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为什么科举考试能在一定程度上测验和选拔出智力较高者？这与科举采用试帖诗和八股文等考试文体有关。
唐代科举考试的题型主要有帖经、墨义、策问、诗赋等几种。有的学者认为，唐代这些考试方法与20世纪美国心理学家布卢姆的认知目标分类有一种巧合。帖经偏重于记忆，属于布卢姆学习分类六大类中第一层次认知阶段；墨义为简答题，属于学习中第二、三层次的理解和运用；策问则考查分析与综合能力；诗赋不但能考查思想，而且也能反映出一个人的文化修养和文学水平，与布卢姆学习分类中智能部分最高层次的“评价”具有同等的意义[6]。明经科主要考帖经和墨义，测试的是低层次的技能，后来逐渐为人所轻，宋代科举已将这种考试形式逐渐淘汰。唐代进士科从考策问逐渐发展到以诗赋为主要考试形式，其原因是由于策问内容不外乎政治经济时事等经国大事，范围毕竟有限，猜中策题可能性较大，易于揣摩准备而难以辨别高下，而进士科所代试诗赋取材广泛，非博学多才之士，难成佳作。正如顾炎武在《日知录》卷十六《经义论策》中所说：“唐宋用诗赋，虽曰雕虫小技，而非通古知今之人不能作。”诗赋可以言志，而省试诗是命题作诗，只有才情并茂、善于思维并掌握了作格律诗技巧的人，才可能临场作好。
律诗律赋这种考试文体还有一个好处，便是有格律声韵可寻，易于掌握评判标准。明代胡震亨《唐音癸签》卷十八《进士科故实》说：“唐进士重诗赋者，以策论惟剿旧文，帖经只抄义条，不若诗赋可以尽才。又世俗偷薄，上下交疑，此则按其声病，可塞有司之责。虽知为文华少实，舍是益汗漫无所守耳。”唐人也说唐代进士科所试诗赋中间或暂时更改，但旋即仍旧，“盖以成格可守，所取得人故也”[7]。所以钱穆认为：“诗赋出题无尽，工拙易见，虽则风花雪月，不仅可窥其吐属之深浅，亦可测其胸襟之高卑……诗赋在当时不失为一项最好的智力测验与心理测验的标准。”[8]诗赋考试为宋、辽、金科举所沿用，元、明科举考经义而不用诗赋，但明代以后八股文实际上糅合了律赋的成分在内，而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以后，为了更好地保证考试的难度和区分度，又增试五言八韵律诗。这说明试帖诗作为测验题型，在科举时代有其存在的价值。
八股文在讲究语言技巧方面又比试帖诗更为复杂。八股文是一种极端形式主义的文体。非常苛求文章的逻辑严密和对仗工整，条条框框很多，作文要紧扣题意，一点也不能出格。如试题为《论语·学而》中“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一节，作文时如文章涉及前面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就是“犯上”，如稍涉及后面的“人不知而不愠”，则是“犯下”，都属于不合格之列。有的题目又偏又怪，就更难紧扣题意层层发挥了。八股文不仅要求破题巧妙，通篇文章连贯，而且要求每股之间对仗工整，排比对偶最好能一正一反、一虚一实、一深一浅，这些对偶句往往又很长，特别是议论重心的中股、后股，一股有时长达数十字或上百字，这么长的对偶还要双声叠韵、平仄抑扬，可以说是极其讲求汉语言的修辞技巧的。八股文的逻辑顺序是层层递进，一环紧扣一环，如起讲处不得势，则以下无话可说，即所谓空不得，实不得，一二句说完不得，层数太少不得，太多又不得。清人丁心斋说：“一篇文字如一身之体段相似，搭配须要匀称，方成一个章法。……八股文恰恰起讲是头脸，入题是咽喉项，提比是两臂双手，点题是心，正面是胸腹，后股是两股两足，一处不称则一处不成局。……而其中煞有变化，比如画法有立像有坐像有侧像，有起伏转动趋走跳舞之像，而总不离乎四肢百骸，万不能加臀于项，置股于肩。”[9]在极端严格的形式之下，要作出与众不同的文字确实不易，所以有些举业家称八股文是“花团锦簇”，与绣花一样，取其搭配整齐巧妙。讲究形式章法走到如此极端的地步，八股文实际上成了一种高级的汉语文字游戏。
有如田径场上的体育比赛，科举考试是一种智力竞赛，而作八股文就像是有严格规范动作的体操比赛。比如双杠运动，限定在一定时间内要完成规定动作，越干净利落如行云流水一般连贯优美得分就越高，而自选动作越高、难、险、美越能博得裁判的好评。作八股文就是一种智力体操，在规定的程式内作有限的自由发挥，考官也易于评判优劣高下。本来作文是所有考试题型中最难客观评分的，八股文却定出特别的格式，让考官有章法可循，较可能掌握一致的评价标准。加上阅卷的内帘官本身都是科甲出身，老于此道，一般来说善于评卷。清代《国朝贡举年表》卷二载，雍正元年（1723），规定各省乡试选拔评卷官员，“考官以鉴拔为主考，不论曾否入闱，监临试以时艺一篇，文理优长者入内帘，荒疏者另执事”。也就是说，尽管都是科甲出身者，但朝廷担心他们及第从政后多年荒疏八股文，要再检测一下，文理俱优者才能选为考官。
容易评定八股文优劣可以举出两个显例。乾隆二十七年（1762）乡试，状元出身的吴鸿为湖南省视学，负责挑选科举生员参加乡试，而主持湖南乡试的是著名学者钱大昕和新科状元王杰，“三公皆衡文巨眼也。诸生出闱，以卷呈吴，吴最赏丁甡、丁正心、张德安、石鸿翥、陈圣清，曰：‘此五卷失一不复论文矣。’榜发，第六至末仅陈一人，吴旁皇莫释。五魁报至，四生已各冠其经矣。吴大喜，时传为佳话”[10]。由于八股文是标准化的考试文体，考官可以很快地评阅试卷，一眼就可以看出轻重高下。明代杨士聪说：“余每阅卷，不须由首彻尾，不拘何处，偶觑一二行，果系佳卷，自然与人不同，然后从头看起。场中搜查落卷，多用此法。即数百卷，可以顷刻而毕，无能遁者。”[11]左宗棠乡试时便是在搜落卷中被挑上的。
另一个显例是状元王以衔。乾隆六十年（1795）会试，正总裁窦光鼐善于衡文，所取第一、二名皆浙江人试卷。揭榜后，第一名会士为王以
，第二名即其弟王以衔，众议哗然，乾隆皇帝心中也感到奇怪。权臣和珅素与窦不和，欲乘机倾陷窦光鼐，于是在兄弟二人闱墨中找出都有“王道本乎人情”一句，指出此即为关节。结果抑置王以
于榜末，停其殿试资格，降窦光鼐四品休致。可是，殿试拆封以后，王以衔仍高中一甲第一名，乾隆皇帝心意释然，问廷臣说：“此亦岂朕之关节耶？”[12]因为殿试主考官名义上是皇帝本人。王以衔殿试仍中状元，说明他的会试成绩肯定也是可信的，于是再录用王以
入翰林院，窦光鼐官复原职。这一事例说明才智优秀者答卷往往公认出众，一般来说科举考试糊名誊录试卷加以评定，评卷是较为客观公允的。科举时代有“文有定评”的说法，主要就是因为采用八股文这种标准化的考试文体。
正是因为八股文体式复杂而又明了，易于客观地评定优劣，所以在一定程度上确能起到智力测验的作用。八股文中的一些小题，特别是一些所谓的截搭题、枯窘题，更类似一些文字游戏，要在“螺蛳壳里做道场”，真正好实在很难。徐敬轩在《初学玉玲珑》中便说：这种枯窘题，路径很窄，惟其路径很窄，故断不能在本位上说话，而要在题前题后题左题右反面正面去设想。及至上到本位，也要刻画字面，洗去意义，推写情景，逼取神气各方面去用功夫。所以练习纯熟之后，就可以精思壮采，层叠不穷，最足见人才思。台湾学者梁若容《谈八股文》一文也说，八股文“只是一种文字游戏，并不能叫做作文。它的好处是法式明了，规格统一，容易学，容易通，无法跑野马，出奇制胜，篇幅短，看卷子比较容易，定优劣更容易。真是聪明的人，只要熟读几十篇墨卷，就不怕作不出好文章。因为这种迷津似的测验，考的是智力不是学力。王守仁、徐光启、李鸿章、张之洞等都能在早年得到极高科第，是显著的例子。八股文的考试，不一定埋没多少天才”[13]。有的学者认为，经常参加考试，以努力进修、悉心钻研之故，可使人脑发达，思想周密。还有西方学者说中国人之聪明智慧有时胜过西方人，谓为系得力于数百年中之作八股文，因为常作八股文可以促进人的聪明才智之上进与知识水准之提高[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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