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行在凉山秘境中的民国脚步

在民国以前，大小凉山一直是人们心目中的神秘之地，其在自然资源上的富饶吸引着商贾、探险者和科考学家，但“其政治风俗，自成一区，历来无敢深入凉山求知其内幕者”（《雷马屏峨调查记》）。

常常的情形是“汉人潜入夷地者，由附近素相认识者为援引，或则夷地中亲友相报，率由山径小路，不令地方约保知之”（《马边厅志略》）。但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人们对了解凉山的迫切再也挡不住，考察凉山的热潮不断兴起，而马边往往就是各路团体从四川进入大小凉山北部的门户。

在可考的史料中，最早进入小凉山的是1912年四川省派出“三边屯务调查员”杜明烽、何元体、王秉基三人，他们专程赴雷、马、峨、屏进行调查，绘制出《峨马雷屏四县调查表册》一卷，对四县的军事、夷务、屯垦、物产等记载甚详，对“屯务”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这三人中的王秉基是四川乐山人，其弟王陵基非常有名，乃近代四川的风云人物，当过四川省政府主席，也是四川的老牌军阀。

王秉基在早年曾与吴虞联手创立书局、报社和学堂，堪称蜀中名士。通过王秉基可以看出这次调查组的成员身份特殊，但由于路途的艰难和环境的险恶，他们并没有走遍小凉山，而是只在马边、雷波、屏山等边缘地带走马观花了一次，“其所做的工作，尚不能视为凉山区域的实际调查工作”。

所以，“三边屯务调查员”只是具有政府官员身份的儒士名流而已。而后来的情况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进入小凉山科考的大多是有专业知识背景的专家学者，比如1930年3月，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就派出汪发攒进四川，先后到马边、屏山等地采集植物。

静生生物调查所是近代中国建立较早、最有成就的生物学研究机构之一，因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范源濂（字静生，湖南省湘阴县人）而命名。范源濂1927年12月去世后，为纪念他于1928年2月在北京成立静生生物调查所，是现今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和植物研究所的前身，主要创办人为著名动物学家秉志和植物学家胡先骕。

当时，汪发攒首站就到了马边，沿周边进发，历时10个月，在小凉山区采得标本1000多号，20000余份，木材标本200段。他的这次考察有填补空白的价值，因为早在30年前，英国的一个植物学家威尔逊（1876-1930）已经来到中国，成为“打开中国西部花园的人”。

威尔逊从1899年至1911年期间，4次进入中国收集植物，足迹遍及西南地区，前后12年收集了4700种植物，65000多份植物标本，将1593份植物种子和168份植物切片带到了西方，其成就令世界震惊。但他的整个行程中却没有到过小凉山，只是在1908年从乐山、雅安经过峨边、金口河、瓦屋山地界一直到康巴藏区，这不能不说是他的一大遗憾。可以想象，当时要进入小凉山确实是需要更大的冒险，威尔逊在峨边地界上没有继续深入彝区腹地，这也让他的中国西部之旅留下了一些空白。而静生生物调查所的这次考察就具有了开创的意义，其中就在马边发现了“瑞德木新属”，可以说他们是进一步打开了中国西部花园，书写了中国人自己的植物采集历史。

值得一说的是，对植物学家来说，采集工作虽然艰辛，但也有很多的乐趣，这在后来者对马边植物的探寻中不乏精彩的记载，如任映苍在《大小凉山开发概论》中写过1941年秋季有考察团在马边大有冈、三河口查勘到了“万山老林中有落叶阔叶林”，那半山的红叶是相当的壮观，“树树雪花，以点缀于常绿针叶林间，几疑栖霞红叶已移植小凉山内。当感景色佳丽，栖霞或竟难与比拟”。

他们在目睹这样的美景之后极度震撼，却又有深埋于此不为人知的遗憾，“惟此属沦陷，不禁既感观止，复感万分愁惨惟恨耳”。这是边区植物采集过程中一些花絮，值得后人去慢慢品味。

汪发攒的工作刚完，回到北京不久，1931年春，卢作孚在重庆创建的中国西部科学院就派出杜大华、秦沛南、孙祥麟、彭彰伯等人到马边采集植物标本142号。

1934年，中国西部科学院又派杜大华、孙祥麟在马边、屏山两地采集植物标本493号，后来这些标本分别送国内相关的学术机构。而在这次考察中，他们总共派出了生物研究所、地质研究所共12名学者，其中包括发现攀枝花矿脉、有“攀钢之父”美誉的常隆庆先生。在当年5月至11月的半年时间内，他历尽艰辛到大小凉山地区进行调查，撰写出翔实的调查报告《雷马峨屏调查记》，详细介绍了当地的自然环境、土壤、气候、植被和风土民情。

此后，考察队伍更加密集，来自中西方的各路人马纷纷进入大小凉山，而考察的成员、对象、方式、内容、目的也更加丰富多样。

客观讲，在早期考察凉山的团体或个人中，西方学者、专家、传教士、冒险家是最早出现的身影，他们涉猎的范围也极为广泛，在地理、民族、宗教、经济等方面的研究都走在国人的前面，如法国传教士马尔丹在四川彝族地区传教20年，搜集了大量彝族风物和彝文文献，其著作对西方学界影响很大；又如法国探险家吕真达，他于1907、1910年两次考察凉山，著有《建昌罗罗》一书。

我国早期的一些学术机构对凉山的关注、调查和研究稍晚，主要集中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当时很多大学、学术机构纷纷设立专门的研究部门和出版专门的期刊，如1922年成都华西大学成立边疆研究学会，1938年中国民族学会出版的《西南边疆》月刊等，也正是这些学术机构、出版单位的推动，让西南少数民族地区逐渐成为各界关注的热点区域。

再到后来，进入凉山的考察队伍也更具声势和影响，他们要么从云南经过西昌入境，要么从四川乐山经过屏山、马边、雷波入境，这两条线路是当时的主要线路，其中的区别只是因考察的内容目的不同而行程有些差别而已。但不管怎么样，这些考察团体都是怀着强烈的好奇心走进大小凉山，而几乎每一次除了带给他们强烈的震撼之外，其收获也非常丰富。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考察团体中，笔者拣出重要的几个，按照时间顺序简述如下：

1935年，成都中央军官学校的教官徐孝恢等组织了一个六七人的考察团，由徐孝恢的黑彝学生带路，从马边出发考察凉山。

徐孝恢（1889-1962），华阳县人，四川“五老七贤”中的徐炯之子，家学渊源深厚。他14岁跟随华西协和大学创办者启尔德学习英语，后留学日本学习垦殖，对四川边地兴趣极浓。时为中央军校成都分校训练屯垦队230余名成员之一，恰逢校长蒋介石有开发川南边区之意，遂促成此行。后来，西安事变爆发，又因时值雨季，考察受挫，20多日后返回，但徐孝恢仍然写出了《治理凉山夷区的方案》呈交政府，只是这一成果被悬置，未受关注。

这是一次由热血青年组织的、有明确政治需要的社会学考察项目。抗战期间徐孝恢任西康省屯垦委员会垦务处处长，督导彝区各县农林技术事宜，致力于凉山的开发，而显然那一次的考察对他一生的影响非常之大。

1937年春，时任中央研究院和中央博物院考察专员的马长寿教授，率民族考察团赴凉山彝区调查，历时4个多月。但他在回成都整理大小凉山彝族考察报告时，发现一些问题尚不清楚，“虽于山陵民族与平原民族各得资料若干，而以未明土司区域之情况为憾”，决定1938年再次返回凉山收集标本，其后用了两年时间在乐山埋头撰写《凉山罗夷考察报告》。他的《彝族古代史》一书也是在这两次的实地考察基础上完成，并奠定了其在西南民族学研究上的重要地位。马长寿对学术研究非常执着，在考察期间，他为了能够更好地同彝人交流，潜心学习彝语彝文，以至在数月后“诸彝相顾惊异，以为作者亦马家罗彝也”。

抗战来临后，形势又发生了一些变化，作为大后方的凉山突然变得重要起来，其考察团的任务中明显有了国防的概念。1939年5月，中央庚款董事会组织川康科学考察团，由农学家吴文晖、经济学家伍启元带队，团员成分复杂，各不搭界，其中就有昆虫学专家周尧、著名法官齐兆武，而语言学家马长寿亦再度出现在这个考察团中。

社会学家梁瓯第，1936年写过一本名叫《近代中国女子教育》的畅销书，一度开了时代之风气，也作为此次考察团成员之一，深入大小凉山，回来后写出《我怎样通过大小凉山》一文，提交给中英庚款董事会。由此也可看出，这个川康科学考察团是个大杂烩，各路人马临时拼凑，尽管有些走马观花，但总的来说对开发凉山有助推声势的作用。

教育也是考察中的一个重点。随着民国对文明的倡导，边区教育殊为重要。1940年8月，四川省政府边区施教团来到马边，前后20多天时间中，对马边的教育、民情、物产、彝务等进行了考察，考察成员分别以专题撰文，合编出了《雷马峨屏纪略》一书。这支施教团的故事后面会专门讲到，也正是他们的考察报告真实反映了那一时期马边的教育情况。

1941年初，中国边疆建设协会委托江应樑带队对凉山进行民族学田野调查。江应樑是广西贺县（现贺州市）人，当时只有32岁，他是中山大学迁回广东后留在云南的教师，但他接受了三个任务，其中之一就是入大凉山调查彝族社会。江应樑只带了两个助手，从成都沿岷江到乐山，然后经屏山至马边，住在马边县抗建垦殖社。此后历时6个月，江应樑历经艰辛，这段经历被其子江晓林根据他的自述和回忆，写成《江应樑传》一书。书中写道：“江应樑自进入凉山，穿上了彝族的披毡，换上草鞋，吃包谷、苦荞、洋芋，喝冷水，没有菜蔬，甚至没有盐。夜晚住在彝人的草棚里，裹着‘察尔瓦’（披毡），睡在火塘边，寒冷的山风穿过草篱，直透肌肤，几不得眠。数日不洗脸，半月不更衣，蓬头垢面，无伴侣，无仆从，孤身一人，翻山越岭，辗转换保，对凉山彝族社会作直接地观察，直面黑彝奴隶主和白彝奴隶，了解他们的部落支派、家庭组织、文化生活、个人经历等各方面的情况，历时百余日。这是江应樑历次在边疆民族地区考察经历中，最为艰险辛苦的一次。”

1941年初，江应樑在马边与当地黑彝乌江抛勾卜的合影照片。图片由江晓林提供。

后来，江应樑根据在凉山实地考察所得，著有《凉山夷族的奴隶社会》一书。

进入40年代后，考察凉山的队伍更加频繁，特别是抗日后一批大学的内迁，把很多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的人才汇集于大后方，他们中诸如袁家骅、马学良、陶云逵、高华年、邢公畹、黎宗瓛、罗常培、曾昭抡等先后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他们到西南后有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在西南彝区进行了广泛的田野调查，不畏艰辛，成果斐然。

1941年7月，西南联大川康科学考察团穿越大小凉山，由曾昭抡带队，他带领裘立群、陈泽汉、钟品仁、戴广茂、周光地等10个西南联大学生上路。而这一个考察团极为特殊，因为它是一个完全自费、也无任何机构担保的考察队伍，“考察团的经费由团员自筹，不依靠学校或社会上的赞助”；同时这些青年学生完全没有在彝区旅行的经验，领队曾昭抡也只是个文弱学者，所以从出发开始人们不禁为他们捏了把汗，认为这些莘莘学子是在完成一个前无古人的创举。

曾昭抡（1899-1967），湖南湘乡人，其家族非常显赫，他是曾国藩的弟弟曾国潢的曾孙，20世纪20年代在获得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后回国任教，后来去了西南联大。当时曾昭抡已经40出头，是考察团中唯一的中年人，他的学生回忆道：“旅途中，他既要照顾、教育学生，又要不停地考察记录，口袋里一直放着小笔记本和铅笔，一旦歇脚，便随时随地记录、书写，到达宿营地后，在蜡黄如豆的油灯下，还要整理修改及补充当天的记录直至深夜，从不间断。”（裘立群《曾昭抡先生带领西南联大学生考察大凉山》）值得一说的是，考察团是“全过程步行”，无人借力于马匹、滑竿或车辆，同甘共苦，这在其他考察团中极为少见。

后来曾昭抡写出了《大凉山夷区考察记》一书，被称为“观察角度之多样，记述内容之广泛，细节描写之真实，思考问题之深刻”的纪实文学精品。其他的考察团成员也收获很大，他们的成果通过在1942年2月印行《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川康科学考察团展览会特刊》上得以展现。

应该说，通过上面的各路考察，人们对凉山的认识和研究已经粗显轮廓，初见成效，为后面的考察团队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召唤着更为细致深入的考察团队。

1940年，从哈佛大学获得人类学博士的林耀华来到成都燕京大学任教，他曾经有一个梦想，就是游历凉山，深入“倮倮国”。这一愿望在1943年7月终于实现，他“亲历了伟大的西南后方”。当时他的这个考察团只有胡良珍、校工老范、翻译王举嵩、胡占云和一个黑彝保头，但他仍然将这支队伍称为“燕大边区考察团”。虽然团队小，但林耀华的个人学术研究实力非常突出，建树也大。

这支考察团在刚进入彝区边界上时，林耀华第一次见到的彝人就是马边吼普家支的一个黑彝，所以感到非常新鲜好奇，给他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他是这样描写的：“这个人头发剃平，只留头上一束，谓之‘天菩萨’。他的胡须整个拔掉，左耳戴着耳环，身上背着一个皮袋，内贮银钱烟叶等；下体穿裤，裤脚甚宽大，且有裙边，但足部从不着鞋履草革。这个黑夷嘴角下垂，状甚骄傲。”（林耀华《川边考察纪行》）可以说，林耀华对彝族社会的研究，就是从这个他第一次见到的黑彝开始的。

从1943年7月2日到9月26日，“燕京大学边区考察团”的行程时间为整整87天，林耀华后来回到成都，撰写出了极具影响的《凉山夷家》一书，该书成为研究彝族社会的经典之作。

值得一提的是，路途中，林耀华的考察团队在雷波巧遇了同济大学医学院的考察队，由教授方超率领两个学生去“专门测量夷人的体格”，从事人类学民族学的研究。而林耀华这次的调查“一时无从统计考核”，缺的就是这一块，方超正好填补他的调查空白。从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到，40年代后各路团队纷纷涌进凉山，很多考察项目不为人知，虽然不能用过江之鲫来形容，但这大概也是当时的一道景观。

应该说，上面这些当年的大小凉山考察团队中，大多是以学术调查研究为主，目的仍然是为了经世致用，实地调查彝族社会现状，科学分析未开垦地的自然资源，并为开发马边等大小凉山制定出发展计划。

而就在这些考察团体活跃在凉山的山林沟壑中的时候，抗战的形势让西南的战略地位急剧凸显，加上刘文辉入主西康省，这块过去被人视为蛮荒之地的边疆，几乎变成了一块热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