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子厚墓志铭》阅读指要

《柳子厚墓志铭》阅读指要

《柳子厚墓志铭》，元和十五年（820）韩愈任袁州刺史时作。这篇被誉为“昌黎墓志第一，亦古今墓志第一”（储欣《唐宋八大家类选》卷十三）的文章，叙述了柳宗元一生事迹，赞扬了柳宗元的文章学问、政治才干和高尚道德，对柳宗元长期遭贬、穷极困顿的经历寄予了深切的同情。这是了解柳宗元事迹和韩、柳关系的一篇重要作品。

一、标题：以字名篇

《柳子厚墓志铭》标题不称柳宗元官爵而称柳宗元之字。柳宗元在中央曾任“礼部员外郎”，在地方曾任“柳州刺史”，按惯例，墓志铭标题应标明官衔，而这篇文章却根据“朋友相呼以字”的规矩以字名篇。

韩愈所作祭文碑志，一般讳名而称官职。《国子助教河东薛君墓志铭》，“薛君”指薛公达，曾任“国子助教”。《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试大理评事”指王適，曾任“试（代理）大理评事”。以字相称，唯友情笃深之亡友。《南阳樊绍述墓志铭》，樊宗师，字绍述，任左司郎中，其墓志铭不称官爵而称字。《李元宾墓志铭》，李观，字元宾，任太子校书郎，其墓志铭亦不称官爵而称字。樊宗师、李观为“韩友四子”成员（另两位为柳宗元、欧阳詹），“韩友四子”为古文运动之健将，文学主张与韩愈遥为呐喊桴鼓相应。《柳子厚墓志铭》以字标题（《柳子厚祭文》亦如此），乃韩愈视柳宗元为人生知己使然。

二、文体：打破陈格

墓志铭是放于墓中刻有死者事迹的石刻。墓志用散文叙述死者世系、岁月、爵里等，墓铭以韵文颂扬死者。《柳子厚墓志铭》内容独特，文笔多姿，志详铭略，打破陈法。正如前人所称，“在志铭尤无此格”（林云铭《韩文起》卷十二）。

《柳子厚墓志铭》之“志”未按常格依次述及传主之世系、名字、爵里，打破体例，作法新颖。“若篇首不叙姓氏，却于中进士第后，点出柳氏有子；不叙里居，却于归葬时，点出万年先人墓侧，而姓氏里居自见，其作法皆与他篇不同。”（同上）《柳子厚墓志铭》之“铭”仅“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一句，虽用韵文，给人的感觉是“铭若赘疣”（李扶九《古文笔法百篇》卷十五），大约在韩愈看来，前文之述备矣，通常铭文中那种空洞虚无的赞美之辞对柳氏而言完全是多余的。

墓志铭这种文体，六朝以来即有“铺排郡望，藻饰官阶”（章学诚《文史通义·外篇》）的凝固格式。《柳子厚墓志铭》一反常格，对柳宗元参与“永贞革新”作了负面评价：“不自贵重顾藉，谓功业可立就。”作者打破墓志铭通常一味歌功颂德的陈规，在盛赞逝者才学人品的同时，对其早年参与的政治斗争不无微词。这种不为尊者讳的写法，在韩愈七十多篇墓志铭中罕见。

墓志铭的写法以叙事为主，但是，韩愈这篇文章却两次以较大篇幅发表议论，一是把朋友真情和浇薄世情的不同对比一番，一是把文学成就和穷困际遇的关系剖析一番，这也是违反墓志铭常规的。墓志铭写法“有正、变二体”，正体唯叙事实，“变体则因叙事而加议论”（徐师曾《文体明辨叙说》）。韩愈的这篇文章应算作“变体”。韩愈是写墓志铭的绝顶高手，文章大家独创新格，是不会墨守成规的。《柳子厚墓志铭》的文体及内容突破，受到很高评价：“即令先生自第所作墓志，亦当压卷此篇。”（储欣《唐宋十大家全集录·昌黎先生全集录》卷六）

三、主线：文学风义

《柳子厚墓志铭》实笔叙写柳宗元一生中四个片段：少年才俊、柳州德政、以柳易播和文学成就，概括了柳宗元的一生。虽述传主一生事迹，并非事无巨细一一详述，而是精心剪裁，突出重点，“全力发明子厚之文学、风义”（吴闿生《古文苑》卷三），主要从为文、为人两个方面为柳宗元画像。

文章三度言及柳宗元的文学成就。“为词章，泛滥停蓄，为深博无涯涘，而自肆于山水间。”柳宗元的文学成就主要在永州，永州十年是他政治上最失意、生活上最困窘的时期，也是文学创作最丰盛的时期。“衡、湘以南为进士者，皆以子厚为师。经承子厚口讲指画为文词者，悉有法度可观。”柳宗元的文学活动，确立了其文学大家的地位，在文坛上产生了深刻影响。故韩愈断言“其文学辞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传于后如今，无疑也”，准确预言了柳氏文学在未来不可动摇的地位和难以磨灭的影响。

文章多次涉及柳宗元为人之高尚情操。父亲柳镇“号为刚直”，见出柳氏风义之泉源；解放奴婢、“以柳易播”两事，见出柳氏风义之典实；观察使河东裴行立、舅弟卢遵营葬，见出柳氏风义之影响。要求改易播州刺史，“不忍梦得之穷”之“泣”，意欲造福柳州百姓，“是岂不足为政”之叹，无不洞见肺腑，刻画了一位正直的官员对朋友、对百姓感人至深的“风义”。

四、表达：议论风生

《柳子厚墓志铭》重在写传主一生业绩，却从叙柳宗元事迹中引发出精彩的议论。这些议论，与叙事融为一体，精辟深刻，增加了文章的深度。

从“以柳易播”一事引出“士穷乃见节义”一段议论：“一旦临小利害，仅如毛发比，反眼若不相识；落陷阱，不一引手救，反挤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这种饱含哲理的话语，针砭现实，情绪愤激，寓意深远，耐人寻味，是对世态炎凉、人心叵测的社会现实的愤怒抨击，也是对见利忘义、卖友求荣的无耻之辈的无情鞭挞。

又从“斥久”“穷极”际遇引出诗文穷而后工一段议论：文学辞章，必传于后，出将入相，未必留名。韩愈强调柳宗元“必传于后”的文学成就获益于“斥久”“穷极”的遭遇。所谓“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韩愈《荆潭唱和诗序》）。失意穷愁之人身处社会底层，往往能深触政治的利弊，人民的甘辛，从而写出动人心魄的优秀作品。韩愈在此揭示出具有普遍意义的艺术规律。

墓志铭的写作，一般不太可能如许发议。韩愈笔下，却是议论风生，气势逼人，其现实针对性和说理深刻性令人感到绝非多余的笔墨。

五、手法：对比映衬

《柳子厚墓志铭》多次采用对比手法。柳宗元任职京师之时，“名声大振”，诸公要人，“交口荐誉之”；斥久穷极之时，“无相知有气力者推挽”。这是对比柳宗元前后的际遇，彼一时，此一时也，见出官场人情之淡薄，世态之炎凉。“平居里巷”之人，平时“誓生死不相背负”；“一旦临小利害”则“反眼若不相识”。这是对比社会上两种人物之节义观，指斥重利轻义卖友求荣的小人，高扬柳宗元“士穷乃见节义”的崇高人格。又作假设性对比。假使柳宗元“有人力能举之”而“复用不穷”，“为将相于一时”，则其文学辞章，必不能传之以后：“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这是将生前富贵死后湮没和生前困顿死后留名对比，弘扬境遇困而能愤、诗文穷而乃工之至理。非深交之人，固然不能写出如许文字，韩愈的这种写法，无疑也有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心中之块垒的深意。

映衬的运用是表现手法又一特点。高祖伯柳奭“得罪武后，死高宗朝”，父亲柳镇，不媚权贵“号为刚直”，映衬“柳氏有子”。裴行立“有节概，重然诺”，卢遵“自子厚之斥，遵从而家焉，逮其死不去”，映衬柳宗元风节的影响。于此可以看出韩文前呼后应行文绵密的特点。

六、语言：灵动多变

古人对《柳子厚墓志铭》语言风格多有评论。“妙在说子厚始进时极斟酌，得罪处极含蓄，废弃后极勤敏，真瑜瑕不掩，绝不为子厚讳，就有无尽淋漓处……行文之妙，真绾事有法，感慨有情。”（章懋勋《古文析观解》卷五）

用词字斟句酌。柳宗元才华出众，声名鹊起。“踔厉风发，率常屈其座人”，“诸公要人，争欲令出我门下”。一个“屈”字，生动活脱，少年才俊如现读者眼前，一个“争”字，突出执政诸公网络名士心态急切，亦为下文写柳宗元参与永贞革新埋下伏笔。

下语精练传神。“崭然见头角”，形容柳宗元中进士时显露超群才华；“酒食游戏相征逐”，描摹饮酒作乐时呼朋唤友，往来密切之情形；以“落陷阱，不一引手救，反济之，又下石焉”数语，刻画乘人之危，伤口撒盐之世相：都写得栩栩欲活，简练有神灵动多变。这些用语，后来演化为“崭露头角”“酒食征逐”“落井下石”等成语。

句式长短参差。有的句子很长，如“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悦……皆是也”一句，计84字，文意曲折而语势通畅。有的句子很短，如“子厚少精敏，无不通达”，“呜呼，士穷乃见其节义”等，不过10字，节奏急促而遒劲有力。长短句在文中交错使用，文章既流转自如，又屈曲雄健，表现出一种特有的句式之美。

七、难点：永贞革新

永贞革新之败为柳宗元一生之转捩点，作为传记的《柳子厚墓志铭》对此不可回避。

永贞革新，柳宗元深深卷入，对此，历史上的主流观点是彻底否定的。《旧唐书·王叔文传史评》：“（韦）执谊，（王）叔文乘时多僻，而欲斡运六合，斟酌万几，刘（禹锡）、柳（宗元）诸生，逐臭市利，何狂妄之甚也！”《新唐书·王叔文传赞》：“叔文沾沾小人，窃天下柄……宗元等桡节从之，徼幸于一时，贪帝（唐顺宗李诵）病昏，抑太子（广陵王李纯，即位为唐宪宗）之明，规权逐私，故贤者疾，不肖者媢，一偾而不复。”

韩愈曾修《顺宗实录》，保存了永贞革新大量史料。他一方面对“二王”之人品彻底否定，另一方面对废除宫市、释放宫女、免除赋税、打击宦官、抑制藩镇种种改革措施则基本肯定。《顺宗实录》用“市里欢呼”“人情大悦”“百姓相聚，欢呼大喜”等语给予赞扬。对永贞革新，韩愈的基本态度是：“对‘永贞革新’主将二王是鄙薄其为人，而不及其事，对柳、刘等人是盛赞他们之为人，而惜其不该与二王为伍的。”（张清华《韩学研究》上册，第120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这一评价是公允的。

了解这些背景，对读懂读通《柳子厚墓志铭》至关重要。柳宗元是“二王”集团的骨干，而韩愈对擅搞权谋的“二王”深恶痛绝。且柳宗元春风得意之时，正是韩愈远贬阳山之日，两人的政见和遭遇不同。而写柳宗元一生，永贞革新又不可不提。且看韩愈如何措辞。

首先，韩愈坚持了自己的政见。《顺宗实录》云：“王叔文有宠，密结有当时名欲侥幸而速进者十数人为死友。”《柳子厚墓志铭》初言柳宗元名声大振，与《实录》所云“有当时名”者相符；末言柳宗元“不自贵重顾藉，谓功业可立就”，与《实录》所云“欲侥幸而速进”者相符。可见韩愈对柳宗元参与永贞革新持批评态度。

其次，韩愈为柳宗元婉曲维护。“诸公要人争欲令出我门下”这句话尤其重要，是王叔文欲结柳宗元，非柳宗元巴结权贵，柳宗元之依王叔文，是不识其奸，实欲用其材，行其道，非为富贵苟就。韩愈为柳宗元参加“二王”集团辩解，既未抹掉柳宗元参加“二王”集团的事实，又为写柳宗元的品格留有余地。由此可以看出韩愈用心的良苦和行文的巧妙。

这就带来一个问题：韩愈如此行文是否符合柳宗元的本心？时下不少文章谈及此文，不免对韩愈横加指责。笔者认为这不是实事求是的做法。柳宗元《寄京兆许孟容书》：“年少气锐，不识几微，不知当否，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又言自己“蹈不测之辜”是“狂疏缪戾”所致，“于众党人中罪状最甚。”这“罪状”，《柳河东集》虽未明言，但两唐书“斟酌万几”“抑太子之明”之说绝不是空穴来风。永贞革新期间，顺宗病风哑口，王叔文等谋划排斥嫡长子李纯，另立太子，其时柳宗元写过一篇《六逆论》，主张择嗣之道不计嫡庶，而要看是否圣且贤。在当时情势之下，这不啻是一篇不利于顺宗嫡长子广陵王李纯的文章。嗣后，李纯继位为唐宪宗，元和年间成为著名的“中兴之主”，永贞革新的许多主张恰恰是在宪宗朝得以实施的。对此柳宗元作《封建论》《献平淮雅表》等文章，真心诚意地颂扬宪宗中兴之德。柳宗元是一位唯物论者，笔者认为，《寄京兆许孟容书》中的忏悔是真诚的。正如前人所评：“子厚之心事，子厚文定案，皆著之笔端。昌黎可谓千古知己矣！”（章懋勋《古文析观解》卷五）如此说来，柳宗元九泉之下读到韩愈对自己“不自贵重顾藉”的指责，大约不会惊坐而起与韩愈辩驳一番罢！

八、疑点：柳氏行状

《柳子厚墓志铭》为名篇，然白璧亦有微瑕。韩愈虽为子厚挚友，然柳氏世系也不可能了解得十分清楚。故记载偶有舛误。

“七世祖庆，为拓跋魏侍中，封济阴公。”“七”当为“六”之误，封爵亦误。柳宗元《先侍御史府君神道表》：“六代祖讳庆，后魏侍中平齐公，五代祖讳旦，周中书侍郎济阴公。”故北魏侍中柳庆当为柳宗元六世祖，而封济阴公的是柳宗元五世祖柳旦。

“曾伯祖奭，为唐宰相，与褚遂良、韩瑗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朝。”柳奭永徽三年代褚遂良为中书令（宰相），武则天立为皇后，柳奭贬爱州刺史，旋被杀。柳奭是柳旦之孙，与柳宗元的高祖子夏为兄弟，此当云高祖伯，作者误记为曾祖伯。

关于柳宗元卒时，《柳子厚墓志铭》称柳宗元“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此亦误记，据《旧唐书·柳宗元传》，柳宗元卒于是年十月五日。

《柳子厚墓志铭》是韩愈应刘禹锡之邀而作。凡作墓志必依托死者家人递交的行状（简单记载逝者情况的材料），其时柳宗元子女尚幼，不能理事，舛误可能源于柳家送来的行状。显然，上列疑点不会影响《柳子厚墓志铭》一文的阅读。

九、拓展：悼文三篇

除《柳子厚墓志铭》外，韩愈还写过两篇悼念柳宗元的文章。《柳子厚祭文》重在抒发悼念亡友的深情，《柳州罗池庙碑》重在表达柳侯治柳的政绩。对一位亡友，韩愈三度深情撰写悼念文章，韩集中绝无仅有，而三篇文章既自成系统又别具一格，堪称古今悼念文章之绝唱。

参读这两篇文章，可以对柳宗元事迹和韩、柳关系作更深入的理解。《柳子厚祭文》写柳宗元临终向韩愈、刘禹锡托孤：“临绝之音，一何琅琅？遍告诸友，以寄厥子。不鄙谓余，亦托以死。”一可见柳氏之心无芥蒂，对韩愈高度信任，一可见韩子之高风亮节，对子厚忠肝义胆：这种难能可贵的相互信赖，表现了肝胆相照的朋友之间的真挚感情和高尚节操。“文末述及托孤，肝膈呈露，真能不负死友者，读之使人气厚。”（林纾《韩柳文研究法·韩文研究法》）

《柳州罗池庙碑》描叙柳宗元在柳州刺史任上的治绩。“生能泽其民，死能惊动福祸之”，是对柳宗元政绩的集中概括。柳宗元整饬礼法，教化柳民，以农为本，发展经济，实行改革，废除陋习。柳州社会四年大治。柳宗元卒后，柳民建庙罗池祭祀，表现柳侯在柳民心中的崇高地位。

韩愈悼柳三文，着眼点不同，读来绝无复沓之感。读韩愈的文字，一个才高气傲、生不逢时，饱含冤屈、备尝艰辛的柳宗元形象卓立于读者心中。后人对柳宗元事迹的了解，多得之于韩愈这三篇文章。

（原载《中学语文教学》2010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