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千年中莫大之举动”

从1898年戊戌变法改革科举，到1905年9月科举制的废止，科举制的革废方案屡经反复，往往是改革或渐废的方案刚公布不久，便被后一道诏令所取代和否定，以至原计划在1911年废科举的规划提前到1905年实施。这是一段匆忙写就的历史，这是一段令人眼花缭乱的历史。

与科举时代几次废科举的尝试皆以失败而告终有所不同，科举制在20世纪初所面临的社会变化是前所未有的。将进化论译介进中国的严复洞悉世事变迁之理，他曾指出：“观今日之世变，盖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也！”^[13]处于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科举制遭遇到亘古未有的严重挑战。

一贯运行有序的科举制，在20世纪最初几年却有点乱了套。虽然统治者还想极力维持科举制的正常运转，但其周期却被打乱。本来1901年应该举行的乡试和1902年应该举行的会试，都推迟了一年举行，而且都改成恩正并科。1903年刚举行过会试、殿试，1904年又举行了一科会试和殿试。而且，因顺天贡院被八国联军烧毁，最后两科会试都不在京城举行，这是明清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情。不仅如此，从考试内容来看，1901年的诏令规定，以后的科场不再考八股文，代之以近代时务，考题涉及政治、经济、外交、教育等，科举制几乎是脱胎换骨了。另外，会试在点名入场等方面都不按常规，有的地方科试还出现闹场的现象。这一切都显露出科举制衰废的征兆。

“山雨欲来风满楼”。自1903年以后，张之洞等大臣不断在酝酿废科举的办法，报刊也经常在谈论废科举之事，欲废科举的传闻在社会上此起彼伏，而科举妨碍学堂的现象是导致提前废止科举的直接原因之一^[14]。在1903年的时候，尽管京师大学堂已开办有年，且已颁布《钦定学堂章程》，但科举的吸引力还是比新式学堂更大。末科乡试前夕，“大学堂两馆生均已纷纷赴汴乡试，两馆所存学生不过三十余人，每日功课亦不认真，徒存大学堂外观而已。设诸公乡试得意，似较学堂出身为优，想诸公必不肯再入堂肄业，以待三年卒业也。科举误人，岂浅鲜哉^[15]”？结果，京师大学堂仕学、师范两馆赴开封参加顺天乡试的学生中果真有7人中举，这还不包括改用他名无法查实及返回本省参加乡试中举者。据1903年底王仪通为《京师大学堂同学录》所作序文中说，该年大学堂学生醉心于举业科名，“至四月间乡试渐近，乞假者盖十之八九焉。暑假后人数寥落如晨星，迨九月中，各省次第放榜，获隽者利速化，视讲舍如蘧庐，其失意者则气甚馁，多无志于学，胶胶扰扰者先后殆九十，阅月而一星终矣。竭管学大臣、中外教习、管理诸员之心思才力，一岁之春秋两试堕之于无形，顾谓学堂与科举能两存焉”^[16]？

为了改变世人重科举轻学堂的趋向，兴办学堂，清廷选择了立废科举的办法。先是，直隶总督袁世凯、盛京将军赵尔巽、两湖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周馥、两广总督岑春煊和湖南巡抚端方会奏《请废科举折》，认为：“臣等默观大局，熟察时趋，觉现在危迫情形，更甚曩日，竭力振作，实同一刻千金。而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以分其砥砺实修之志。民间更相率观望，私立学堂者绝少，又断非公家财力所能普及，学堂决无大兴之望。就目前而论，纵使科举立停，学堂遍设，亦必须十数年后人材始盛。如再迟十年甫停科举，学堂有迁延之势，人材非急切可成，又必须二十余年后，始得多士之用。强邻环伺，岂能我待。”^[17]因此，立停科举是迫在眉睫的大事，奏折指出：“欲补救时艰，必自推广学校始。而欲推广学校，必自先停科举始。拟请宸衷独断，雷厉风行，立沛纶音，停罢科举。”袁世凯、张之洞等人都是举足轻重的南北封疆大吏，他们的奏请很快得到谕准。

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初四日（1905年9月2日），清廷颁布上谕：“方今时局多艰，储才为急，朝廷以提倡科学为急务，屡降明谕，饬令各督抚广设学堂，将俾全国之人咸趋实学，以备任使，用意至为深厚。前因管学大臣等议奏，当准将乡会试分三科递减。兹据该督等奏称，科举不停，民间相率观望，推广学堂必先停科举等语，所陈不为无见。著即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其以前之举、贡、生员分别量予出路，及其余各条，均著照所请办理。”^[18]丙午科是原定于光绪三十二年举行的科举乡试，这一上谕的发布标志着科举时代的终结，也预示着君主制度的覆亡。

废止科举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连深谙社会进化和世事变迁的严复，对废科举的后果也难以逆料。废科举后才四个月，他于1906年1月，在环球中国学生会上的演说中，谈到废科举的重大影响无法估量时说：“不佞尝谓此事乃吾国数千年中莫大之举动，言其重要，直无异古者之废封建、开阡陌。造因如此，结果如何，非吾党浅学微识者所敢妄道。”^[19]严复自称为“浅学微识者”，但他的论断其实具有很强的预见性。

长期在华的传教士林乐知也在《万国公报》发表评论说：“停废科举一事，直取汉唐以后腐败全国之根株，而一朝断绝之，其影响之大，于将来中国前途当有可惊可骇之奇效。”^[20]林乐知是从废科举的积极方面去预见其深远影响的，随后不久他便于1907年5月去世。中国社会和文化教育在废科举后确实发生了可惊的变化，出现了快速的发展，但林乐知大概也没有预料到废科举带来传统社会礼崩乐坏秩序瓦解，与积极影响相当，其消极影响也相当“可骇”。

过去，科举年复一年地举行，士子年复一年地应考，周而复始，形成一种规律性的周期变化，人们都习以为常。一旦科举真的废弃，具有强大惯性的运行机制戛然而止，读书人一时很难适应，失落感和幻灭感是非常强烈的。清代科举一度为一百多万人提供了一种生活方式，一旦这种赖以生存的生活方式遭到颠覆，必将使这些人陷入困惑、彷徨和幻灭之中。由于经过一个阶段的舆论准备，到1905年真正废止科举时，整个社会表面上十分平和，没有激起什么反弹。掌握报刊等传播媒体的都是新学人士，人们听到的自然都是赞成的声音。而一批士人对废科举感到绝望、“心若死灰”的情形，后人只有从个别士人流传下来的日记中才能窥见一二^[21]。即使是主张废科举的人士，到后来才发现科举制的废止，等于将维系传统社会秩序和支撑官僚系统以及促使儒家文化传承的制度根基突然铲除，它所带来的社会震荡、政治混乱和文化断裂等后果，远远超过清末士人的估计和想象。为此，一贯主张中体西用的张之洞在1905年后曾对废科举的后果感到某种程度的惊恐，表现出某些懊悔与惋惜的心情^[22]。而袁世凯后来则在其复辟期间一度恢复过科举制度^[23]。

科举这艘自汉代开始建造的航船，从隋代起锚扬帆后，历经云诡波谲的唐代河段、波涛起伏的宋代流域、跌宕汹涌的元代河谷，进入波澜不惊的明清水域，经过五百余年平稳航行之后，整艘船的复杂精细的结构和部件已经变得老化失灵，行驶至清末，船破恰遇顶头风，在强劲的欧风美雨和坚船利炮的冲击之下，已是摇摇欲坠。科举制在20世纪初虽也做过一些改革挽救措施，但就像木制帆船再大也有腐朽的时候，在蒸汽机船时代只能落得被淘汰的命运，更新部件已来不及，终于无法阻止其最后沉没。然而，此时东、西洋许多国家借鉴中国科举而建立的文官考试制度正在扬帆远航，真令人有“沉舟侧畔千帆过”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