量不多,主要包括中东的“两伊”,亚洲的朝鲜,以及美洲的古巴,美国则屡屡启用制裁、禁运等传统手段予以打压。[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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