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事件报道的议程设置

二、突发事件报道的议程设置

媒体可根据需要，对突发事件的报道进行相关的议程设置。

首先是社会责任的议程设置。以5.12地震为例，当时灾难刚刚降临的时候，温家宝总理在飞机上通过主流媒体，表示“在重大灾难面前，我们一定要镇定，信心、勇气战胜灾难”;到了灾区又发出“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就要做百倍的努力”的救援指示。这些信息都在第一时间通过大众传媒传遍大江南北。地震震动海内外，温家宝总理话语通过大众传媒也在震动着海内外人们的心灵。中国的媒介在第一时刻承担起真正的社会责任，中国的传媒人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感到责任的重大。

在汶川抗震救灾的报道中，新闻记者注意抓细节，如那个刚刚被从废墟当中被救出来的孩子向解放军敬礼的镜头;在电视镜头前，那些依然还被埋在废墟中人们坚强的话语，通过电视画面呈现在受众的面前;还有广播电台主持人那些发自肺腑的感慨和言论，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电视传播单向交流的缺陷。在突发事件报道过程中，由于媒介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人们更多的是从电视媒介中获取信息，而从广播电台和新闻发布会上获取的信息，成为了一种原有信息的强化和补充。

其次是在突发性媒介事件的议程设置过程中，注重人文关怀。在5.12大地震这类突发性公共危机事件中，人员和财产损失惨重。以前，我国媒介对于灾难中的损失报道仅仅是数据。随着时代和社会的进步，公众对冰冷的数字产生了一种隔阂。他们需要更多死者和伤者的信息，需要充满同情和痛惜的文字、音响和画面。只有这样才能表达出公众心中对于死者和伤者的怀念与同情。在报道死亡和伤亡人数的时候，增加很多人性化的话语，不但有面上的数字，而且还有一个个由于灾难而丧失生命的例子，让冰冷的数字在一个个案例面前都变成了受众心目中鲜明的形象。这种人文关怀渗透到我们的报道中，会极大地激发埋藏在中国人民内心的深处的人性最光辉的一面。从这点出发，新闻报道的功能不仅仅是告知，还应该“阐释”、“剖析”和“预警”，应该以理性的事实选择和诠释，使新闻报道具有建设性意义。

再次是通过议程设置，实现媒介的政治功能。在5.12四川地震危机报道中，媒体通过其议程设置，实现了两个政治功能:一是营造社会舆论氛围、全力配合政府救援行动;二是突出共识，众志成城抗震救灾。

当温家宝总理对着电视镜头向全国表示:“广大军民团结一致，众志成城，我们一定能够战胜这场特别重大的地震灾害。”正在灾区受苦受难的民众以及对痛苦感同身受的中国其他地方人民，在这样坚定的声音中，都听出了其中的决心和斗志。全国人民乃至全世界的华人都从中感受到了一种抗震救灾、众志成城的精神力量，一种人文光辉的情绪油然而生。所有的新闻报道营造了一个中国人民全力抗灾、众志成城，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百倍的努力去营救被困人员的悲壮的、充满人性关怀的舆论氛围。

与此同时，大量成功救人的事件报道鼓舞着救灾人员的士气，这就更需要通过这样的议程设置来实现媒介的政治功能。

最后是通过议程设置调节社会动员时的平衡点，使社会稳定，国家安定，人民安居乐业。李普曼曾这样形容大众传媒:报刊(媒介)就像探照灯的光束一样，不停地照来照去，把一件又一件的事从黑暗处带到人们的视域内。被媒介照到的内容也许就进入受众的视野里，而那些没有照到的，就不会被受众关注。而这其中的原因既有客观因素的影响，也有主观因素的影响。

媒体选择报道力度的方式是经过其操作者主观筛选的，而议程设置的选择的准确性，要受到新闻事件本身复杂性的限制以及客观因素的制约。虽然媒体的责任在于将社会上发生的重要事件告诉给受众，但是完全客观真实地反映社会现实是不可能的，信息在传播过程中肯定存在不同程度的变化。而这种由于媒介从业者主观上刻意或者无意间造成的扭曲，正是我们所说的媒介事件议程设置。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更应该注意危机报道的策略议程设置，危机刚刚爆发时也许媒体没有意识到，但是在后续的报道中，媒体要把握危机报道的平衡，这是保证社会动员全面平衡的基础。^[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