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边境内峰峦重叠、地形复杂，是个自然资源丰富的地方，其磷矿储量在全国都居于前列，有“磷都”之称。但在过去，人们对马边的自然资源有最初认识的是铜，马边的铜早在明代就有相关的文字记载，“马湖自前明以来旧为产铜之处，今按旧址万石坪有画眉厂，前营夷地内有飞云厂，鹰嘴岩等名皆系旧基”（《马边厅志略》）。
这段话中提及的万石坪，历来是个神秘的地方，民间有“打开万石坪，世上无穷人”之说，而过去在此地开设的铜厂也证明了这点。
其实，在清朝早期，马边的铜已经很有名了，铜被称为边地膏腴，而铜为马边带来的改变是巨大的，“马边开厂以来四十余年，历年出铜，自完课（税）外，分商售卖四方，贸易接踵而至，号称鼎盛一时，故有小成都之称”（《马边厅志略》）。铜商的出现是带着资本性质的，而这也证明马边是在内陆边区资本主义萌芽比较早的地方。
关于马边当年采铜设厂的情形，还有一些记载：
厂开之初，各处商人云集，挟重赀而谋利者不可胜数。凡商贾及土人有能识矿苗者，采得其处，勘明实系山形丰厚，矿苗旺盛，先行试采，每矿一炉，出铜若干，名为试火。如果获利，再赴地方官具保批准，饬令书课，查勘有无妨碍田庐坟墓，禀覆然后招募勷砂人等排班尚紧攻采。矿苗既现，攻挖入山，仍需二三十丈或一二百丈，然后得矿，是为曹硐（即矿坑）。曹硐既得，然后招募炭窑等户，建设炉房箱甄，以为煎炼之具。
在巨大商利的带动下，到马边发财的人不少，几乎形成了一股热潮。但由于开采铜并非是一件简单的事，从头到尾都是耗时耗财费力，所以采铜一事非得兴师动众不可。我们可以通过乾隆二十五年（1760）的一件开采事件来看当时的情景。
清朝某年，铜商王珏、万雀、金玉等人在龙门溪、细沙溪、楠木坪等处发现了矿砂，便给政府打报告，“请准开采”。政府也极为重视这一商机，便派专人去考察，而确定的考察成员非常严密，为防止中间的贪污受贿，设立了相互监督的机制，所以参加考察的人分别是高县知县李鸿楷、屏山知县彭建修和一名马边县丞，也就是县委班子成员的意思。
考察的结果是认为矿点“山形丰厚”，可以试采，限定在半年内如有成效，就将议立章程，派专员去管理。但好事多磨，过了三年后，一直到乾隆二十八年（1763）才定下了这事，在经过督院批准后，派射洪县洋溪镇巡检李宗统、屏山县丞周芬斗会同管理，并设“龙门溪厂员”专门督理，这名厂员的名字叫符兆熊。
当时开采铜要上报朝廷，不能私采，更不允许铜私自流入民间。铜不仅在冷兵器时代具有崇高的地位，是国家战略资源，也是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清朝时期国家在货币上采用的是银、铜双本位制，虽然利用民间资本来开发，但仍然受控于政府的严密监控。在《清实录·乾隆朝实录》中就有这样的记载：“开采四川马边厅属铜大、雷波厅属分水岭二处铜厂，从调任总督孙士毅请也。”看来采铜并非小事，得经过省委书记一级的大员批准才行，所以上面的程序虽然有些复杂，也就可以理解了。
万事俱备后，厂正常开工，于是从乾隆二十八年七月初一开始“抽取课耗”，从这里可以看出政府之前如此关心这件事，原来是看好它的税收贡献。
这税是怎么收的呢？“每百斤抽课铜二十斤，耗铜四斤半，余铜一半分商，一半官卖。”也就是说在开采的铜中大半归官，小半归商，当时每百斤铜卖9两银子，这是官方定制，这样算来，商人实际能够拿到的银子不足3两。
那么，既然已经抽取课铜，那“耗铜四斤半”又是拿来做什么的呢？原来铜厂除了大量的生产工人外，还要养着一大批管理、守护人员，其中厂员1名，每月20两工资；课长2名，每人每月工食银2两；书记4名，也是每人每月工食银2两；巡役16名，每人每月工食银1两5钱，共24两，另外还有“油灯纸笔银”每月2两，这样一折合，就大概每月需要生产600多斤的铜来供养这些人。
虽有大量的成本消耗，但生意依然红火，四面八方而来的商人络绎相寻。
马边永乐溪，在清朝以前叫铜厂沟，这一带曾经就是马边产铜的地方。龚静染摄。
就在这年的四月，商人胡泰来、肖逢源等也在铜厂沟、大奔坎等地开采铜。由于这些地方在前明时就开采过，只因“兵燹皆废”，所以是在旧基上开采曹硐，费时不少，直到乾隆三十二年（1767）才告正式生产。而在这四年中，商人如非有雄厚的资金实力，恐怕很难熬得过来，所以其中不堪重负者极有倒闭破产的危险。
其实，开铜厂本身就是个风险很高的买卖，就算找到了矿，但矿的出产数量决定了商人的获利程度。这里面既有商人的时运，还有不少经营者的人为因素，如“存心厚薄，行事邪正，匠工巧拙”，所以“火候有得失，即盈绌丰吝之异乎”。
不仅如此，炼铜也需要具备一些客观条件，如冶炼需要大量的木炭，而木炭一般是就地取材，这样成本会降低，这就需要附近有大片的树木可伐。“当其盛时，每铜一炉，用矿三千余斤入炉煎炼，约得铜千斤或七八百斤，此其大者，其次或三四百斤或二三百斤。其时油米食物无一不贱，山林树木随处烧毁，故资本少而获利多”（《马边厅志略》）。
但后来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铜厂大兴后，人烟日众，大家都看到了赚钱的事情，便垄断山林老树，不准铜厂砍伐，致使铜厂无烧炭之处，“居民往往霸据山林，与厂民互相构衅”。这样的情形着急的不只是商人，官府也极为不满，因为当时马边盛产铜后，此项收入也成为当地主要的经济来源。
在嘉庆年间，马边每年要向朝廷“额运三万八千”的铜，这个任务跟地方官员的政绩挂钩，在周斯才当马边厅同知的有一年，就出现过完成不了任务的情况，竟然出现了“一万六千缺短”，其原因就是炭的问题解决不了，“连年以来皆开木厂，解板挖瓢，反阻铜厂烧炭”。为此他上书蕃司，请布政使出面解决问题，“请一面严出示谕，将屏邑现有铜厂地方附近老林竹木，饬令封禁，归于厂用，庶愚民知警不致歧视厂务，于铜政鼓铸大有裨益”（《马边厅志略》）。
木炭是炼铜中最大的一笔成本，无炭则无法启炉，这几乎决定了铜厂的盛衰。但自然资源的开采其实是看天吃饭，旺盛有时，衰竭也有时，这是自然规律。
“自嘉庆六年以后，大旺山上诸处铜，每炉大者不过二百斤，其小者才百余斤，甚至八九十斤，欲求敷炭本而不可得。”故“各商只好携本归里”。
商人虽然为利而来，但他们的处境却极为艰难。马边处在汉彝杂居处，商人开铜厂还面临着彝人的滋扰，如嘉庆八年（1803）的铜大厂、花板冈等地就被彝人焚烧，致使工人全逃。同时，在开采过程中，邻县为地界之争也常常让商人吃尽苦头，当时马边与屏山就常常为铜厂之利起争端，而其原因有很大的历史渊源在内。
过去，马边曾经属于屏山县管辖，乾隆二十九年（1764），马边从屏山分出，独立行政，但两地的地界就常常有交错之处，商人办铜厂搅动了当地的利益，官司不断，如嘉庆九年（1804）就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
这年八月，马边商人徐正龙寻找的矿点在与屏山的交界处，这个地方叫奔土曹，是以前就有的曹硐，这次是重新开发。徐正龙是个遵纪守法的商人，在开采之前是“报明在案，蒙准踩勘”，也就是说他是获得了政府的批准才行事的。
但就在他“费尽工本，连月攻采”之时，一伙人突然冲了过来，“将炭窑抄毁五座，炭户等五人拘拿屏邑”。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是惹到了当地土豪朱湘侯，他带着20多个乡丁闹事来了。
在这个事件中，徐正龙损失不小，“家具多被抢掳，不能开火，煎炼难以办铜济运”。而被朱湘侯抓去的几个人被关进了屏山县的监牢里，屏山当局的理由是严禁厂民在当地伐木烧炭，“此后凡铜厂需用竹木，须将官给铜本，动用公平，给价购买供用”（《马边厅志略》）。这样一来，徐正龙要想在当地炼铜，就得从屏山县政府那里买炭烧，中间的盘剥自然不少。但问题是屏邑的这一做法损害了马边的利益，所以马边厅就将此事告到上级政府，搅动了两地的官司。
在马边厅的讼文中，谈到了一个问题，即屏邑说的要买炭须得“动用公平”，马边就提出了异议。他们认为，过去是“官卖每百斤铜给价九两”，但这是乾隆二十七年的事情了，当时的柴米油盐很便宜，而如今已经过去了几十年，“百物腾贵”，如果再用旧制，“于铜本内动用公平给价，则铜本愈短，谁肯承办”？所以，所谓公平之价不过是堂皇之词而已。
另外，在当时的情况下，很多当地的民众以开垦耕种为由，占据山林，致使铜厂必须要去买他们的烧炭，实则是与铜厂争利。但在前朝定例中是开设铜厂在先，报垦土地在后，所以马边厅就认为“山树与厂相近，原应归厂烧炭”。
当然，如果这样下去，商人赚不到钱，就没有谁去办厂，国家也就没有税收，谁也得不到好处，“国家铸山煮海之利，匹夫皆得。攘背而相争，小民踞薮泽山林之富，而朝廷无贡金，鼓铸之资金岂一民尺土，莫非有之义乎”？（《马边厅志略》）
这件事虽然惊动了马边、屏山两地政府，而且还上书到蕃司衙门请求仲裁，但终究是不了了之。但既然上面对于下属是哪一边都不好得罪，致使马边方面深感绝望，“自此炭山愈难，屏山之厂愈不能办矣”。
砍了皂荚树，免得老鸦叫，为了一方利益而损害了地方经济发展，其实是得不偿失。但我们也应该看到，通过马边的铜矿开发，这个边远的小城渐渐被外人关注，与外界的沟通也逐渐增多，人丁聚集，商贸繁盛，“小成都”名声在外，这个在过去人们印象中只为了“平夷”“镇边”的地方，马边的形象也就悄然发生了变化。
铜或许只是人们探寻边地财富的一个引子，资本的汇集改变着小城的传统自然经济，封闭的边城有了被打开的可能，这又是当时的人们不曾想到的。
从19世纪的下半叶开始，来到马边的人群出现了很大的变化，他们中不仅只是军人和流官，或是为了赚钱而冒险前来的商贾，陌生的人群也出现在了马边境域，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怀着不同的目的，那么，他们将为那个动荡不安的边城带来些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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