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俗共赏科举学

科举学是一门古老而全新的学科或学问。说其古老，是指科举研究的历史相当长，成果颇为丰硕；说其全新，是指以往并未有意识地将科举作为一门专学来研究，提出“科举说”这一概念以后，更注意以整体的观点，以新的理论和方法、新的视角和高度对科举进行科学的研究。而一旦不再各学科分门别类、各自为战地研究科举，改由各学科交叉协作共同系统地研究，便会发觉一片全新的研究视野，展现出一个新奇的研究空间。

以往科举研究已有大量成果，为科举学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这些研究多分散进行。史学界偏重断代史研究而较少贯串研究；教育史学界和政治史学界从各自学科的角度出发，注重纵向的探讨而较少横断面的剖析；文学界侧重研究科举与诗文小说的关系，社会学界侧重研究科举与社会阶层流动的关系，地方史研究者则多局限于编写当时的科名人物史实。另外，过去一段时间中国学者曾着重批判科举的消极面，西方学者则倾向于肯定科举的积极面。各学科和海内外学者之间缺少沟通和交流，也缺少争鸣和切磋，而且有一点共同的不足，即着重于制度的考证和史实的叙述，虽有各学科理论的介入，但相对缺少自身理论的统摄和整体构架的分析。科举学的建立有助于改变这种各自为政、“述而不作”的局面，将各类研究统合到一个新的学科体系中，有利于科举研究出现突破和飞跃。

我曾于1992年在全国第四届教育考试科研讨论会上提交论文《“科举学”刍议》，提出建立科举学的初步构想，目的在于促使科举研究走向理论化和系统化，并进一步走向深入，强调将科举作为一个专门研究领域进行全面的、综合的研究。科举研究已有成果与科举学理论的关系是“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的关系，各学科的科举研究成果可以丰富科举学的内涵，而科举学的建立和成熟又可为各学科的具体研究提供理论支持和背景依托。中国人向来有称“学”的习惯和传统，如研究朱熹有朱子学，研究《红楼梦》有红学，研究《文选》有选学。如果关于某一人物、某一作品的研究可以称之为专“学”的话，那么关于在历史上存在一千多年、牵涉到当时绝大多数知名人物、绝大多数著作和几乎所有地区、至今又还有相当影响的科举研究就更可以称之为学了。更何况以往已出现的一些专学要么和科举密切相关，要么实际上只是科举学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或研究侧面。如朱熹所注四书便成为元明清科举考试的指定教材，朱熹本人参加过科举并为进士出身，也对科举与学校提出过许多批评和改革建议；红学中也有不少关于科举八股的内容，贾宝玉还考中举人；至于“《文选》学”则更只是为备考唐代进士科而兴起的一门学问，可以包括在科举学当中。因此，科举学不是中国历史局部，而是关系到中国历史尤其是文化史整体的一门学问。

科举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是长时期全方位的，对当时社会的影响又是广泛而深刻的。至今我们从各个汉族地区都可以找到还在流传的涉及科举的民间故事或戏曲节目。一个穷秀才如何被人看不起，被人欺压或不被相爱姑娘的父母所看中，经过寒窗苦读，黄卷青灯，应举之后“禹门三级浪，平地一声雷”，令人刮目相看，金榜题名之后又可娶到所爱，过上了美满舒适的生活。这类才子佳人的文学定式在传统戏曲中长期占据中心位置，流传不衰。这类“私订终身后花园，落难公子中状元”的民间故事，既是人们对通过自身奋斗改变命运的理想的期盼，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科举时代屡见不鲜的“中举效应”的客观反映。而一些科举成语如“破天荒”、“名落孙山”、“金榜题名”至今还在借用，则充分说明科举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深刻而久远的。

由于科举对当时社会的影响几乎无所不在，这就决定了科举学的研究空间非常广博，与一般的平头百姓皆可能有关。如果不信，读者可以去寻找一下自己家乡的地方志和祖先的族谱，我敢说十有八九能找到专门记载科名的内容或第几代祖先曾中过举人或进士，即使有些族谱或地方志上的科名记载不一定完全符合实际，但就算是附会上去的，也说明科举时代科名在人们心目中是多么重要。科举学的广博性决定了它是一门雅俗共赏的学问而并非少数学者的专利，尽管研究成果有深浅高下之分，但既可以做精深的学术研究，也可以做科举知识的普及介绍工作，一般文史爱好者也可涉足。“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兼容并包，科举学就不会走向冷僻的死胡同。

至今各地都还有一些有关科举考状元、考秀才之类的民间故事或戏曲在流传，也有不少状元宅、进士墓、探花坊保存下来，今天还能在一些地方看到存留的科第习俗。举例来说，现在闽南厦门一带，中秋节家家户户玩的“博饼”游戏，以掷骰子来博取大小不同的月饼，就还使用秀才、举人、进士、状元、对堂（榜眼）、三红（探花）、五子登科、状元插金花等科第名称来形容不同等级的月饼和优胜者。这一风俗就是科举社会在民俗中的典型遗存。福建省仙游县枫亭镇在元宵节前后踩街游行中，按过去点状元发榜列队游街，以“大魁天下”横幅作为前导。而龙岩市新罗区一些高中毕业生在高考前喜吃“状元豆”的习惯，也是科举习俗在现代的明显遗存。以上只是略举福建的几个例子，但已足见从社会学或民俗学的角度也可对科举学加以研究。而许多地方酒令中“五经魁”的叫法也明显是明代乡试头五名举人称呼的现代标本。这些科举民俗既可以成为科举社会史研究者的专业研究内容，也可是市井百姓了解科举制的起步素材。因此，科举学是一门与普通人都可能相关的专门学问，而非那种躲在象牙塔中自成一统高深莫测的纯学术研究。至于从遗传学的角度研究科第人物之间的血缘关系、从社会学的视角研究科举与社会流动的关系，潘光旦、费孝通、何炳棣等大师已为人们做了很好的示范。

当然，“科举学”研究不仅是为了提高学术水平和普及文化知识，更主要的还在于其现实性。科举虽已停罢，但考试选才方式却没有而且也不能废止。在日益追求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还在继续朝考试社会发展。为了鉴古知今，为现实考试改革提供历史经验和参考借鉴，随着各种考试改革包括自学考试改革的不断深化，“科举学”研究也会不断推陈出新，具有远大的发展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