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愿做一颗铺路的石子

彭加木（1925年6月～1980年6月），曾用名彭家睦。195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农学院，曾任北京大学农学院土壤系助教，前中央研究院技佐。新中国成立后，在中科院生理生化所、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委员会及生化所先后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1965年当选为上海市和全国人大代表。1979年兼任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副院长。1980年6月17日在新疆罗布泊洼地进行科学考察时不幸殉职。

口述者龚祖埙是彭加木生前的同事，上海生物所生化细胞研究所研究员。

口述：龚祖埙

采访：谈　争　朱新华

整理：朱新华

时间：2011年1月13日

地点：上海科技学院会议室

癌症，只是纸老虎

彭加木在1957年被查出胸腔有纵膈障恶性肿瘤，这是一种不治之症。对他来说，这是一次很大的打击。但是他时刻激励自己，要“在战略上蔑视敌人”。也就是在这时，他写出了“昂藏七尺志常多，改造戈壁竟若何。虎出山林威失恃，岂甘俯首让沉疴！”的七言诗。1960年，他又一次被查出有异常网状细胞。医生提示，患这种病的人只能活三个月。住院治疗期间，医院曾两次发出病危通知书。当时我们都很难过，感觉很惋惜。但彭加木同志并未恐慌，而是暗暗下决心要和病魔作斗争。让我们高兴的是，在积极配合医生治疗下，他的病情得到了稳定和控制，纵膈障里的肿瘤逐渐缩小，成为这种绝症病人中的特例。恶性肿瘤虽然暂时得到控制，但随时还可能复发，所以他就一直没断过药。病情稍有好转时，他就要求重返边疆。他说：“只有在那里才能展现出我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克服一切困难，埋头苦干

彭加木同志一生从事生化研究工作30年，其主要工作是酶、蛋白质和植物病毒的研究，尤其侧重于植物病毒的研究和防治。1972年，中科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重新组建病毒组，由彭加木担任组长，开始对粮食作物、经济作物病毒做广泛调研，解决了病毒鉴定、病毒质粒的分离提纯抗控血清的制备等问题。我们组也成为当时全国植物病毒研究的一支重要力量，研究涉猎甚广，包括柑橘黄龙病、桑萎缩病、小麦丛矮病、水稻普矮病、黄矮病、大麦土传花叶病、甘薯丛枝病、哈密瓜花叶病等等。

彭加木被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在北京开会时，他碰见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陶铸就跟他讲，现在广东省的柑橘生了一种病叫黄龙病，要请他去广东。于是他就跟我一起去了广东。为了看到病毒，确定病毒，他经常到福建、广东出差，采集了几大筐这两个地区的柑橘的叶子，带到上海生物化学所进行化验。这个工作量还是蛮大的，有时还要日日夜夜地做。这个工作他花了十几年的时间和很多精力，一直做到差不多文化大革命结束才有了结果。

记得在1966年“文革”期间，在一次党小组会上，彭加木用自然科学的事物运动发展观批驳林彪一伙鼓吹的“顶峰论”，遭到残酷迫害，被关入“牛棚”长达15个月。接着又是隔离审查，几乎无法进行正常工作。到1974、1975年国家实现第二次解放时，他就主动要求到沙漠、乡下、稻田去劳动，搞科研。

彭加木在实验室搞科研

无论是在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病毒组任组长，还是作为科考队长在罗布泊考察，他的责任和压力都是很大的。我们研究所也就七八个人，大都是年纪比较轻的大学生。平时工作中，作为生化所科研队的一员，同时也是年龄较大、比较资深的研究员，无论是去出差还是劳动，他都是带头人，会主动照顾年纪轻的同志。出差时，他喜欢带很多东西，比年轻同志带的东西还要多。因为当时物质生活条件极其匮乏，所以他把能带着的东西尽量带着。为此，他特意准备了一根小扁担，挑着方便。

他的性格比较倔强，看见有什么不对的地方，都会提出自己的意见。这一点跟有些人不太一样。他性格也比较急躁，有什么看法、不同意见也会提出来，有时甚至会跟别人争得脸红耳赤。但他即使跟朋友争得很厉害，也从不记在心上，只是提出不同的意见。

“让我的骨头，为新疆的土壤多添一点有机质”

彭加木和新疆科研事业的结缘是源于一次偶然的机会。1956年他参加中科院综合科学荒漠考察队，第一次到了新疆。同年，党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他听到这个消息，一再请求组织上批准他到边疆进行科学研究。正在这时，研究所准备送他去苏联学习核磁共振的新技术，这是他很向往的专业。但是他还是对党组织的负责同志说：“出国学习，人人都乐意。到边疆工作，困难比较多，我身体很好，家庭放得下，还是让我到边疆去吧。”就这样，他带着“罗布泊^[1]的研究要在中国”的坚定愿望，抱着“我想做一颗铺路的石子，让别人踏在自己的背上走过去，也是光荣的，我愿一辈子做这样的铺路石子”的决心踏上了新疆之旅。此后，他一共去新疆15次，帮助改建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

彭加木与戈壁

到新疆分院履职不到半年，他就带领着第一支全部由新疆科学家组成的综合科学考察队，进入了被称为“死亡之海”的罗布泊荒原。

彭加木第一次闯入罗布泊是在1964年。那里积存着的丰富的盐类，生长的各种野生动物和植物，使他感到万分惊喜，立志要揭开宝藏之谜。于是他计划先从南北、东西纵横各穿越罗布泊湖盆一次，然后再绕湖盆一周勘察。他根据多次探查得到的资料，断定该地层积存了大量的钾盐，还可能有稀有金属和重水等贵重资源。他准备打开一条通道，对其地理地貌、动植物、水文地质、土壤及考古等学科作一次全面考察，彻底揭开祖国大地上的这个千年之谜。

1979年秋，在罗布泊地区科学考察时，彭加木对新疆分院的同志说：“一个多世纪以来，俄罗斯人、瑞典人、日本人一次又一次来到罗布泊考察探险，写了许多关于罗布泊、楼兰的文章。以致外国人不无骄傲、中国人不无伤心地说，罗布泊在中国，而罗布泊的研究在国外。我不希望在罗布泊，全是外国人留下的足迹。作为一个中国人，就凭这一句话，我就觉得应该把自己的骨头埋在罗布泊，使它的土壤多一点中国的有机质。”此后，他就积极组织成立罗布泊科学考察队。

1979年，冬彭加木又一次率考察队进入罗布泊，踏勘了20多天，回来后即制订了《罗布泊洼地科学考察方案》。到1980年5月初，他又带队前往考察，终于在5月底自北向南纵穿罗布泊湖盆中心地带成功，第一次揭开罗布泊的神秘面纱。

1980年5月上旬，他奉命率领一支由地理、化学、气象、土壤、沙漠和考古人员组成的考察队，由北向南纵贯整个罗布泊，进行科学考察。5月9日，他和考察队员乘3辆汽车，迎着漫天风沙，在大漠中艰难蠕动着。第二天，我们进入湖中心地带，看见地面上全是白灰色的盐碱土。中午，这里的气温高达48℃，一丝风都没有，使人感到喘不过气来。顾不得涸海中的炎热和干渴，在他的指导下，我们立即进行考察。我们就地挖了一个深坑，里面露出灰绿色的沙土层，中间夹杂着呈颗粒状的石膏层，用嘴一尝，味咸且苦。5月13日，我们来到湖南端的盐壳地带，剥开仅两厘米的尘土，只见下面全是枕块般的盐结晶体。只见他急忙拿出笔记本，边记边说：“这下面全是宝物，如果把它们开发出去，那用途就大了！”

1980年6月5日，是一个永远值得纪念的日子。这一天，考察队由北向南纵贯干涸的湖底，终于按计划到达本次考察的终点——楼兰，打开了罗布泊的大门。史无前例的纵贯罗布泊湖底的任务，首先被中国科学考察队胜利完成。

奉献，生命的意义

“我愿做一颗铺路的石子。”彭加木一直把这句话作为指导行动的准则。1956年，当他决意要参加新疆科考队时，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里，上从领导下到同事，对于他去新疆考察都给予了理解和支持。大家感觉这个工作很重要。再说他本人也具有这方面的条件，虽然他不是地质学家，但对地质学极其感兴趣。

我常想，上天跟他的生命开了一个很大的玩笑，但是他的一生已经很好地诠释了生命的意义。

链　接

竖立在罗布泊上的纪念碑

著名科学家彭加木先后15次到新疆进行科学考察，1979年任新疆科学院副院长，3次进入巴音郭楞的罗布泊进行探险，调查自然资源和自然条件。1980年5月，他带领一支综合考察队进入新疆罗布泊考察，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揭开了罗布泊的奥秘。

1980年6月17日上午10时，因科学考察途中缺水，彭加木主动出去为大家找水，不幸失踪。彭加木失踪后引起国内外极大关注。国家先后4次派出十几架飞机、几十辆汽车、几千人拉网式寻找，都未有结果。

为纪念这位在中国科学史上首先穿越罗布泊以身殉职的科学家，1981年10月，上海市人民政府授予他“革命烈士”光荣称号；1981年11月，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在他遇难的地方，竖立纪念碑。

采访札记

继承与弘扬“彭加木精神”

关于彭加木，我想大家都比较熟悉。他的感人事迹对于许多人来说更是耳熟能详。但是，当接到通知要写一篇关于彭加木的回忆性的专访时，却让我感觉颇为棘手。其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彭加木已经离我们而去，我无法访问到彭加木本人。几经周折后，我非常有幸地联系到彭加木在世时的同事龚祖埙。在龚老的积极帮助下，才有了这篇有关彭加木的口述文章。

提起彭加木，就不得不说到他给后人留下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彭加木精神”：一种甘当铺路石子的精神，献身科学、献身边疆的精神。掐指算来，彭加木离开我们已有30余年了，但彭加木精神并没有随时光流逝，他那种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克服一切困难、埋头苦干的精神，全心全意为发展我国科学事业、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精神，已经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

此次采访，让我感想颇多。或许彭加木只是一个时代的象征和符号，却感动着我们每一个人。作为年轻一代，我想，缅怀彭加木的最好方式，就是继承和弘扬他的精神。

【注释】

[1]罗布泊，充满了神秘色彩。这是我国西部试验原子弹和氢弹的地方，曾因“蘑菇云”的升起而闻名世界。它地处新疆塔里木盆地东侧，是我国最大的咸水变迁湖。后来因流入湖内的塔里木河下游河床被风沙淤塞，改道南流，罗布泊逐渐干涸，沦为盐层地带和不毛的沙漠，最后竟成了人们谈虎色变的恐怖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