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温州的一个小镇。刚去的头十天，我为找工作跑遍了大街小巷。这里的厂真的多如牛毛，什么制衣厂、阀门厂、五金厂、鞋材厂……在一些村子里，家家户户都有一个手工小作坊，轰隆隆的机器声从白天到夜晚从来没有停止过。这里最多的厂要算鞋厂了，而且大多数外来工都云集在这里。
后来，通过朋友介绍，我进了一家小鞋厂。我的工作是打包装，就是把一双成型的鞋按要求放进鞋盒里。看起来简单，操作起来很麻烦。或许是我的运气好，刚进厂就遇上赶货，一个月下来产量有30000双。虽然很累，但一听到工资可观，心里还是挺高兴的。
到第二个月发工资时（在温州，许多工厂害怕员工流失，一般都要压员工一个月的工资），我就像掉进了冰窟窿凉透了心，我的工资和车间的一些人比起来低得太多，足足少了1000元。我怀疑是主管算工资时搞错了，便找他去理论，结果主管骂得我狗血淋头：“你想工资高，你去开前帮机，你去锤鞋……干吗要来干普工？”我无趣地离开了主管办公室，也就是在那时，我终于知道了自己的身份是一个普工。也就是在那时，我知道了在温州的许多工厂存在着员工等级分化的现象，特别是鞋厂，他们把员工按照工位分为特级工、一级工、二级工、三级工和普工，特级工的保底工资是2200-2500元，一级工、二级工、三级工、普工领计件工资。由于单价不一样，员工的工资悬殊很大，一级工和二级工一年到头能够存点钱，三级工的工资刚好够花费，普工就必须勒紧裤腰带，有的还得借钱花。我心里感到很不是滋味，和那些一、二级和三级工相比，普工所付出的时间和劳动量并不比他们少，工资却比他们少得多；同时，普工在主管眼中比那些等级工低人一等，那些一、二级工请假时主管一般都会同意，而普工请假就困难得多，主管总是以人员不够用为借口不同意；有时候普工和一、二级工发生摩擦，挨批评的是普工，挨罚款的是普工，被开除的，普工占多数。总之用我们主管的话说，宁愿走十个普工也不愿走一个一级或二级工。在这样的环境里，那些一、二级工也愈来愈看不起普工，常常对一些普工吆三喝四。因此有一段时间，我很想离开温州，但每当我走出工厂的大门，我就感到茫然，不知何去何从。
或许是心里不平衡的缘故，我开始迟到和早退，开始和主管顶嘴。记得有一次，我感冒需要上医院，上午9点就向主管请了假，主管破天荒同意了，但他要求我再坚持一个小时，否则作旷工处理。第一次得到这样的待遇，我当时很激动，但这种心情没延续到二十分钟就骤然降到了零下。在我向主管请完假回到岗位不久，就发现一个叫陈雄的一级工拿着放行条屁颠屁颠地跑出了车间，经打听才知道他女朋友过来度周末了。于是，我愤怒地离开了车间，至于主管在身后吼叫什么的我根本没有理会。
第二天早会，主管宣布了对我的处罚，并把一张100元的处罚单贴在车间的罚款栏里，理由是无故旷工。在和主管辩理时，主管一再重复：“你愿做就做，不做就走人，工资一分没有，温州啥都缺，就是不缺两条腿的普工……”愤怒之下我撕毁了罚款单。晚上加班，我的工位被一个女孩代替了，主管说我不适合在厂里干。但最后，我并没有被开除，原因是我的一个老乡是一级工，他对主管说：“他人生地不熟，又没钱，到哪里去？干脆我带他一起换厂算了。”虽然是这样，但我还是出了血。那天晚上，我们把主管请到一家饭庄吃饭，主管好像忘记了我们的不快，几杯酒下肚后，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说看在都是打工的分上，他放我一马。他说只要我好好干，他下个月把我从普工升到二级工，现在还差个名额。后来这个名额被一个特级工的亲戚拿去了，主管不好意思，就给我加了50元奖金。其实那天晚上的饭钱加他洗头的20元总共230元，用去了我四分之一的工资。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一直盼望有一级工或二级工离厂，但这种盼望就像在做梦。我也想过跳槽，但在温州，普工跳到哪里都是普工。因此我相信了表哥的话——跳槽不如守槽。我一守就是两年，在这两年里，我目睹了肖扬、小雪、王克等十四位工友的遭遇，他们都是普工，没钱花了，干不下去了，辞职厂里又不批，最后白白地丢下一个月工资自动离职；我也目睹了十二名普工因工资太低拒绝上班的事，结果罚款的罚款，开除的开除；我还看到几名普工白天上班，晚上就和一些社会流氓混在一起，结果被人在街头砍得半死；我还听说某某厂两个月招了500人，最终只留住了38人。
如今，我依然是一个普工，在普通的岗位上默默地工作，但是当有人在耳边说起“普工”二字的时候，我的心里就不是滋味，我愈来愈觉得“普工”和“外来工”一样带着一种歧视和偏见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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