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突发性事件报道

（三）重大突发性事件报道

对于重大突发性事件的界定，没有统一的标准。但是在新闻实践中，还是有一定的判断原则的。

一个是突发，事先无法预知，突如其来，应对处理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另一个是影响大。具体来说可以归纳为这几个方面：一是战争；二是人力不可抗的重大自然灾害，如强烈地震、水灾、台风等；三是带有人为因素的各种重大灾难，如死亡人数众多的矿难、事故、火灾、疾病传播、恶性案件等。

这些重大的突发事件，往往会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稳定造成重大影响，党和政府十分重视，人民群众十分关注，也是新闻报道的重要内容。⁽⁸⁾然而重大突发性事件，由于事态无先兆，突如其来，关乎民生，易引发骚动，因而给媒体操作带来困难，但是社会责任决定了媒介在重大突发性事件中的角色扮演。

广播如何扮演好它的角色？是广播人在新闻实践中和新闻报道理论研究中应该不断思索的问题。

1.广播重视重大突发性事件报道的原因解读

（1）受众的需求

人类的所有活动包括新闻活动，也是一种趋利避害的生存本能，即所谓“雨来蚁变，震前鼠迁”。在动物界一旦有威胁出现，尚有监视环境之责的“哨兵”，及时向同伴发出警告的声音。对于人类而言，出于维系群体安全的需求，传递灾祸新闻信息的手段随着人类社会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也不断地更新、进步。从古代的烽火、驿使、信鸽，到现代的警笛、防空警报、报纸、广播、电视、网络，这些手段对人类维系安全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由于灾祸发生人们的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被打乱，他们的日常休闲性、享受性消费都会中止或锐减。然而，有两种消费会激增：一是基本生活所需物的消费（救灾物资）；二是新闻信息消费。美国马时里兰大学研究中心对受众心理的一项调查表明，受众特别关注“惊人的消息的真实性及其潜在的影响性和危害性”，以及人类自身‘利害攸关’的新闻。⁽⁹⁾。

重大突发性事件新闻作为一种信息，它与常态新闻一样，甚至比常态新闻更能起到环境监督、沟通信息、组织协调的作用。

环境监督。传播学四大先驱之一的拉斯韦尔1948年在他的《社会传播的结构和功能》一文中，明确把“监视环境”列为传媒的三大功能之首（另两个为联系社会、传递遗产）。他认为，对各种自然灾害和社会消极现象进行报道，为世人敲响警钟，是传媒监视环境的主要内容。传播学的集大成者施拉姆把媒介比作“社会雷达”，指的就是环境监督的功能。日本是自然灾害多发的国家，民众非常需要突发情况的信息，日本的广播也因为及时地播报信息赢得受众的青睐。比如地震，只要有震感，广播就能马上确切告知地震的方位和震级。因此，日本的广播被称为“安心的广播”。而人们对于发生在身外的灾祸报道的关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对照自己身边的环境，以防灾难重演。

沟通情况。重大突发性事件报道传递真实信息的重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战争发生，告知人们战事情况，以便人们据此作出行动判断。台风将至，通知居民疏散可使其幸免于难。1996年11月19日21时56分55秒，我国南黄海海域发生6.1级地震，上海市区有强烈震感。上海市民纷纷致电新闻单位和地震台，了解地震的中心、震级和趋势。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最早在当晚11点发布《重要消息》，回答了大家关心的问题，强调指出，“根据地震资料分析，不可能有更强烈的地震发生”。市民们听后便放了心，纷纷回家睡觉。⁽¹⁰⁾正确及时的报道可以对迷信、谣言产生抑制作用。过去由于新闻透明度不够，灾害谣传在我国民间时有发生，其内容或是对未来灾难的预言，或是对已发生灾难的任意猜度。实践证明，特别是当传播科技为灾害谣言的散布助推后，对正常的生活生产、社会稳定产生的不良后果不可小视。与传统官方媒体的大众传播方式和面对面的人际传播方式相比，网络和手机短信“虽有其快捷优点，又有其语言表达含混不清的缺点，而这种缺点无疑加深了事件在传播中的暖昧性，又进一步地激发了传播的欲望。”⁽¹¹⁾2003年3月广州城内有关非典的谣言短信满天飞，一时间人心慌慌。对于谣言，媒体应给予及时权威的引导，否则公众会视为是媒体的一种默认，那么谣传会加倍放大。

组织协调。重大突发性事件报道在这方面的功能是较为突出的。重大的自然灾难发生后，新闻报道能给人以危机感与紧迫感，从而激励人们奋起应战，及时沟通信息，便于人们在抗灾中开展组织工作和协调工作。此外，报道的作用还表现在“精神救灾”上，即恢复、重建被灾害破坏的精神世界，唤起人的主体意识，重新激发人的生存意识和生存意志，宣传营造乐观向上、积极振奋的社会氛围，这些也是媒体社会责任的凸显。

毋庸置疑，对重大突发性事件的报道已经成为媒体竞争的焦点。而广播在报道重大突发性事件时具有其他媒介不可比拟的优势。首先，相对于报纸、电视和网络等媒体，广播具有较强的信号覆盖优势，广播信号的接收过程简便，收听伴随性强，因而在灾难救助过程中广播屡建其功。其次，广播更具新闻信息采集与传送的速度优势。相对于纸质媒介的排版印刷和电视新闻的音像合成，广播新闻的采集与传送更为简便快捷。当重大事件发生后，广播媒体常常因快捷优势而先声夺人，赢得新闻“第一落脚点”。针对重大灾害天气，某些发达国家的广播媒体建立了自己的报警系统。如1966年6月8日，在美国堪萨斯州的龙卷风灾中，当地广播电台利用自己的报警系统向公众发出警报，利用无线电广播系统和定点的广播同时向公众发布灾难预报和即时气象信息。据后来统计，堪萨斯当地广播电台发布的预警信息比当地气象站的警报还要快30秒。⁽¹²⁾据报道：2004年12月26日，印度南部沿海维拉伯蒂讷姆村一个名叫马尼的渔民和其他400多人刚刚从海里捕鱼回来，他们最先发现快速翻滚涌来的大浪，立刻奔到村里平时用来作粮食保障工作之用的“信息传播中心”，通过挂在高杆上的公共广播系统大喇叭播出了发生海啸的消息，让村民们赶紧逃命。靠渔民的危险意识和低成本的技术使7000名村民幸免于难。1998年设立的这个“信息传播中心”，其网络由太阳能驱动的多台电脑组成，村民通过它能获得各种地方信息，如天气、保健、农业和粮价等信息。海啸发生前，这种无线网络已经把当地15个村庄连接在一起，采用的信息都是从英特网上下载的、用当地语言播发的消息。海啸来临的关键时刻，广播救了七千条人命。⁽¹³⁾

广播的这些优势使得广播在各种媒体竞相发展的今天，仍然是当代社会防灾减灾的“生命线”媒介。为此广播要做好重大突发性事件报道，把好信息筹码，掌好竞争优势，在媒体战中争取更大的生存空间。

2.广播重大突发性事件报道的操作程式

重大突发性事件由于其题材的特殊性，事件发生的突然性，因而媒体在报道把握上首先要注意报道角度的问题。有些媒体，在灾难新闻报道中为求“独家”和吸引力，置灾难的主体事件和群体于一边，刻意寻找灾难中的一些边缘问题和“花边”内容来报道，这是报道视角的极大错位。灾难新闻本身的“悲剧性”使有些媒体找到了“炒作”的材料，一些媒体便利用灾难新闻中受害人的痛苦，作为新闻的卖点来吸引受众。以暴力和道德的缺失来吸引受众，最终只会使受众产生反感，虽赢得了受众一时的眼球，却伤害了受众对媒体长久的忠诚度，在媒体竞争的市场上不可避免地被质疑其诚信。其次，报道要注意人文关怀。讲求社会公德和人文关怀应该是每个新闻媒体应有的社会责任，在灾难新闻报道中更应该体现这一原则。第三，要注意避免重大突发性事件报道的负面效应。如果对重大突发性事件作过度强调信息流量和速度的报道，而忽视正确的舆论导向和节奏把握，还有可能引发人们的不安和恐惧，甚至是社会恐慌。

广播媒体做好突发事件报道应把握好以下几方面：

（1）内容上把好“主题”关

重大突发性事件报道作为一个事件，它处于运动变化之中，呈现一种运动状态。而对于运动中的事件的报道，由于事件从发端、发展再到结束，每一个阶段所呈现出来的事态是不同的，因而广播媒体应在事件每一个阶段的报道上注意把好“主题”观。

国外学者通过研究分析，将媒体关于疾病疫情的报道分为四个时期：初始时期、科学时期、人性时期和政治时期（Rogers，Dearing，＆Chang，1991）。笔者认为这个报道时期的划分也大致适用于疫情报道之外的其他重大突发性事件的报道。国内学者对此也有相应的划分，将受众在突发性危机事件中对媒体报道的需求分为资讯渴求、情绪渲泄和精神支柱三个层面。⁽¹⁴⁾如果将二者结合，可以导出一个对于报道重大突发性的理论构架：在重大突发性事件发生的早期，受众的需求处于“资讯渴求”层面，此时的媒体报道相应地处于“初始时期”和“科学时期”，报道以向受众提供科学的信息为主；在事件的发展期，人们对事件的一般情况有所了解，继而产生“为什么会这么严重、糟糕？”的疑问，受众的需求上升到“情绪渲泄”层面，此时的报道进入“人性时期”，以人性化的报道弘扬人格的力量，化解受众的不满情绪；事件发展的后期，事态得到有效控制，在经历了长时间的抗争后，受众的耐心受到挑战，迫切需要“精神支柱”，此时的报道则相应地进入“政治时期”，应着重进行策略反思以吸取教训，同时培育受众信心与决心。

以2004年12月26日至2005年1月19日国际台印度尼西亚语新闻板块中的消息部分海啸报道发稿量所占比例为例，海啸新闻报道量大致经历了三次高潮。第一次高潮是在灾难发生之后的1至3天内，海啸新闻报道的发稿字数从12月26日的120字上升到每日500字以上。26日当天的新闻中只有一条关于此次灾难的消息，即《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综合稿。27日，相关消息增至4条，占播发的消息总数的1/3。第二次高潮出现在2005年元旦前后。随着新年的临近，全球对受灾地区的关注与同情也在节日的气氛中再次上升。与此同时，国际社会的救援队也抵达印尼各灾区。2005年1月1日后，海啸相关新闻的发稿字数达1000字，占总发稿量的40%以上。第三次高潮出现在1月5日之后，到1月7日。1月6日的海啸相关新闻发稿量为1420字，1月7日达1830字。接近或超过总发稿量的50%。这次报道高潮的背景在于东盟地震和海啸灾后问题领导人特别会议的召开以及中国政府总理温家宝的与会。相关内容主要是围绕这次特别会议所通过的行动宣言、国际社会的协同求援和危机防范措施以及中国政府的政策与行动等问题展开。⁽¹⁵⁾

从国际台对海啸的报道个案中，我们不难看出这三个报道阶段体现了前文所述的一个报道规律。

（2）报道上把好“人性”关

重大突发性事件把好“人性”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报道中融入人情味。重大突发性事件是恐怖的、沉痛的、肃穆的，因而在报道这类信息中体现出人情味有一定的难度。我国对重大突发性事件的报道比起西方媒体而言，要缺少人情味，没“情”的原因主要是在表现人物上那种脸谱化的表现方式。二是在报道中要倾注人文关怀。“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充分揭示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本质特征。对于重大突发性事件，应该以人本思想，体现平等、平和的人文关怀意识，把新闻理念、新闻内容、新闻语言有机地糅合在一起，及时化解可能产生的危机。灾难新闻不能盲目地追求轰动效应，对于血腥或者悲伤的场面要考虑报道后受众的心理反应。文字表现应以不令读者惊惧、反感为限。此外要加强报道的服务功能，这主要表现在相关知识的传播与普及上，以便人们对突变的现实作出正确应对。

（3）反应上把好“制度”关

重大突发性事件报道尽管存在着突发性、特殊性的特点，但是它也有一定的规律性。抓规律，实际上将前人的报道经验梳理成一种理性的，便于操作的报道制度，最重要的就是制定报道预案，将重大突发性事件的报道准备寓于日常工作，特别是事前的准备工作中，否则会带来新闻报道的混乱与无措，建立这种报道的反应机制才能使报道工作有条不紊顺利进行。日本的NHK对重大突发性事件报道的制度很完善，它的危机应对手册内容非常详细，细致地规划各类可能的紧急事态发生后的报道流程，甚至还对灾难报道的背景音乐的使用、记者、主持人的语言、语调都提出了具体要求。

（4）形式上把好“多元”关

重大突发性事件报道由于题材重大，注定了多元化的报道形式，才能全面、深刻、立体地反映事件的全态。形式的多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各种体裁的有机配合，发挥组合式报道在重大突发性事件中最大效应；二是实施整合传播战略，让广播媒介作为危机管理的一股社会力量发挥更大作用，在媒介竞争中进一步提升影响力。广播要整合网络、手机短信等信息传播手段，服务于重大突发性事件的报道。

（5）表现上打好“个性”牌

广播报道关于一场灾难的严重性，除了死伤人数、财产损失外，灾区景象的再现是最能直观表现灾难严重程度以及获得人们同情的。广播应充分发挥声音优势，通过事件的声音再现新闻，丰富生动的音响传播新闻事实，调动听众的思维想象空间，使听众脑中呈现出鲜活的新闻现场。2003年，黑龙江电台对齐齐哈尔市发生“8・4”日军遗弃芥子毒气桶泄漏伤人事件进行的全息报道，报道中典型音响的运用，张广播声音之优势，扬广播个性之风采。报道中，年龄最小的受害者高明在医治过程中剧痛难忍那撕心裂肺的哭叫声，李贵珍父亲妻子看到李贵珍被芥子毒气残害得面目全非、惨不忍睹的遗体时，那悲欲绝的哭诉声，无不令人心恸落泪。这些音响是对当年日本隐瞒遗弃在中国化武罪行的声讨和控诉。

（6）导向上把好“正确”关

报道要本着“帮忙不添乱”的原则，进行科学正确地舆论引导。不回避灾情，直面灾难的悲剧性质，但又不是被动、消极地被灾难牵着鼻子跑，而是主动积极地采集党和政府及人民群众抗灾救灾的事实，热情讴歌抗灾救灾的壮举、义举，在灾难新闻中融入科学和理性，给群众以正确的舆论导向，激发起广大干部群众的信心、力量和希望，这是灾难新闻所必须高扬的时代主旋律。记者在采访中必须围绕这一主旋律挖掘材料。这是因为，大面积的灾害肆虐，事关国计民生、政局稳定和社会发展的大局，新闻工作者决不可凭一时的感情冲动，不分主次地随意采写，一定要坚持主旋律。⁽¹⁶⁾报道灾祸新闻，我们的重点要放在查清灾祸暴露出来的工作漏洞，引导公众正确地认识灾祸，回答并解决公众的种种担忧，指出战胜灾祸的前景和途径，增强大家对战胜灾祸的信心和勇气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