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民主牌”的游说

随着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台湾地区启动“民主化”进程以后，亲台华裔美国人的游说又重新活跃起来，最为主要的原因来自于台湾地区自80年代中后期启动的“民主化进程”。这样，进入90年代后，台湾地区的国际形象正在发生改变，被认为是一个“更为宽容、政治自由的地区，拥有世界级的电子工业，富有冒险精神的企业家以及成熟的金融市场”。^[68]李登辉的“民主先生”的称号便是这一转型的标志，^[69]而1989年中国大陆所发生的政治风波则与之形成了鲜明对比。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民主牌”成为亲台华裔美国人游说的最有力武器，很大程度上使亲台华裔美国人的游说拥有了与“反共”时期相同的“政治正确性”，进而无须证明其爱国主义，可积极地为台湾地区的利益而游说，包括促进“台独”事业、拓展台湾地区的所谓“国际空间”、促进美台关系、抑制中美关系、打压中国大陆等等。这样，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90年代后半期，亲台华裔美国人的游说对中美关系和两岸关系构成了重大的消极影响，而其中重要的组织是“台湾人公共事务协会”（Formosan Association for Public Affairs，FAPA）。

一、“台湾人公共事务协会”与“台独”游说

尽管在亲台湾方面是统一的，但台湾裔美国人的游说团体的具体目标则是多样化的。它由多个倡导相互不兼容的政策的组织所构成，主要可分成三类：一是反国民党政府但不支持“台独”立场的，其代表如“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办公室”、“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Chiang Ching-kuo Foundation for International Scholarly Exchange）；二是支持“台独”立场的，如“台湾人公共事务协会”和“福摩萨独立世界联合会”（World United Formosans for Independence，WUFI）；三是既不反国民党政府又不支持“台独”的，如“台湾北美商会”（Taiwa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of North America，TCCNA）。但随着台湾地区“民主化”进程的启动，特别是民进党成立以后，亲台华裔美国人为“台独”展开的游说活动在20世纪90年代快速发展，其代表便是“台湾人公共事务协会”。

由于台湾当局的高压政治，20世纪50—80年代期间的台湾移民对于一个自由和“独立”的台湾有着较强烈渴求，并建立了多个旨在促进“台独”的游说组织，如“全美台湾同乡会”（Taiwanese Association of America）、“台湾人的自由台湾”（Free Formosans for Formosa）、“台湾独立联盟”（United Formosans for Independence）、“全美台湾独立联盟”（United Formosans in America for Independence）、“世界台湾独立联盟”（World United Formosans for Independence）等。20世纪70年代，由于海外“台独运动”组织的个人联系和游说努力，美国国会、国务院和媒体也对台湾“民主化”施加了一定的外部压力。^[70]

为了提升在美国的“台湾独立运动”（Formosa Independence Movement，FIM）的政治效率，“台湾人公共事务协会”于1982年在华盛顿创立，以游说美国国会领导人“形成决议支持台湾的自决权，促进该岛民主，改善美国社会中台湾裔人的社会地位”。^[71]此外，各种以美国为基地的社会运动团体，如“全美台湾人权协会”（Formosan Association for Human Rights），“国际环境保护协会”（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ssociation），“北美洲台湾人医师协会”（North American Taiwanese Medical Association），“北美洲台湾人基督教协会”（Christian Church Council of North America），“北美洲台湾妇女发言人协会”（North America Taiwanese Spokespersons for Women’s Association）等都积极地发挥影响，推动台湾地区的“民主化”。^[72]

“台湾人公共事务协会”主要的工作是以活动的方式教育在美国的台湾移民，并游说美国国会通过对台湾有利的法案，争取台湾裔美国人获得更多权利。其组织体制分为三部分：一是领导层，负责总体的目标决策和战略选择，分别设会长、副会长、名誉会长以及特别助理，一般都是在一定领域具有较高的造诣、深得社会各界尊重的知名人士。二是执行层，分别在会长下面设立执行委员会、政策委员会、研究和规划委员会、秘书处等；副会长下设财务委员会、会务委员会、青少年委员会、训练委员会、出版委员会、办公室等机构。三是分会和办事处，负责基层管理和具体实施。该组织现有55个分会，分布在35个州中，会员遍布全世界，在华盛顿设有总部办公室，专职工作人员6人。1988年开始在台湾设有分会。

“台湾人公共事务协会”刚成立的时候，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在海外促进台湾的人权和民主”，即反对国民党的一党垄断。因此，该组织也一直被台湾当局列入黑名单，直到1993年开放党禁后黑名单被撤除为止。此后，“台湾人公共事务协会”的工作重点开始转向“关注台湾的安全”，如向美国国会游说、提出《台湾安全加强法案》等。根据其网站介绍，“台湾人公共事务协会”的宗旨和目标是：（1）推动世界对“台湾人民权利”的支持，以建立一个独立、民主的“国家”并“加入”国际社会；（2）促进台湾地区与美国的关系；（3）维护台湾人民的“自决权”；（4）促进台湾的和平与安全；（5）维护和促进全世界台湾移民的权利和利益。^[73]

在成立后的头5年里，“台湾人公共事务协会”在组织壮大、成员发展、游说手段拓展等方面都得到快速扩张。它在每个州都成立了地方办公室，到2003年4月成员达到2300名。^[74]它从其富有的成员那里筹集资金；这些人大部分都拥有研究生学历，并捐献了大量资金。“‘台湾人公共事务协会’的一些创建者已经是国民党黑名单上的人，进而获得了美国公民身份，不仅是出于方便，而且也为了保护自身不受国民党胁迫。技术上，台湾承认双重公民身份。但总体上，卷入反对运动的海外台湾人，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往往会获取美国公民身份以避免被国民党所胁迫”。^[75]这一草根网络与部分国会议员发展出密切的联系，甚至为候选人筹集资金。“因为‘台湾人公共事务协会’是501（c）（3）非营利组织且具有有限的游说地位，因此它不能作为一个组织捐钱。这样，‘台湾人公共事务协会’成员的筹集资金行为往往以私人方式出现，存在的是单个成员与国会议员的联系”。^[76]“台湾人公共事务协会”往往选择特定的与台湾相关的议题，来教育与其保持密切联系的国会代表。

很显然，“台湾人公共事务协会”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推进“台独”。“台湾人公共事务协会”认为完全依靠台北和北京双方的协商和谈判，是不可能获致任何有利于台湾人民的结果，必须积极争取台湾的参与和斡旋。“台湾人公共事务协会”认为它应该担当起台湾在美国进行草根外交的责任。由于“台湾人公共事务协会”的成员绝大多数是已入籍美国或入籍其他国家的高级知识分子，因此，该组织主要是通过为海外台湾人提供服务而宣导“台独”思想，发展“台独”势力。该组织的活动重心在美国，主要是游说美国参众议员、行政官员、学者和草根大众，向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媒体、学者和普通公众提供有关台湾各种问题的信息、书籍、小册子和论文，向美国国会议员及其助手提供各种有关台湾的情况介绍，并通过联络台湾人和宣传、学术研讨等渠道，扩大宣传“台独”理念。“台湾人公共事务协会”一度获得较大成功，曾促使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于1983年通过《台湾前途决议案》及美国参、众两院于1985年通过《台湾民主修正案》。1995年李登辉访美和1999年美国国会内所讨论的《台湾安全加强法案》，都与“台湾人公共事务协会”的游说努力密切相关。^[77]

“台湾人公共事务协会”非常重视他们在美国国会的工作，国会议员支持台湾的任何一个议案的情况都能在“台湾人公共事务协会”的网站上了解到。它还把美国国会台湾连线（Taiwan Caucus）作为工作的一个重点。从台湾连线成立起，它便“与台湾连线的议员们保持密切联络，定期提供台湾连线成员们一些有关中（大陆）美台三角关系的分析，法案的引进以及举办相关活动，使台湾议题在国会能持续地具有一定曝光率，唤起美国国会对台湾的正确认识，并进而全面性地支持台湾。”^[78]据说，在美国政治圈中，人们把“台湾人公共事务协会”称作是仅次于以色列的游说集团。而台湾当局也把它看做是“官方渠道”外，与美国发生联系的最主要渠道之一。来自纽约州的民主党人史蒂芬·索拉兹（Steven Solarz）在1983—1993年间担任美国众议员，他认为“台湾人公共事务协会”非常成功，“在‘台湾人公共事务协会’开始运作前，当台湾发生了重大事件时，它往往由行政部门处理。随着台湾裔美国人社团的动员及其对持同情态度的议员的培育，国会逐渐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介入其中。那些问题成为公共问题，不再任由外交官秘密运作，这改变了游说规则”。^[79]“台湾人公共事务协会”所推动的有利于台湾的决议案为数众多，其中有些议案对两岸关系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例如，1996年3月19日在众议院以369∶14票通过的H.Con.Res.148批评中国的导弹试验和军事演习，该议案于同月21日在参议院以97∶0票通过；1996年9月26日以唱票方式通过的H.Con.Res.212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1997年11月6日在众议院以301∶116票通过的H.R.2386要求美国国防部长研究将台湾纳入其中的战区导弹防御体系；1998年10月7日在众议院一致通过的H.Con.Res.334支持台湾“加入”世界卫生组织；等等。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台湾人公共事务协会”与台湾当局接触密切，迅速成为台湾当局“台独理念的急先锋”和“洋独”行动的“先头部队”。自从陈水扁政府上台之后，“台湾人公共事务协会”和台湾“驻美代表处”关系亲密。时任会长吴明基表示，双方至少一个星期联络一次，和李应元“副代表”、程建人“代表”都比较熟，也经常见面。至于设在美国其他12个地方的办事处，有的比较熟，有的却联系不多。^[80]尽管如此，人们还是不难看出，“台湾人公共事务协会”和台湾当局的台前和幕后的关系非比寻常。

随着游说活动的深入，“台湾人公共事务协会”注意把游说工作“拓展到其他国家”。在“台湾人公共事务协会”成立20周年的一次研讨会上，“台湾医学联合基金会”主席吴树民在讲话中说，不能仅把游说对象放在美国一家身上，还要注意对欧洲国家和日本的游说。美国众议员谢罗德·布朗（Sherrod Brown，民主党，俄亥俄州）对他的话做了回应，“既然美国国会支持台湾获得世界卫生组织观察员地位并最终加入其他的国际组织，你们要利用和欧洲朋友的种种关系，让他们参与进来是很重要的”。“如果台湾能让欧洲国家和日本也支持你们的请求，将会使美国政府从更现实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81]这样，“台湾人公共事务协会”在欧洲和日本的游说活动也不断发展。

二、为台湾“国际空间”游说

进入新世纪以来，亲台华裔美国人的游说重点逐渐转向为台湾争取“国际空间”。这一努力的根本立足点是所谓台湾地区是“自由民主阵营”的一员，是世界范围内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最佳实践”，不支持或不承认台湾将削弱自由民主世界、特别是美国对民主推广和促进和平的承诺。^[82]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亲台华裔美国人在美国逐步建立起一个力量庞大的“社会关系网”，不少美国政客在亲台华裔游说活动的攻势下，成为支持台湾的“同情分子”，每每美国政府制定对台或者对华政策的时候，他们就积极提出支持台湾的“建议”，影响美国政府的政策制定。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形成了一个不明确的“蓝队”（Blue Team），美国国会也在参众两院建立了所谓“台湾连线”（Taiwan Caucus），为台湾地区的所谓“国际空间”摇旗呐喊。

“蓝队”是美国国内政治力量分化和台湾游说交织下的产物，是台湾积极寻求政治支持的重要力量。《华盛顿邮报》于2000年2月22日发表文章，认为在美国政治舞台上已经形成了一股反华逆流，兴风作浪者是一个被称为“蓝队”的松散政治团体。该团体是一个由少数极右翼国会议员、国会助手、退休情报官员、智囊团学者、共和党政策策划者、保守派专栏作家、为台湾游说者、前情报机构人员和个别持反华立场的中国问题专家组成的反华松散联盟。^[83]其实，“蓝队”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才逐渐成长壮大，最初只是七八个志同道合的朋友讨论国事的私人聚会，后来便发展到40来人的“精英圈子”，平时通过电邮互通声气，偶尔也在华盛顿F大街的“美国酒店”“煮酒论英雄”。“蓝军”的组织十分松散，甚至可以说没有组织，因为它既没有正式的章程和成员，也没有办公机构和领导人，然而它却有毫不含糊的纲领和颇为可观的影响力。它的纲领明确，就是要把在冷战后“迷失了方向”的美国外交重新“拉回正确轨道”，尤其把重点放在美国对华政策的“纠偏”上。^[84]

“蓝队”首先是美国政治内部在外交政策理念上分化的产物，是新保守主义的“外交政策复合体”。该团体一经产生，立即引起亲台华裔美国人和台湾当局的极大兴趣。“蓝队”中的主要代表人物大部分是一些冷战思维根深蒂固的人士，他们中的许多人并不真正了解中国。他们过去要求对苏联强硬，现转而针对中国，试图为美国寻找一个“新的敌人”。他们一再强调，中国的军事力量发展迅速将会对美国利益构成威胁。“蓝队”曾在促成国会成立考克斯委员会，起草《台湾安全加强法案》等方面发挥了幕后的推动作用。总之，“蓝队”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坚决反对由中国问题专家所组成的“红队”（the Red Team），强调中国是美国的最大威胁和敌人，主张美国不应该对中国采取政治和经济相分离的处理原则，而是要将各种政策手段综合起来对中国施压，甚至应该“遏止”中国。这个“蓝队”竭力在白宫和国会扩大其观点和政策建议的市场。

2002年4月9日，美国国会众议院“台湾连线”（Congressional Taiwan Caucus）经过半年多的酝酿，正式宣告成立。2003年9月17日，向来很少成立议员次级团体组织的参议院也成立了“参议院台湾连线”（Senate Taiwan Caucus）。国会两院分别成立“台湾连线”标志着美国国会在关注、影响和干预中国台湾事务的道路上又迈进了一步。国会“台湾连线”的成立背后有着复杂的国际和国内政治背景，如冷战后美国将中国当做新的“假想敌”、美国新保守主义崛起、台湾当局和亲台华裔美国人的游说等。需要特别指出亲台华裔美国人的游说努力。亲台华裔美国人在国会两院拥有很多议员朋友，许多议员及议员助理都曾经甚至多次访问台湾，台湾裔美国人与国会议员之间的信息交流渠道始终十分畅通，台湾裔游说团体的意见和建议都可以顺利送到议员及其助理手中，并最终影响国会外交决策。在“台湾连线”的成立大会上，该连线发起人众议员罗伯特·韦克斯勒（Robert Wexler，民主党，佛罗里达州）就直言台北驻美经济文化代表处以及“台湾人公共事务协会”对该连线的筹备和成立具有重大的影响。而事实上，该连线的成立仪式以及所有相应的庆祝活动的安排都是由“台湾人公共事务协会”一手策划组织的。而台湾“立委”代表团团长、民进党大佬蔡同荣则在成立大会上公开表态说：“在此，我们也要特别感谢‘台湾人公共事务会’，在过去的二十年来，‘台湾人公共事务会’为了台湾不懈奋斗，向国会议员解释台湾的处境及议题，此次也通过其强大的草根游说力量，为台湾连线积极招募成员。”时任“台湾人公共事务协会”会长吴明基也不无得意地自我炫耀地说：“‘台湾人公共事务协会’全美各地的成员在最后一刻仍在游说本地议员加入连线……从仍有数位议员在这个周末继续加入，就可看出台美人草根游说力量的实力与成效，以及台湾议题的广泛支持。”。^[85]

在发起之初，众议院台湾连线共有41位议员加入，至2002年4月5日台湾连线的成员共有73位；在台湾连线成立之日，即4月9日，已增至85位成员。而在7月23日，则进一步增加至114人；到2012年，该连线成员已经增至135人，超过众议员总数的1/4。尽管相比之下重要人物略少，但参议院台湾连线也同样发展迅速，到2012年共有23位参议员加入其中。与下文所讨论的相关，参众两院的台湾连线组织目前都处于不活跃时期，少有活动，但在其刚成立后不久便发起了一系列的努力，对中美关系、两岸关系都造成了重大的负面影响，其中最为严重的是帮助拓展台湾地区的“国际空间”，尽管这两个组织也围绕促进美台关系、推动美台军售等问题展开游说活动。

帮助台湾地区拓展“国际空间”是亲台华裔美国人游说的一个重要目标，进而也成为国会台湾连线组织的重要目的。例如，众议院台湾连线共同主席之一的谢罗德·布朗曾明确表示：“连线成立的主要目的就是协助巩固台湾的民主和国际能见度”。对国会台湾连线而言，由于成立之后台湾当局对于“国际空间”的追求已经从联合国转向了世界卫生组织，因此其重点便是帮助台湾“参加”世界卫生组织。

在国会台湾连线组织成立之前，亲台华裔美国人便围绕台湾“国际空间”展开了一系列的游说，并取得了一定的支持。例如，为了显示国会对台湾“参加”世界卫生组织的支持，1999年4月12日，参议院以无异议方式通过第26号决议案，支持台湾“应适当并有意义地参与”世界卫生组织。^[86]5月13日，布朗也在众议院提出第1794号法案（H.R.1794），明确要求行政部门在当月17日召开的世界卫生组织年会上支持台湾“参加”世界卫生组织。但是在该届年会上，台湾第三次“闯关”再次遭到挫败，却使得国会恼火万分，认为是由于行政部门将国会的意见置若罔闻，未能全力帮助台湾所致。6月23日，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一致通过“H.R.1794”，并经由国际关系委员会将该议案提交全院讨论。8月底，法案在众议院得到通过，并送交参议院审议，11月22日，参院发布公告，通过了该项法案，并于11月23日经克林顿签署生效成为美国公法（P.L.106－137）。自此首次为美国支持台湾“加入”世界卫生组织提供了“法律依据”。^[87]此后，国会每年都会就台湾“参加”世界卫生组织一事提出大量的议案，为台湾当局摇旗呐喊，并对行政部门施加压力。

在国会台湾连线组织成立前的2001年底，后来的台湾连线的主要成员就曾多次磋商，详细讨论帮助台湾“参加”世界卫生组织等议题。2002年4月11日，连线成员联名致函小布什，要求他明确表示“支持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在台湾连线的推动下，2002年4月24日，国会众议院以407∶24票的压倒多数通过法案，要求行政部门尽一切可能帮助台湾获得世界卫生组织观察员身份。5月15日，该法案经参议院修改后，于众议院重新以415票对零票得以通过，并送交总统签署。2002年5月28日，该法案经小布什签署成为美国正式公法。这可以说是该连线成立之后第一次小试牛刀，而韦克斯勒则声称：“使台湾能够成为（世界卫生组织）正式成员的一个可能性就在于国会能够集聚足够的能量，说服白宫采取更具建设性和积极的措施来推动这一动议。我不相信包括布什总统在内的任何一位总统会主动公开地推动实现这一动议，因为他们始终要与中国（大陆）维持某种平衡。”^[88]为此，韦克斯勒一再声称他将领导国会台湾连线致力于采取更为积极大胆的措施来帮助台湾获得更大的“国际活动空间”。2003年以来，台湾连线曾多次联名致函布什总统、国务卿鲍威尔和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布兰特女士，支持台湾加入世界卫生组织。

在此后的2004直至2008年间，在亲台华裔美国人、特别是“台湾人公共事务协会”的游说下，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几乎每年都就台湾“加入”世界卫生组织或者提出方案或者进行呼吁。但如同下文讨论所显示的，自陈水扁进入第二任期后，“民主牌”正逐渐地失效，亲台华裔美国人的游说影响力也逐渐削弱，国会参众两院围绕台湾“国际空间”的努力也逐渐陷入沉寂。在“台湾人公共事务协会”的网站上，有关国会台湾连线帮助台湾“加入”世界卫生组织的努力的记录到2008年后就已经停止，从2007年起已经没有任何新的议案提出。

三、“民主牌”的失效

纵观亲台华裔美国人的游说，有相当成功的时期，也有非常沉寂的时期。尽管亲台华裔美国人的游说以意识形态正确性展开游说不会遭遇爱国主义的民族主义化，但却有可能面临亲台华裔美国人的利益诉求与美国国家利益相矛盾和冲突的可能。这样，尽管亲台华裔美国人的游说不会面临爱国主义责难，但却可能面临被刻意忽视的风险，特别是发生利益冲突时。事实上，相对于20世纪80年代的沉寂，当前阶段亲台华裔美国人游说的沉寂很大程度上源于亲台华裔美国人对于“民主牌”的过度开发，进而发生了其利益诉求与美国整体国家利益的矛盾和冲突，直接导致“民主牌”的失效。

对于亲台华裔美国人而言，要获得游说的成功有着天然的优势，那就是台湾当局与美国在意识形态上有着共同认知，无论是冷战时期的“反共恐共”还是后冷战时期的“民主自由”。随着中美关系正常化、台湾地区实现“民主化”转型以及冷战终结，台湾当局对美“身份外交”开始进入第二个阶段。尽管依然时刻不忘渲染祖国大陆的“共产主义国家”性质，台湾当局对美“外交攻势”强调的着重点开始逐渐转向宣扬“民主化”的台湾地区是华人世界第一个实现了直接选举的“民主国家”，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了社会多元化、言论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是亚洲“美国式民主制”的“达标国家”，竭力塑造一个全新的“自由民主台湾”的国际形象，试图在美国朝野形成一种基于“民主国家”身份之上的认同观念，重获美国乃至国际社会的认同。^[89]与此同时，攻击祖国大陆是“独裁专制”的共产主义国家，是对“民主台湾”乃至所有民主国家的威胁等等，试图以此影响和加强美国对台的“民主国家”身份认同，以博取美国的同情和支持，对抗祖国大陆的统一要求。台湾当局的这一努力使得亲台华裔美国人的游说环境得到保障，从来不会有人质疑亲台华裔美国人的政治立场。如同“台湾人公共事务协会”所声称的，“‘台湾人公共事务协会’认为支持（台湾地区的）民主化是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因为台湾更为开放的社会有助于巩固亚太地区的安全与和平”。^[90]事实上，正是通过塑造与美国相同的意识形态认知，亲台华裔美国人试图建立起与美国人共享的“谁是我们共同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的观念，将祖国大陆塑造为一个有别于双方的“异类”，从而唤起美国对台湾当局的同情，并在相应的外交和安全政策上接受亲台华裔美国人游说推销的理念。

这一战略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一度取得了重大成就，其中最为重要的例子包括：（1）围绕美国对华制裁和反对赋予中国“最惠国待遇”（后改称为“正常贸易关系”）的游说；（2）1995年推动的李登辉“访美”闹剧；（3）推动国会亲台势力通过《台湾安全加强法案》；（4）推动美国为台湾拓展“国际空间”提供帮助；等等。但进入21世纪后，特别是陈水扁政府进入第二任期以后，亲台华裔美国人和台湾当局的努力过于激进，威胁到了美国将美台关系从属于中美关系的整体国家利益，进而导致其游说影响力的快速下降，“民主牌”也迅速失效，这最为明显地体现在帮助台湾“加入联合国”问题的游说努力上。

自1993年台湾当局启动“重返联合国”努力后，亲台华裔美国人便开始围绕这一议题展开各种游说活动。而同一时期正是台湾当局和亲台华裔美国人使用“民主牌”的战略战术发生重大转变的时期。在1993年至1999年间，台湾当局和亲台华裔美国人并未非常激进地使用“民主牌”，而是追求相比而言不那么激进的“重返联合国”，事实上追求在联合国内对“两个中国”的“平行承认”。这事实与台北于1991年出台的《国家统一纲领》（Guidelines for National Unification，GNU）是一致的，这一纲领坚持两岸双方都不能否认对方是平行的政治实体，在最终实现统一之前，进而可享有平等的外交代表权。^[91]台北于1995年将申请名称从“台湾中华民国”（Republic of China in Taiwan）重新命名为“在台湾的中华民国”（Republic of China on Taiwan），暗示着其从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立场的背离。但这一朝向“一个分裂的中国”或“两个中国”的发展仍不能满足民进党“台独势力”的要求，该党党章呼吁“建立一个与台湾的主权相符的独立国家，制定新宪法……并基于国际法原则重返国际社会”。

自2000年起，台湾当局和亲台华裔美国人围绕“加入”联合国的战略方针发生了明显变化，并逐渐被美国认为是“麻烦制造者”，将会危及美国的整体国家利益。陈水扁政府上台后，试图以“新国家”的身份“加入”联合国。陈水扁在2002年提出“一边一国”时声称，“台湾”就是“中华民国”的同义词。2007年，台北第一次以“台湾”名义申请加入联合国。换句话说，自2000年以后，民进党集中于凸显使台湾地区“完全区别与中国大陆”的要素。但由于担心台湾地区“民主化”会释放迫使中国大陆使用武力阻止台湾正式宣布“独立”（进而把美国拖下水）的民族主义力量和独特国家认同，台湾当局作为“麻烦制造者”的形象正在西方的台湾事务观察家中形成。^[92]考虑到中国大陆对于阻止“台独”的坚定决心和维护中美关系大局的重要性，大多数美国人和政治家、学者、官员都认为，民进党当局的“入联公投”是“无益”、“不负责”、“挑衅性”和“错误”的；通过将“入联公投”与单边改变两岸现状相联系，台湾当局和亲台华裔美国人的“民主牌”游说策略正快速丧失影响力。例如，2008年2月10日，67家亲台华裔美国人组织联合在《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发布联合广告，为台湾“加入”联合国而游说。在广告宣传语中，这67家亲台裔美国人组织颇为不满但又无可奈何地声称，美国政府“持续高分贝地反对‘入联公投’，不仅令人怀疑美国是否真心有意支持民主，并且有损美国在东亚作为民主捍卫者的声誉”，因此“我们希望美国能支持‘入联公投’。但无论是什么原因导致美国无法支持‘入联公投’时，我们要求美国至少能选择不再公开出声反对，尊重并让台湾的民主程序顺其自然发展”，因为“支持民主不能有双重标准”。^[93]

亲台华裔美国人“反共牌”和“民主牌”的先后失效，很大程度上表明作为亲台华裔美国人故土的台湾地区，在美国的内政和外交都更多只具有工具性价值，台湾当局的任何可能威胁到中美关系大局和两岸关系总体稳定的举动，都是华盛顿所不欢迎的。^[94]这再一次证明族裔游说的局限性，即使没有被民族主义化的风险，族裔游说仍受美国与族裔故土关系、美国对族裔故土政策等的限制。

【注释】

[1]龙文彬、黄国枏：《台湾及两岸三地华人人口推估方法——理论构建与实证探讨（以美国为例）》，“中华民国侨务委员会”编印，2002年12月，第2页。

[2]［美］孔秉德、尹晓煌：《美籍华人的跨国民族主义和美中关系：跨越太平洋世纪的现状与未来》，载［美］孔秉德、尹晓煌主编：《美籍华人与中美关系》，余宁平等译，新华出版社2004年，第1页。

[3]萧新煌、周素卿、陈东升、曾嬿芬：《台湾地区移民及其在美国的调适过程与回流转向：以洛杉矶及纽约为例》，“中华民国侨务委员会”编印，1994年，第1页。

[4]“中华民国侨务委员会”统计室：《台湾地区移居海外侨民概况调查报告》，2002年，第22页。

[5]徐荣崇：《美国、澳洲、加拿大三国台湾侨民比较研究》，“中华民国侨务委员会”委托研究报告（OCACSO-094-01），2005年12月，第2页。

[6]Far East Economic Review,June,15 1995,p.13；姜兰虹、徐荣崇：《区位决策与就业适应——以雪梨的台湾移民为例》，载《地理学报》第27期，第1—20页。

[7]萧新煌、周素卿、陈东升、曾嬿芬：《台湾地区移民及其在美国的调适过程与回流转向：以洛杉矶及纽约为例》，“中华民国侨务委员会”编印，1994年，第23页。

[8]“中华民国侨务委员会”统计室：《台湾移居美国侨民人口》，2000年，第1页。

[9]王桦：《在美台湾移民数量少社经地位高》，http://epochweekly.com/b5/186/8313.htm。

[10]“中华民国侨务委员会”统计室：《台湾地区移居海外侨民概况调查报告》，台北2002年版，第22页。

[11]“中华民国侨务委员会”统计室：《台湾移居美国侨民人口》，2000年，第1页。

[12]王桦：《在美台湾移民数量少社经地位高》，http://epochweekly.com/b5/186/8313.htm。

[13]US Census Bureau: “The Asian Population: 2000,” Census 2000 Brief,February 2002,p.9.

[14]US Census Bureau: “The Asian Population: 2010,” Census 2010 Brief,March 2012,p.14.

[15]“中华民国侨务委员会”编：《台湾移居美国侨民长期追踪第九（2011）年调查报告》，2011年，第18页。

[16]“中华民国侨务委员会”统计室：《台湾地区移居海外侨民概况调查报告》，2002年。

[17]“中华民国侨务委员会”编：《台湾移居美国侨民长期追踪第九（2011）年调查报告》，2011年，第9-10页。

[18]“中华民国侨务委员会”统计室：《台湾地区移居海外侨民概况调查报告》，2002年。

[19]“中华民国侨务委员会”编：《台湾移居美国侨民长期追踪第九（2011）年调查报告》，2011年，第15页。

[20]“中华民国侨务委员会”编：《台湾移居美国侨民长期追踪第九（2011）年调查报告》，2011年，第19-20页。

[21]王桦：《在美台湾移民数量少社经地位高》，http://epochweekly.com/b5/186/8313.htm。

[22]“中华民国侨务委员会”编：《台湾移居美国侨民长期追踪第九（2011）年调查报告》，2011年，第31-35页。

[23]后来改名为“一百万人委员会”，具体可参见Stanley Bachrack,The committee of One Million:“China Lobby”Politics,1953～1971（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6）,pp.58-76。

[24]孙逊：《美国华人华侨与台湾当局任务政策》，九州出版社2012年版，第67-68页。

[25]Joseph Keeley,The China Lobby Man: The Story of Alfred Kohlberg（New Rochelle,NY: Arlington House,1969）,pp.131-32；［美］罗斯·凯恩：《美国政治中的“院外援华集团”》，张晓贝、史达为、陈功、景宪法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页。

[26]［美］唐耐心(Nancy Bernkopf Tucker）：《艰难的抉择：美国在承认新中国问题上的争论（1949～1950）》，朱立人、刘永涛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8页。

[27]金光耀：《国民党在美国的游说活动——以顾维钧为中心的讨论》，载《历史研究》2000年第4期，第62页。

[28]金光耀：《国民党在美国的游说活动——以顾维钧为中心的讨论》，载《历史研究》2000年第4期，第62页。

[29]Joseph Keeley,The China Lobby Man: The Story of Alfred Kohlberg（New Rochelle,NY: Arlington House,1969）,pp.10,122.

[30]James L.Baughman,Henry R.Luce and the Rise of the American News Media（Boston: Twayne Publishers,1987）,pp.8-9,156.

[31]［美］罗斯·凯恩：《美国政治中的“院外援华集团”》，张晓贝、史达为、陈功、景宪法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62-63页。

[32]［美］罗斯·凯恩：《美国政治中的“院外援华集团”》，张晓贝、史达为、陈功、景宪法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69页。

[33]参见金光耀：《国民党在美国的游说活动——以顾维钧为中心的讨论》，载《历史研究》2000年第4期，第64-66页。

[34]Russell Warren Howe and Sarah Hays Trott,The Power Peddlers: How Lobbyists Mold America’s Foreign Policy（Garden City,New York: Doubleday and Company,Inc.,1977）,p.33.

[35]［美］麦礼谦：《华侨到华人——二十世纪美国华人社会发展史》，香港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363页。

[36]孙逊：《美国华人华侨与台湾当局任务政策》，九州出版社2012年版，第71页。

[37]Stanley D.Bachrack,The Committee of One Million:“China Lobby”Politics,1953-1971（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6）,pp.37-39; Gayle B.Montgomery and James W.Johnson,One Step from the White House: The Rise and Fall of Senator William F.Knowland（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8）,pp.126-127.

[38]佟静：《宋美龄与美国“院外援华集团”》，载《百年潮》1999年第8期，第61页。

[39]Testimony of Hamilton Wright,Jr.,Before Senat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March 25,1963,in Russell Buhite ed.,The Dynamics of World Power: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1945-1973,Volume IV（New York: McGraw-Hill,1973）,p.205.1962年，台湾当局提高了和汉密尔顿—怀特公司的合同的要求。“百万人委员会”的马文·莱伯曼在写给亚洲人反共联盟（Asian People’s Anti-Communist League）的唐·弗里菲尔德（Don Frifield）的信中称，台湾当局对汉密尔顿—怀特公司的服务越来越不满。该公司的服务过于昂贵且“不再有用”。

[40]Stanley D.Bachrack,The Committee of One Million:“China Lobby”Politics,1953-1971（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6）,p.62.

[41]Stanley D.Bachrack,The Committee of One Million:“China Lobby”Politics,1953-1971（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6）,pp.62,66-69.

[42]Stanley D.Bachrack,The Committee of One Million:“China Lobby”Politics,1953-1971（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6）,pp.62-63.

[43]Stanley D.Bachrack,The Committee of One Million:“China Lobby”Politics,1953-1971（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6）,p.106.

[44]Marvin Liebman,“An Interview with Chiang Kai-shek,”National Review,Vol.10（June 1961）,pp.383-384.

[45]Stanley D.Bachrack,The Committee of One Million:“China Lobby”Politics,1953-1971（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6）,pp.278-279.

[46]Stanley D.Bachrack,The Committee of One Million:“China Lobby”Politics,1953-1971（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6）,p.61.

[47]Lisa McGirr,Suburban Warriors: The Origins of the New American Right（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1）,pp.78,83-84,110,169.

[48]Mary C.Brennan,Turning Right in the Sixties: The Conservative Capture of the GOP（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95）,pp.12-13.

[49]James Fetzer,“Clinging to Containment: China Policy,”in Thomas G.Paterson ed.,Kennedy’s Quest for Victory: American Foreign Policy,1961-1963（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p.179; Kenyon S.Chan,“U.S.-Born,Immigrant,Refuge,or Indigenous Status: Public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Asian Pacific American Families,”in Gordon H.Chang ed.,Asian Americans and Politics: Perspectives,Experiences,Prospects（Washington,DC: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an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229.

[50]Leonard A.Kusnitz,Public Opinion and Foreign Policy: America’s China Policy,1949-1979（Westport,CT: Greenwood Press,1984）,pp.95-96; Stanley D.Bachrack,The Committee of One Million: “China Lobby”Politics,1953-1971（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6）,pp.180-182.

[51]Congressional Quarterly Almanac,Vol.17（1961）,p.351.

[52]Letter from Marvin Liebman to Mrs.William Petersen,December 15,1965,Correspondence Series,Box 18,Folder P,Committee of One Million,Marvin Liebman Collection（MLC）,Hoover Institution of War,Peace,and Revolution,Library and Archives,Stanford University,Palo Alto,CA.委员会以每1000名捐献者信息25美元的价格出售。

[53]Statement of Cash Receipts and Disbursements,Year Ended March 31,1960,China File,Box 177,Folder 2,Walter Judd Manuscript Collection（WJC）,Hoover Institution of War,Peace and Revolution Library and Archives,Stanford University,Palo Alto,CA; Stanley D.Bachrack,The Committee of One Million:“China Lobby”Politics,1953-1971（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6）,p.160.

[54]Letter from Gilbert Jonas to Marvin Liebman,August 8,1961,Correspondence Series,Box 19,Folder S（Misc.）,MLC.

[55]Urban Whitaker,“China Lobby’s New Gambit,”Nation,Vol.193（October 7,1961）,p.227.

[56]Harry W.Ernst,“Committee of One Million Behind the Handout Curtain,”Nation,Vol.194（March 17,1962）,pp.236-37.

[57]A.T.Steele,The American People and China（New York: Mcgraw-Hill Book Company,1966）,pp.240-250.

[58]A.T.Steele,The American People and China（New York: Mcgraw-Hill Book Company,1966）,pp.97-103.

[59]A.T.Steele,The American People and China（New York: Mcgraw-Hill Book Company,1966）,pp.105-106.

[60]A.T.Steele,The American People and China（New York: Mcgraw-Hill Book Company,1966）,p.245.

[61]Russell Warren Howe and Sarah Hays Trott,The Power Peddlers: How Lobbyists Mold America’s Foreign Policy（Garden City,New York: Doubleday and Company,Inc.,1977）,pp .42-43.

[62]Clifton Brock,Americans for Democratic Action（Washington,D.C.: Public Affairs Press,1962）,p.144.

[63]A.T.Steele,The American People and China（New York: Mcgraw-Hill Book Company,1966）,pp.130-135.

[64]［英］罗斯玛丽·福特：《重新定义：国内局势及60年代美国对华政策》，载姜长斌、［美］罗伯特·罗斯主编：《1955-1971年的中美关系——缓和之前：冷战冲突与克制的再探讨》，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303页。

[65]［美］杰里尔·A·罗赛蒂：《美国对外政策的政治学》，周启朋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348页。

[66]A.T.Steele,The American People and China（New York: Mcgraw-Hill Book Company,1966）,pp.103-104.

[67]Robert G.Sutter,The China Quandary: Domestic Determinants of U.S.China Policy,1972-1982（Boulder,Colorado: Westview Press,1983）,pp .161-162.

[68]Jie Chen,Foreign Policy of the New Taiwan: Pragmatic Diplomacy in Southeast Asia（Cheltenham: Edward Elgar,2002）,pp.25-26.

[69]Tony Emerson,“Making of a Democrat,”Newsweek,20 May 1996,pp.10-15.

[70]Shelley Rigger,.From Opposition to Power: Taiwan’s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Boulder,CO: Lynne Rienner,2001）.

[71]Cheng-yi Lin,“The US Factor in Taiwan’s Political Development,”in Jaw-ling Joanne Chang ed.,R.O.C.- U.S.A.Relations,1979-1989（Nankang,Taipei: Institute of American Culture,Academia Sinica,1991）,p.141.

[72]Cheng-yi Lin,“The US Factor in Taiwan’s Political Development,”in Jaw-ling Joanne Chang ed.,R.O.C.- U.S.A.Relations,1979-1989（Nankang,Taipei: Institute of American Culture,Academia Sinica,1991）,pp.141-142.

[73]“About FAPA,” http://fapa.org/new/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19&Itemid=27.

[74]Catherine Kai-ping Lin,“Taiwan's Overseas Opposition Movement and Grassroots Diplomacy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case of the Formosan Association for Public Affairs,”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Volume 15,Number 46（February 2006）,p.144.

[75]Catherine Kai-ping Lin,“Taiwan's Overseas Opposition Movement and Grassroots Diplomacy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case of the Formosan Association for Public Affairs,”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Volume 15,Number 46（February 2006）,p.146,footnote #68.

[76]Catherine Kai-ping Lin,“Taiwan's Overseas Opposition Movement and Grassroots Diplomacy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case of the Formosan Association for Public Affairs,”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Volume 15,Number 46（February 2006）,p.147.

[77]Http://www.fapa.org/update/generalinfo/FAPA-100.htm.

[78]“Congressional Taiwan Caucus-Background,”FAPA,http://www.fapa.org/TaiwanCaucus/background.html.

[79]Catherine Kai-ping Lin,“Taiwan's Overseas Opposition Movement and Grassroots Diplomacy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case of the Formosan Association for Public Affairs,”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Volume 15,Number 46（February 2006）,p.156.

[80]Http://iwebs.url.com.tw/main/html/newtaiwan/1253.shtml.

[81]Http://taipeitimes.com/news/2002/01/14/story/0000119857.

[82]Cameron M.Otopalik,“Taiwan’s Quest for Independence: Progress on the Margins for Recognition of Statehood,”As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14,No.1（2006）,pp.82-100.

[83]《美国国会形成反华联盟》，载《华盛顿邮报》2000年2月22日，引自http://www.east.net.cn/military/txt/360.htm。

[84]张睿壮：《布什对华政策中的“蓝军”阴影》，载《美国研究》2002年第1期，第42页。

[85]《台美外交史上历史性的一刻——美国国会台湾联机正式成立！》，FAPA，2002年4月9日，http://www.fapa.org/TaiwanCaucus/ChinesePR.html。

[86]“中央社”华盛顿1999年4月13日电。

[87]邵育群：《国会对台湾拓展国际空间的支持》，载孙哲等：《美国国会与中美关系：案例与分析》，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18-219页。

[88]Haley Chang,“Taiwan to Get Caucus in U.S.Congress,”Taiwan News,21 December 2001.

[89]“Managing the Taiwan Issue: Key Is Better Relations with China,”Report of an Independent Task Force（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1995）,p.11.

[90]“About FAPA,”FAPA,http://www.fapa.org/main/about_fapa.htm.

[91]John J.Metzler,Divided Dynamism: The Diplomacy of Separated Nations: Germany,Korea,China,rev.edn.（Lanham: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2001）.

[92]See Andrew D.Marble,“Introduction: The‘Taiwan Threat’Hypothesis,”Issues & Studies,Vol.38,No.1（2002）,pp.1-16; Michael D.Swaine,“Trouble in Taiwan,”Foreign Affairs,Vol.83,No.2（2004）,pp.39-49; Robert S.Ross,‘Taiwan’s Fading Independence Movement’,Foreign Affairs,Vol.85,No.2（2006）,pp.141-148; and Robert Sutter,“The Taiwan Problem in the Second George W.Bush Administration—U.S.Officials’Views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U.S.Policy,”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Vol.15,No.48（2006）,pp.417-441.

[93]《六十七个台美人团体联登华邮广告，呼吁美国政府支持台湾入联公投》，FAPA，2008年2月8日，http://www.fapa.org/uncampaign/2008。

[94]Keith Bradsher,“Defiant Leader of Taiwan Scraps Unification Panel With China,”New York Times,27 February,2006; “US Official Says Taiwan’s Independence Means War,”Agence France Presse,11 May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