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态绝对的国家基本理念有根本缺陷

儒家治国理念希望人人皆圣贤，天子都是圣明烛照的，士大夫是克己复礼的，老百姓是孝悌安分的，于是，大家都可以放心地服从既得地位，各得其所、无不侵犯，实现天下大治。简单说，就是不仅要当国者是圣人，还要理政者都很贤能，甚至要为民者全部有良德。

为了实现这种比柏拉图的理想国还理想的国家理念和结构设计，历朝历代都可谓煞费苦心。

首先是君主体系，如何确保天子是圣人?

(一)人选来源。中西方文明都有过古代共和或元老政治时期，此时，禅让、妥协或竞争产生君主，不太缺人选来源，当文明都需要强化组织，从而不可避免地发展进入“家天下”模式后，新的天子只能是君主的直系后代。为确保子嗣繁衍众多，中国为君主配置了三宫六院，《周礼》要求天子立一后、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但即便如此，没有儿子的问题依然始终困扰着许多皇帝，即使皇族人数整体众多，也还必须先考虑近支、兼祧等问题，容易理解，人选来源始终有限，问题一直未能解决。

(二)人选质量。必须确保皇帝的儿子当皇帝，所以昏庸、暴戾、襁褓之中的婴儿甚至弱智者即位的情况比比皆是，人选的局限使得不但难以产生圣君，连成为中才之主都困难。王朝们只能采取加强教育的方式强化对继承人才的培养，尤其从唐宋到明清，历代都注意总结前代经验教训并加以改进，清朝的皇子教育更是以制度化方式严格到极致，皇子们从6岁就必须开始读书，早上5点到下午3点(“卯入申出”)长达10个小时的文化课后还有骑射课，一年中只有几天能休息，经常抽查考试，其苛刻程度以至于使当时的文化名人赵翼感慨:“吾辈穷措大专恃读书为衣食者，尚不能早起，而天家金玉之体乃日日如是。”因此，有清一代皇帝大多勤勉，基本没有出现昏庸残暴的情况，人选的质量问题得到一定完善。

(三)选择方式。全天下都要安于尊卑长幼的等级顺序，天子的选择方式自然也不能例外，这就是嫡长子继承制。“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不论一个人的能力和水平，从一出生其地位便已确定。这种设计既违反遗传学的自然规律又违背逐利的人性，嫡长子若不是正好聪明能干，那就当然选不出好的继承人，其他皇子受到再好的教育和培养也是空谈。尤其当上文所述两点不成问题——人选多、质量又高的情形，夺宫争嫡就在所难免，从束甲相争到玄武门之变，从烛影斧声到燕王靖难，你争我夺不亦乐乎。

这个问题到清朝中期终于吸取教训，饱尝争夺辛酸的雍正建立“秘密立储”制度，不把继承人固定为嫡长子，也不公开宣示，让人选们先竞争去。在受到良好教育的基础上再以竞争选拔出最好的人才，这也是清朝皇帝整体素质较高的重要原因。

(四)当选后的约束。不仅要想办法培养和选拔出可能成为圣人的人选，更要确保这个人选当上天子后确实成为圣人。古人也清楚地认识到人“孰能无过”，“靡不有初，鲜克有终”乃是常情，且不说昏庸君主，像唐玄宗那样前面励精图治，后面贪图享乐的很多，哪怕汉光武、唐太宗这样的明君，封泰山、征高丽等犯糊涂的时候也不少，为此，必须利用他人“进言”和“规谏”。历代王朝们经过实践，逐渐从制度上建立起对君主进行提醒规劝的言官御史制度，及对诏敕政令进行审查和封驳的门下省、给事中等制度，给予言官许多特权，一朝比一朝更完善，的确涌现出一大批诤言直臣。但这仍然是“软约束”，因为“谏”本身只是一种劝告，没有强制力，对于君王而言，采纳与否全看个人喜好，而人性总是趋利避害，逆龙鳞的面折廷争成功率相当低，曲意逢迎则每每成功。臣下是没有与君王制衡对抗的资本的，最多只能用脚投票弃官不干。

当然，极端的时候，大臣们还可以有最后的杀手锏:如伊尹、霍光般行废立之事。但废立本质上是一种以下犯上，是颠覆和破坏治国的基本理念的，所以古人说:夫废立之事，天下之至不祥也。废立者要么是乱臣贼子，要么也留不下好名声。实际上，只要君王不过分，就不会出事，哪怕像万历帝那样几十年不上朝开全会、天启帝痴心木艺也没问题。缺乏实实在在的硬约束和外力对抗制衡，要想天子成为圣人实在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当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儒家希望天下按尊卑贵贱预定好顺序，并从此一直保持服从的“静态”，实现社会稳定，这个美好的希望是软约束的。天子不一定是圣人，可能荒唐透顶甚至作恶多端，却必须君临天下，这必然产生严重冲突。经过数千年的发展，中国的治理者们不断总结前代教训，采取了不仅多且体系性的设计，实际上自我否定了这种哲学，走上会“动”的路子。即使仍然在家天下的范围里，也还是要采取制度化的、不确定性的竞争选拔而非预定的方式选出最高继承人，在天子继位后以制度化方式加以约束。当然，历史证明这仍然不够，只要人选来源有限，只要缺乏对最高权力的制衡力，就始终会出这样那样的问题，这是只进行制度补充所解决不了的。

另外是士大夫体系，如何使官员们都贤能?

(一)仍然是人选来源。按照基本理念，士大夫的尊卑顺序是固定的，官爵也应该和天子一样是世袭制。一开始也的确如此，西周分封出大大小小数百个诸侯国，各自世袭守土。但随着全国的统一和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官爵成为国家的公器，人选的来源就开始放开，不只局限于世袭人群。由于中国形成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理念，士大夫的来源问题不如天子来源那么突出，天子固然必须出君主的“小家”，但既然全天下的士民都是他的人，君如父，是个“大家”，那对于君主而言选谁都是一种广义的“世袭”。这与西欧采邑制下，采邑享有全部权力，“封臣的封臣不是我的封臣”相区别。

(二)选择标准。有庞大的人口基数作保证，选择士大夫时自然不会出现皇帝那样的基本质量问题，可以优中选优。但什么是“优”?显然，衡量标准来自于从什么角度要求人才，一个优秀的游泳运动员并不是长跑教练眼中的好苗子。在儒家眼中，优秀士大夫的标准首先是品德，德胜于才，而即使是“才”也不是经济、农业、工程、商业、科学等实务才干，因为不需要。天下大同，老百姓安居乐业，社会自然运行，官员们本来就应该“无事可干”，甚至可以压根没有官员。事实也正如此，整个封建时代，全国的文官数量都少得惊人，19世纪时西方人来到中国时惊讶地发现，尽管人口数量已超过2亿，而正式的官员数量却维持在1万多一点的水平，低于万分之一，即便算上师爷、吏员等实际“公务员”的人数，官员/人口比也小得惊人。

官员是为庶民起表率作用而不是处理具体事务的，讲究修身养气，写道德文章，结果除了当榜样外什么都不会，“百无一用是书生”。虽然早在孔子阶段，东奔西走的夫子“累累若丧家之狗”也无法受到重用，因为只会礼义道德的书生对于有实际富国强兵需要的诸侯国君们来说不实用，但在随后千年国家大一统情况下，这个理论对内求稳有一套，也没有受到外来更先进文明的冲击，没有暴露出大问题，逐渐被奉为圭臬。汉唐时尚有考试法令、数学等的明经、明算等实用之学的科目，明清时就彻底以四书五经为全部标准了。流传至今的名臣故事，大多是因清流正直或诗书才学，而非专业实务出众，后者甚至被看作微末之技。选择标准不仅没有得到完善，反而有所倒退，等到清末开始取农、法、医、工等实用学科进士为时已晚。

(三)选择方式。汉代采取“察举制”和“征辟制”，由公侯和高级官吏们推荐各地方“孝顺清廉”、“贤良方正”的人才给中央政府任用，或者直接征召任用有名望的人士。魏晋时进一步发展出“九品中正制”，在州郡设立负责人才品评打分的中正官，把人事工作专门化、组织化。隋唐则正式建立科举制，推行标准化的各科考试，并在此后1300多年里不断改进考试的制度、组织和方法，如每三年一次，分为全国、省、地方三级，以及严防作弊、封闭阅卷等等。

毋庸置疑，从随意性较强、选拔面小、可能被门阀士族操纵的品评推荐，到定期组织、广泛参与、评判严格的科举考试，使人才自动涌现，为国家贡献力量，这是社会的巨大进步，尤其是当社会人口大量增加之时。汉魏之际尚有隐士众多、征召不第，的确高风亮节，隋唐时期隐居就成了功利性的“终南捷径”，宋元以后隐士已基本消失。标准化考试不一定是最完善的制度，却是人类目前找到的最公平合理的方法。虽然还有“捐官”等严重破坏官员选任制度的情况，但总体上，深刻影响了国外文官制度建立的科举考试使中国士大夫选择方式得以完善。

(四)任命后的约束。士大夫是可以随时撤换的，不像皇帝那样只能软约束，可以来硬的。从秦汉至明清，专司监察的御史都察制度一直存在且不断加强。一是网络齐备，从中央到地方乃至出征军队中都有监察官员;二是业务独立，监察系统是从中央垂直管理的，跨行政区域稽查，与各级行政机关分离、不受干涉;三是地位崇高，御史大夫和都御史位列三公九卿，各级检察官员与地方行政机构长官级别相等甚至更高;四是权限巨大，不限于监督官员个人的道德和行为，还可以审查议论所有行政事务，“台(监察)、谏(议政)”结合，甚至“风闻奏事”。

客观评价，因为君王视天下为王土，士大夫如果出问题就等于有损害自家的蠹虫必须清除，历朝几乎都不遗余力地建设监察系统，在制度建设、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上已经非常完善，即使现代人去设计也无出其右。而其行政级别之高、有可以审议国家政策和行政工作等权力，更是连现代检察制度都无法做到。

抛开“能”的一面，有这样严格的道德衡量、标准的考试选拔和完备的监察系统，能想到的办法已登峰造极，如果都还不能确保士大夫们的“贤”，反而腐败盛行，几千年才出了一两个“包青天”、“海青天”，比中大奖都难，那说明问题可能不在士大夫的自我体系之内，必须向外寻找答案。

权力之所以会腐败，是因为它能，大到官员利用国家权力受贿，小到企业采购员收回扣，有权力就有空间，权力如果想要寻租，这种意念是阻止不了的。譬如一个人想上街行凶作恶，无人能防止他产生该想法，人类的科技还没有发展到能侦测人脑而预警的程度。监察不是特务系统，秘密系统反倒最腐败，只能事后监督查处。所以，要预防腐败，能做的是三点:减少寻租意念产生的机会，增加寻租实际行动的难度，提高被寻租者的抵御力。

寻租意念的多少受个人素质、对行为难度和后果的衡量、侥幸心理等左右，但更多源自对诱惑程度的抵御力，所以主要还是文明发展程度问题。正如同严厉的刑罚不能消灭犯罪，良好的社会经济却能很好做到一样，在当代许多西方发达国家，反腐法网并不严密而腐败稀少，大部分非洲国家三权分立、法制健全，却从高官到警察贪腐蔓延。越是低生产和收入水平的国家和人群，寻租越是普遍，一旦系统里包括监督者在内大部分人都会有寻租念头，就形成使任何制度都成为废纸一张的“潜规则”。

要增加寻租难度和被寻租者的抵御力，则不能让权力集中于一人，要拉长决策链条，在决策者内部形成一定制约，同时被寻租者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寻租者的命运。如果单人独享决策权，居高临下，他人只能被动服从，除了喊冤外别无他法，腐败者当然可为所欲为。

因此，如果说文明发展程度尚属中国历史的必然局限，增加寻租难度和被寻租者能力的要求则恰恰与儒家治理理念的核心——“尊卑、服从”相悖。将整个社会建立在不以下犯上的绝对等级理念上，反倒是寻租者得到绝对加强而被寻租者遭到削弱，老百姓手中没有制衡手段，耗不起自由和金钱成本，毫无抵抗能力，最多只能“上访”和拦路喊冤，指望更上层的“青天”们解决问题。这是深入各行各业各阶层的全社会性问题，作为社会组成部分之一的士大夫体系整体都会显得渺小，连官爵做到极致者如福康安、曾国藩打了胜仗报账时面对户部小吏勒索都无可奈何只能屈从，处于体系内的监察机制，哪怕完善到残暴的地步——如武则天鼓励相互告发、朱元璋剥皮抽筋，作用也是非常渺小的。

可以小结，与对天子的“软约束”不同，在士大夫的问题上，中国的治理者们进行了实实在在的“硬约束”实践，在两千多年的时光中一步步改进，许多方面闪耀光辉。不仅主动打破了世袭，还改变了会导致“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由上而下进行人事选拔的制度，实行公平竞争，避免出现被既得利益集团长期把持的情况，并培养出尊师重教的中华文化传统，这之于今日也有莫大的启示意义。但是，尽管各方面制度都臻于完善，却始终无法治愈腐败痼疾，说明这种对国家和社会形态的设计理念存在根本缺陷。

认为确立好社会尊卑次序和分工，让各阶层安于本分勤勉工作，社会就能稳定和发展是行不通的。天子和士大夫们是否是圣人、精英、道德模范已无关紧要，绝对地位导致绝对腐败，而且是社会系统性腐败。绝对地位意味着法定性寻租，导致社会链条中的每个人自己被寻租就会找他人寻租，层层占补平衡。因为挤压和被挤压，每个人都不满现状，在他人眼中都有点“油水”，却又都想向链条上游的绝对地位靠拢，最后总在链条末端形成一群最无权无势的无产者，当他们走投无路的时候，只能愤然砸碎锁链，去得到整个世界。中国的农民起义多，起义成功后又都继续做皇帝和贵族，因为链条设计的最上端太诱人，百年之后，他们的后代又将被新的无产者推翻。如果这个治理理念根深蒂固，必然一次次陷入类似的死循环，无论如何选拔和监督都无济于事。梁启超谓儒家仁政曰“只能当如是，而无术使之必如是”，其实并非无术，而是已穷术而仍无解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