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科举制多是作为批判的对象而被加以介绍的，典型者如吴晗曾说：“明清两代五六百年间的科举制度，在中国文化、学术发展的历史上作了大孽，束缚了人们的聪明才智，阻碍了科学的发展，压制了思想，使人脱离实际，脱离生产，专读死书，专学八股，专写空话，害尽了人，也害死了人，罪状数不完，也说不完。”[19]过去，在多数国人的印象中，科举是一种只会造就腐儒的没落的取士制度，甚至认为“祸国殃民的科举制”严重地禁锢了整个民族的创造思想和创新精神，是阻碍中华民族进步的罪魁祸首，是过去中国腐败落后的重要根源[20]。1998年，华侨出版社出版了一套《黑二十四史》，其中第5卷包括缠足史、游戏史、宦官史、科举史、酷刑史、盗墓史。将科举与缠足、宦官、酷刑、盗墓摆在一块，可见科举制度有多么黑暗。
然而，一般人较少了解，自从科举制废止不久之后，就开始有人提出为科举制平反。而且，这种呼声时断时续，总的来说还越来越大。从梁启超、孙中山等政治人物到胡适、钱穆等一流学者，都曾对科举制说出过赞誉之词[21]。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为科举制平反，在中国学术界已成为一股思潮，成为一个趋势。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初步分析，大概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一）研究深入的结果
当不再跟在清末人士后面人云亦云，而是全面、系统地从不同的侧面研究科举之后，许多人发现科举并不像原先印象中的那么坏。当代科举研究中出现一种规律性的现象，即大多数科举研究者都较为肯定科举的作用。翻开已出版的80余本关于状元的著作，其序言或前言、后记大体以肯定科举的客观历史作用者居多。例如，有的学者指出：“近代以来，不少人完全否定科举考试的积极意义，认为科举考试不能造就人才。那些未曾全面深入研究过历代科举考试情形的人这样说，是信口开河；若认真研究过的人也这样说，则是片面与偏激。”[22]有的学者在对清代状元的家世进行深入研究后认为，科举制具有不拘门第、均等竞争、公开考试、优胜劣汰的基本特征。我们对古代的科举制有必要加以重新审视[23]。又有学者在对以往一些批评科举的论点进行了辨析之后，指出科举制是一种公平公正的制度，应该珍视它，发掘它，从中提炼出对我们民族有益的成分，来滋养、完善并发展今天的考试制度[24]。
只要深入全面地研究科举制，便会看出科举并不是完全属于腐朽没落的丑物，它跨越了中国不同朝代以及东亚不同民族和国家而被广泛实行，是因为有选拔人才的内在逻辑和公平竞争的普世价值在起作用。正如有的论者所说：“科举考试所创设的公平竞争机制及其彰显的平等精神，是华夏民族智慧的结晶，也是科举文化的精华所在。”[25]还有论者认为：“科举取士确是封建时代所可能采取的最公平的人才竞争机制，是选官任能的最佳形式和途径，是最大程度上吸引知识分子，尤其是社会中下层人士加入国家政治行列的最优制度。”科举制是封建社会的“平民政治”，不仅使选拔官员有一个文化知识所要求的衡量标准，而且把知识的深浅高低同获得权力、财富地位结合起来，这可以说是我国最早出现的“知识经济”或“知识政治”[26]。总体而言，一般是对科举制研究越多越深入者，对科举制的评价越与传统定论不同。
（二）论从史出的结果
提出为科举制平反的学者并非故作惊人之语，而是解脱“以论带史”或“以论代史”的教条，本着“论从史出”的治史态度，人们便很自然会得出为科举平反的结论。经过研究，许多人发现原来对科举的坏印象是清末为废科举而矫枉过正并将其说得一无是处而形成的[27]。有的学者认为，科举制在某种意义上是儒家有教无类理想的产物，它确定了以才选士的原则。科举制被许多人称之为“糟粕文化”，但它却引起了古代东南的文化革命。当选定“科举教育与东南文化开发”这一命题进行讨论的时候，才发现这一命题会引起对科举制度传统价值观的重新评价。作者得出与传统价值观不同的结论并非有意的挑战，而是如实地展现科举制对东南文化开发的影响，作者只能得出这一结论而已。有的学者认为，在传统中国文化中，科举制在中国近代受到的遭遇恐怕是最缺乏理性的。法国史学家托克维尔在其《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有句名言：“我开始研究旧社会时对教士充满偏见，我结束这一研究时对他们充满敬意。”[28]一些学者认为这句名言同样适合于科举制[29]。
大多数提出为科举平反的学者原来对科举也充满了坏印象，在研究之后却改了看法，这并非故意标新立异，而是实事求是、论从史出的结果。大凡一个人研究某个问题久了以后容易产生一定的感情，或者可能稍稍夸大研究对象的重要性。但如果研究对象是宦官制度、缠足陋俗、鸦片恶习，则无论研究多久，一般人也不会去赞美它的，只会增加对阉割、缠足等泯灭人性的残酷做法的痛恨。20世纪初，人们将八股视同缠足、鸦片、纳妾同一类丑恶的东西，扫进了历史垃圾堆。但科举并不等同于八股，在20世纪末还将科举与缠足、宦官、盗墓等一起列入《黑二十四史》是不相称的[30]。许多研究者不约而同提出为科举平反，确实是发现科举制在历史上曾发挥过不可抹杀的重大作用，经过慎重的思考后才提出的。
（三）知今通古的结果
有比较才有鉴别，鉴古可以知今，知今也有助于通古。反观现实考试和人才选拔制度，有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再对科举制进行反思，往往对科举制的印象便与从前有所不同。科举制废除以后，最早提出为科举平反的著名人物是戊戌变法时期极力批判科举的梁启超。1910年，梁启超幡然悔悟，说“科举非恶制也”，不仅不是一种坏的制度，而且他还认为“此法实我先民千年前之一大发明也”。他公开提出了为科举平反的主张，甚至公然提出恢复科举的建议[31]。另一位在科举废后不久却称赞科举的伟人是孙中山，民国刚成立，他就说：“任官授职，必赖贤能；尚公去私，厥唯考试。”[32]孙中山对中国社会和讲究人情与关系的民族性有相当深刻的了解，后来在看到民国建立以后各路军阀拥兵自重、强权决定官员选任的状况之后，还一再对科举制作出过赞美的评价。梁启超和孙中山都是在游历东、西洋多国作过比较之后才发出此论的。
高考选才存废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以及没有制度化的遴选官员或公务员的程序所显现出来的弊端，促使人们更加深刻地反思科举制的是非功过。担任过教育部考试中心主任十余年的杨学为先生曾谈到，20世纪60年代以前念书的时候，读的书、听的报告，几乎都说科举及其考试不好，当然他也这样认识。后来从事考试工作，又查了一些资料，才感到原来的认识不全面，转而认为考试是中国的伟大发明，是对人类文明的伟大贡献，可以和四大发明相媲美。科举对于儒家经典的传播，对于中华民族的融合，对祖国的统一，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科举的评价，应持历史的、具体的观点[33]。而且，评价科举制要将其置于古代社会背景中去考察，从政治角度来看，科举制当然不如现代选举来得民主，但在传统社会，能够这样开放参政权就已属难能可贵了。
（四）时空距离的因素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观察一个事物，时间和空间距离不同，看到的景象往往差异颇大。时代不同，人们的认识也不会完全相同。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的研究者的学术眼光与20世纪70年代以前学者的观点也不会一样。在以往批判传统、否定科举的大气候下，不少科举研究论著偏重于采用清末学者的观点，着重批判科举的弊端，喜欢引用明清一些笔记小说的某些描写来说明科举对知识分子而言是多么糟糕的一种制度，有的史料抄来抄去，陈陈相因，较少去阅读发掘科举时代大量肯定科举公平性和存在合理性的资料，以至于在人们印象中科举成了一种坏透顶的考试制度。相当长的时间里，多数人对科举的看法一直停留在清朝末年，科举制被判定为一种很坏的制度。但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思想的解放和学术环境的宽松，科举研究也空前地活跃起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已不再像20世纪初那样为激愤情绪所左右。也许部分是由于离清末废科举更为久远的缘故，许多学者开始对科举做出冷静的分析和理性的判断。特别是到了21世纪初，在临近科举制百年祭的时候，人们更加注重探讨科举制长期存在的原因和清末废科举的影响，因而往往得出跟以往不同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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